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经济样本观察·“镇”了不起丨给全球做泳装，一尺布“裁”出百亿元大产业）
新华社沈阳11月20日电（记者徐扬、于也童、洪可润）在辽东湾畔的辽西走廊中部，有一座人口不到50万的海滨小城叫兴城。少有人知的是，全球每销售4件泳装，就有1件产自这里。兴城，一个给全地球人做泳装的小城；一个把“一尺布”裁出百亿元大产业的“泳装之都”。
兴城泳装产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那些前来海滨度假的各地游客，把五彩斑斓的泳装产业带到了这个辽西滨海小城。他们身上花花绿绿的泳衣，让当地人既感新奇，也嗅到了商机。于是，一些人买几件泳衣，自己回家就照猫画虎学着做起来。
当时做一件泳衣能赚1元钱。一个妇女一天能做30件左右，而在工厂上一个月班，才赚60多元。
这样的收入对比，一传十，十传百，从村庄到城市，兴城泳装工厂就迅速从星星之火，转成燎原之势。
如今的兴城，有约三分之一人口从事泳装相关工作，泳装生产企业达到1300余户，年均生产泳装约1.7亿件（套），占国内市场份额40%以上、国际市场25%以上，年产值达到150亿元。
图为4月18日，兴城一家泳装企业生产车间，工人在生产泳装。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从依托海滨度假产业消费泳装，到当地人自己办厂生产泳装；从私人作坊的沙滩提篮叫卖，到智能化生产企业的全球电商销售，以色彩斑斓的泳装为“支点”，古城兴城历经40多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蝶变，也实现了自己的“华丽转身”。
漫步在今天的兴城街头，联邦速递、UPS等快递公司的运输车辆随处可见。小小的泳装从辽宁兴城，一路卖到大江南北，卖到美国、泰国、澳大利亚……
走进兴城市浩诚制衣有限公司，展区内色彩绚丽的泳装引人注目。总经理田澍敲击着电脑键盘，随着订单下达，一件件泳装即将经由亚马逊、希音等跨境电商平台，发往世界各地。
“目前企业外销业务占90%以上，此前一届广交会中，我与英国本土电商Boohoo达成了合作。除了传统外贸渠道，近年蓬勃发展的跨境电商，也给我们带来了新商机。”田澍说。
田澍是家中的“泳三代”。他说，今年88岁的奶奶苏桂珍是兴城第一批泳装人，“那时奶奶在家里踩着缝纫机做泳装，做完就背包推车去卖。到父母这一辈，家里办起了小工厂，姑姑背着大包去批发市场找客户，也给大企业做代工。”
图为4月18日，葫芦岛一家泳装企业在直播售卖泳装。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到了田澍这一代，经历互联网大潮，兴城泳装迎来产业转型迭代新浪潮，电子商务更是把小城泳装从渤海之滨，卖到了全球各个角落。
乘风踏浪方能“泳”立潮头。随着传统产业到了调整转型的新关口，兴城泳装企业也奋力突围、谋求转型，冲击细分市场，培育更多品牌，抢占产业风口。
在卓衣美制衣厂生产车间，自动裁床已取代了人工裁剪。“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高了产能，企业敢接大订单了。按传统人工模式，需要20个裁剪师傅干完的活，2台自动裁床就可搞定。”兴城市卓衣美制衣厂总经理刘卓说。
目前，兴城泳装产业智能化转型趋势明显。统计显示，兴城33000多台（套）生产设备中，有30%以上采用了先进的进口设备，自动铺布机、自动裁床、自动印花等先进设备被广泛应用，规上泳装企业使用数字裁床、铺布机、数码印花等设备达到90%以上，部分企业还实现了泳装全流程管理。
图为4月18日，兴城一家泳装企业生产车间，工人在工作。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产业转型升级还需要龙头企业起示范、做标杆。在兴城市英华泳业制衣有限公司的展示区，几件“中国风”的旗袍款式泳装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董事长王娜说，公司致力于高端化的产品设计，泳衣在面料、设计和制造等方面已与国际大牌并驾齐驱。目前，企业在全球多地注册了商标，已成为兴城泳装行业高端化转型的代表。
智能化、高端化转型是产业突围的必由之路。“对兴城泳装而言，只有提升产品附加值，提升智能化效率，占据高端市场，才能提高行业核心竞争力，小镇大业才能行稳致远。”兴城市工信局党组书记魏东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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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成就、挑战与调整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选择了对外开放的正确道路。 30年来。 中国对外开放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有所发展。 然而，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奖出限人的贸易战略、奖人限十的资本战略、追求外汇储备偏好为主要特征所构成的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到了需要做十调整的时候。 本文在回顾中国对外开放历程与现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中国对外开放战略面临的挑战，从而探讨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调整方向。 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道路的历史选择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理论途径 国际经济联系的主要途径是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战略，也就是在这两个方面的战略选择。 1、进口替代与出口促进的对外贸易战略 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这条由古典经济学所阐述、并为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证实了的道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具有适用性。 这不仅是因为外贸可以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总产出和出口，而且因为外贸可以换回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品及中间产品等，为发展中国家实行工业化、改变传统经济结构、提高产出与收入水平、实现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战略主要有进口替代战略与出口促进战略。 进口替代战略，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削减进口，减少对国外的经济依附；节约外汇、平衡国际收支；发展本国幼稚产业，实现工业化；发展制造品的生产和出口；增加工业部门劳动就业，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等等。 