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交替期的华北，形形色色的文化、文物都在长久的战乱中遭到了破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为历史上比较罕见的文人之一，元好问却给后世留下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大量作品。而且，金朝灭亡时中年的元好问已经是享有赫赫文名的存在，所以当他立志要将经过了战火淬炼的金朝文化流传给后世而开始相关资料的收集时，仰慕他文名的金朝遗民们都积极配合，众多的史料就这样汇集到了他的手边。元好问是现存金朝文学的之一，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整个金朝文学的校阅者，亦是检阅者。正如世人们所说的那样，元好问的作品充满了“史事”，如果将那些看似无意的一言一语中所寄托的“含义”也算在其中的话，实际上元好问为未来留下了太多的东西。但是作为金朝文学整体上的检阅者，他又究竟擦去、抹杀了多少事实，是我们今天所无从考察和验证的。
清朝王士禛在随笔集《池北偶谈》中有这样的论述：“元裕之撰《中州集》，其小传足备金源一代故实。……然元书大有纰缪，……蔡松年史称便佞，元首推其家学，且取其论王夷甫、王逸少之语，略无贬词。曲笔如此，岂足征信，而顾效之哉？”元好问出乎意料地有很多“曲笔”一事被很多人指摘过，今日甚至有人将其看做是一种定论。但是，只要有相关史料的存在，纠正这些“纰缪曲笔”就是极其简单的事情。元好问笔法上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有时对他眼前切实存在的东西，好像是在故意地“视若无睹”，或者说是“故意地漏写”，而没有文字记录的事情的实际状态我们是无法掌握的。元好问无疑是这个时代最著名的记述者，但从“故意地漏写”这一角度上来说，却无法保证他是最好的记述者。
笔者尝试考察揭示的，是金朝灭亡后的河东北路如何实现战后复兴，而元好问又是如何观察蒙古政权下的这一复兴的问题。然而，元好问似乎很执着于自己“亡金遗民”的身份定位，所以即使他实际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新体制有所关联，但对于那些制度、统治体制等，元好问却几乎都没有作过正面记述。
元好问的友人李天翼（字辅之）与元好问一起被拘禁在聊城，解除拘禁后的乙未年（1235）七月，二人一同度过了历时二十多天的济南之旅。1250年元好问在河北真定迎来了《中州集》的付梓，而李天翼却在济南之旅后不久就去世了。《中州集》收录了李天翼题为《还家三首》的七言诗以及他的略传。全文如下：
天翼字辅之，固安人。贞祐二年（1214）进士。历荥阳、长社、开封三县令，所在有治声。迁右警巡使。汴梁既下，侨寓聊城，落薄失次，无以为资。辟济南漕司从事，方凿圆枘，了不与世合，众口媒蘖，竟罹非命。辅之材具甚美，且有志于学。与人交，款曲周密，久而愈厚。死之日，天下识与不识，皆为流涕。予谓天道悠远，良不可知，而天理之在人心者，亦自不泯也。
还家三首
幽花杂草满城头，华屋唯残土一丘。
乡社旧人何处在，语音强半是陈州。
开在草丛中的野花和横生的杂草布满了城头，往昔豪华的房屋变成了废墟，只留下了一丘坟茔。乡里相识相知的人们这是都去了哪里？周围满耳都是听不惯的陈州方言。
牡丹树下影堂前，几醉春风谷雨天。
二十六年浑一梦，堂空树老我华颠。
在祭扫先祖的清明时节，春风细雨中记不清有多少次醉倒在有着牡丹花树、悬挂着祖先影像的厅堂前。离开故乡的二十六年就像是一场梦一般，如今眼前是空落落的厅堂、半枯老去的树木，还有满头白发的我。
殊音异服不相亲，独倚荒城泪满巾。
只有青山淡相对，似怜我是此乡人。
和那些说着我听不明白的方言、穿着奇妙服装的人怎么也亲近不起来，一个人靠在这荒城上泪流满面。只有远处的青山默默地与我相对，似乎是在怜惜我这个不多的本乡人。
元朝巨儒虞集在他的《国朝风雅序》中如此评说《中州集》：“国朝之初，故金进士太原元好问，著《中州集》于野史之亭。盖伤夫百十年间，中州板荡，人物凋谢，文章不概见于世，姑因录诗，传其人之梗概。”虞集给《中州集》的定位是“录诗传人的野史”。然而，元好问《中州集》记录诗歌却没有具体解说内容，记录的诗人略传中基本上也不附生卒年或具体的年次。可以说，元好问一边将众多的“史事”写入了《中州集》，一边却又慎重地避开了对这些史实的直叙。
