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中亲身参与和观察中国企业界大佬们的兴衰成败，孙强是为数不多的金融家之一。在互联网腾飞伊始，他为“互联网管道工”亚信集团、手机芯片设计公司锐迪科注入“火箭助推”的资金；在城镇化的历史性进程中，他在资本市场一片阴霾之际，将富力、绿城等地产公司推上香港股市；在零售业走向连锁的初期，他投资了国美电器、银泰百货、红星美凯龙等新星；在消费行业蓬勃发展之时，他下注汇源果汁、神州租车，收获满满；在互联网渗透经济的高潮中，他力挺58同城、猎聘、仓储大亨易商等优秀企业，但也与京东、大众点评、唯品会等明星公司失之交臂；在医疗健康水平迅速提高的过程中，他支持了乐普医疗、药明康德、泰山生物、中信医疗、美中宜和等优秀企业，为华平在零售、科技、医疗、消费等赛道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纵观其职业生涯，孙强担当了众多民营企业崛起的关键推手，也是多起重大商业并购事件的参与者和博弈者。早年投资亚信开创对赌、主导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斡旋于国美控股权之争中抽身……这些曲折路程和个中奥妙，被这位看似理性克制、实则内心丰富的从业者在他的新著《一个投资家的成败自述》中娓娓道来。
《一个投资家的成败自述》
这本书出版仅三月，孙强已应多家著名大学和商学院之邀，向MBA、EMBA学员和校友演讲了12场。在金融行业风雨飘摇的当下，听众中迷茫担忧的年轻人听他讲述自己历经1987年 “黑色星期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2007年全球金融灾难、2020年新冠疫情停摆等重大危机，但仍然坚信未来、磨练自身，等待机遇的故事，颇受启发和激励。
孙强曾供职于顶级投资银行高盛和两大国际领先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华平投资集团和TPG集团，长达30年的投资生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期交织重合，使他成为中国经济腾飞及资本市场兴起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自1992年以来，孙强在高盛、华平、TPG经手及参与的投资金额超8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逾500亿元），被投企业中有近100家先后上市。
在书中，孙强以第一人称的现场感再现了近二十宗股权投资的案例，涉及金额逾16亿美元，其中既有成功，亦有失败，他都毫不掩饰地刨析其因果。
对于投资，孙强总结了三个简单清晰的逻辑：一看赛道，二跟团队，三抓时机。“赛道不好，即便是再强的企业家也无用武之地，投资再优秀的企业，也难逃行业衰退、被资本市场冷落的厄运。比如今天的Ｐ2P市场，哪怕是张一鸣，也无回天之力，得不到长期资本的支持。”
团队是把理想和商业计划变为现实的关键。企业在“初创时期靠创始人，到了高速发展期，必须要有一个配合默契的团队，不能光靠创始人单打独斗。”
时机指投资的进入和退出。投资要预判未来的发展浪潮，如果错过了互联网、生物医疗、光伏、电动汽车、电商、社交媒体等浪潮，在泡沫的顶峰投资这些赛道，有可能成为退潮后的死鱼。对于这三大因素的判断和执行的正确与否，构成了孙强三十年投资的“成”与“败”。
8月18日下午，连日阴雨散去，阳光透过稀薄的云层洒向大地，北京有了秋高气爽之感。在嘉里大酒店18层，瘦瘦高高、黑色T恤搭着牛仔裤，看起来很温文尔雅的孙强，边品茶，边回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投资经历。
“我这本书，其实是过去三十年的民企和金融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探讨了部分企业腾飞、部分企业倒下的原因。”
成功和失败有没有共性？孙强认为，成功不易复制，因为它既有努力，也有运气，不能把时代的赠予看做自己的天赋；而失败却有很多共性：创始人的雄心勃勃，但缺乏风险意识，导致企业过度扩张、过度借债，危机一到，轰然倒塌。无论是欠债三万多亿的恒大集团，曾经独步信托行业的中植集团，乃至整个地产行业，都是如此。
“这三十年，跟着被投企业冲上顶峰，又看着它们跌入谷底，真像坐了一次过山车。”孙强如是说。
以下为访谈内容 ：
何 为 企业家精神？
财视传媒：你这本书，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觉得是什么？
孙强： “缩影”。这本书是过去30年中国金融与企业、经济与社会发展交织的一个缩影。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感染了我们这一批“海归”回来参与金融和企业改革，三十年来历经民企发展、地产暴涨、互联网崛起、社交媒体和电商普及、科技和商业模式创新、医疗和零售行业进展的过程，作为风险和私募股权投资者，我们在最前沿的位置看到了一代企业家的潮起潮落、各种群体的悲欢离合。我觉得，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些经验、教训和案例，如果写出来对后来的金融从业者有借鉴意义，就花了十年的凌晨和夜晚的碎片时间，写成了这本以本人经历过的真人真事为基础的案例和人物集。但因为人、事、环境敏感等原因，最终出版的篇幅删掉了很多，读起来感觉有些缺失，希望以后有机会补遗。