可见，该战略的立足点，一是为了消除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障碍，二是为了消除贸易条件不利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为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出口促进战略，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利用本国自然条件优越或劳动力便宜等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先进的产品，通过扩大出口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出口的扩大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人均收入，促进工业基础的强化和工业化进程；出口的扩大有助于提高本国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使产业结构高级化；由于出口促进的多为工业和制造品工业，因此出口扩大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就目标而言，出口促进战略的实施是为了实现全面工业化和迅速增长经济，并克服进口替代工业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2、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国际资本流动战略 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源不足，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资源，因此，通过引进外资、利用外国援助等途径从外部获取资源是必要的。 国外资源的流入，可以解决一国储蓄不足、外汇短缺、资本品稀缺等问题，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引进外资的主要利益在于：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填补储蓄缺口，解决国际收支逆差问题；从国外获得国内生产急需的特殊的商品和劳务；从国外获得可以提高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技术、新的生产方法，以增强国内提高产十水平的能力；弥补国内技术、管理、企业才能方面的不足，等等。 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发展中国家应该适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原因在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进一步开拓内外市场，带动国内出口；利用全球要素价格差异，增强本国经济竞争力；促进国内经济结构的升级与优化。 (二)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现实选择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对外经济基本上是处于封闭状况。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有着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资本和外汇都很短缺，发展经济面临严重的资本不足的约束；二是就业压力非常大，人均国民收入很低，发展经济面临国内市场不足的约束；三是国内资源比较便宜，例如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等都比较便宜。 我国经济在当时的这三个特征，决定了我国当时对外经济的基本战略选择是：在贸易方面，实施出口促进战略；在资本流动方面，实施引进外资战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提出了改革和对外开放，但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我国的对外经济实际上发展较为缓慢。 一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尤其是中共十四大之后，我国的对外经济才开始得以快速发展，国际收支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才开始在规模上有了起色。 这种对外开放战略自1992年开始大规模推进，到了1997年，又掀起了一个高潮。 因为1997年我国经济遇到了两个挑战，一个是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首先表现为对外汇的国际炒作，似乎只有外汇储备丰厚的国家，才可以阻击这场危机，因而有利于外汇储备增加的限人的贸易战略、奖人限出的资本战略的对外开放战略，就更加受到人们的推崇。 另一个是中国宏观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了总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导致了经济增长乏力，失业人口大量增加。 对于这种总需求不足，当时我们虽然也试图通过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而启动，也就是试图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而加以刺激，但当时因为各种原因，除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所推动的政府投资对启动总需求有些作用外，别的措施似乎见效都甚慢，因而我们后来加大了国际政策对需求启动的力度，也就是通过扩大进口和积极引进外资而启动国内需求，后来恰恰正是因为这些扩大出口和积极引进外资的举措，才通过开发和占领国际市场而释放了国内需求严重不足的压力，弥补了国内市场的需求不足，有效地带动了经济增长，从而收到了启动经济的巨大效果。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一方面，WTO的其他成员，通过中国加入WTO，等于是承诺了中国享有WTO成员的基本权利。 同时，这个承诺更多的是中国向所有的WTO成员的承诺。 总的来看，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的开放迈进了一大步。 二、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主要成就 (一)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自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战略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重大成就。 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206亿美元，2007年进出口总额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04.3倍，年均增长17.4％。 其中，出口增长18.1％，进口增长16.7％。 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居世界位次已由1978年的第29位跃升到2007年的第3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7％。 同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由1980年的49.7％上升到2007年的94.9％。 以食品、农副产品等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80年的50.3％下降到2007年的5.1％。 与此同时，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快速增长，而初级产品进口额占比下降。 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 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7％提高到2007年的66.8％，提高57.1个百分点。 