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历程 云中记 汶川地震的亡魂指引着我 阿来再谈

近日,“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阿来阅读、创作经验暨《云中记》新版分享会”在四川大学江安图书馆举行。

“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阿来阅读、创作经验暨《云中记》新版分享会”现场

《云中记》是作家阿来于201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2024年,值《云中记》出版五周年之际,阿来新增后记文章《写出光芒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全新修订版。

《云中记》讲述了汶川地震后,四川一个三百多人的藏族村落,伤亡一百余人,并且根据地质监测,村子所在的山坡将在几年内发生滑坡,于是在政府的帮助下,整村搬迁至一个安全的地方。然而村中的祭师内心越来越不安宁,他总是惦念着那些死去的人,在地震移民后选择返乡,回到村中每一户的废墟前,焚香起舞,诉说过往,在安抚亡魂的过程中也找回了自己内心的安宁。他变得强大和坚定,也因此从一个别人口中的半吊子祭师变成一位受人尊敬的阿巴。

《云中记》书影

在活动现场,阿来介绍主人公的原型是一位羌族端公。他从摄影家朋友拍摄的一组照片中,看到这位因汶川地震入住移民村的祭师手拿祭祀法器,一个人在废墟中为亡灵舞蹈,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活动现场,阿来就《云中记》的创作缘起、自己的创作标准以及对作品语言的追求等进行了分享。

关于这本书的缘起,阿来说“当然是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多的那场地震,八万多人的死亡,几十万人的伤残,这样一个巨大灾难的降临”,他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早上,就到了震中的映秀镇,不是作为一名作家,而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志愿者”。

他在后记中写道:“我亲历了汶川地震,亲眼目睹过非常震撼的死亡场面,见证过最绝望最悲痛的时刻,也亲见人类在自救和互救时最悲壮的抗争与最无私的友爱。”他动情地回忆了黄金抢救时间过去后的某一个瞬间:照亮工地的探照灯熄灭了,“突然一下大家都消失了……雨停了,我看到了星星”,他没有地方休息,回到自己的吉普车,打开莫扎特的《安魂曲》,在这庄重又美丽的音乐中度过那艰难的时刻,“祈祷、祈求、哀伤,哀伤当中百回千转,又在希望”,音乐一响,“看见那些星星,更闪亮了”。那天晚上他就在想,将来自己要写一本书,关于这么多生命的消亡,关于在这样的灾难当中,身处灾难当中人的自我救赎,以及他们对自己跟大地关系的重新思考。

说到创作标准,阿来希望“能写出某种价值、某种精神来”。之所以在灾后十年的2018年才开始创作这部作品,则是因为“我没有找到恰当的语言,为此,还得承受常常袭上心头的负疚之感”。直到地震十周年那天,“全成都都停下来,防空警报、汽车鸣笛、火车鸣笛、船舶鸣笛。”阿来在那一刻突然泪流满面,十年来,救灾过程中,灾区重建过程中,他所经历过的那些记忆瞬间复活,他关闭了当时正在写作的一个文档,重建了一个新的文档,开始正式书写这部在他心中驻留已久的《云中记》。

“这次地震,很多乡镇村庄劫后重生,也有城镇村庄与许多人,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我想写这种消失。我想在写这种消失时,不止是沉湎于凄凉的悲悼,而要写出生命的庄严,写出人类精神的崇高与伟大。在写到一个个肉身的殒灭与毁伤时,要写出情感的深沉与意志的坚强,写到灵魂和精神的方向,这需要一种颂诗式的语调。在至暗时刻,让人性之光,从微弱到强烈,把世界照亮。要写出这种光明,唯一可以仰仗的是语言。必须雅正庄重。”阿来谈道。

这期间,他带了两瓶酒,带了烟,到地震后他去过的那些地方,“我觉得是这些灵魂,这些死亡,让我写了这本书。是这些人给了我一个指引,让我突然就找到了像《圣经》那样的一种腔调跟文体。”

阿来

阿来说道,我们的文学不是从五四文学开始的,也不是从翻译文学开始的,我们中国有非常优秀、非常深远的古典文学传统。《诗经》是六经之一,我们的审美教育、文学教育,是从中国有教育开始就有的,跟哲学的、历史学的、伦理学的是等量齐观的。要找到真正中国的审美风范,必须回到我们强大的传统的散文跟诗歌语言中来。中国语言是审美的语言,叙事背后深藏象声、意蕴、情感。

