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独特的世代。一方面，它与许多人心中典范化了的八十年代形成鲜明反差和对照，发生了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转折;另一方面，历史进程的顿挫所带来的知识生产方式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疏离和沉潜，又赋予它另一种内涵的丰富性，从而构成了此前和此后世代之间的独特纽结。在某种程度上，刚刚去世的出版人许医农先生正是这个转折时代的代表，而从这个转折时代过来的知识人应该是没有人不知道许医农这个名字的。
我与许先生认识，完全是偶然。
1996年，我完成博士学业来到玉泉浙江大学任教，教学内容是与以往所学没有什么相干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当代政治理论。以此为契机，我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很快都转到当代政治哲学上。基于为台湾一家出版社撰写的几个小册子，在1999年前后，我完成了《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的初稿。我至今记得捧着刚出炉的书稿，在玉泉校区土木工程楼那个有些逆光的教室里，面对98级的研究生宣讲“当代政治理论”（这是我的课程名称）的情形。那时春寒料峭，同时蕴含着勃勃生机。
此前，我所在的单位在上海学林出版社筹划了一套丛书，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在那个系列中出版的。具体负责这套丛书的是倪为国。也是因为这个机缘，我认识了倪，并在随后把《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的书稿交给他，原计划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在那个年代，上海三联是一家颇为活跃和有影响的出版社。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的书稿在出版社躺了有两年没有什么动静。也是无巧不巧，同是上海三联的汪宇先生有一次来杭州组稿，聊天间我提到有一部书稿在出版社待出。汪宇先生以一位出版人的敏锐指出，这类书稿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时效性”，最好不要拖得太久。还说他可以帮我把书稿推荐给其时主持三联哈佛燕京丛书的许医农先生。北京三联当然是一个比上海三联更大的品牌，更何况是著名的哈燕丛书，对此我当然是有些动心的。但是毕竟我和上海三联有约在先，所以我建议分两步走，一是我同意汪宇把我的书稿转给许医农先生，请她审核评鉴；同时，我也询问上海三联那边可能的进展。
现实的情况是，我并没有得到上海三联那边的及时回复，许医农先生却很快给出了反馈：她很欣赏和重视我的书稿，并打算以最快的速度让书稿进入评审流程。从汪宇先生那里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是既有些意料之外的，又有些意料之中的。意料之外在于，毕竟我自己对于那部书稿其实是颇有些不满意之处的，这当然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做出的自省；“意料之中”在于，许医农先生是一个出版人，我猜想，她一定是基于自己深厚的职业素养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准确判断出在当时的公共舆论和学术争鸣交集地带，还缺少这样一部论“学术性”也许有些贫瘠不足但其“指向性”却“丰富难能”的理论读物。现在回想起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辩证呢？！
此后不久，有一天汪宇告诉我，许先生其时正在南京开会，他建议我到南京与许先生进行一次面谈，一方面进一步听取她对于书稿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尽快把相关事宜敲定下来。
这就是我与许医农先生唯一的一次见面，我在南京她下榻的宾馆见到了她。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当晚的有些情形还历历在目。许先生开诚布公地说，我可以向她推荐在自己这个领域中最有代表性的评审人，她来组织评审。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我提到自己素所尊重的一位学者的名字时，许先生却断然予以否定。我惊问其故，许先生的回答是：这位学者的前妻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当时一面想许先生毕竟是个老革命，一面却也“心悦诚服”了下去而一声不吭了。
书稿评审过程一个最大的收获，是我藉此得以和李强教授建立了联系，并听取了他的意见——他尤其中肯地认为我对于自由主义的研究有待深入。在某种程度上，书稿正式出版时作为附录的“政治理论史研究的三种范式”也是在听取李强教授的意见后增补上去。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为书稿中自由主义部分的分量之菲薄感到汗颜，另一方面却也为这篇附录曾经得到李强教授的赞扬和肯定而感到欣慰。
收到《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这部书稿时，许先生已经进入职业生涯的末期，在把评审人的意见转给我并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后，她就从三联的岗位上退休了。这部书稿后来是由孙晓林接手的，部分因为这个原因，我在此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许先生，一直到昨天午夜得到她逝去的消息。