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 从贸易依存度来看，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非常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年度进出口总额及外贸依存度如图1所示。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远远大于对外直接投资，从而在资本项目下，我国逐年获得顺差。 从图4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从1993年始，来自直接投资的资本项目年度顺差开始超过200亿美元，到2007年达到561亿美元。 (三)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贸易项目下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在资本项目下同样积累了大量的资本项目顺差，贸易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形成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使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加，1978年以前，外汇储备从未超过10亿美元，直到1983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8.9亿美元，2007年底达到1.53万亿美元，25年间增长了约1700倍，见图5。 巨额的外汇储备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支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四)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简要评价 中国现行开放战略框架的主要特征是，我们在国际贸易下采取了积极扩大出口而限制进口的方略，例如在出门上实行了出口退税比例较高的有利于扩大出口的退税政策，在进口上实行了比较严厉的进口关税政策，甚至不允许进口；在资本项目下，我们实行了大力吸引外资而限制资本外流的政策，例如对外资实行包括税收优惠和土地优惠在内的各种优惠政策，但对资本外流却严加控制。 与这种开放战略相联系，我国的外汇体制实行了国家严格控制的行政性管理体制，不仅外汇的流动被严格控制，例如资本项目下的外汇兑换从不放开，而且外汇的价格也是政府控制的，实行政府定价原则，因此，外汇的流动和定价，都不是自由的和市场化的。 这种以奖出限入的贸易战略、奖入限出的资本战略、追求外汇储备偏好为主要特征所构成的开放战略。 这种对外开放战略，非常快速地形成了贸易顺差和使外资大量地流入了我国，因而非常有效地增加了我国的外汇储备，同时又为我国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人们的收入。 当然，这种战略也对我国的改革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形成了开放带动改革的体制变革效应。 我国对外经济的这种战略选择，在当时是对的，是符合当时我国的国情的，我们对此不应有任何指责。 然而，随着国内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这种战略需要调整了。 三、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当前面临的挑战 (一)外贸依存度过高，使得国内经济更多地暴露于国际经济波动及国际贸易环境波动的风险中，增加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难以持续平衡增长 30年来，我国实施的这种以扩大出口为基础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使得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出口)的贡献排序是：出口、投资、消费。 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增长表现为出口拉动型。 从国际经济波动来看，当前，受次贷危机影响，美国经济增长已明显减缓，欧、日经济也深受其害，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整体减缓已基本成局，其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将逐步显现。 尤其对那些依赖美国经济程度较高的国家，出口形势有可能变得更为严峻。 有人已做八、预测，如果美国经济减缓1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可能减缓0.5个百分点左右，中国经济可能受此拖累放缓0.2—0.3个百分点。 也许这种预测有点过头，但至少提醒我们。 如果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萧条局面，对中国的出口影响肯定是不小的。 近年来我国出口增长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粗略测算，美国GDP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会使我国十口增长率下降5个百分点左右。 因此，如果美国经济减速明显，将对我国出口乃至经济增长的稳定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从国际贸易环境波动来看，中国产品遭遇贸易伙伴国的反倾销，大有势头越来越猛、品种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之势。 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7年5月底，已有34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637起涉及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调查。 其中，反倾销调查573起，反补贴2起，保障措施调查51起，特保调查11起，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了中国约186亿美元的出口贸易。 2003年，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反倾销、保障措施及特保立案59起，涉案金额约22亿美元，涉案部门与2002年相比，增长了178％。 从涉案数量和涉案金额看，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最严厉的国家和地区是美国和欧盟。 仅2003年，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立案达到11项，涉案金额达18.5亿美元，占涉案总金额的84.1％。 虽然从贸易总额上看，我国产品遭遇反倾销的总额度只占贸易出口量的1％，但是，近几年来遭遇反倾销的商品却呈非线性增长。 有理由相信，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贸易救济措施的最大受害国。 (二)巨额的外汇储备不仅机会成本巨大，而且使得央行的外汇占款增大，加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对国内经济形成强大冲击 巨额的外汇储备虽然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支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但持有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机会成本巨大。 由于人民币汇率机制缺乏灵活性，导致货币供应量飙升。 流动陆过剩，进而刺激投资，导致国内经济过热，助长了国内经济结构的扭曲，并且大大增加了物价上涨的压力。 