财视传媒：你做过很多投资案例，遇到各种各样的创始人、董事长、CEO、CFO等企业高管，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孙强： 很多身价百亿、千亿的富豪，包括一些香港的老家族和他们的二代，都很低调谦逊，比如恒隆集团陈启宗，几亿美元捐赠给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故宫博物院，但本人曾经出行经常坐经济舱；信和地产的黄志祥是新加坡和香港的顶级富豪，我们地产商会出访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他免费给全部团员提供信和旗下的五星级港丽和富尔顿酒店住宿，而自己出门还是打的士、坐地铁；蔚来汽车的创始人李斌，企业价值过百亿美元之时，还住在租来的公寓；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身价几百亿人民币，一个人Cover了200个客户，每天早上，从6、7点钟起来一直忙碌到晚上12点，而且风尘仆仆地全国出差，从来都是手里捏着3、4张机票，哪里客户有需要，他就往哪里飞。
和企业家合影/左：富力集团李思廉，中：恒隆集团陈启宗，右：孙强
我曾经问过江南春：“你为什么不买架飞机，多方便啊？”
他回答：“我要是坐自己的私人飞机，还要提前一天报备航线，但我可能随时改变目的地，无法临时改变航线。坐民航飞机，有固定时间和航线，我可以灵活处理，客户需要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买了飞机反而麻烦。”
生鲜供应商本来生活，估值超过60亿人民币，但创始人喻华峰出差都是坐地铁、乘经济舱。我在华平的合伙人冯岱，离职后创业，成立松柏投资，管理十几亿美元，他投资时代天使，价值飞涨100多倍，但飞行还是坐经济舱，说是自己给公司定的规矩。
企业家、金融家成功后仍然不忘初心，保持低调，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财视传媒：成功的企业家的共性都是很“拼”。其实你的经历也堪称传奇，你觉得你成功的原因也是拼吗？
孙强： 要成功，必须得拼，要对自己的职业、对自己的事业有危机感，不进则退。我在报考沃顿的时候，面试官冷不丁地问我：“如果现在让你给自己写一个墓志铭，只能写一句话，你怎么写？”我想了一下，说：“这里长眠着一个一生没有浪费过一分钟的奋斗者。”
这句话也是我的座右铭：“一生不浪费一分钟”，每天、每时、每一分钟都在工作和奋斗，挤出生命的最大价值。
成功的企业家，都保持拼搏的精神。张一鸣、江南春、李斌都经历过重大挫败，但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还在努力。如果躺平、放弃了，就没有了希望、丧失了机会。丁磊的网易和蔚来的李斌，都曾经被投资者抛售、濒临上市摘牌，但都坚持奋斗，潜心做产品和业务，最终股价上升百倍。物美创始人、我的长江同学张文中蒙冤入狱，但永不言败，一面申诉，一面学习新模式和新科技，上诉得直后，又创建了为零售企业服务的新公司多点，还收购麦德龙，壮大物美，逆势增长。
这种精神难能可贵，这样的企业家是社会的稀缺资源。
财视传媒：书中写到很多企业家，他们看到你书后有没有意见？
孙强：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来抱怨，还有当事人说写的很好，愿意就书中的案例来和我对话，推广此书。
英雄造不了时势
财视传媒：做投资，如果做个排序，是趋势更重要，还是优秀的企业家更重要？
孙强： 我总结的经验是：赛道第一，团队第二，时机第三。赛道不好，再能干的企业家，今天进入英语教培，也回天无术；赛道对了，团队的执行能力就极其重要，各种职能的人才要团结在创始人周围，把经营方案落实。时机也不能忽略，错过了最佳入场时机，有可能估值太高，有可能行业衰退，结果落败。
财视传媒：你怎么看待这三个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
孙强： 冯仑跟我对话的时候曾经问过：“你认为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我回答：“毫无疑问，绝对是时势造英雄! 因为英雄造不了时势。今天经济下行的时代，1万个英雄也制造不出来10%的GDP增长，10万个互联网专家也扭转不了电商中消费下行的趋势。
投资和创业都要顺势而为，时势最重要、赛道最重要，时代大潮来的时候，猪都会飞，龙卷风刮来，摧枯拉朽，纵是英雄也无可奈何。顺势而为的时候，英雄就大有可为，还能弯道超车，后来居上。同一个赛道，同一个时代，PPG、ITAT就横尸疆场，京东、拼多多却成为电商霸主。时机也很重要，我在1996年投资了上海麦考林邮购公司，是国内最早开始无店面、多渠道销售的品牌服装公司，也很早开展电商业务，但由于第三方支付、物流、供应链都不存在和不完善，时机过早，发展缓慢，后来完全落伍于靠模式和科技创新的电商。另一家企业北京通城广告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户外广告的先驱，但由于管理层和股东不和，陷入“创新者窘境”，没有抓住楼宇电梯和户外大屏广告的时机，结果被分众传媒远远甩在了后面。
财视传媒：我们也发现，成功也跟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关。比如，从你的书中看到，你遇到考学没有基础、筹集学费无门、签证受阻等一系列困难，由于在处理问题方面的毅力和方法异于常人，才能过关斩将，解决问题。在企业经营和投资当中，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体现？