无论如何，在许医农先生这位“伯乐”的关注下，《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终于由三联哈佛燕京丛书出版了。这固然要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回想起来——无论当其时也，还是多年以后回顾，除了那年在首师大听陈来教授说出那句“《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还是写得不错的”，我自问从来没有什么特别兴奋之情，而充其量只有绵延至今的“执拗的低音”。甚至说得夸张些，对于一个其实并不算是完美主义者的我来说，《从自由主义主义到后自由主义》很多年来竟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要到《当代政治哲学十论》出版后才基本放了下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孙向晨在他的书评中犀利地指出后者乃前者之“余绪”，可谓知我之言。
《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无疑只是一份过渡时代的微薄产品，它既不足够“思想”，也不足够“学术”；既不足够“理想主义”，也不足够“经验主义”。说到这里，我就想起，由其胞弟陈敏之编纂的顾准最早的文集即名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初版是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1990年初，我在淮海中路622弄7号求学时，图书馆还只能借到顾准的遗著《希腊城邦制度》，而其时刚出版不久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在社科院门口那家至今尚存的沪港三联书店见到的。等到由许医农先生责编的《顾准文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我已经转到杭州求学，当我在湖畔居的杭州三联书店买到这本书时，自然想不到不久后自己会与许先生有这样一段生命中值得珍视的交集。
哈佛燕京丛书尔外，许医农先生在三联最重要的工作应该就是那套著名的“宪政译丛”，当年我曾在杭州的大街小巷追买这套书。除了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这套丛书让人最为印象深刻的是两本小册子，分别是爱德华·考文的《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和卡尔·弗里德里希的《超验正义》。2007年，我在普林斯顿访学，之所以会留意到普大校园里的考文楼，就是因为前面这部小册子。而我是不久前才从朱迪斯·史克拉的一次演讲中得知，原来她在哈佛的导师就是弗里德里希。
在题为《学问人生》的演讲中，史克拉追溯了她作为一名出生于里加的犹太难民在美国政治学界的成长史。她剖析了麦卡锡主义隐秘微妙的影响：“年轻学子以不当知识分子为荣。在许多学生当中，除了运动和自命不凡的说长道短，就容不下别的话题！成日吹嘘的是令人反胃的隐私，换衣间的玩笑话和以卖弄为特点的伪阳刚气”。
作为哈佛政府系第一位女性正教授，史克拉坦承自己从未想过把职场上遭遇的困难转化为意识形态的问题，而这并不是她并未自称真正的女权主义者的唯一理由，因为归根到底，“参加一场运动，服从一种集体信仰的思路，在我看来是对知识分子价值观的背叛。这个信念在我作为一名政治思想家所谋划的将哲学与意识形态分开的工作中，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具有自由主义特点的事业——一个悖论”。
《民主新论》的萨托利在引用了布赖斯的“卢梭已燃起上千人的热情，边沁主义才说服了一个人”这个警句后曾经感叹：“理想主义周游四方，经验主义足不出户”。他还说，“理想主义方法和经验主义方法倘能殊途同归，对双方都是幸莫大焉”。顾准大概既没有读过萨托利，没有读过史克拉——准确地说，均出生于二十年代的这两位应该都是顾准的异代知音。
“萧条异代不同时”，而在我看来，与史克拉同样地出生于二十年代末的、同样地辩证于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许医农先生肯定是会赞同这三位，并欣然与他们为伍的。
（2024年10月13日午后于吴泾大荒）
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介绍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写于中国当代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1973-1974）。 在那阴霾弥天、万马齐喑、一切学术活动均被窒息的年月，顾准与乃弟却于通信中进行着严肃的学术探讨。 本书在哲学、历史、经济、政治等极为广泛的领域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启迪良知的问题和论点。 许多问题一经提出，就再也无法摆脱掉，让我们思考，促使我们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在冷峻的解剖刀后面，可以感到炙人的满腔热情，而这一切记录着他“一步一步从地狱中淌过来”的足迹。
古代 概念主义者 经验主义者 传统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 哪种人最伟大 最了不起
每种人都有他的独特贡献和价值，很难笼统地说谁最了不起。 个人感觉只要是能够做到“忘掉自我、与人为善”的人，都是很了不起的。
理想主义者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定义MBTI性格类型理论是目前国际上最权威、最普遍使用的理论。 MBTI性格类型的四种性格倾向组合是：直觉+思维=概念主义者（NT）触觉+知觉=经验主义者（SP）直觉+情感=理想主义者（NF）触觉+判断=传统主义者（SJ）MBTI的理想主义者就是直觉、情感的组合。 理想主义者又分为8类，具体组合为：INFJA 、INFJB、INFPA、INFPB、ENFJA、ENFJB、ENFPA、ENFPB [本段]描述“理想主义者”型的人感兴趣的是事物的意义、关系和可能性，并基于其个人的价值观念做出决定。 这是一类关心个人成长和如何理解他人与自我的人。 “理想主义者”做人的原则是：“真实地面对自己”，是四种类型中精神上最具哲理性的人。 “理想主义者”乐于接受新的思想，善于容纳他人。 “理想主义者”好像永远在寻找生存的意义。 他们非常崇尚人与人之间和各种关系中的真实和正直，容易将别人理想化。 许多“理想主义者”本能地喜欢帮助别人成长和进步。 “理想主义者”是很好的传播者，被人们认为是促进积极变化的催化剂。 