在新版后记中,阿来也写到“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许多一个人的生命与周遭事物相遇相契、物我相融的伟大时刻。是‘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那样的时刻。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那样的时刻。”阿来坦言,世界上没有哪种语言能把叙事处理得如此之好。“我发现,中国文学在诗歌中达到巅峰时刻,手段并不复杂:赋、比、兴,加上有形状,有声音,有隐而不显的多重意味的语词。更重要的支撑,是对美的信仰。至美至善,至善至美。至少在这本书里,我不要自己是一个怀疑论者。我要沿着一条语词开辟的美学大道护送我的主人公一路向上。”

阿来还跟现场的同学们分享了新版书封面上“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这句手写体祝福语的由来。这是他们藏语当中的一句话,藏族人分手的时候,就会说一句“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其实就是“祝你一切顺利”的意思。他说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是“希望还要在这个世界上艰难生存的,以及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亡的所有的生命,他们面前的道路都是笔直的。”同时对自己也有一个祝愿,希望这样一个重大的题材落在自己的手上,自己能够很好地完成它。

活动的互动环节,阿来针对同学们提出的“怎么在作品当中平衡偏学术的哲学思考和通俗性”“《云中记》中叙事视角的选择”“大学生群体需要了解和认识以及深刻领悟的东西是什么”等问题一一解答。

他表示,他在写作的时候不搞平衡,因为他总是在追求极致,而平衡跟他内心对极致的追求恰巧是背道而驰的。他建议大家在阅读一个作品时,首先要进入文本,感官全开,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对于叙事视角的选择,阿来表明自己创作时会进入一种情景状态,在文学的世界里感官全开,没有所谓的视点构思,保留浑然天成的部分。他希望同学们首先能认识他们自己,并进一步深刻领悟世界和人生,他鼓励大家直面自己、直面生命、直面自然,并祝愿大家面前的道路都是笔直的。


矛盾文学奖得主阿来的作品《云中记》,到底讲了什么?

“5.12”是一个难以忘记的日子,现在想起这件事情仿佛还发生在昨天,很多人都不敢相信,突然这么多人在这场灾难中离我们而去,同时也有很多感人的事情发生了,出现了很多小英雄。 阿来在汶川地震后,亲眼看到了一个村庄在一夜之间便彻底消失了。 他心情也很沉重,为了表达对逝去人的怀恋和慰问,所以就写了这本书。

《云中记》其实是作家阿来纪念当年汶川地震所写的一本书,这本书是在地震十年后才开始创作的。 主要内容就是一名祭师因为总是想念那些在灾难中死去的人们,然后用自己的方式来照顾那些在地震中逝去的亡灵。 文章内容就是,有着上千年传说的云中村移居到了平原。 之后祭师突然觉得身上云中村的味道越来越淡,内心很不安,于是就开始了他的回乡之路。 穿过崇山峻岭来到村里每户人家的废墟前祭拜他们,同时聊起了以前。 就这样,这个村子以前的景象和面庞扑面而来。 祭师用这种方式来缅怀逝者,同时也找回内心的宁静。

它把现实,梦境,神话巧妙的结合起来,展现了灾难后的历史记忆。 这本书以高质量的文学有力地回应了我们国家所发生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是一种现实题材,是一部现象级作品。 他不是地震发生之后立马创作了这本书,而是经历了十年的思考才来慰安逝者的独特方式,表达了自己对汶川地震的感受。 也把读者带回了曾经的事件当中。 张清华也评论过说他的这部作品是灾难后人类的救赎,是一种灵魂的安置,可以说算得上有人性深度和悲剧精神的灾难文学。 也难怪阿来能获得矛盾文学奖。

如何评价阿来的新作《云中记》?

《云中记》以阿巴的视角,细腻描绘了2008年汶川地震后藏族村落的艰难历程。 地震夺走了村庄大半生命,余震与滑坡的威胁迫使整个村庄搬迁。 这部篇幅虽不长,却让读者深深陷入其中,直击灵魂,思考生命的脆弱与坚强。 主人公阿巴对村庄的消失深感哀痛,他的哀思与对逝者的追忆,表达了对传统生活的怀念和对失去家园的痛惜。 云中村的祭师,灵魂守护者,在新环境中默默回忆。 小说通过交织的时间轴,展现了地震前后的复杂情感与变化,探讨了个体在灾难面前的生存状态与心理变迁。 阿来用自然神性的视角,深刻探讨人与灾难的关系。 《云中记》不仅展现了地震的破坏与村庄的消失,更揭示了灾难背后超越死亡的力量,以及它留给生者的深刻印记。 作品以小说形式,现实还原度高,巧妙触及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社会议题,同时保持适度的揣摩,让人在阅读中思考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与价值。