孙强： 我觉得，企业经营和投资都需要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解决问题实际上是在多变的形势下做出选择。做企业、搞投资，不可能一帆风顺，每天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无法预测什么时候会出现障碍、发生什么样的事件，而我们应对变故的态度和能力则决定成败。如果看到困难就畏缩、放弃，那一定不会成功；如果碰到挑战仍然想方设法去解决，左不行右走、右不行绕着走，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去解决问题，就能攻下难关。做投资，我最重视的就是判断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者缺一不可。
财视传媒：你觉得投资者和企业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孙强：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对机遇、风险的判断和冒险实干的决心。投资者和企业家都能看到机遇，但投资者顾虑风险较多，而企业家趋于乐观，不特别在意风险，看到机遇就全身心投入，不会想那么多。作为喝了很多墨水、学了大量理论和案例的MBA毕业生，投资者却容易瞻前顾后，不敢抛弃手中的一切去吃苦创业。我自己曾经反思过，周围有那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在我92年回国前后创业的，为什么我就没有去创一番自己的事业，而只是为他们融资、扶助他们成长呢？分析了一通，我的结论是，第一，我的嗅觉没有他们灵敏，他们能看到市场的机会和时机，我更注重于眼前的工作；第二，他们敢冲敢闯，抓住机会就一头扎进去，不计成本和代价，我还不愿意放弃稳定的收入和舒适的生活，患得患失；第三，他们善于组织和利用周围的人脉和资源，不怕被人拒之于门外，无惧失败，而我比较好面子，不愿拉关系求人；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我的性格是喜欢新鲜、接触新事物，不愿意日复一日地只做一件事，一根筋地做一个产品、一项服务，没有那个耐心。做金融千变万化，今天投薯片、明天看芯片，天天碰到新的行业、新的模式、新的产品、新的挑战，非常刺激。因此，我擅长、也适合做金融，不太可能做实业，所以也没必要羡慕创业的朋友们白手起家、打造价值百亿的企业。
行业和事业的选择和人的性格有直接关系，专注型、敢闯型的人适合创业，快速学习、一心二用型的人适合做金融。正如我的书中提到，“选择没有对错，只有是否适合自己。”
企业家的感性与理性
财视传媒：你觉得企业家是需要更理性还是更感性？
孙强： 创业者绝对是要感性，要有激情，尤其是在初创阶段。进入增长和盈利阶段，而管理则更需要理性。创业者要过渡到经营者，就要在感性上加入理性，从凭直觉行动上升到靠理性分析管理。我们投资早期企业和家族企业，最大的难点是要帮助企业从“人管人”进步到“制度管人”，弱化感性成分，加强理性处理，实现现代化经营和治理。从初创和家族企业发展到的管理完善的上市企业，需要经过一个从感性到理性处理问题的飞跃，很可能两个阶段需要的性格和能力不一样：打江山者不一定能守江山，创业者很可能要把接力棒交给职业经理人，就像盖茨传给鲍尔曼、库克接替乔布斯、方洪波掌管美的电器一样。
财视传媒：有点像短距冲刺跟长跑，对运动员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不一样？
孙强： 很多民企的创始人不愿意交棒给外人，不信任职业经理人，希望自己把企业从初创带到上市，再打造百年老店。可是，一个人要把百米冲刺和马拉松全程跑完，这很难做到。微软的盖茨感性创业、理性交班，谷歌也传给职业经理人，干的很漂亮。当然也有例外，脸书的扎克伯格、英伟达的黄仁勋和特斯拉的马斯克都还是在长跑，而且不输他人。
财视传媒：你觉得任正非算是感性还是理性？他是不是解决了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
孙强： 我对他不了解，但远处看，他是一个感性与理性结合的人，以他的激情和执着团结和激励华为的奋斗大军，但也用轮值主席的方法来管理公司的大盘。
财视传媒：你在投资当中是更看重企业还是更看重创始人？是投人，还是投企业、投模式呢？
孙强： 我还是按照我之前提到的顺序，看赛道、跟团队、抓时机。看赛道是把握宏观，跟团队是看人，尤其是创始人。这方面我觉得人品第一，如果人品不行，即使企业，大股东也会占投资者的便宜，国内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人品就是诚信，不靠打擦边球、不靠政府和银行关系，走正道成功。创业者人品正直，才能看企业质量执行力和经营模式，最后综合评估投资价值。
财视传媒：有一种说法，不缺钱的企业才值得投资，对吗？
孙强： 企业要发展都会缺钱。所谓的不缺钱，是指不缺续命钱，但还是需要发展资金。无论是扩大产能、抢占市场、研发产品，还是兼并收购，只要企业发展速度超过自身盈利能力，就应该对外融资。但如果要钱是为了填窟窿，那是真缺续命钱，就要看投资了能不能彻底解决资金问题。我认为投资能帮助减负债、补充股本，解决不了销售和盈利这个根本问题。所以要分析为什么缺钱，是家里揭不开锅了，要盖新房？如果是后者，那就是“不缺钱”的企业，值得分析它拿钱去干什么，能否创造价值。