他们天生能够理解别人的情感，关心他们在生活、工作中碰到的人们（如同事、病人或客户、雇员）的需要。 对于“理想主义者”型的人而言，一份好的工作应该是对他们个人很有意义的工作，而不是简单的常规工作或只是一种谋生手段。 “理想主义者”崇尚和谐，不愿意在一种竞争激烈或四分五裂的环境中发展。 他们喜欢民主、能够激励各种层次的人们高度参与的组织。 他们会被那些促进人性价值的组织或那些允许他们帮助别人完成工作的职业所吸引。 [本段]优势1. 对别人的情绪敏感，能理解、体会别人的心情，善于安慰、鼓励别人2. 对文字、语言敏感3. 善于分析、总结4. 善于从整体上把握事物5. 能理解复杂的理论概念，善于将事情概念化，善于从中推断出原则 6. 擅长策略性思维 [本段]潜在弱点1. 有仅仅凭个人的好恶或价值观来决定事情，并希望别人也以同样的角度或标准来处理问题的倾向。 2. 有时他们心里老想着别人的问题，可能会过于陷于其中，以至于被其困扰。 3. 有时容易将别人或事情理想化，不够实际。 4. 不是特别善于管束和批评他人，尽管常常自我批评。 有时会为了和睦而牺牲自己的意见或利益。 5. 有些“理想主义者”比较容易动感情，情绪波动较大。 [本段]理想主义者名人理想对应着现实，理想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对手。 理想主义是高于现实并能调校现实的一种思想倾向，碰到适合的环境，它也可能转化为一场社会运动。 和实践的结合对理想主义而言是必须的，为人类设计的蓝图只有在社会全体的试验田里开花结果，才能证明理想的价值。 改造世界既是理想主义的目标，也是它的首要意义。 柏拉图为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城邦设计了一种制度，他坚信消除财产公有和取消家庭的共产主义能够让城邦的护卫者一心一意地保护城邦，坚信最有智慧的人一旦愿意承担最高的统治工作，这个城邦就是正义而完满的。 可惜这都是说说而已，他的精神导师苏格拉底因毒害青年的罪名被处死，柏拉图拿着自己的方案去帮助小邦立法，差点被贩为奴隶。 他的徒弟亚里士多德虽然相信存在一个“幸福岛”，但他没有选择当一个实干家，而是老老实实的操持着自己的学园，还精心培养了一个学生：马其顿王国的王子亚历山大。 不能说亚历山大日后实现的霸业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帝国和征服早已远离了昔日的理想国，但理想借助英雄改写了世界历史。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故事跟这段往事有点相似。 新保守主义的教父列奥·斯特劳斯在大学校园里终老一生，不担任社会公职，也不参与任何社会活动。 但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成分被他的第三四代传人变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利器，也成为促使美国变成新帝国的理论基础。 与其说思想变成了行动，不如说斯特劳斯的理想主义为21世纪的美国指明了方向。 布什显然不能和亚历山大相比，但他们都不由自主地承担了哲人的理想。 理想主义在鞭策社会趋于完善的同时也肩负着制造英雄的任务，这是理想主义的第二个作用。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刹那，他肯定会相信，能够逃脱风暴、饥渴和死亡的威胁是命运女神的眷顾。 事情一旦到了生死这份上，理想不理想的就不重要了，理想主义看重的，是在遭遇艰险的历史时刻，敢于付出怎样的代价挺过来的人。 那些开拓者是最具有理想主义成分的偶像，他们经过大风大浪但初衷不改，理想主义经受了现实的洗礼而愈加光彩夺目。 但理想主义选择和制作英雄的活动只存在于每一段伟大历史的开端。 理想创造神话，现实消解神话，尤其是民主社会的现实，更令理想主义尴尬万分。 我们的时代是理性主义的，理性奉行的是现实标准，当今的英雄没有几个敢于构想亚历山大的事业，中产阶级也不再是拥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徒。 理想主义逐渐受到制约而被边缘化了，人们对“社会乌托邦”的灾难性后果感到恐惧，而不再对最美好生活的实现有所欲求。 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就是身边的伊甸园，人们宁愿躺在平稳而消遣的小资生活上睡大觉，也懒得去操心社会完美与否，哪些价值还值得追求。 只要今天不是历史的终结，就总会有人能够看到这个社会的不完美，也就能发觉改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只要还有这种可能性存在，理想主义就总还有它的生命力。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从根本上释放了人性的全部欲望，而且在一个平面上将追逐不同欲望的行为等量齐观。 但理想主义的要义在于它要为这种平静的生活注入一丝灵气，以它的卓而不群证明它的高贵。 有些人也正在借助着这股灵气为理想主义大厦增砖加瓦。 雷锋就是我们身边的理想主义英雄，摒除那个时代赋予他的道德符号，雷锋确实是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成全理想主义的典范，他把助人为乐当成最大的快乐，他把有道德的行为当成生活理想。 雷锋的理想主义就是将德行贯穿于人伦物用，这让我们想起了从“遵德性、道问学、致良知”到“人人皆可为舜尧”的中国儒家传统。 理想主义认可的英雄越来越没有高低上下之分，这种历史趋势迫切需要我们认真评价身边各种各样的“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往往以让现实更美好的名义开始行动，那么考量真假理想主义的标准就不在名义，而在“行动”。 它的目标虽然不必是全社会的整体性变迁，但至少是在朝着有利于大众福祉的方向前进。 真正的理想主义越多，我们的社会也就越完善。 社会对理想主义的宽容和容纳程度证明了其成熟程度，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的英国社会是值得赞扬的，它允许一个旨在改变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存在。 这也是理想主义的第三重意义，即衡量社会成熟程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