在周三凌晨进行的世界杯南美预选赛小组赛第10轮比赛中，哥伦比亚主场4-0击败智利，其中杜兰替补出场并打入一球，赛后，他在接受国际足联官方的采访时表示，他很开心能打入进球，也希望帮助球队取得成功。
这是你本赛季替补出场后打进的第7个进球
“无论身在何处，我都准备好首发，我相信这个时刻会来临，我将永远为国家队和俱乐部尽我所能，你总是希望在上场时产生影响，我怀着这个念头继续比赛，感谢上帝，这一切发生在我身上。”
对接下来的世预赛的期待
“我们已准备好创造伟大的成就，我们是一支勤奋而谦逊的队伍。我们必须继续努力。”
中外名人玩出名堂的事例有哪些
书籍伴随着她长大——徐功巧的父亲为子女创造了一个读书的好环境徐功巧是我国首批自己培养的18位博士中惟一的一位女博士。 徐功巧的父亲是个很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十年动乱中遭厄运，后在落实政策中恢复名誉。 “书籍是青年人的导师”。 为了把孩子早日培养成才，父亲还在功巧呀呀学语的时候，就买了看图说话小卡片给她看。 随后，又买了连环画、童话集、科普画册……应有尽有。 单是《小学生百科全书》就有一百多本。 琳琅满目的书，为孩子展示了一个新奇的世界。 功巧和哥哥们在书的海洋里尽情邀游，从而丰富了想像力，培养了热爱科学的感情，萌发了探索科学奥秘的决心。 功巧在小学读书时，她家的小院里养了10多只小鸡。 她天天对它们进行观察。 后来小鸡突然染上了疾病，一下子都死了。 功巧缠着父亲追问：“小鸡好好的，怎么一下子都死了？”父亲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特地又为她买了有关家禽饲养和疾病防治方面的书，让她自己从中寻找答案。 功巧在中学读的是俄语，进大学后，为了更广泛地掌握外国科技动态，开始下苦功自学英语。 功巧的父亲精通英语，但他为了培养女儿的自学能力，并不特别加以辅导。 他仍买来不少参考书，让功巧自己钻研，只是在关键之处稍加点拨。 十年动乱中，家里收藏的书籍都被抄走了。 功巧要报考研究生，手头资料十分缺乏，当时她父亲还未被落实政策，每月领取的生活费仅占原工资的三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要给功巧添置书籍是相当困难的。 但是父亲是个很坚强的人，他把家里每月订阅的报纸、杂志收集起来卖掉，用这些钱坚持给功巧买书。 当徐功巧获得博士学位后，她自己感慨地说：“我是受父亲的培养，在书堆里成长起来的。 ”一间没有书的屋子，正如一个没有窗子的房间。 ——穆尔你应该给孩子设置个家庭图书角，或把你的一两格书架交给孩子，让孩子把他的图书排列起来，这会成为孩子奔向知识海洋的码头。 ——佚名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高尔基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托尔斯泰阅读使人充实，会谈使人敏捷，写作与笔记使人精确。 ……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 ——培根不怕，有爸爸在——父爱使安徒生的童年苦中有乐安徒生（1805—1875）是丹麦著名的童话作家。 他的父亲对文学感兴趣，但无固定职业，靠补鞋为生。 母亲是个洗衣妇。 家境相当贫困。 安徒生住的小城镇，住着不少贵族地主。 他们怕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不让孩子和安徒生这样的穷孩子一起玩。 有时他们还欺负安徒生，瞧不起安徒生。 父亲热爱自己的儿子，他对安徒生说：“不怕，孩子，有爸爸在，他们不理你，爸爸陪你玩。 ”安徒生在外面受到欺侮，在家里却可以得到温暖。 安徒生的家里只有一间小破房子。 不过这个小房子的墙上却挂满了许多图画和作为装饰品的瓷器，橱窗柜上也摆满了不少玩具，旁边还有一个摆满书籍和歌谱的书架，门玻璃上画着一幅风景画……在孤独的安徒生看来，他的家简直就是一个艺术展览馆。 为了不让孩子寂寞，爸爸常给他讲《一千零一夜》上古代阿拉伯的传统故事。 有时为了调剂一下生活，爸爸特地给孩子念一段丹麦有名的喜剧作家荷尔宝的剧本。 在他们的书架上，还有一套丹麦文的莎士比亚剧集。 爸爸也常常把这本集子抽出来朗诵几段。 这些剧本里的故事更接近现实生活，同时也更丰富多彩。 听了这些故事，安徒生充满了幻想，他要把这些生动的故事通过人物表演出来。 他想当个导演家，于是，他便把橱窗上爸爸雕刻的木偶，打扮成剧中人物开始表演，用碎布片给木偶缝制了各种不同身份的小衣服：讨饭的穷人、欺压老百姓的富人和贵族、没人理睬的穷小娃娃等。 慢慢地，他从表演剧中人发展到现实生活，开始编起木偶戏来。 为了扩大孩子的精神世界，爸爸妈妈经常领着安徒生到街上看那些生意人、手艺人、店员、乞丐、坐着四轮马车横冲直闯的贵族地主、伪善的市长和牧师。 爸爸妈妈要求孩子研究那些人的生活习惯、快乐和悲哀。 安徒生敏锐地看到，有的人装腔作势。 挥霍浪费，有的人辛勤劳动不得温饱……安徒生11岁时，父亲因贫病相加死去了。 经母亲再三要求，他进了一家学校。 可校长瞧不起这个穷孩子，安徒生气得不再登这个学校的门。 安徒生带着气愤向母亲说：“妈妈，我要到哥本哈根去学本事！”“去吧，孩子，出去兴许能有好运气！”母亲很赞成孩子的决心。 到了哥本哈根，安徒生一边工作谋生，一边学习，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后来，他学着写作，终于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童话作家。 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 ——培根你若失去了财产——你只失去了一点儿，你若失去了荣誉——你就丢掉了许多，你若失掉了勇敢——你就把一切都失掉了！——歌德对子女要有民主作风——列宁的父亲教子有方列宁（1870—1924）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他的父亲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乌里扬诺夫靠半工半读求学，后来当了省的国民教育总监。 他本人并不是新社会的改革者，但留给孩子们的却是他的优秀品质。 伊里亚是一个十分公正的人。 他在任教育总监期间，经常深入下去搞些调查研究。 一次，伊里亚到一个学校去视察，学生们正在上作文课。 他看到有个学生的作文簿上，上次写的作文被老师打上了大红叉批了个零分。 他拿起作文一看，原来题目是《今天的印象》。 这位学生写了上次伊里亚来视察数学课的情形。 他写道：“我发现他的‘P’音稍微有点不清楚……我就想，我是个小学生，尚且能正确地发‘P’音，而他是个总监，是个有学问的大人物，倒不会发‘P’音。 ”伊里亚找到教员，问这是怎么回事。 教员说作文里有对总监不够尊敬的地方。 伊里亚说：“这是一篇很好的作文，语法正确。 连贯，没有丝毫虚构捏造，写得真实，也完全符合老师出的题目。 ”然后，他就给这个学生改批了“优”，并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伊里亚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事业。 他经常不在家里，一走就是几个星期。 但他每次回到家里，都给孩子们讲自己在外边遇到的各种新闻，如什么地方办起了新学校，同巡官、地主进行了什么斗争，怎样发展教育，怎样克服居民的愚昧和偏见等等。 家里添置个什么东西，怎样选择职业，他都听取孩子们的意见。 平时他让孩子们自由地、随便地参加大人的谈话，允许提出不同意见。 提得不对，他就认真向孩子解释；有时大人的意见有片面性，孩子的意见正确，他就当场表扬孩子，承认自己的错误。 