财视传媒：我觉得这本书里的案例很值得总结。你回头来看，哪个印象特别深刻？不按赚钱逻辑，就凭直觉，觉得值得做、有成就感？
孙强： 可能是富力地产。当年投资地产在华平内部是创新，在国内是行业冰点，资本市场不看好，但企业的发展速度、现金流和净资产回报率都非常好，我在公司内部力排众议，在市场上逆势入股，力挺富力登陆香港股市，带动了之后如雅居乐、碧桂园、绿城等一大批地产企业在香港融资，在行业产生了很正面的影响，很多地产老板都说我为整个地产业的上市融资做出了贡献。
我很喜欢地产，也很尊重地产商，因为他们在荒地、废墟、民宅、厂房上靠自己的想象力设计整个小区的建设加配套设施，一砖一瓦地去建设，过程中要和无数个政府部门，从环保到消防，从规划到土地许可，从建筑到水电，从修路到管道，还要从银行融资、与投资方沟通、跟销售中介合作、宣传推广楼盘，处理成千上万个细节，才能让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一个个小区成片建成，他们改变了中国的城市面貌，让老百姓住上现代化公寓和别墅，其实很了不起。我投资的不仅仅是富力，而是支持了一个行业，为此我还创建了中华地产开发投资协会，为同行之间交流、与资本搭桥打造了一个桥梁。
投资亚信也是我引以为傲的案例，因为亚信助力互联网的普及，开创了海归创业成功上市的先河。这两个案例投资的意义都超过了单个公司，对行业发展有一定的促进。
身处调整期要修炼内功
财视传媒：这两年大模型大火，你怎么看待AI行业？
孙强： 今天的AI很像互联网初期，正在崛起，但尚未成型。投巨资建造大模型，但智谱、百川等头部企业的商业模式还未呈现，仍然需要持续巨资扶持，这不是普通VC和PE 能干的。互联网初期，初创企业者才融几百万美金，现在投AI大模型，动辄几亿甚至几十亿美金，有几个企业能跑出来？AI的发展，需要算力、人才和资金，国内这三个方面都面临挑战，所以投资AI要特别谨慎，我觉得在应用和垂直模型方面更容易商业化。
财视传媒：你最近在看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孙强： 这几年一直在做影响力投资，也就是“义利并举”，投资既要盈利，又要有社会效益。普通的VC/PE都是一个目的 — 钱生钱，利滚利，追求回报，而我致力的影响力投资，必须找到对社会有益的企业，争取解决碳中和、普惠金融、普惠教育、普惠医疗、环境保护、帮助多动症和学习障碍症的儿童学习，老年健康等诸多社会问题。这些通常是被资本冷落的角落，我希望引导资本往这个方向投入，不光是我自己身体力行，也倡导社会资本流入影响力投资。
财视传媒：你怎么看待VC和PE行业未来的发展？
孙强： VC/PE正在经历一个调整周期。1992年我刚开始在国内做PE投资，各家都是作坊式运作，2000年后民企和新经济企业腾飞，带动VC/PE 大发展，人们把PE看成一个暴利行业，形成了全民PE的局面。其实，那十几年的价值飞涨是因为互联网井喷，加上资本市场过热，高速发展的企业都拿到虚高的估值，对很多根本不行的企业和行业也投入了大量资本。而现在经济下滑，资本市场冰封，VC/PE如何应对？
我认为我们行业要回到初心，回到投资的本质：发现、扶植优秀企业，助它成长、完善，提升股本价值。过去靠运气、靠泡沫、靠搭顺风车赚钱的那波投资人以后很难后续融到盲池资金，能活下来的投资公司还要正本清源，扎扎实实地看赛道、跟团队、抓时机，靠眼光、靠分析、靠管理赚取利润。
财视传媒：对于新一代的金融人才，你有什么建议呢？
孙强： 我的书出版后，接到多家商学院和校友会的邀请去做讲座，讲了十几场，在问答环节中，有很多年轻人说在今天困难的环境下，他们感到困惑和迷茫，不知是否还应该继续留在金融行业。
我说，我入学是1987年，正好碰上“黑色星期一”，来校园的金融机构寥寥无几，很多同学放弃金融专业，我才有机会进入沃顿最出名的这个专业。我的职业生涯中经过4、5次大起大落，看到过不同的经济周期，投行裁人又重金招人，所以危中有机。现在形势不好，先做内功、学本事的时候。周期总会过去，春天一定会到来。至于金融这个行业，中国这个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可能没有金融支撑。金融现在已经变成经济的血液和命脉，没有金融，实体经济无法转动。金融和实体经济唇齿相依，经济下行，金融肯定不景气。在这个调整期，我们只能熬，就像冯仑说的，“伟大是熬出来的”，熬过冬天，迎来春光，下一个周期来的时候，就能跟上发展的潮流。
财视传媒：巧者劳而知者优，我觉得你既是巧者、也是知者，你怎么评价自己现在的状态？
孙强： 我谈不上巧，也不能说知，只不过心态比较好，现在的状态是与世无争、知足常乐。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历程，要享受这个过程，不要追求某个目标。如果仅仅为了成名，你成名后第二天怎么办？如果仅仅为了赚钱，赚了两个亿、三个亿、甚至十个亿，又怎么样了呢？达到目标以后，反而会觉得失落。但是你如果把整个人生当成一个过程，给自己设一个个小目标，攀登一个个小山坡，前面永远有目标、永远有更高更远的山峰，不断进步、步步登高的过程就很有意义。再说工作以外还有吃喝玩乐，世界这么大，这么多美景、美食、运动、历史、文化、演出，永远体会不完。我喜欢打太极、滑雪、打高尔夫球、潜水、冲浪、旅游、听音乐会、逛博物馆，学习新东西、新事物，争取生活和工作的平衡，把坏消息放进抽屉锁起来，美好的记忆拿出来，永远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
我希望余生能够回赠社会，给学生讲课、做捐赠慈善、致力于影响力投资、操办非盈利组织，达到我在书里写的三感：成就感、满足感、参与感。有了这三感，生活就会很充实，心态会很快乐。