首先，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在不考虑顺差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时，经常项刚匝差为顺差国带来的收益：美国国库收益率x顺差额；其机会成本：国内投资利润率x顺差额。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润率通常高于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因此它们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一般意味着其国民福利的减少。 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讲，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引资国(资本项目匝差)，这个国家就应该成为经常项目逆差国。 双顺差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用高回报的股权同发达国家交换低回报的债权。 除非外国所有权同技术引入不可分割，与FDI成功转化为相应贸易逆差的情况相比，FDI未能转化为相应经常项目逆差(贸易逆差)将导致国民福利减少。 双顺差必然导致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外汇储备代表了一个国家对美国的补贴。 外汇储备越多意味着对美国的补贴越多，而对外国的补贴自然代表本国福利的损失。 总之，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来说，发展中国家通常不应该追求经常项目顺差。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RudiDornbusch)所言：“对于一个贫穷国家，不把资源用于国内投资以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而将其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肯定是不理智的。 ”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引资国，该国就应该把资本流入转化为相应的经常项目逆差(贸易逆差)。 同时，随着美元的贬值，使得我们外汇储备本身也会有很大贬值。 其次，从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来看，这种战略导致我国国际收支严重失衡，过多的外汇流入我国，从而使得央行的外汇占款性货币发行数额太大。 1993—2006年我国M2供应量和外汇占款情况见图6。 从图6可以直观看到，样本期间，随着外汇占款的增长，我国的M2供应量在大幅度增长。 我们根据相关数据计算的外汇占款占M2供应量的比重见图7。 从图7可以直观地观察到，样本期间，外汇占款在M2的比重，在1993年只有2.51％，自1995年始，即超过了10％，自2004年始超过20％，到2006年达到28.64％。 其经济意义是，2006年约1/3广义货币供给来源于外汇占款。 因为外汇占款过大而导致货币供给过多，从而出现了流动性过剩，使得包括消费品价格、投资品价格、资产价格在内的价格全面上涨，引发了国内经济严重失衡，出现了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和经济泡沫的压力。 (三)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远远超过对外直接投资，会给未来的国际收支带来一定隐患 面对滚滚而来的FDI，在未来，中国可能陷入一种为支付投资收益而十口的尴尬局面(余永定，1997、2003)。 举个例子，假设中国的外国资本(FDI)存量为5000亿美元，如果其投资回报率是10％，投资者既可以把利润汇回本国也可以把利润用于再投资。 把利润汇回本国意味着外资要汇出500亿美元的收益。 这样，在经常项目中的投资收入这一项里，中国是负值。 为了保持经常项目平衡，中国每年要有相应的500亿美元贸易顺差来弥补投资收入项目逆差。 把利润用于再投资则表明在华外资存量将以10％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未来外国投资者将有更多的利润汇出。 目前中国经济处于高速成长期，FDI的收益是很高的，这意味着中国国际收支中投资收入一项的逆差很大。 但是。 在中国的国际收支统计中，这一点并未体现出来。 过去外资总是声称它们在中国的收益率很低，之所以在中国投资是因为看好中国的投资前景。 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所作的调查研究，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率高达22％(中国经济学家似乎并未得出这样的结论)。 鉴于FDI仍将持续流入中国，在未来5年内中国投资收入逆差可能会迅速增加。 如果中国贸易顺差不能相应迅速增长中国就会出现经常项目逆差。 当然。 如果外资用得好，劳动生产率提高比较快，中国是有能力通过增加贸易顺差来抵消投资收入项目逆差的，但国际环境是否允许我们做到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此外，如果中国对外投资迅速增加且收益率很高，中国的投资收入项目逆差也是可以避免的。 但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太小，所以利用中国的对外投资收益来抵消未来的外资在华投资收益的汇出，以对付可能的投资收益逆差收益的可能性似乎并不太大。 此外，如果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到上世纪末20多年内，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解决城市大工业升级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所面临的资金不足问题，然而到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8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计算，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截至2008年6月，中国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存贷差已经超过了13.4万亿元，截至2008年9月，外汇储备已经达到.85亿美元。 考虑到金融机构沉淀的资金和巨额的外汇储备，我们需要追求这些资金的利用效率最大化和经济收益最大化。 基于上述分析，这种以奖出限人的贸易战略、奖人限出的资本战略、追求外汇储备偏好所构成的开放战略，不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四、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未来调整方向 (一)将国际收支平衡作为未来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 追求外汇储备的偏好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特征。 追求外汇储备也就是追求国际收支盈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受重商主义财富观的影响。 重商主义认为，财富就是货币即金银。 衡量一个国家富裕和发展程度的标准是看它拥有的货币量，而推动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积累货币。 因此，国民财富增长的唯一途径是开展对外贸易，即把本国的剩余产品卖给别国以换回货币，或者通过转口贸易以赚取货币形态的利润。 