正是这样一种民主的空气，培养了孩子们追求真理的精神。 家里提倡民主作风，并不意味着放弃严格的纪律要求孩子。 在伊里亚家中，作息都有大体规定。 比如，当大人做事的时候，小孩子即使提前做完了作业，也不准吵闹，以免影响别人。 如果有哪个孩子不听话，闹得过火，就会被领到书房里，让他坐在一把漆布做的椅子上（列宁的兄弟姐妹都把这椅子叫做“黑椅子”）作为处罚，等妈妈允许后，才让下来，再去玩耍。 列宁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熏陶。 伊里亚的孩子都成了革命者。 列宁的哥哥亚里山大，因积极参加“民意党”被处死刑，死时只有21岁；姐姐安娜，是社会民主党第一届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妹妹奥里咖和列宁一样，爱读马克思的书；弟弟德米特里，是个职业医生，因从事革命活动曾两次被捕；小妹妹玛丽亚，从1899年起就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家庭是文明的核心。 ——威尔•杜兰和睦的家庭空气是世上的一种花朵，没有东西比它更温柔，没有东西比它更优美，没有东西比它更适宜于把一家人的天性培养得坚强、正直。 ——德莱赛治家如治国——李光耀的教子现新加坡内阁资政、前总理李光耀不仅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新加坡国家的缔造者，而且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父亲。 李光耀1923年出生，祖籍中国广东省大埔县党溪乡。 早在他的曾祖父时，由于生活所迫，背井离乡移居新加坡。 李光耀的夫人柯玉珠，祖籍福建同安县，是新加坡的著名律师。 他们共有3个孩子。 长子李显龙，曾任内阁贸易和工业部长，现为政府副总理；次子李显扬，准将军衔，现为新加坡电信公司总裁助理兼国内服务执行副总裁。 女儿李玮玲是一名儿科医生。 李光耀教育子女有一条重要的经验，那就是父子之间在生活上的沟通比斥责更重要。 中国人的大多数父母都会训斥孩子，童年时代的李光耀也曾领教过做烹饪教师的母亲所给予的这种“待遇”。 母亲的训斥使他懂得怎样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李光耀为人父后，继承了母亲教育过他的这一“法宝”，孩子们做错事时，通常也是要受到他的斥责的。 但他从来不体罚孩子。 在实际生活中，与孩子多进行沟通比斥责更加重要。 所以，他总是寻找各种机会与孩子们在一起。 一般情况下，他都和孩子一起共进晚餐。 他每年至少带孩子们旅行一次，每次都有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 当他去打高尔夫球时，也喜欢带上他们一道去。 李光耀的公事很多，他很忙，但他仍抽出时间与孩子们在一起。 带孩子去走亲戚，也是李光耀常做的一件事，他尤其重视春节除夕的家族团聚。 通过这种场合，他让孩子们有机会去认识家族的新成员，包括家族中新添的婴儿，反过来也给亲戚朋友认识自己孩子的机会。 李光耀认为：“有了经常联系，大家就会相互帮助。 ”近一二十年，新加坡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但李光耀却极力主张让孩子们养成俭朴的生活习惯。 他认为，不这样，孩子们就会失去创造和奋斗的动力，失去自强自立的精神。 他把那些一味给孩子提供生活享受的父母，比作“圣诞老人”。 因为圣诞老人总是慷慨地向孩子们赠送吃的、用的和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 李光耀从孙子孙女得到的“礼遇”上看到了这种倾向。 确实，孙子孙女们的生活比他小时候不知要好上多少倍。 他们有更时髦的衣服、更漂亮的鞋子、更现代化的玩具，他们拥有他们几乎想要得到的任何东西。 因此，李光耀在接受新加坡英文《新报》记者的采访时表示了他的忧虑：“将来有一天，孩子们要进入社会，不管他们是否会受雇于人，那时候都不会再有‘圣诞老人’。 他们得靠自己的劳动去换取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为了他们的长远利益，他们从现在起就必须懂得‘一物换一物’的道理。 ”正因为这样，李光耀从来不轻易地送礼物给他的孙子孙女，他觉得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 新加坡的电视业十分发达，内容也十分丰富。 有人问李光耀：“你担心电视文化对孩子们的影响吗？”李光耀的看法是十分肯定的。 为了不让孙子孙女在电视机前浪费宝贵的时间，李光耀支持小儿子李显扬在家里不安装电视机的做法。 当然李光耀不敢肯定不买电视机是一种彻底解决问题的方式，因为孙子孙女可以跑到附近的爷爷家去看电视。 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李光耀认为关键在于父母的行为和对孩子的正确引导。 一方面，父母自己不要一到晚上就坐在电视机前一个频道接一个频道地看节目；另一方面，当孩子们在盲目地看电视节目的时候，就应该耐心地告诉他们，与其这么消磨时间，不如去多读点书。 读好书对他们有好处。 为此，李光耀建议制订一些相应的对策，来解决青少年漫无限制看电视的问题。 比如，在孩子们应该学习和休息的时候，新加坡的电视机构可以取消儿童节目等等。 从孩子们懂事开始，李光耀便教育他们不要依赖父母，要走自己的路。 当长子李显龙从内阁部长升任为副总理时，人们一直认为显龙是父亲的接班人。 但李光耀坚决反对，他说，总理这份工作不是私人财产，不能传给儿子。 果然，当李光耀隐退时，吴作栋担任了总理职务。 李显龙对父亲的安排也毫无怨言。 人生真正的幸福和欢乐浸透在亲密无间的家庭关系中。 ——穆尼尔•纳素夫家庭的管理同政权的管理一样，粗暴的专制所要镇压的罪行大部分是由它本身引起的；反之，和善的、开明的统治既免除了引起分裂的许多原因，也使情调缓和，使犯罪的倾向减少。 ——斯宾塞要教育儿童懂得，世界毕竟不是大客厅。 ——泰戈尔一心向上——家族军人气质对华盛顿的影响乔治•华盛顿，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人，美国第一任大总统。 他领导美国人民夺取了独立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在全世界开创了让人民选举总统的先例，杜绝了因权力更替而引起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美国人民尊他为开国之父。 华盛顿的成长之路与他的家族的那种军人的气质对他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华盛顿，1732年2月22日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威斯特摩兰县的柏溪农场。 他的父亲奥古斯丁•华盛顿，是一位严肃而又有丰富知识的老人。 他的第一位妻子生了四个孩子后，患病死去；他的第二位妻子，名叫玛丽，生了四男二女，其长子就是乔治•华盛顿。 华盛顿的家族是英国的后裔。 这个家族在向美洲大陆移民。 征服印第安人的战争中立过战功，所以这个家族的后裔，总带有某种世代相传的军人气质。 华盛顿自幼聪慧异常，渴求上进，抱负不凡，具有这个家族的遗传基因。 他对同父异母的兄长劳伦斯•华盛顿异常崇敬，渴望像哥哥劳伦斯那样，厮杀战场，建立功勋。 劳伦斯15岁那年，被送往英国本土求学。 22岁时，当英国与西班牙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开始时，他就奔赴西印度群岛参加了战争。 在战斗中，他智勇双全，赢得了海军上将弗农将军的赏识。 