中国崛起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崛起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且多方面的，它不仅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实力，还改善了民众生活水平，并重塑了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 首先，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的崛起显著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成为了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吸引了大量外资，促进了出口的大幅增长。 比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高铁、桥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不仅提升了国内物流效率，也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后盾。 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人们享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其次，在科技领域，中国的崛起推动了科技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 如今，中国在5G通信、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尖端科技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 比如，中国的5G网络建设走在世界前列，不仅提升了国内通信效率，也为远程医疗、自动驾驶等新兴产业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这些科技进步不仅提升了国家的竞争力，也为民众带来了更便捷的生活方式。 最后，中国的崛起还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例如，中国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积极提供医疗物资和技术支持，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总的来说，中国的崛起对自身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从经济、科技到国际地位，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这不仅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也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
在经济发展方面 祖国内地与香港各有哪些优势
目前，香港证券市场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2007年1月24日，恒生指数曾高达点。 2006年，香港证券市场的总市值达亿港元，比2005年增长61％；总融资金额达650亿美元，仅次于纽约和伦敦，全球排名第三。 香港证券市场具有高效的持续融资功能，2006年，98％的新股上市公开发售股份获得足额认购。 同时，香港证券市场适合不同规模的企业上市，是内地企业境外上市流通量最高的市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把香港的证券市场作为海外上市融资的首选平台。 到2006年底，共有367家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 截至去年12月31日，内地企业在港上市市值达亿港元，平均每日股本成交金额为157亿港元，比2005年增长134％。 2.中国入世，内地经济发展已进入崭新阶段。 为此，内地与香港如何加强联系、加强融合，是两地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其实，香港与珠三角城市早已互为一体，合则两利而恶性竞争则两害。 与此同时，作为华南经济重心的珠三角，与长三角亦可互相呼应、优势互补，这样才能发挥“一加一等於三”的效应。 本人认为，内地与香港特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以下各个层面的融合：(千金难买牛回头 我不需再犹豫)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利用香港专业经验和人才香港与内地就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谈判，内容主要有三方面：第一、贸易投资便利化问题；第二、货物贸易问题；第三、服务贸易问题。 在许多专题上，例如通关便利化、中小企业合作、贸易投资促进、电子商务、法律透明度等等。 货物贸易的谈判也取得了实质进展，现时主要就原产地等技术性问题磋商。 