阿来是哪里人

阿来阿来,1959年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中国当代作家。 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 1994年冬,完成首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1998年,《尘埃落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00年,凭借《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9年3月,当选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兼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同年,出版长篇小说《空山》。 2014年,出版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 2018年,凭借《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2019年,长篇小说《云中记》创作完成;同年,《尘埃落定》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中文名:阿来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藏族出生地: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出生日期:1959年职业:作家毕业院校:马尔康师范学校主要成就: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代表作品:《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瞻对》《蘑菇圈》人物经历1959年,出生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一个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寨。 1965年,开始上学,第一年不学课文,先上预备班,学汉语。 初中毕业后,开始回乡务农。 1977年,考入马尔康师范学校,中专师范。 毕业后调入马尔康县第二中学教初中。 翌年,调县中学教高中,做中学教师近五年。 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转向小说,并调到阿坝州文化局所属的文学杂志《草地》当。 1994年冬,完成长篇小说《尘埃落定》。 1996年,从《草地》社辞职,应聘至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从普通干起。 1998年,成为《科幻世界》杂志的,后因“重述神话”项目,辞去社长职务;同年,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99年,出版小说集《月光下的银匠》。 2000年,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奖的藏族作家。 2006年12月15日,以330万元的版税收入,登上作家富豪榜第21位。 2009年2月,任四川省作协主席;6月,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完稿,通过讲述藏族传说中的格萨尔王从作为天神之子降生人世,到降妖伏魔、安定三界,最终返归天界的故事,展示了藏民族的文化精髓。 11月30日,第二次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排名第21位;同年,出版长篇小说三部曲《空山》,呈现藏族小村建国后的历史。 2014年,出版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讲述了一段藏地故事,再现长达两百年的瞻对历史。 2015年,出版散文集《语自在》;同年,中篇小说《蘑菇圈》发表在《收获》2015年第3期,讲述了青藏高原上的平凡小人物,与自然生灵互相依偎的生命故事。 2016年12月,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2月29日,连任四川省作协主席。 2017年12月8日,凭借中篇小说《三只虫草》与散文《士与绅的最后遭逢》获得第17届百花文学奖小说奖与散文奖,拿下百花文学奖首个双奖;同年,获得中国版权卓越成就者奖。 2018年1月30日上午,当选为四川省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8月,凭借作品《蘑菇圈》获得第7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11月,散文集《阿来散文集》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包括《大地的阶梯》《成都物候记》《让岩石告诉我们》《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一滴水经过丽江》。 2019年1月,补选为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月17日,由其担任编剧的电影《攀登者》开拍;5月26日,出版长篇小说《云中记》,讲述汶川地震后,祭师阿巴的经历;9月23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9月27日,被丽江市授予丽江市荣誉市民称号;12月13日,《云中记》摘得收获文学排行榜长篇小说榜榜首。 