在《中州集》“李天翼”内容的解读上，我们首先不能忽略李天翼是元好问极其亲密的友人这一事实。1235年二人同游济南，在元好问文集卷八中有《徐威卿相过留二十许日将往高唐同李辅之赠别二首》、卷十有《送李辅之官青州》的七律，卷三七有题为《送李辅之之官济南序》的散文。在二人同游济南的1235年，元好问创作了以《济南杂诗十首》为代表的众多纪行诗。这些诗歌作品与李天翼都不无关系，可以想象这些纪行诗是元好问在旅途中与李天翼进行诗歌酬答交流的同时创作的。也就是说，元好问所知道的李天翼的诗作，绝对不仅仅是《还家三首》。但元好问在《中州集》中却只收录了这三首，而且只字未提李天翼的生卒年和他去世的原因，只是用一篇充满了个人主观情感的煽情文章来代替了他的略传。
作为李天翼的友人，他何时回到家乡，他的乡里为何会有那么多口操“陈州方言”的人，另外，他被卷入怎样的“非命”漩涡，又是如何去世的—这些才是元好问在《中州集》中应该记录的。但元好问作为知情者，却刻意对以上的事情不做涉及，而选择通过聚焦“为人品性”的略传来更为有效地突出《还家三首》的诗歌效果，从而构成了“李天翼”条目的内容。实际上《还家三首》描写的是久别还乡的诗人面对被蹂躏破坏的故乡时单纯的“茫然自失”。这种“茫然自失”同样寄托了元好问对“消失的故国”的幻想，是面对文明危机时一介诗人的悲哀。
亡国后元好问的诗文就是这样，充满了丝毫不愿直叙新体制的制度或实情的“倾向”与“意图”。前面的《还家三首》诗中，有意识地回避了对实际状况的记述，通过这种回避强调了对旧体制的乡愁。然而因为对直叙现实的慎重回避，反而导致误解扩大的例子也是存在的。与其说元好问是社会派诗人，不如说他是主情派诗人，这样的诗人一边回避对社会现实的直叙一边却又要创作社会诗，其结果就会像前章介绍的《宛丘叹》那样，成为批判对象不甚明确、焦点模糊的作品。下面就来看一下他描写家乡河东北路的社会诗—五言古诗《雁门道中书所见》。
金城留旬浃，兀兀醉歌舞。出门览民风，惨惨愁肺腑。
去年夏秋旱，七月黍穗吐。一昔营幕来，天明但平土。
调度急星火，逋负迫捶楚。网罗方高悬，乐国果何所。
食禾有百螣，择肉非一虎。呼天天不闻，感讽复何补。
单衣者谁子，贩籴就南府。倾身营一饱，岂乐远服贾。
盘盘雁门道，雪涧深以阻。半岭逢驱车，人牛一何苦。
（《文集》卷二，第46页）
滞留在金城（应州）刚好十天了，日日沉醉于宴席上的清歌燕舞，走出去看看这里的民风，却是痛彻肺腑般的凄惨。去年夏天和秋天都遭遇了旱灾，今年七月黍禾才刚刚抽穗。忽然有一天军队在这里驻军扎帐，一夜间原本的耕地就变成了一片平地。军队物资的调度如飞逝的流星一样紧迫，滞纳者们遭受着非人的苦楚。法律的罗网无处不在，“能够安居乐业的乐土”又在哪里呢？蚕食谷物的害虫成千上百，吃人的野兽并不仅仅只有老虎。高高在上的天子听不到我们的声音，感慨讽喻的诗作写了又有什么用呢。这个穿着单薄的人来自哪里？寒冬中还要去那遥远的江南贩卖粮米。倾尽全力只是为了能够填饱肚子，并不是因为喜欢这样出外远行的行商生活。曲折迂回的雁门山道，再加上阻挡在面前被积雪覆盖的深涧。在半山腰遇到过这样行商赶路的车辆，拉车的牛，赶车的人真是说不出的辛苦。
如标题《雁门道中书所见》那样，本诗似乎是在标榜元好问对目睹的现实情境的直叙。诗作结尾“盘盘雁门道，雪涧深以阻。半岭逢驱车，人牛一何苦”的诗句背后，或许真的有元好问实际体验过的现实。为此，遗山诗的注者们对诗中“一昔营幕来”所表达的时间和具体战争，“贩籴就南府”中“贩籴”的具体制度、“南府”的具体所指等做了认真的议论考证。笔者认为，在考察这首作品时首先要注目的不是标题，而应该是诗中的措辞。
本诗的特征，就是看上去是对雁门现实状况的直叙，但诗中却找不到直接跟制度、行政相关联的“吏牍语”，而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随处可见的典故的引用。“网罗方高悬”语出《后汉书》中的《逸民传》，“乐国果何所”语出《诗经》中的《魏风·硕鼠》，“百螣”出自《礼记》之《月令》，“择肉”出自《尚书》之《周书》，“倾身营一饱”引自陶渊明的《饮酒》，“服贾”来自《尚书》的《酒诰》。被研究者们作为问题考察的“贩籴就南府”一句，明显是承袭了《史记·货殖列传》“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的内容。同句中的“南府”也是以《货殖列传》的以下内容为前提的：