重商主义主张的发展战略是奖出限人的对外贸易，早期重商主义主张采用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以及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来积累货币，即通过调节货币的运动来达到积累的目的。 晚期重商主义允许货币输出国处，扩大对外国商品的购买，但必须保持商品的输出超过输入，即通过调节商品的运动来达到积累的目的。 然而，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标志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何全方位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更合理地配置资源，是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相比仅仅依靠国内市场而言，通过扩大总需求促进增长，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相比国内资源而言，通过扩大总供给促进增长。 从理论上来讲，在开放经济中，国际收支平衡(对外平衡)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一起构成现代政府宏观经济目标，可见，国际收支平衡是国民经济均衡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收支的失衡，必然对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有必要对国际收支的均衡和失衡进行调节，以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常常把国际收支平衡作为统筹国内外经济均衡的重要目标的原因。 从实践方面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验证了这一理论解释与预测的正确性，改革开放发来，中国所实行的出口促进型、外资依赖型的对外开放战略虽然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它所带来的国际收支失衡既对当前的国内经济形成强大冲击，也给未来的国际收支带来隐患。 随着当前国内经济及国际经济的变化，我们应该将追求双顺差的战略目标，调整为追求国际收支平衡的战略目标，以减轻外部经济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以确保国内外经济的均衡。 (二)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未来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 要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战略目标，尤其是要解决当前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对国内经济造成的冲击，需要找到正确的战略重点作为突破口。 国际收支平衡的数学表述：BP=NX+CF=0。 其中，BP为国际收支盈余，NX为贸易账户盈余(净出口)，CF为资本账户盈余(资本流量)。 国际收支盈余：官方外汇储备的增加：贸易账户盈余＋资本账户盈余。 因此，从理论上来讲，有两种途径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第一，实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各自平衡，确保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第二，实现经济项目和资本项目的综合平衡，即一个项目下的盈余用另一个项目下的赤字来冲销。 然而，实现贸易项目的平衡会对经济增长形成负面冲击，因为净出口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下，很难在短期内将经济调整为内需拉动型，对外需的依赖只能逐步减少，只有在内需足够大的条件下，实现贸易项目的平衡才可以减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如果经常项目的不平衡在短期内难以平衡，那么着眼点就应该放在资本项目，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逐步实现资本项目的平衡，而且能够确保外汇储备的有效利用，并且减轻对国内经济的冲击。 根据当前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际，我们认为，中国未来对外开放战略的重点在于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原因在于：第一，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解决当前外汇储备过多问题，实现外汇储备有效利用的重要手段。 一方面，只要我们的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高于购买国外债券的利率，就可以减少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外汇储备的减少，可以减轻外汇占款的带来的人民币供应量的过度增长，从而有利于解决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 第二，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可以确保未来国际收支的平衡。 可以预期，在中国巨大国内市场和高经济增长的吸引下，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仍将保持增长的势头，外商直接投资的利润在未来的汇回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对未来中国国际收支的负向冲击。 如果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很大，从而带来的国外的投资收益较大，就能抵消在华外资收益的汇出，那也就不会存在未来发生收支危机的隐患。 因此，我们应该将出口促进型、外资依赖型的对外开放战略重点，调整为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型的对外开放战略重点。 此外，根据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对外直接投资会对国内经济的其他方面形成正向影响。 第一，对外直接投资会带动出口。 Lipsey等(2000)对日本、美国、瑞典数据的研究表明，从制造业公司水平而言，日本母公司对国外一个地区的出口与母公司在当地的生产正相关，这种关系随时间越来越强，美国、瑞典情况与日本类似，只是强度较弱。 Wilamoski和7inkler(1999)对美国与墨西哥的FDI与贸易关系的研究发现，美国FDI是两国贸易剧增的主要原因，而且出口效应超过进口效应。 项本武(2006)对中国数据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但对从东道国的进口却具有替代效应。 第二，对外直接投资会带动国内就业。 Lipsey(1994)对美国情况的一个研究结果是，海外生产份额高的美国公司相对于国内生产的公司来讲，就业人数更多，国外生产需要更多地服务于总部的R&D及监督就业。 Blomstrom等(1997)对美国与瑞典的比较研究表明，瑞典公司在给定母公司生产规模的条件下，国外生产越高，国内就业越多，在发展中国家的效应特别大。 瑞典公司较少将劳动密集型生产配置于低工资国家，国外生产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需要母公司监督和辅助就业。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会增加中国国民收入。 