主要作品文学作品(:)编剧作品(:)创作特点主题思想宗教情怀阿来抓住了嘉绒藏区藏传佛教和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客观地书写出宗教在现代性面前的实际面貌。 如《尘埃落定》中,阿来在文本中处理麦其二少爷时,形成了与主人公的同构关系,他既要主人公实现一个男人对权力的追求,也要求他时时考量藏传佛教一切皆空的思想和现代性历史当中土司制度终将灭亡的事实,所以才有“我在哪里,我是谁”的发问,其实背后是力比多在文本中的实现和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及复杂宗教情怀的集合。 阿来通过一系列生态书写,提供从现代生态文明维度去重新认识藏传佛教生态理念。 由于全球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人们越来越关心对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阿来借藏传佛教讨论与生态文明的关系问题,这也为他指向生态书写的创作赋予时代意义。 乡土情怀阿来在创作中展现出乡土观念,尤其在《空山》中书写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90年代将近半个世纪的机村编年史。 阿来的乡土叙事是要通过现代性视角来审视乡土空间,揭示出乡土世界与乡土生活者在现代性历史中的命运,表现出乡土空间和现代性进程之间的对抗与融合、吸收与批判、主动与被动的张力关系,使中国社会对于现代性追求深层渴望和矛盾都在乡土中体现出来。 通过乡土描写,阿来的文学作品对藏族历史、文化命运进行表现和思考,主要体现为他对藏族历史往事的反思,对藏族文化的阐释以及对民族关的思考。 先锋主题阿来作为先锋作家,在其文学作品中积极展开了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审视与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这些因此构成了他作品的先锋主题,或者说他的作品作为先锋文学的主题话语。 与他的《尘埃落定》等长篇小说一样,阿来的中短篇小说表现了人性的异化、人生价值的虚无以及生存的荒诞等先锋主题。 阿来看到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一方面努力追寻自我价值的实现,却因为一些原因而在追逐中迷失自我,沦为外物的奴隶。 阿来还揭示出人类的日常生活被琐事充斥,人的价值变得虚无,人类生存命运的荒诞与整个世界的非理性,以及人类对此进行的反抗。 反思当代阿来对生态的反思和感悟尤其深刻,在其创作中既书写美好的自然状态也描绘现代性对自然生态破坏的本真面貌,充满了对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美好共同发展的向往之情。 阿来的生态书写纷繁复杂,从社会、自然、个体等多方面的交叉书写展示不同维度的现代性生态反思。 阿来挖掘和批判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揭示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竭泽而渔式的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展示了自然与文化的相互关系。 阿来通过小说体现人与自然之间的互爱与伤害。 小说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叙述作为文本的叙事核心,并由此来揭示人类所面临自然生态危机及其背后蕴涵的深层的人类文化危机,同时以生态系统整体为价值基础,对自然、人的整个生命系统中进行道德关怀和审美关照,吁求人与自然、他人、自我相互融洽和谐,从而达到自由与美的诗意栖居的小说。 阿来歌颂自然的神秘优美,通过文学书写将自然从以往的背景转到前景,真正实在的以独立性和自足性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艺术特色叙述视角阿来的创作中,傻子视角比较突出,如在《尘埃落定》里,出现了还是小孩子的傻子“我”,常常说出有哲理的话,这样一种不和谐的叙述声音,最终造成人物身份的“不真实”。 另外,重视角叠加也是阿来常用的一种视角,叙事视角的多样化,以及视角的转换位移,是阿来小说叙事上的重要特征。 如《尘埃落定》中,阿来让主人公“我”变成了多重叙事视角承担者,目的是让一个特殊人物既充当主人公,又充当叙事者。 在小说中,阿来往往交替运用了“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两种视角,并且常常对读者说话,与读者形成一种对话与交流,实现小说视角的转换。 叙述结构在长篇小说中,阿来采用了两种叙述结构。 一种是双线式的叙事结构,如在《尘埃落定》中,一条线索是土司盛而衰的过程,另一条线索则是“我的心灵史,两条双线具有显隐之分:土司灭亡史是显线,“我之心灵历程是隐线。 两条线相互渗透,相互呼应,构成了小说文本张力,同时,也造成文本的诗意和哲理内涵。 另一种是是“花瓣式”的结构方式,如在《空山》中,写一个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每一个中篇或者一个短篇写一个人,以写人为主,最后描述出村庄的人物群像。 这些人中的每一个在这篇小说是主要人物,到下一篇小说成了次要人物,互相穿插,浑然一体。 在中短篇小说中,阿来采用了三类叙述结构。 