夫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上引《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概而言之就是江南和华北地区在风土上的差异。
《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云云，是官吏在执行地方行政过程中积累的体会。其意为：“出任地方官一年，督促人民农耕，种植谷物；出任十年，督促栽种树木；出任百年的话，要通过自己的品德来吸引人才。营造‘樵夫们不用跑到百里以外的地方买卖柴薪，百姓不用跑到千里之外的地方买卖粮米’的地方行政体系。”以《史记》的内容为前提来重新审视“单衣者谁子，贩籴就南府”两句的话，其意就是：“是什么驱使严冬中身着单衣的农民到南方来经商？乡民们不得不到遥远的南方去经商到底是什么原因？”元好问的这一诗作吟咏的就是因为风土的不同而不得不千里逐利的人民的困苦。这里“贩籴”“南府”所指的并不是实际存在的衙门或某种税收制度，而是模仿《诗经》“六义”之一的“风”所做的一般性的示例。
诗作开篇的“金城留旬浃，兀兀醉歌舞。出门览民风，惨惨愁肺腑”，很多注释者认为是元好问的自述。但是第二联的“出门览民风，惨惨愁肺腑”，与《古诗十九首》中的“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梁甫吟》中的“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有异曲同工之处。“采访诸国民风的巡检官来到金城，在接待的歌舞酒宴中浑浑噩噩。然而，如果到城外亲眼看看当地的民风，就会知道郊外的农村所有的是战争和税赋的苛敛诛求，人民无处可逃，也看不见朝廷的怜悯和体恤。”—如此解读本诗，就不难发现将其定位为“模仿古乐府手法创作的社会诗风格的习作”才是比较妥当的，这里所展开的既不是金朝灭亡后的华北民风，也并非蒙古支配下的现实状况。
在这首诗中，笔者最为困惑的是“单衣者谁子，贩籴就南府。倾身营一饱，岂乐远服贾”四句中所蕴含的元好问的意图。在金元交替期的华北，有“近仓”和“远仓”两种纳税制度，比如大战在即时，行政方面会指定缴税场所，要求纳税人自己将税粮运送到指定的仓库去。“贩籴就南府”句中的“南府”或是指“远仓”，百姓按照命令将税粮运到远仓南府去的解读似乎也是可以的，但去远仓应是“纳税”而不是“买粮”。就像上面考证的那样，如果“贩籴”是承袭了《史记·货殖列传》的表达，那么“贩籴就南府”就只能是指民间一般的商业活动。而且，元好问对这种商业活动的看法是“倾身营一饱，岂乐远服贾”。“倾身营一饱”是对陶渊明诗《饮酒》（其十）的袭用，是“全身心的追求能够得以果腹的生活”之意。也就是说，千里迢迢的商业活动是为了能够吃饱饭生存下去，并不是心甘情愿地从事这种商贾活动。元好问眼里商贾们的行为都是“以狡知逐利的卑贱活动”，这是典型的立足于农本主义儒教伦理的看法，并不是在如实地描写社会制度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元好问的作品从本质上来说能够称得上是“社会诗”的作品恐怕是不存在的。即使是本节中分析的《雁门道中书所见》诗，其所描写的既不是蒙古支配下的实际情况，也不是金末地方行政的腐败。笔者将其看做是早期诗歌创作过程中模拟“讽喻”的练笔之作。即使本诗是从所面对的现实状况中得到触发而创作的作品，但这里描写的与其说是百姓的实际状况，不如说是在揭示“冷酷的政治会带来什么”这样一种极其唯心的伦理观。
汉字废止的日本
1842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船队击败，消息传到日本后，不但令日本震动，文化界亦开始质疑汉字文明已不足持。 废汉字、立新字，成为当时日本文化界的热门话题。 然而，汉字深植日本文化，文化界和政府对废汉条件和程序未有共识；汉字知识亦由贵族把持，废汉字长期处于书生议论阶段。 在改革日本语的思潮中，应以哪套文字取而代之，成为另一争论焦点。 此际日本实施大政奉还，天皇按古制重新接掌政权，日人亦要从上古大和文化中寻找民族主义的基础，民间出现一片复古热；但明治维新却同时大举引进西学，崇尚欧美文明。 