虽然香港生产的制造品不多，但有了协议后，估计香港作为产品的生产地，以及在背后的支援服务对内地将会十分吸引。 香港厂家在内地聘请了很多人，而高增值的活动，包括管理、市场、营销、设计、财务等等这些高增值活动都是在香港进行，所以为香港带来的好处很多。 与此同时，本港专业服务北上的障碍预计亦会大幅消除，例如香港的专业人士（包括会计师、工程师、建筑师、测量师、规划师、律师等）可在内地提供专业服务、申请及考取内地专业资格，甚至在内地开业，在内地直接承办服务。 (剖析主流资金真实目的，发现最佳获利机会！)（1）会计行业一直以来，香港的会计专业人才要到内地发展并不容易。 尽管本港会计界与内地部门及同业一直有良好交往，例如早在1994年，香港会计界已与内地注册会计师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确立了两地会计师长远资格互认的目标，并且认同彼此的作业模式都朝向与国际接轨。 然而，下列的政策限制，令两地会计界的合作融合始终未有重大突破：（一）要通过内地的资格考试，但能考获资格的人极少。 （二）会计师行要到内地拓展业务，例如开设办事处，必须有超过二千万美元资本，要聘用超过二百位会计师，门槛实在太高，以香港逾千间的会计师事务所来说，估计不超过十间可以通过这道门槛。 本港会计师除了从事核数工作，还可提供税务、收购合倂、财务顾问、公司管制的法律、破产、清盘等许多相关的增值服务，但内地则仍然停留在核数业务。 可以说，香港的会计师空有为国家经济增值的专业技术，却未有市场可以开拓。 本港许多会计师都曾有过“借人”的经验。 有时是内地企业借用香港会计师对国际市场的认识；有时是国际投资者通过香港的会计师与内地交易，令到香港的会计师扮演一个重要的投资跳板的角色。 这种独特经验，不但有助带动国际投资者进入内地更广泛的地区，也有助带动内地的专业人士跳出内地市场，直接面对国际投资者，建立起国际业务关系，是一个两赢的方案。 内地发展迅速，而配合及协助一个优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会计及财务专业人士，正正缺乏。 香港的会计师可藉此时作为重要桥梁，协助内地发展之馀，亦可为香港专业人士创造新的出路。 以往进入内地的企业多为庞大的跨国企业，所以内地批准进入内地设立事务所的门槛亦比较高。 但时至今天，中国入世，民企亦不断崛起，香港本土的会计师，有世界级的会计水准，国际视野，亦有华人的文化血统，可在这时候协助内地会计界提升专业水平，共同培植优质民企，引进外国企业投资，又能让民企走出国外。 但从香港考生参加中国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情况统计表得知香港会计师到内地拿取执业牌照的困难，因此本人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1.设立一个以中文考核的特别简化考试给香港的执业会计师。 2.境外会计师事务所常驻代表机构，减低现时的最低收入及最少员工的规定，并准许有开业多年的香港特区华人会计师事务所在内地开设分行执业，及准许与内地注册会计师合作处理有关涉及中国法例的非审计工作。 3.因香港已回归中国，应将香港居住亦列为符合“具有两年以上在中国境内从事独立审计工作经验”及“在中国境内有固定住所或固定联络处，并在申请时已累计居住一年以上”的规定。 （2）测量、规划、建筑及工程行业香港政府筹划大型工程时，往往会聘请专业顾问，提供专业及合符世贸规条的意见。 内地则较少采用顾问。 其实，顾问工作范围可以非常广泛，由提供技术建议、拟订标书、甄选承建商，以至监督和验收工程等。 由於顾问较掌握某个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最所资讯，政府透过这些顾问，可以得知外国最新经验和处理问题的技术。 内地政府不妨成立各类谘询委员会，大部分可以是义务性质（只有象徵性的车马费），除了邀请内地专家，亦可网罗包括来自香港的专家、学者，就基建、工程、环保、交通等规划事宜提供专业意见。 更重要的是，国家入世，加上北京有大量奥运工程上马、上海亦积极筹备世界博览会，当中要动工兴建的配套设施、交通运输、通讯网络及环保系统，涉及的投资额将以千亿元计。 为了令投资用得其所，内地政府和业界尤其应慎重选择合作夥伴。 由於内地与外国不论在语言、法律制度，以至企业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差距，较为保险的做法应是夥拍香港公司，或者聘请一间香港专业公司提供顾问。 事实上，有关工程一向属本港工商专业界的强项。 内地政府可为香港业界提供与奥运有关的第一手市场信息，鼓励业界竞投有关的工程项目。 与此同时，当局负责大型建设工程的组委会，亦可以考虑将工程项目拆细，因为将项目拆细以后，内地规模较细的公司都有能力自行竞投，为内地专业创造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3）资讯科技行业内地入世后，传呼、流动电话、国内及国际固定电话服务等资讯科技市场、地域限制及持股比例等将逐步对外商开放。 香港资讯科技企业可凭借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营运及市场竞争经验，正式投资内地市场，与内地电信企业合资经营或出任外国电信服务商代理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西部地区各省政府纷纷推出优惠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知名的资讯科技公司（包括微软、思科、英特尔及IBM等）到成都、西安、重庆等地投资。 