两年征战，家书频频。 每当接到家书，父亲总是大声宣读那些描述海战的惊心动魄的情景。 小乔治也总是心驰神往，激动不已，决心做一个像哥哥那样的军人。 哥哥的岳父威廉•费尔法克斯先生，是个有着各种冒险经历。 学识渊博，而又老于世故的老人。 小乔治有一颗纯真的美好心灵，他从善如流，时刻都在追求善的、美的东西。 他对这位受过欧洲上流社会文明教养的老人，推崇备至，倾慕不已。 老先生也非常喜欢聪明非凡的小乔治。 他将自己非凡的经历、种种见识，满怀激情地讲给这位彬彬有礼而又绝顶聪明的华盛顿听。 这使他的知识丰富了，视野更加广阔，认识了大千世界的许多事物，懂得了许多道理。 家族的那种世代相传的军人气质，潜移默化地影响华盛顿，使华盛顿从小就养成了一心向上的好品质。 华盛顿自幼对学习和做事都非常认真。 当村子里的学校简单的教学内容满足不了他渴求知识的强烈愿望时，父亲及时地选择了一所较好的学校。 不久，他对这里的英文教法和算学技能又感到乏味了。 尽管如此，他对于功课和作业，都是一丝不苟地去完成。 华盛顿11岁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 母亲对他说：孩子，不要靠父亲留下的微薄遗产，应该用自己的力量去开拓一条康庄大道。 美国是一个重视商业贸易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从不歧视商人，贱视商业贸易。 当中国的儿童还在哼哼卿卿苦读四书、五经，热衷于在科举的羊肠小路上拥挤时，而华盛顿却在父辈的支持下专心致志地研究无限广阔的商业贸易。 他在13岁之前，就已经能把商业文件、法律文件、汇票、期票、债券等的写作格式，整整齐齐地抄录成册。 他还靠早期自学，学会了律师们起草文稿的技能，养成了像一个精明的商人那样随时记账的习惯和技能。 这对他后来测量土地、管理庄园，乃至处理军国要事，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华盛顿15岁那年，产生了一段充满朦胧意识、颇具罗曼蒂克的早恋。 他迷恋上一位被称为“低寒美人”的姑娘。 那是一次在费尔法克斯家里举行的舞会上，这位柔情如水、比他年长的姑娘，使华盛顿一见钟情，难以自已。 她那湖水般清澈的蓝眼睛，旋转起来细腰如束的腰肢，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使这个少年荡魂动魄。 华盛顿痛苦地失眠了。 然而，他是位行为拘谨。 处处遵循守则的少年，他不能够冲破自立的行为规范。 他保持了令人压抑的沉默，从早恋中解脱出来。 随着与殖民者的矛盾日益尖锐，华盛顿为争取国家独立，投身于美国独立战争。 开始，华盛顿被推选为联邦陆军总司令。 在他指挥美国军队的7年中，有失利，也有胜利，他的家族不为他的失利而气馁，也不为他的胜利而陶醉，鼓励他再接再厉打胜仗。 1784年，华盛顿卸下戎装，离开部队。 1789年4月当选为美国总统。 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天然的基层细胞，人类美好的生活在这里实现，人类胜利的力量在这里滋长，儿童在这里生活着，生长着，——这是人生的主要的快乐。 ——马卡连柯立志•求学志向是所有行动借以滋长的胚种。 “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 ”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发展得越快。 对学龄儿童来说，教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当以立志。 如何实现自己的志向，当以求学。 知识犹如人体的血液一样宝贵，求学者要有“铁杵磨成针”的精神，楔而不舍，才能成功。 铁杆磨成针——在父亲指导下，李白从小立志成才李白（701—762）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之一。 他之所以能“开口成文，挥翰霞散”，写出数以千计为人民传诵的诗篇，主要是他长期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结果。 当然，与家教也是不无关系的。 李白的父亲是个很有文学修养的人。 李白刚刚懂事的时候，有一次听到父亲在书房里朗读《子虚赋》，那优美动听的文词，使李白人迷人神。 开始，父亲以为他听不懂，后来父亲发现每当他朗读诗文的时候，李白便到父亲跟前，眼睛盯着父亲，认真聆听。 有时竟随着父亲感情的起落表示悲欢。 于是，父亲便留他在书房里一块学习，一块朗诵。 幼时的李白几乎每天都是在书房里度过的。 在父亲的教育下，李白“五岁诵六甲”（指推算生辰年月的六十甲子），“十岁观百家”（指诸子百家的各类书籍），十五岁开始学写文章和诗歌。 他最早写的《惜余春赋》、《明堂赋》、《大猎赋》都曾受到文豪的重视。 李白的进取精神特别强，他甚至有超过司马相如的抱负。 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他下了很大决心，同一位好朋友住到成都附近的青城山里去，专心攻读，博览群书，钻研诗文书法。 他在青城山，一连苦读了好几个年头，都不曾进城去闲逛一次。 但是，少年时的李白，在学业上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动摇的。 他在四川眉州象耳山读书的时候，一度对学习的艰苦和紧张适应不了，曾想中途放弃学业，做一个自由自在、随意飘游的浪子。 一天，他离开象耳山，正走到山下小河边时，遇见一位头发花白姓武的老大娘蹲在河边磨铁杵。 李白好生奇怪，走上前去问大娘干什么。 武大娘指着铁柞说：“我要把它磨成针。 ”李白以为老大娘在拿他开心，不相信老大娘的话，问道；“这么粗的一根铁杵，能把它磨成针吗？”老大娘意味深长地对李白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李白听了心里不觉一怔，顿时感慨万分，独自一人在河边沉思了很久，从中得到极大的启发。 于是，他又坚定地往山里走去，决心继续归山终业。 从此，“铁杵磨成针”成了李白的座右铭。 他始终以这种精神来要求自己“读破万卷书”。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后来做的诗，都能达到有如信手拈来、妙语天成的程度。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荀子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劳一分才。 ——华罗庚学习文学而懒于记诵是不成的，特别是诗。 一个高中文科的学生，与其囫囵吞枣或走马现花地读十部诗集，不如仔仔细细地背诵三百首诗。 ——朱自清业无高卑志当坚——北宋诗人张耒吟诗教子北宋诗人张耒（1054—1114），13岁就能吟诗作对。 17岁写了当时脍炙人口的《函关赋》。 少年时，他就学于苏轼，颇得东坡居士的赏识。 20岁中进士，历任秘书省正字、著作郎、史馆检校、起居舍人等官职。 他为人正直，做官清明，而且还写了不少反映劳动人民疾苦的诗作。 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为了教育儿子张(禾巨)、张秸，以卖烧饼的邻居为榜样，专门写了一首七言诗。 张耒的邻居是位卖烧饼的。 他仔细观察卖烧饼人的苦难生活：卖饼人每日五更起床，沿街叫卖，哪怕是刮风下雨、天寒地冻也不间断。 久而久之卖饼人的艰辛深深感动了诗人。 他想，业过三百，行超三千，不论干什么，只要立志求远，不懈地努力，终究会成功的。 为了教育儿子，学习卖饼人不畏艰难的品质，他写下了诚儿诗：城头月落霜如雪，楼头五更声欲绝。 捧盘出户歌一声，市楼东西人未行。 