新旧文化交替，也令文字改革呈现多元路线：学者们或提倡假名，或罗马字派，或新造文字、又或废除日语，转说英语；而罗马字派、假名派、新文字派在各自的派系内，对于应采用哪种书写方法又有分歧。 从影响现代日语这个角度来看，战后所进行的国语改革，是所有汉字政策造成影响最大的政策之一。 此项改革基于一种发源于被占领时期的意见，即认为“对日本的传统进行重新检讨（或者排斥）的时期已经到来”。 1946年4月，志贺直哉在杂志《改造》上发表《国语问题》（国语问题），提议废除日语，采用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法语。 同年11月12日，《读卖报知新闻》（読売报知新闻，今日的《读卖新闻》前身，另注：日语“新闻”中文意为报纸）发表题为《废止汉字》（汉字を廃止せよ，意为：《一定要废止汉字》或《请废止汉字！》）的社论。 同年3月，盟军最高司令部邀请的第一届美国教育使节团于3月31日发表了第一次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 在这份报告中，指出了学校教育中使用汉字之弊害与使用罗马字之便利。 这项改革的成果是当用汉字和现代假名使用规则（现代仮名遣い）的制定。 基于汉字全部废除之目的，日本内阁于1946年（昭和21年）公布了在汉字全部废除之前可使用的汉字表，当用汉字所指的就是这其中所包含的1850个汉字。 此表排除了使用频率较低的汉字，明确了官方文书和传媒中应当使用的汉字的范围。 并且，当用汉字表也尝试着对其中一部分存在比较复杂或存在多种写法的汉字的字体进行简化。 但是，这种简化并非如同中国的简化字般，对汉字的构成要素进行体系化的变更，而仅仅是参照惯例将个别文字的一部分进行省略而已。 今天常见的“混同书写”问题，也是随当用汉字表的出现才产生的。 根据此表，对使用当用汉字无法书写的词汇可进行汉字替换；而现实中，则有人将汉字用假名发音来替代，以这种方式继续使用原有词汇，这即是所谓“混同书写”现象的由来。 为了平滑过渡到当用汉字，国语审议会于1956年（昭和31年）7月5日，决定对汉语词汇中超出当用汉字表所规定范围的汉字，用同音的别字进行书写替换。 以下这样是较为人知的例子。 （括弧内为原本的书写方式。 ）（译注：后为对应振假名，以及中文释义）注文（注文） ちゅうもん（中文意为定购）遗迹（遗迹） いせき（中文意为遗迹）防御（防御） ぼうぎょ（中文意为防御）扇动（煽动） せんどう（中文意为煽动）英知（睿智） えいち（中文意为睿智）混交（混淆） こんこう（中文意为混淆）更生（苏生） こうせい（中文意为苏生，本来读法为“そせい”）激高（激昂） げっこう（中文意为激昂）知恵（智慧） ちえ（中文意为智慧）略夺（掠夺） りゃくだつ（中文意为掠夺）这个方针和中国的简化字的原理有少许相似之处。 但有些汉字的替换，若不特别指出则很难被意识到，比如：妨害（妨碍） ぼうがい（中文意为妨碍）意向（意向） いこう（中文意为意向）讲和（媾和） こうわ（中文意为媾和）硬骨（鲠骨） こうこつ（中文意为硬骨）格闘（格闘） かくとう（中文意为格斗）骨格（骨骼） こっかく（中文意为骨骼）书简（书翰） しょかん（中文意为书简）奇形（畸形） きけい（中文意为畸形）破弃（破毁） はき（中文意为破坏、毁灭） 以汉字全废为目的的当用汉字屡次遭到批判。 1958年开始，杂志《声音》（声）连载的《我的国语教室》（私の国语教室）中，福田恒存（福田恒存）指出“目前对汉字进行限制已经是明显不可能的事情了”。 因国语审议会大多数由表音主义者所占据，大会每次都由所选出的同样几位委员所构成；在1961年的大会上，发生了舟桥圣一、盐田良平（塩田良平）、宇野精一、山岸德平等改革反对派委员退场的事件。 1962年，国语审议会委员吉田富三表示“国语（日语）是以汉字假名混合表记作为正式规则的。 国语审议会在此前提下对国语的改善进行审议”，并提案将此作为审议前提。 1956年，国语审议会会长森户辰男（森戸辰男）于记者见面会上，表示“汉字假名混合表记是审议的前提。 汉字全废不予考虑。 ” 自幕末以来，作为日语表记方法之一，汉字使用的是是非非屡次成为人们讨论的对象。 批判汉字使用时所采用的根据有下面这些：1.汉字的数量太多，也难以记住其读音和写法。 2.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是使用罗马字，使用汉字是自绝于世界。 打字机、电脑出现之后，也有人从机械化方面来批判：1. 因汉字数量巨大，文字处理机、电脑对其的处理要花费较长时间。 2.和产生只使用假名或罗马字的文档相比，产生汉字假名相混合的文档要经过所谓的“假名汉字转换”（かな汉字変换），损失效率。 上述这些理由也产生了如下的主张，认为依照政策来削减汉字使用或将汉字全部废除不再使用这种做法有利于国家利益。 1866年（庆应二年），前岛密向当时在位的德川庆喜将军提出名为《汉字废止之议》（汉字御廃止之议）的报告和提议，这被世人认为是汉字废止论的先驱。 他提出“汉字的习得过程没有效率，应予废止”的观点。