港商可考虑采取以下方式，充分利用西部地区的科研能力和较低的开发及生产成本：（1）直接投资高科技产业；（2）设立研究开发机构或利用当地所长改良产品设计，提高生产效率；（3）与当地科研机构合作，将其研究成果商品化；及（4）委托当地机构进行研究开发。 此外，鉴於内地创业板市场仍在起步阶段，主板市场运作仍未算成熟，内地信息企业如要融资，可考虑多借助香港的融资市场。 随着内地逐步对向开放资讯科技行业，内地信息产业为应付激烈的国际竞争，自然需要致力扩阔融资渠道，以改善及开拓服务。 中央政府可与香港特区政府多加沟通，在不违反世贸条款的前提下，促进信息交流，增加两地合作拓展资讯科技产业的商业机会。 两地可成立一个高层次组织，集合两地有关官员及业界代表，统筹推广内地与香港合作发展资讯科技产业的策略，并向外资推介香港与内地资讯科技产业优势互补的概念。 （4）金融业因应世贸条款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未来几年，中国对外资金融机构现行实施的种种限制，将逐步放宽。 例如2001年12月，中国取消外资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客户限制，并允许其在上海、深圳、天津、大连经营人民币业务；去年12月起，央行又向於广州、珠海、青岛、南京、武汉的外资银融机构开放人民币业务。 可以预见，内地对金融服务的强大需求，亦势将经历急速改变。 过去一年，本港外资银行进驻内地动向非常积极。 事实上，香港作为亚洲领先的资本市场，在珠三角以至全国的企业融资业务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香港的银行、证券公司既可以在协助内地各类企业获得资金方面提供直接服务，也可以通过与当地金融机构的合作，优化当地的金融环境。 本人尤其希望中央政府继续研究放宽及简化内地企业境外上市融资的程序，方便更多内地企业来港上市，吸纳海外资金，帮助内地企业打入国际市场。 （5）航空业自“9.11”事件以来，全球航空步入低谷，众多公司大幅亏损甚至被迫宣布破产。 中国航空却一枝独秀，令国外同行羡慕不已。 这与中国政府一直积极履行有关交通行业入世承诺有密切关系。 2002年8月1日，《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的正式施行是中国积极履行入世承诺，进一步吸引外资进入航空业的里程碑。 新规定扩大了外商投资范围，由原来规定外商投资航空业只试点一两家，改为允许外商投资任何一家；除涉及国家机密项目外，一切通用航空领域外商均可投资。 新规定拓展了外商投资方式，原来规定外商以合资、合作方式投资民用企业，新增加外商可通过购买股票与投资等新的投资方式和“其他经批准的投资方式”。 该规定的出台，表明政府对外商投资中国民用航空业的范围、方式、比例、管理权等一口气放宽，为外商投资中国航空业开辟了新天地。 航空公司、机场服务、机场保安、人流与货流的管理都是顾客至上，效率为先，开源节流，既需要现代化的管理，又需要完善的安全措施，内地可借助香港对这方面的经验，加快培训服务航空业的人才。 （6）旅游业本人希望中央政府能鼓励香港、澳门、深圳和广东省四地加强协调旅游发展的全面规划，建立大旅游区的框架，使区内景点布局均衡，避免重复建设及恶性竞争，增强该旅游区在国际旅游市场上的竞争力。 其分工可考虑如下：香港以迪士尼乐园、购物及美食中心、跑马场及会议及商业中心为主；澳门以东方赌城、夜生活及葡国文化风情为主；珠海以横琴岛开发大型主题公园及度假酒店、别墅区为主；深圳以世界之窗、锦绣中华为主；东莞和番禺以鸦片战争遗址及野生动物园为主。 都会区内各地合作成一整体，形成由数天至一、两星期的大都会区旅游线。 就此，有关当局应尽快组建半官方的旅游促进委员会。 共同组织大规模的旅游推广活动。 此外，加强粤港的交通基建接驳，亦有利合作推动珠三角的旅游业。
请问杭州湾大桥在哪里？多长？在桥上开车到上海要多久？
补充：大桥36公里的长度，使之超过了美国切萨皮克海湾桥和巴林道堤桥等世界名桥，而成为目前世界上已建成或在建中的最长的跨海大桥。 据初步核定，大桥共需要钢材76.9万吨，水泥129.1万吨，石油沥青1.16万吨，木材1.91万立方米，混凝土240万立方米，各类桩基7000余根，为国内特大型桥梁之最。 南滩涂50米＊16米箱梁采用整孔预制，大型平板车梁上运梁的工艺，开创了国内外重型梁运架的新纪录。 水中区引桥70米＊16米箱梁采用整孔制、运、架一体化方案，单片梁重达2180吨，为国内第一。 水中区引桥打入钢管桩直径1.5-1.6米,桩长约80米,总数超过4000根,其钢管桩工程规模全国建桥史上第一。 大桥在设计中首次引入了景观设计的概念。 景观设计师们借助西湖苏堤“长桥卧波”的美学理念，兼顾杭州湾水文环境特点，结合行车时司机和乘客的心理因素，确定了大桥总体布置原则。 整座大桥平面为S形曲线，总体上看线形优美、生动活泼。 从侧面看，在南北航道的通航孔桥处各呈一拱形，具有了起伏跌宕的立面形状。 在南航道再往南1．7公里，就在离南岸大约14公里处，有一个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海中平台。 该平台在施工期间，将作为海上作业人员生活基地，海上救援、测量、通信、海事监控平台。 大桥建成后，这一海中平台则是一个海中交通服务的救援平台，同时也是一个绝佳的旅游休闲观光台。 科技含量之高首先体现在施工工艺上。 我们坚持尊重科学，依靠专家，广泛开展技术咨询和交流活动。 根据专家意见提出了施工决定设计，采取预制化、工厂化、大型化、变海上施工为陆上施工的施工方案，突破了长期来设计决定施工的理念。 