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 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 诗的大意是：月亮已经西沉，城头上积起了一层厚厚的白霜。 五更刚过天未明，卖饼人手捧饼盘走出家门，沿街叫卖。 这时，大街小巷不见行人，而利箭似的刺骨寒风吹着卖饼人和他的饼盘。 此时，他担心的倒不是自己身上衣薄寒冷，而是怕寒风吹凉烧饼卖不出去。 一个有志气的人，不管自己从事的职业是高贵还是低下的，要想达到目的就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毅力，决不能游手好闲、贪图安逸。 对孩子来说，范例之重要超乎批评。 ——朱贝尔志不强者智不达。 ——墨子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王勃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 ——吕坤立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工作随着志向走，成功随着工作来，这是一定的规律。 立志，工作，成功，是人类活动的三大要素。 立志是事业的大门，工作是登堂入室的旅程。 这旅程的尽头就有个成功在等待着，来庆祝你的努力结果……——巴斯德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 ——列宁好男儿志在四方——在母亲支持下，徐霞客游遍祖国万里山河徐霞客（1586—1641）出生在江苏江阴的一个没落世家。 家境虽然已经衰微，但是家中藏书却不少。 尤其幸运的是，徐霞客有一位很好的母亲。 母亲思想开朗，勤劳贤良，知书知礼，富有理想。 全家的经济掌持和对子女的教育，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 徐霞客幼小的时候就开始听母亲讲历史故事，讲为人的道理，激起了他求知探奇的强烈愿望。 一次，母亲讲《左传》，讲到“民生于勤，勤则不匮”的句子时，徐霞客说：“妈妈，我知道这其中的意思。 ”“说说看，看你理解得怎么样？”徐霞客解释说：“这是说，一个人无论织布、读书和做其他事情，最重要的是勤快，只要勤快，就什么都不会缺少的。 ”母亲听后满意地笑了。 从此，徐霞客除了吃饭时间，几乎都在父亲的书房里精心读书。 他读完整架整柜的书籍后，又把那些心里最喜欢、印象最深刻的历史、地理和探险游记之类的书籍，集中起来，反复阅读。 进了私塾以后，他还经常把这些书揣在身边。 他觉得从这些书里能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可以了解民族的历史，使人心胸开阔，产生力量。 后来，他决定放弃科举，绝于仕途，准备遍游祖国的山川。 恰在这时，霞客的父亲去世了，身边只有一位年老的母亲，他实现宏愿的决心有些踌躇。 母亲了解到儿子的心意，便鼓励说：“孩子呀，身为男子汉，应该志在四方，不能为了家庭的缘故而放弃自己的志愿，像一只因在篱笆里的小鸡，套在车辕上的小马狗。 ”为了激励儿子，母亲还亲手为儿子赶做了一顶“远游帽”，让他戴着踏上了征途。 开始，霞客出游大都是在
学习世界文明史的意义
读《世界文明史》产生的几点思考和涟漪 五一期间选读了威尔·杜兰的著作《世界文明史》的部分章节，我不禁由衷地钦佩杜兰博士的对工作细致的精神与对历史的严谨态度。 觉得该书文字通顺流畅、言简意赅；内容明晓流畅、栩栩如生，资料翔实、细致；评价客观；读起来觉得通俗易懂，毫无疲倦之感，真不愧为史学界的一大力作。 我拜读了这部著作“东方的遗产”、“凯撒与基督”、“卢梭与大革命”这些篇章的部分内容，这弥补了我在历史上的许多不足，实在使我感触良多，几乎读过每一章都有许多感想，激发起思维上的涟漪，无奈时间有限，加上自身认识和手头其他相关资料有限，我也不敢在老师面前造次，于是十分功利地选了关于对“中国与远东”中部分章节的读后感作为此次作业。 哲学家的时代 （一）关于诸子百家的缘起威尔·杜兰评价东周时期的社会动乱时说到“在四分五裂，异常混乱的情形下，中国的精神生活表现出了蓬勃的活力，困扰了历史家的通则。 因为在这失秩的时代里，树立了中国语言、文学及艺术等的基础；建立了新生活，即经济组织和规定而获致新的安定；以及产生了新文化，这种文化尚未将传统的暴虐与帝国政府溶解于一炉，但却为中国精神史中最富创造性的时期的社会架构。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453， 东方出版社，1998年）在威尔·杜兰博士看来春秋战国时无疑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大动乱，然而恰恰正是这个动乱的社会成就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发展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这似乎有违历史通则。 这不禁让我对其产生了些许思考。 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诸子百家的兴起无疑是社会文化多元性的表象。 然而缘何东周时期的社会动荡会成就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呢？最早对“诸子百家”的缘起作出解释的是西汉史学家和文化大家刘向，后来经其子刘歆的继承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是说：在周朝“礼崩乐坏”之前，吏与师不分。 换句话说，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便负责把有关这一部分的知识传下去。 这些官吏和贵族诸侯一样是世袭的。 按照这个理论，当后来周朝皇室失去权力时，官吏们也失去了原来的优裕地位，而散落民间，他们便以私人身份招收学生，传授他们知识。 这时，他们已经不是“官”，而成为“师”。 就在教师与官吏分化的过程中，兴起了诸子百家。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28，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刘歆甚至将各家具体出自于何种官吏都作了细致的划分，诸如：道家出自于史官，法家出于理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等等。 刘歆关于各家来源的解释和分类虽然有许多任意牵强之处，但是他在归类的过程中充分观察了政治和社会环境，其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却是十分先进的，故我们不妨把刘歆的理论加以修正：周朝时周王室——诸侯——庶民构成了其社会权力结构层次，而只有特权阶级即周王室和诸侯才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正是这样他们才能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主导，就是说他们当然地负起了引导社会知识文化发展的责任。 然而当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时，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预示着固有的政治权利结构发生重大的破坏，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诸侯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土地和封号，降为庶民阶层；另一方面，也有庶民由于其某些专长或其他原因上升成为官吏，融入特权阶层，社会学上将其称之为社会结构性流动。 （易益典，《社会学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各诸侯国为了强化其国力所实行的政治改革更加速了社会结构性流动的过程（事实上各国的政治改革都含有与“打破贵族世袭垄断政治权力”相类似的举措。 著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很好的例子），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散落民间，包括贵族和原本以一技之长服侍君王诸侯从而获得世袭官职的官吏，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礼失求诸野”。 他们通过专门的知识或技能开馆收徒，以维持生计，并游历诸国以期达到其政治主张。 他们不同的专长或者思想见解经过繁衍和发展逐步成为各种不同派别。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诸子百家”。 西周的分封制造成的分裂局面和小农经济“自己自足”的特性造成文化交流的割裂为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环境。 尽管自秦代到清代的两千多年间我国社会始终没有摆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周期律，然而却未曾发生过诸如东周时期的社会结构变动，其朝代的更替不外乎洛克总结出的：“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暴君，然而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往往要在革命的队伍中不加限制地树立一个新权威，这使得革命常常陷入推翻了旧暴君而产生了新暴君的循环往复过程中”的规律范畴。 每一次分裂到整合从来未曾发生社会结构性变动，也就是说中国在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上原地踏步了两千年。 可以说这与后来中国在大一统的环境下确立并强化的政治体制、文化结构单一体制有极大关系，统治阶层的一元化即君主集权的强化使得中国社会从统治阶层内部发生制度性变革的可能性大为降低；而文化结构的单一固定使得平民很难超越一种固有的思维方式，从而导致中国的平民革命即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革命很难摆脱“洛克模式”的范畴。 （二）关于道家“出世”和思想的社会根源及其影响在提到对中国社会文化影响最大的人无疑首推孔子，杜兰博士称其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459，东方出版社，1998年），然而我们往往会发现中国人通常的行为准则常常与儒家所要求的相去甚远。 我们在谈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时，宗教对其的影响往往是不可估量的，直到今天对中国民众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印度传来的佛教，然而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印度固有的已经大不相同，其蕴涵的哲学思想与个人的修行方式却接近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所以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化的佛教或道化的佛教。 这其中表现得最典型的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宗派——“禅宗”，它实际上是道家哲学和佛学两家精妙之处的汇合（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182，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这里需要指明的是道教的哲学思想与道家思想是有差别的，实际上道教的哲学思想中综合了道家和阴阳家两种思想。 道家学说和道教在汉初和宋代分别达到了高峰，加之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带动影响使道家学说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不可谓不深，最重要的原因是道家的学说与中国小农经济的经济结构异常相衬，这使得中国农民的思维方式往往与道家学说“暗合”，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更加深对中国农业经济的认识：中国人口分布自古就呈现区域性密集的态势，中国的人口密集区就造成中国精耕农业最主要的条件。 精耕细作的农业以大量集中的劳动力放在小农庄上，以大量的劳动力来应付季节性的年）。 由于土地产量有限，更加之实物田赋和各项田租，使得农民手中的可用来交换剩余粮食不多，而当土地霜冻期无法耕作时，短期农闲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化为农舍工业的人手。 而农舍工业的产生排斥了城市作坊工业，大大减缓了城市化的进程。 农业本位思想催化出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中国精耕细作的历史背景，则是政治力量毁掉城市，毁掉作坊工业，毁掉私了家经济”（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P22，新星出版社，2006年）。 这就促成了中国“小农经济”的根深蒂固，其自己自足的特性决定了其封闭性和隔绝性，这就为道家的“出世”思想提供了有利的背景和基础。 威尔·杜兰在 “古博真人”一章中关于老子的记载有：“但当人类获取„知识‟后，生活因种种机巧发明而变得繁忙复杂，心灵与道德的纯真也将失落殆尽……识见高远的人将规避城市的复杂，逃避腐败的文明，逃脱衰微的法令迷宫，而隐于大自然之中，没有城镇书籍、污吏以及徒劳的改革者，反可以游目骋怀，自寻乐趣。 ……”的描述。 由此可见，老子的“出世”思想来源于其“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绝学无忧”的观点，我们很难评价这种观点是否正确，至少事实证明他的这种观点对于个人养生还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这个观点还可以推导出他“清净无为”的思想。 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确实是统治者的梦想，西汉初期的社会经济复苏和繁荣正是“无为而治”的一次成功实践，事实上政府尽量减少以行政手段进行直接干预作为管理方式并取代以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被证明为是一种十分良性的管理模式。 然而我们民众持有的不完善的“出世”思想使之常常遇到社会不平等现象就“高高挂起，事不关己”、及其缺乏公民意识等特质历来为杂文家所批驳，梁淑溟先生评价中国文化有“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的特质，并举例说明国人圆滑：“中国人在相争之两造间，若一方先动武，旁观者即不直其所为；虽于本来有理者亦然。 