Feldstein(1994)在对美国FDI流出的收益的计量研究中表明，一个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能以一个相当大的幅度提高美国的国民收入的现值，每1美元的FDI能为国民收入增加1.72美元的现值，接近于这些资金机会成本的2倍。 第四，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国内经济结构升级。 Wolff(2000)认为，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的中等技术含量经济体转变为90年代的高技术含量的经济体，转型速度比其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和德国要快得多。 Blomstrom等(2000)认为，FDI流出在日本经济结构的调整中起着重要作用，日本公司生产活动的区位重新配置改变了日本经济的特征。 因此，大力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解决当前国内外经济失衡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形成和完善我国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战略的关键。 对于我国经济未来的进一步增长来说，实施走出去战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必然的战略选择。
出了事故 保险公司给的钱是谁的。难道是股东的钱么。还是分公司的管理者的钱？
出了事故，保险公司给的钱赔的钱是谁的？赔的钱就是保险公司，公司里的钱呢？也就是说，他吧购买保险的钱集合起来，然后开除掉必要的开支，然后有什么事故把握什么理赔，都是从别人交的保险费，你又提出来半，还陪给那些出了事故的人
是保险总公司的群没有什么分公司管理者的群
中国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全球第二距美国尚有差距？
参考消息网12月8日报道港媒称，中国近年着力发展人工智能（AI），已成为AI大国，无论在人才数量、企业数量均在全球均占第二位，唯美国在各领域均大幅领先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研究AI的高等院校中，美国占了45.7%，中国要追赶美国，一定要加紧在高等院校中开始培养人才。
据《香港经济日报》网站12月7日报道，《财富》全球论坛昨在广州开幕，今年论坛以“开放与创新 构建经济新格局”为主题。 中央近年推动科技创新，以带动经济转型，人工智能是关键一环。 中国龙头科技近年也投放大量资源在AI领域上，目前已见到成绩。
报道称，发展AI产业最重人才，《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白皮书》显示，全球AI领域人才总数约30万，而目前市场的需求则在百万量级，AI人才供应存在很大缺口。
截至2017年6月，全球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共计2617家。 美国占据1078家居首，亦即美国企业占全球总数逾40%，中国以592家企业排名第二，其后分别是英国，以色列，加拿大等国家。 其中，美国1078家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约有名员工，中国592家公司中约有位员工。
具体来看，全球30万AI人才中，高校领域约有10万人，产业界约20万人。 目前，全球共有367所具有AI研究方向的高校，但每年AI相关领域的硕博毕业生只有约2万名。 在这367所高校中，美国拥有168所，占据全球的45.7%，反观中国只有20所。
报道称，中美两国AI人才聚集的产业并不相同。 在美国，投资者对于基础层面更为看重，而中国投资者对应用层的关注更多。
事实上，近年中国在AI领域发展的确在全球前列，成绩比不少发达国家更佳，但相比于美国，基础仍相对薄弱，要追赶美国仍有一大段距离。 特别是美国高等院校研究AI占了全球近半壁江山，每年有大量人才补充，这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难以冀及。
报道称，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投资者及企业，更注重基础技术研究，这些成果未必能即时商业化，但对未来科技的影响深远；而中国投资者更着重应用，这在起步之初无可厚非，但切忌急功近利。
资料图片：12月2日，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拉开帷幕，这是参观者在博览会上了解智能悬浮平台。
【延伸阅读】美媒宣称美国用人工智能分析卫星照片 搜寻他国导弹发射场
参考消息网11月26日报道美媒称，在情报机构中，只有为数不多受过训练的分析人员从事从浩如烟海的卫星图像中寻找未公开宣布的核设施或秘密军事场所的工作。 但是，使谷歌和脸书公司的人脸和喵星人图片的自动过滤成为可能的那种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在针锋相对的间谍世界中也可能被证明是无价之宝。 一个早期的例子是：美国研究人员已经训练了发现中国地对空导弹发射场的深度学习算法，其速度要比人工分析快数百倍。
据美国连线杂志网站11月21日报道，深度学习算法被证明能够帮助先前不具备图像分析经验的人员，找到散布在中国东南地区近9万平方公里区域内的地对空导弹发射场。 这种基于神经网络——即能够对海量数据进行过滤并从中学习的层状人造神经元——的人工智能可媲美人类图像分析专家在定位导弹发射场时取得的90%的总体准确率。 也许更加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深度学习软件帮助人类把找出潜在导弹发射场的时间从60个小时缩短至仅42分钟。
密苏里大学地理空间智能中心主任、电机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教授柯特·戴维斯说：“算法被用来寻找据说被高度怀疑存在导弹发射场的位置，然后由人工对搜索结果进行评估以确保准确，并弄清算法节约了多少时间。”
报道称，密苏里大学的这项研究于10月6日发表在《应用遥感杂志》上。 该研究是在卫星成像分析人员正在被大数据的洪流淹没的背景下展开的。 知名商业卫星成像公司DigitalGlobe每天生成大约70兆兆字节的原始卫星成像数据，更不用说来自其他商业卫星和政府间谍卫星的所有成像数据了。
戴维斯和同事们证明了现有的深度学习模型——它们经过了针对卫星成像分析的培训和改进——能够如何发现让情报机构和国家安全专家产生极大兴趣的潜在目标。 这些深度学习模型——包括GoogleNet和微软研究公司的ResNet——最初建立时的目的是从传统照片和视频信息中发现目标并进行分类。 戴维斯和同事们对这些模型进行了调整以使它们适应解读卫星成像数据的难题和局限，例如培训一些能够解读彩色和黑白图像的深度学习模型，以备在只能获得地对空导弹发射基地的黑白图像时使用。
事实上，分析人员广泛依赖于卫星成像技术对朝鲜武器计划的发展进行跟踪。 人类分析员很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个幅员相当狭小的国家境内现有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的地对空弹发射场。 但是类似的深度学习工具可以帮助自动标记在朝鲜或其他国家境内出现的新的地对空发射场。 对已有和新的导弹发射场的了解有时可以引导分析人员发现其他可疑地点，因为各国通常把地对空导弹发射场设置在特定区域以防其附近的宝贵装备遭到空中打击。
报道称，研究人员最终只利用了大约90个得到肯定确认的中国导弹发射基地样本来训练人工智能。 规模如此小的培训数据集在正常情况下或许无法取得准确的深度学习成果。 为了绕过这一问题，戴维斯和同事们通过在不同方向上对原始图像稍作改变，把这90多个培训样本转化成了89.3万个培训样本。
报道称，这项研究令人印象深刻的深度学习成绩很可能得益于地对空导弹发射场的规模相当庞大，并且从卫星的俯拍照片上呈现独特的形状。 戴维斯提醒说，在试图分析较小的目标如车载导弹发射器、雷达天线、车载雷达系统和军车等的时候，深度学习算法将面临大得多的挑战，因为现有卫星图像在提取识别特征时没有那么多的像素可以使用。