预制吊装的最大构件为长70米、宽16米、高4.0米、重2180吨的预应力混凝土箱梁，最长的构件为长度84米、直径1.6米的超长钢管桩，这种构件可称得上是举世无双。 为了减轻海水中氯离子对大桥钢材和混凝土的腐蚀，保证大桥100年的寿命，设计者专门研制了一整套防治海水腐蚀的有效方案。 等等这些可见大桥工程的科技含量之高。 杭州湾跨海大桥将是一座数字化大桥。 科研单位将利用硬件及接口技术、网络及数据库技术、图像图形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计算数学、有限元技术、力学等多学科，建立一套大桥设计、建设及养管的科学评价体系，整座大桥将设置中央监视系统，平均每1公里就有1对监视器。 这样，不仅大桥可进行科学合理的维护管理，而且大桥身体的健康状况也在实时掌握中。 目前，本项目已向交通部申报17项大桥工程关键性科研立项项目，在国内桥梁界也是少见的。 杭州湾跨海大桥是目前国内第一家以地方民营企业为主体，投资超百亿的国家特大型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大桥资本金38.5亿元，其中民营资本占了50%以上，共有17家省内民营企业凭着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进行投资入股。 可以说，大桥项目的投资体制和建设模式，对拓宽民营资本的投资领域，建立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有机结合的投资模式，取得政府和企业“双赢”的经营机制作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杭州湾位于我国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建设杭州湾跨海大桥，对于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深远的、重大的战略意义。 1. 直接促进宁波、嘉兴经济社会的发展，带动周边地区杭州、绍兴、台州、舟山、温州等地的发展，并对全省、乃至长江三角洲南翼地区的整体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据统计，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台州五市的GDP占全省的70%以上，工程建设将使这些地区的发展如虎添翼，为区域经济、社会的进一步腾飞注入新的活力，为全省整体综合实力的提高发挥更大作用。 大桥工程尚未全面开工，杭州湾两岸的慈溪市、余姚市、嘉兴的海盐县已涌动“大桥经济”。 在对新区科学规划的基础上，首期开发已呈现轰轰烈烈场面，投资商已在这里纷纷落户。 2. 主动接轨上海扩大开放，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提升我省的综合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 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是中国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平台。 在新世纪新阶段，宁波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际港口城市，实现经济的大发展、大跨跃。 就必须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走向国际化。 大桥的建设，将大大缩短浙东南沿海与上海之间的时空距离，使我省可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以更优越的区位地理优势，融入国际大都市经济圈。 这对于辐射我省广大腹地，优化提升产业结构，改善投资和发展环境，吸引外资，提高我省综合竞争力，具有十分深远的积极作用。 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建设，将为优化发展环境，进一步吸引和利用外资，创造更为优越的条件。 3. 有利于推进城市化发展战略。 大桥建设将进一步密切嘉兴、宁波、绍兴、台州等城市的联系，促进我省杭州湾城市连绵带和沿海对外开放扇面的形成，从而将这一区域提升为以上海为龙头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都市群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大桥建设对周边县市的城市化发展也将产生深远影响，慈溪、海盐等地瞄准这一千载难缝的战略机遇，已有科学的规划设想，大力吸引人口、产业的集聚，促进新区新城的崛起。 4. 作为我国沿海大通道中的第一座跨海大桥，突破了杭州湾的瓶颈，优化了国道主干线的路网布局，改变了宁波交通末端状况，有利于实施环杭州湾区域发展战略网，大大提升了宁波这一极具发展潜力的经济中心城市的竞争力。 大桥建设也有利于支持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促进宁波、舟山深水良港资源的整合开发和利用，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和国防建设，有利于缓解杭州过境（沪杭甬高速）公路交通的压力。 期待你的满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