因情理必从容讲论而后明，一动武即是不讲理，不讲理即为最大不是。 ”（梁淑溟，《中国文化要义》，P245，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面对时间的不平等，我们通常表现出的并不同于印度那样的麻木并安于接受，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超然并把期望寄希望于来世，也不像基督教传扬的要行善于天下。 通常中国的品德高尚之士会选择逃避社会现实，并独善其身的方式，这是中国君子的共性，他们傲然于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就好比与在春季开放的绝大多数花朵不同，菊花在秋季才绽放，故就连中国社会品德高尚的人士也往往对公众生活及社会公益事业态度漠然，鲜有会投身于社会公益，有投身于公益事业的也会常常因其行为违背其所处的社会群体的常规，而被视为“越轨行为”加以排斥。 革命与更新 “世界上曾有过巨变，唯有远东不变；现在远东却无所不变。 这个最保守的国家，突然变成仅次于苏俄的一个最彻底改革的国家，它正以无比的毅力去破坏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风俗和制度。 这不仅仅表示这个自1644年所建立的朝代的结束，这是一种文化的蜕变。 ” 威尔·杜兰如是评价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552—P553，东方出版社，1998年），如果说东周的分封割据局面促成了中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社会大变动，那么清末的变革就算得上是第二次社会大变动，并且直到今天社会结构变动的余波尚在，或者说这样的社会变动还没有完全结束。 比较两次社会变动与中国其他时期的分裂和社会动荡，实际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首先，社会危机爆发的起点首先出现在社会统治阶层内部，也就是说变革的开始阶段都是自上而下的。 分封制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促成了文化上的多元性和地域性，而在各诸侯国内实行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往往都含有打破统治阶层世袭制的措施，这其中又以“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其“按军功授予官职”的措施实质上打破了贵族对官职的垄断，使平民也有可能融入社会上流阶层。 而清政府在清朝末期对“科举制”的变革实质上打破了对固有的人才选拔制度，成为了清末民国初社会结构变动的开始，唯一不同的是相比较前者，后者的变革有很大程度上是受外来因素的影响。 第二，两者都打破了固有的社会流动模式，形成了大规模的社会结构性流动。 很显然，固有的社会体制的重构，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动必然会带来社会的结构性流动。 所谓的结构性流动是指由于社会结构变化而引起的大规模的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 （易益典，《社会学教程》，P30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根据这个定义的理解：这种类型的社会流动必然是涉及阶级、阶层的转移和流动，也可以说流动是由于阶层结构的变化引起的，而流动本身也将引发新的阶层或阶级结构的形成。 东周时期表现出的是贵族对权力垄断的打破，这在文章前面已经有了阐述。 而在近代中国则表现的是“传统的士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大转变”。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第6期，转自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摘自思文网），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处于社会结构中心地位而居“四民之首”的士不仅逐步完成了到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转变，而且其本身也失去了其原有的社会中心地位，随着这些人的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由于较早接受新思维而被排除在社会主流阶层之外的那些新知识分子，以及学识和身份都处于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小知识分子，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志田将其称之为“边缘知识分子”，按照罗志田的理论“边缘知识分子”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科举制的废除“科举制废除的当时就断绝了已成年而尚未“进学”的大量读书人成为士的可能。 在新教育体制下，任何读书人到了一定年龄还未跨入知识分子阶层，就已不再有希望。 从清季到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与同时期中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相比，一直相当微小。 从这个视角看，近代教育的开放性是不及以往的。 在传统的读书做官心态影响尚大（意味着大量的人要走读书之路），而高等教育机构的容量又甚小的情形之下，势必产生大量的边缘知识分子。 ”（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摘自思文）第三，二者都引发社会制度的重构。 并产生了新生的社会阶层。 正如前面所说的，两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新的知识阶层。 第四，在两者所处的不同时期中国社会都没有一个主导性思想，或者说缺乏一个完整的主流社会文化体系。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派众说纷纭，互不相让。 同样的，在近代中国，随着“西学东渐”，主要是公费及自费出国“以期寻求救国图存之道”的留学生带来了大量的且互不相同的西方先进思想，加之旨在推翻“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严重冲击了两千多年植根于国民（主要是知识分子）心中的儒家思想，原先的主流思想受到抨击，不能发挥其核心作用，这更为多种思想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运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的“失范理论”来解释就是：当一个社会因规范丧失了制约的力量，那么原有的社会将出现行为规范、文化价值体系处于全盘解组的混沌无序状态。 （文军，《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P7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而这个时候的中国的传统思想已经或逐步地丧失了其原来的控制作用，整个中国文化也相应地呈现了无序的状态，这为各种西方学说在中国的兴起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一时间，“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工读主义”等等“主义”交相辉映，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又一次学术争论高峰。 正如威尔·杜兰所说的：“他们研究西方的哲学，失去了对祖国宗教的信心，他们在这种教育和新环境的鼓舞下，崇尚急进的思想，而反对祖国的旧文化。 年复一年成千的这些急进的青年回到了中国，他们不满于他们祖国改革的缓慢和物质的落后，在每一个城市种下了怀疑和革命的种子。 ”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P550，东方出版社，1998年）可以说，这两个时期的这些共同特点是促成中国思想界和社会制度巨变的重要原因，只是在谈到后一个时期时，我们还要考虑到外来因素的影响，然而一切问题的内因都是促成其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正如汤因比所说的：“内部力量是一个国家、民族和一种制度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如果真要考虑到其外部力量的作用，那也仅仅只是在它快要断气之前给予它致命一击《世界文明史》读后感《世界文明史》是一部揭示人类文明遗产的旷世巨著。 它几乎涵盖每一时代，每一国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科技等领域。 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史也就是世界通史。 过去的世界通史强调的是短时段的东西，政治事件，伟大人物，后来又加上了经济形势、文化情况等比较稳定的东西。 文明史不同于世界史，就是它所研究的单位是各个文明，是在历史长河中名文明的流动、发展、变化。 随着许多原业落后的农业文明转变成为工业文明，他们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地位也会越来越突显出来。 不但原有的一些古老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成长为现在的强势文明，而且随着经济的进步，工业化的发展，还会有原来弱小的文明成长壮大，成为新的重要的文明。 所以虽然有着全球化的发展，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世界依然是多样性统一的世界，依然是各文明共处的世界。 东周时期的社会动乱时说到“在四分五裂，异常混乱的情形下，中国的精神生活表现出了蓬勃的活力，困扰了历史家的通则。 因为在这失秩的时代里，树立了中国语言、文学及艺术等的基础；建立了新生活，即经济组织和规定而获致新的安定；以及产生了新文化，这种文化尚未将传统的暴虐与帝国政府溶解于一炉，但却为中国精神史中最富创造性的时期的社会架构。 ”在威尔?杜兰博士看来春秋战国时无疑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大动乱，然而恰恰正是这个动乱的社会成就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发展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这似乎有违历史通则。 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诸子百家的兴起无疑是社会文化多元性的表象。 然而缘何东周时期的社会动荡会成就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呢？最早对“诸子百家”的缘起作出解释的是西汉史学家和文化大家刘向，后来经其子刘歆的继承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西周的分封制造成的分裂局面和小农经济“自己自足”的特性造成文化交流的割裂为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环境。 尽管自秦代到清代的两千多年间我国社会始终没有摆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周期律，然而却未曾发生过诸如东周时期的社会结构变动，其朝代的更替不外乎洛克总结出的：“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暴君，然而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往往要在革命的队伍中不加限制地树立一个新权威，这使得革命常常陷入推翻了旧暴君而产生了新暴君的循环往复过程中”的规律范畴。 每一次分裂到整合从来未曾发生社会结构性变动，也就是说中国在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上原地踏步了两千年。 可以说这与后来中国在大一统的环境下确立并强化的政治体制、文化结构单一体制有极大关系，统治阶层的一元化即君主集权的强化使得中国社会从统治阶层内部发生制度性变革的可能性大为降低；而文化结构的单一固定使得平民很难超越一种固有的思维方式，从而导致中国的平民革命即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革命很难摆脱“洛克模式”的范畴。 在提到对中国社会文化影响最大的人无疑首推孔子，杜兰博士称其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然而我们往往会发现中国人通常的行为准则常常与儒家所要求的相去甚远。 我们在谈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时，宗教对其的影响往往是不可估量的，直到今天对中国民众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印度传来的佛教，然而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印度固有的已经大不相同，其蕴涵的哲学思想与个人的修行方式却接近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所以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化的佛教或道化的佛教。 这其中表现得最典型的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宗派——“禅宗”，它实际上是道家哲学和佛学两家精妙之处的汇合。 这里需要指明的是道教的哲学思想与道家思想是有差别的，实际上道教的哲学思想中综合了道家和阴阳家两种思想。 道家学说和道教在汉初和宋代分别达到了高峰，加之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带动影响使道家学说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不可谓不深，最重要的原因是道家的学说与中国小农经济的经济结构异常相衬，这使得中国农民的思维方式往往与道家学说“暗合”，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更加深对中国农业经济的认识：中国人口分布自古就呈现区域性密集的态势，中国的人口密集区就造成中国精耕农业最主要的条件。 