资料图片：这张拍摄于2012年12月2日的卫星图像显示的是朝鲜丰溪里核试验场地区的交通线路图。 （卫星图像由DigitalGlobe公司拍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美韩研究所下属网站“38 North”添加注解并于2012年12月28日发表。 ）
【延伸阅读】外媒称中国人工智能5年内比肩美国：解放军将凭此获得优势
参考消息网11月29日报道外媒称，美国情报界的一个研究机构近日举行了一场竞赛，看谁开发出的人脸识别技术最优秀。 在所有参赛者中，荣获2.5万美元最高奖的是一家名叫依图科技的中国初创公司。
路透社11月28日报道称，美国一家智库的报告举出类似的众多例子证明，中国军方也许会利用该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进步，推动武装力量现代化并有可能谋求对美军事优势。
由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埃尔莎·卡尼亚撰写的这份报告称：“中国不再处于相对于美国的技术劣势，而是已经成为真正的对手，在人工智能方面也许会有能力超越美国。”
卡尼亚写道，未来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可能会改变未来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
“字母表”公司的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前不久在华盛顿的一次聚会上就中国的潜力发出了类似警告。 他指出，中国7月份公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要求在未来几年赶上美国，并最终成为全球首要的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施密特在这次会议上说：“我认为我们在今后5年里仍会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的赶超速度会非常快。 所以，5年后我们可能就会差不多处于同一水平。 ”
今年早些时候，五角大楼的一份未公开文件渲染说，中国企业正在通过购买美国公司的股权来绕开美国的监管，获取有潜在军事用途的美国人工智能敏感技术。
针对这种情况，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本月提出了加强美国外资管理的议案。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报告指出了中国的收购活动，并表示北京在培育国内人工智能产业与美国竞争方面有一些障碍，包括招聘顶尖人才。
然而，施密特说：“如果你们认为他们的制度和教育体系培养不出我所说的那种人，那你们就错了。”
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了自动驾驶汽车的出现，可能会彻底改变交通运输的面貌。 此外，这种技术还给医学带来重大进展。 据估计，它也有能改变战场形势的军事用途。
五角大楼有一个项目，着眼于让计算机帮助筛选无人机拍摄的影像资料，从而减少人类分析师的工作量。 这其中已经运用了一些机器学习技术。
报道称，报告引述公开文件的内容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投资于各种和人工智能有关的项目，解放军的研究机构正与中国国防工业合作。 报告称：“解放军预计人工智能的出现会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性质。 ”
卡尼亚承认，鉴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尚处于早期，且中国及其他国家有关人工智能的政策尚不完善，她的这一研究结果相当大一部分是推测性的。 尽管如此，她在报告中表示，一些解放军思想家预计战场上即将出现“奇特景象”，届时人类在作战过程中会跟不上机器主导决策的速度和节奏。
资料图：青少年AI人工智能设计大赛苏州开赛。
【延伸阅读】美媒：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人工智能将消灭过时岗位
参考消息网11月24日报道美媒称，无人驾驶汽车和卡车占领公路，机器人“操作”工厂。 超级智能手机呼来优步公司直升机，将手机主人送到迅速扩大的城区。 机器利用算法自学完成一度需要人类智慧才能掌握的认知任务，消灭了无数管理及工业岗位。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1月22日文章，这就是技术进步导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重塑世界的愿景——多半会在未来五至十年内实现。 今天，这个景象不仅在硅谷初露端倪，而且在巴黎的智库、中国的电动车工厂甚或在撒哈边沙漠周边都能看到。
21世纪，技术所带来的影响不同以往。 过去，蒸汽机、电力和计算机诞生时，社会有数年时间适应技术带来的变化。 今天，变化是随时随地的，瞬间就以数字化形式遍布全球。
世界各地各级政府突然认识到社交媒体、其他形式的算法以及人工智能已迅速超出了其掌控范围，甚至令其毫无察觉。
文章称，美国人今天的生活受技术影响的范围要远比过去几十年更为广泛。 自动驾驶汽车、云（技术）以及送货上门的成群结队的无人机都是众所周知的概念了。 但是，这些技术步步紧盯你我，这个现实的确令人措手不及。
本月，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在摩洛哥召开世界政策年会期间，一位发言者说：“中国不仅是全球工厂，而且正在成为全球实验室。 ”他指的是北京迅速发展的军用和民用人工智能技术。
文章称，美国政府置身事外，任凭市场力量发展具有全球影响的技术公司巨头。 中国则选择了正面竞争。 欧洲允许美国技术公司进入市场，对其加以管理而不是与其竞争。 俄罗斯则把信息技术武器化，为军队、导弹和坦克增添社交媒体。
外交官和战略家已经开始探讨技术与国际事务的交集，希望找到办法，将冷战式威慑和军备控制协议原则应用到网络威胁领域。
也有人呼吁，政府应当开始想办法解决技术影响对国内劳工市场和日益脆弱的政治体系造成的紧迫问题。
文章称，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在消灭过时岗位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岗位，新岗位常常需要持续不断的再培训和多种职业与场所转换。 美国用人单位报告目前空缺610万个就业岗位，主要是因为求职者缺乏所需要的技能或就业流动性。
人工智能机器人
【延伸阅读】外媒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挑大梁：高科技非西方专属游戏
参考消息网10月30日报道英媒称，高科技曾被认为只是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专属游戏，但如今中国正在颠覆这种偏见，在人工智能研发领域，中国已经令人意外地与美国共挑大梁。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0月20日报道，“到2018年，中国政府对人工智能的研发支出可望达到150亿美元。 ”麦肯锡董事长兼全球总裁鲍达民如此预测。 鲍达民是一名中国通，在成为麦肯锡掌门人之前曾长期驻扎上海。 今年9月底他空降北京，再次呼吁中国加大力度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他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这里拥有海量活生生的数据。 他表示，20年前全球范围内曾出现过一次“假曙光”，但是当时没有可匹配的计算能力，如今随着计算技术的提升，加之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更多数据得以采集，人工智能正在从构想变为可应用的现实。