一类是运用主副双线结构,如在《旧年的血迹》中,主线是写父亲沉浮的一生,另一条副线则是“我”的成长经历,小说没有按照时间线来叙述,而是通过倒叙、插叙、补叙等手法,不断变换时空,造成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与模糊;第二类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的单线结构,阿来所写的传奇故事类,善用这种结构,这种结构简单明朗,适合讲述民间故事;第三类是元叙述结构,叙述中有双我的存在,文本中有两条线索在运行,相互合作又相互拆解,元叙述的叙述者往往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裸露创作痕迹的欲望。 象征艺术阿来的小说中大量运用了象征手法,特别是意象化象征、整体象征,借此达到普遍的意义与寓言般的效果。 如《尘埃落定》整部作品就是一种象征,笼罩整部作品的中心意象“尘埃”,象征着一种必然消逝的历史趋势,土司制度的没落消亡,爱恨情仇的消逝,一种传统文化的消亡。 小说往往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超越特定时空的表层意义,具有隐喻性、表现性、象征性、寓言性、诗性和智性。 魔幻现实主义在阿来的小说中,大量借鉴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使小说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 在《尘埃落定》中,叙述者兼主人公“我’’,是一个常人眼中的傻子,然而,“我”却能预见未来。 如在罂粟花战争中,门巴喇叭与汪波土司的神巫斗法,“我”预见了麦其土司的三太太央宗出事了,她的孩子刚生下来就死了;“我与父亲在望楼上时,告诉父亲马上就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了,后来,女土司在回去的路上遭遇拉雪巴土司的抢劫;在麦其土司设伏攻打拉雪巴土司时,“我”预见战斗的开始;“我”更是能预见土司制度消亡的历史趋势等等。 魔幻现实主义在阿来小说中,成为叙事的手段和动力。 同时,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自由转换叙述,使小说文本产生一个空间距离,增强作品的审美张力。 人物形象愚拙形象阿来是一个擅长写“傻”的作家,“傻子”的意义更加具有延展的空间,“傻子”形象的复杂性愈加地显现。 阿来塑造的系列“傻子”形象,具有某些说不完的特质。 从总体上说,阿来笔下的“傻子”都有一个共性,区别于其他文学作品中智力低下的傻子,阿来写的“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傻,而是倾向于“大智若愚”的“愚”,“大巧若拙”的“拙”。 而从内部的差别来说,阿来的“傻子”形象大致有这样两类:一类如《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少爷、阿古顿巴和《空山》中的达瑟,他们的“傻”是通晓世事后的透彻,是洞悉未来的先知,略带有的神秘色彩是用模糊性来掩盖智慧的锋芒,“愚”与“智”的跷跷板孰升孰降;另一类更接近于人的本性,没有大智慧和复杂的心理,他们“傻”在“简单”,在于对人性中某些可贵的品质有着超于常人的坚守,如《空山》中的达戈和索波,《格萨尔王》中的晋美和《蘑菇圈》中的阿妈斯_。 这两种“傻子”,尽管一种是追求灵魂上的超脱,另一种则致力于精神上的坚韧,但是他们都在表达着阿来的用心,他希望人类可以在现实存在的意义上更加超越,只有这样的“傻”才能抵得住喧嚣和浮躁,他们的“傻”是一把双刃剑,一面反衬世界的虚伪和复杂,划开伪装的面具,一面又如一股清流涤荡人们的心灵,还原人类最本质的简单和纯朴。 英雄形象阿来的创作中,英雄是很大一部分故事的主角。 对于藏民族来讲,英雄是凝聚人心的力量,是民族发展的推动者;对于藏族百姓而言,英雄是希望,是黑暗社会里的光明,是领袖是摆脱苦难的救世主。 英雄的故事之所以能广为流传,是因为人们在迷茫的潜意识里呼唤着、期盼着这样的人物。 英雄是阿来的故事、里不可缺少的人物形象。 只不过,阿来选择的是以“重述”的形式向着遥远的时代回溯,他“重”的是历史,“述”的却是现实,阿来真正想要呼唤的是英雄的精神和拯救人心的力量。 女性形象在阿来的作品中,女性形象被塑成“欲望化”“符码化”的“女体”,文本成为一场男权主义话语的狂欢,是男性权利公开化、理性化和权威性的施展和表述。 如在《格萨尔王》中塑造的几位女性,虽然仍被男权掌控,但在不同人物身上已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 阿来在小说中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以及对那个时代女性身不由已的悲剧命运的同情。 因此,阿来并没有在女性身上使用沉重的悲剧性修饰。 获奖记录(:)人物评价阿来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多种文体的控制力和感觉,表现得都非常卓越,也给很多当代作家尤其是青年带来很大的启示。 (作家邱华栋评)很多人都认为纯文学的作品传播不会太久,但阿来恰恰打破了这种绝对。 (批评家潘凯雄评)阿来让人看到一个中国作家穿越纷繁复杂的信息与各式各样的观点的洪流,以文学的方式建立与中国的血肉关系,创造史诗的努力。 (作家铁凝评)阿来可以说用他的笔,把一个相对偏僻的地理位置变成了在文学上引人注目的地点。 (作家莫言评)在每个阅读者的眼中,作家阿来迄今为止的全部写作,已经以一种他独有的方式构建了一个名字叫“阿来的世界”。 (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评)阿来一直在一个大的文明视角来看待故乡和生活,刻画鲜活人物。 他具备理性的哲思,对生活以及文明历史,都有个人独特理解,深刻洞见的思考。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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