精耕细作的农业以大量集中的劳动力放在小农庄上，以大量的劳动力来应付季节性的需要。 老子的“出世”思想我们很难评价这种观点是否正确，至少事实证明他的这种观点对于个人养生还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这个观点还可以推导出他“清净无为”的思想。 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确实是统治者的梦想，西汉初期的社会经济复苏和繁荣正是“无为而治”的一次成功实践，事实上政府尽量减少以行政手段进行直接干预作为管理方式并取代以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被证明为是一种十分良性的管理模式。 对于时间的不平等，我们通常表现出的并不同于印度那样的麻木并安于接受，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超然并把期望寄希望于来世，也不像基督教传扬的要行善于天下。 通常中国的品德高尚之士会选择逃避社会现实，并独善其身的方式，这是中国君子的共性，他们傲然于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故就连中国社会品德高尚的人士也往往对公众生活及社会公益事业态度漠然，鲜有会投身于社会公益，有投身于公益事业的也会常常因其行为违背其所处的社会群体的常规，而被视为“越轨行为”加以排斥。
道德经是本什么书
《道德经》是道家一部哲学著作，老子。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是春秋时期老子（即李耳）所作的哲学著作。 在先秦时竹简《文子》称《上经》、《吕氏春秋·注》称为《上至经》，在汉初汉景帝尊为《道德经》，至唐代唐太宗曾令人将《道德经》翻译为梵文。 唐高宗尊称《道德经》为《上经》，唐玄宗时更尊称此经为《道德真经》。 古代马王堆版是上篇《德篇》和下篇《道篇》不分章，现代通行版本共81章，前37章是《道篇》，后44章为《德篇》。 《道德经》这部神奇宝典被誉为万经之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中国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内容：一、音韵之美《道德经》句式整齐，大致押韵，为诗歌体之经文。 读之朗朗上口，易诵易记。 体现了中国文字的音韵之美。 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二章)、“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三章)、“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四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五十八章)。 这些词句，不仅押韵，而且平仄相扣，有音韵美，也有旋律美。 朗诵经文，是一种美的享受，在音韵之美中体味深刻的哲理。 二、讲究修辞《道德经》的语言非常讲究艺术性，运用了多种修辞方式，使词句准确、鲜明、生动，富有说理性和感染力。 一、对偶。 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章)、“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三十九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六十三章)。 对偶句子看起来整齐醒目，听起来铿锵悦耳，便于记忆、便于传诵。 二、排比。 排比可以增强语言的气势、鼓动力。 《道德经》中排比句较多。 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心妨”(十二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二十二章)、“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二十四章)、“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四十一章)。 三、比喻。 《道德经》中比喻亦多。 如：“谷神不死，是谓玄牝。 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六章)，以玄牝喻“道”，生养万物。 又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八章)，通篇以水喻人，把水拟人化，赞颂得道者的高贵品质。 再如：“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十章)、“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二十章)、“复归于婴儿”(二十八章)，皆以婴儿喻道者的纯洁、天真、朴实无华。 又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塔，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连用三个比喻，讲明从小做起的道理。 这些比喻，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加深了读者的印象。 四、设问和反问。 如：“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十三章)、“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二十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七十四章)，这些设问与反问，增加了语言波澜，扣人心弦，起到了引人注意、思索的效果。 五、联珠。 联珠又叫顶真，是把前一句后边的词语作为后一句开头的词语，把语言连续说下去的一种修辞手法。 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又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联珠使语气连贯，结构严密，更好地反映事物的有机联系。 三、语言精辟《道德经》有些语言极为精辟，是至理名言，至今是成语、格言、座右铭。 如：“天长地久”(七章)、“上善若水”(八章)、“少私寡欲”(十九章)、“弱之胜强，柔之胜刚”(七十八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 有的原句，今已演变为警句，广泛流传。 如：“功成，名遂，身退”(九章)，现为“功成身退”；“知其白，守其黑”(二十八章)，现为“知白守黑”；“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四十五章)，现演变出“大智若愚”；“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七十三章)，现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知足之足，常足矣”(四十六章)，现为“知足常乐”；“宠辱若惊”(十三章)，现为“宠辱不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