此前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一份报告中做过三点判断：人工智能投资已进入到世界领先科技公司对专利和知识产权的竞争阶段；早期进入人工智能行业的公司往往更接近数字化前沿；高科技、通信与金融服务三年内将成为人工智能的主导产业。 麦肯锡预计，人工智能应用的市场规模将在八年后达到1270亿美元。 在2017年3月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鲍达民在讲演中称，一些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自然语言处理、图像和语音识别等技术方面走在了前沿，可整合进诸如私人助理、自动驾驶等新产品中。
作为执掌这家全球顶尖合伙人咨询公司近九年的资深人士，鲍达民在每日与各类客户的接触过程中，训练出了非常敏锐的洞察力。 一个趣闻是，现在越来越多机构开始认真对待中国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实早在2010年鲍达民就谈到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贸易轴心”、“这是以前的一条丝绸之路”。
鲍达民对中国问题很感兴趣，也懂得如何发挥影响力。 跟其他很多行业一样，今天的咨询业也面临着被人工智能大肆改造的命运，在高薪聘请员工与高价引进人工智能技术之间，以做决策为每日工作的鲍达民，此时更需要仔细权衡。 他表示，公司要承担起“双重使命”——为满足客户需求而大力引进机器人和自动化程序，另一方面需要培训员工掌握运用人工智能必需的相关技能。
以下是鲍达民接受《高端视点》视频访谈的部分文字选编：
问：你为什么呼吁中国要加大力度发展人工智能？
鲍达民：我定期来中国的一个原因是，如果你不了解现在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你就会被边缘化。 人工智能是我感兴趣的领域，因为我觉得它是会改变世界的重要技术。 我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将具有重要的地位，主要得益于这里的人才和智力资源。 （中国的参与）也会促进世界的发展，我们可以解决诸如医学方面的许多难题，像癌症；还有对孤独症的治疗等很多世界级难题，都是人工智能可以帮助解决的。 另外，它还有助于提高生产力水平。 因此，出于各个方面的原因，中国需要在人工智能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问：中美都集中发展人工智能，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近五倍，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有什么优势吗？
鲍达民：美国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英国则是在研究领域十分先进，比如有“深层思维”这类公司，聚集了很多神经科学家、生物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等。 即便是加拿大也在努力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像多伦多和蒙特利尔都在尽力推动相关产业。 于我而言，我认为对人才和领导力的把握更重要，人工智能是重要的机遇。 中国已经拥有了数据，再次强调，发展人工智能仅仅有技术也不行，还得有数据。 你提到了中国拥有美国五倍的人口，这些数据就是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材料。
问：你非常珍惜人才，注重教育。过去的几年里，中国毕业生留给你的印象有什么变化吗？
鲍达民：中国学生的质量一直都很高，也很有才干。 我记得在几个大学举行招聘的时候，我说既然这些人都有能力进入这些大学，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劲去测试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自己有可能都考不上这些学校。 所以，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人。 我想我注意到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现在招了很多没有那么多社会经验的人，有一次我在上海招聘了两个学生，他们非常棒，我让他们在肯德基工作了两晚，但他们的父母非常沮丧。 一个学生的父母问，他们被招进了麦肯锡，为什么要在快餐连锁店工作？我说，因为你需要看看那些不冲厕所的人、偷东西的人，还有毫不讲理的顾客，这就是生活。 如果一直仅身处学术环境中，你没有办法适应那些做奇怪事情的人。 我发现如今更多毕业生拥有此类真实的社会经验，这非常重要，否则你会没办法与人打交道。
鲍达民。
【延伸阅读】美媒文章：下一场科技竞赛将聚焦人工智能
参考消息网11月9日报道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11月3日刊发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前驻阿富汗美军司令约翰·艾伦以及美国人工智能专家阿米尔·侯赛因的文章《下一场太空竞赛目标是人工智能》称，虽然美国历史上是人工智能领域大部分最重要的创新和研究机构的所在地，但国际竞争对手正紧随其后。
人工智能成必争之地
文章称，约60年前，时任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预测说，谁赢得太空竞赛，谁就将“控制、彻底控制地球”。 美国最终赢得了那场竞赛，不仅登上了月球，而且还激发了下一代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乐观主义者。
最近，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预测下一场伟大的科技竞赛——人工智能时，重复了约翰逊的这种表述。
文章认为，约翰逊和普京对技术力量的理解中，存在一条跨越时代和地缘政治的真理。 不过，现在美国担心的是，它正面临在这场关键竞赛中落后的风险。
文章称，很快，在包括工作和娱乐在内的大多数社会经济领域，人工智能将成为给我们带来竞争优势的最具潜力的改变者，其影响将远远超过人们通常有关自动化取代制造业工作岗位的辩论。
文章认为，虽然美国是人工智能的诞生地，也是历史上这一领域大部分最重要的创新和研究机构的所在地，但国际竞争对手正紧随其后。
文章称，中国最近宣布了一项斥资数十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发展计划，到2030年要在这一技术领域领先世界。 俄罗斯正在开发具有人工智能的下一代米格-41战机，能够在高达6马赫的极超音速下控制战机。
美国或被中俄赶超
文章称，美国用肉眼就能看到自己的弱点：高层国家计划中人工智能项目的缺乏、科技经费缩减、限制移民等，这一切都在损害其竞争力。 问题在于，美国能否在为时已晚之前纠正错误。
文章对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进行了大量思考：
首先，鼓励美国研究人员引领世界创新的开放性，同样也在促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得到保护前迅速地进入公众视野。 虽然美国珍视学术开放文化，但美国企业需要更快的专利程序和政府支持，这样在与海外侵权者发生知识产权纠纷时，它们才能拥有一些优势。
其次，监管部门使得在美国生产商品并销往别国变得非常困难，从而为外国竞争者创造了一个他们本来毫无机会的市场。 多年来，美国一直禁止出口加密技术和基础处理器。 这种做法所带来的仅仅是国际竞争者满足了需求，为它们自己创造出了一个市场。
第三，中国在深度学习方面发表的论文数超过了美国，超级计算机数量也超过了美国。 美国需要在人工智能方面进行更多的公共投资。
第四，中国正吸引更好的人工智能人才，收购美国技术公司。 解决办法很简单：为这一领域的专家提供更多绿卡；为公立大学的研究实验室提供更多的联邦资助；向罗兹奖学金这样的教育项目提供更多投资，以吸引未来的博士。
文章称，美国永远不能忘记，人工智能代表了人类创造能力的一个突破。 人工智能是人类下一个伟大的跃进。 最先登上月球的国家现在必须正确地迈出走向明天的那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