日本战后史书本目录
日本战后历史的探讨是一部复杂且多层次的篇章，它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了战后社会的变迁与发展。 首先，我们从序章开始，探讨如何书写这段历史。 它涵盖了从1945年至1960年的战后成立时期，这一阶段的战败体验深刻影响了日本，占领和新宪法的出台标志着国家重建的开始。 冷战的序幕在此拉开，同时也塑造了战后文化和思想的轮廓。 这一时期，冷战对亚洲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在国际关系中寻求独立与合作，1955年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日本在战后世界中的新定位。 接着，从1960年至1973年，战后基本框架开始定型。 经济的高速增长引领日本迈入了大众消费社会，60年代的文化和思想呈现出多元化。 越南战争成为国际焦点，而日本在战后处理上尚未完成的任务，如日韩邦交正常化、冲绳归还、日中邦交恢复，都构成了这一阶段的重要议题。 1973年至1990年，战后的稳定性开始动摇，社会面临新的挑战与变迁。 这一时期见证了日本社会结构与国际地位的动荡。 而1990年至2000年，战后的终结并不意味着结束，反而预示着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战后概念的再定义。 日本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寻找新的定位和角色。 最后，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这部战后史的探索并未止步，末章再次提出对战后的深入思考。 后记和详尽的参考文献、年表以及索引，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
亲历战后伊拉克目 录
巴格达，这座古老而又充满传奇的城市，其战后的面貌让人震惊。 夜幕降临，巴格达最亮的并非璀璨的灯光，而是一座被美国人严密看管的监狱，关押着许多抵抗势力的重要成员。 尽管有人戏言萨达姆可能也在其中，但司机却一本正经地否定了这一猜测。 巴格达，这座城市的动荡与变迁，让人不禁感叹。 从监狱到黑市，再到中国使馆，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战后的痕迹。 爆炸的震撼、萨达姆的倒台、民主与抵抗的交锋，以及东方面孔的遭遇，构成了战后巴格达的复杂画卷。 爆炸事件的现场，汽车残骸、水泥碎块和血迹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现实的残酷。 美军士兵的警戒线，将爆炸现场与外界隔绝，维护着秩序与安全。 萨达姆的照片、联军总部的爆炸、硝烟笼罩的生活，每一样都在提醒着人们，战争与暴力的阴影仍未散去。 在旧货市场，“淘”生活成为许多伊拉克人的一种生存方式。 萨达姆头像的旧币，不仅仅是一种纪念，更是一种对历史的深刻思考。 联合国重返伊拉克、巴格达旧货市场的淘宝记，以及对萨达姆的评价，都在诉说着战后巴格达的故事。 萨达姆是否该死，已不是问题的核心。 更重要的是，如何重建一个和平、繁荣的伊拉克，以及如何在民主与抵抗之间找到平衡。 中国外交使团的回归，以及对同事平安的期待，都是在这个新环境中共同探索前进的象征。 在血色的星期二之后，人们在等待，也在希望。 萨达姆：两只狗的父亲，这个称号背后，蕴含着复杂的历史与人性的探讨。 每一页历史，都在等待被书写，每一步前进，都需要勇气与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