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时政画说丨从大河到大洋）
当地时间11月20日，习近平主席乘车抵达位于巴西利亚的巴西总统官邸，出席卢拉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骑兵护卫习近平主席专车抵达仪式现场，巴西艺术家用中文深情唱响中国经典民歌《我的祖国》，现场气氛隆重热烈。
一条大河波浪宽
象征远隔重洋的中巴友谊汇入江海
源远流长
巴西总统卢拉与夫人罗桑热拉在习近平主席下车处等待。
巴西艺术家用中文现场深情演唱中国经典民歌《我的祖国》，这是欢迎仪式的一项特别安排。
画说北京丨北京八景的25个版本
八景是某一地区八处有代表性的风物景观的合称，以四字命名，并配以诗文。 其中，北京地区的燕京八景最为著名，包括蓟门烟树、卢沟晓月、金台夕照、琼岛春荫、居庸叠翠、太液秋风、玉泉趵突、西山晴雪。 北京大八景由金代古籍《明昌遗事》中最早提及，后历代方志如《宛署杂记》和《宸垣志略》对燕京八景均有记载。 不同历史时代，燕京八景的景观和描述均有变化，最终在清乾隆年间定型。 此外，还有未列入八景的燕京小八景，以及北京各区八景，如西涯八景、莲石八景等。 金代燕京八景包括太液秋风、琼岛春荫、道陵夕照、蓟门飞雨、西山积雪、玉泉垂虹、卢沟晓月、居庸叠翠。 元代和明代的燕京八景在名称上有细微差异，但大体相似。 康熙年间，燕京八景的描述进一步细化。 乾隆年间，燕京八景的景观和描述最终固定下来，包括太液秋风、琼岛春荫、金台夕照、蓟门烟树、西山晴雪、玉泉趵突、卢沟晓月、居庸叠翠。 北京大八景各有特色，如太液秋风描绘的是皇家宫苑西苑的秋季景色；琼岛春荫则以北海琼华岛的春季绿树白塔掩映为特点；金台夕照源自燕昭王筑黄金台广纳贤士的历史故事；蓟门烟树指西直门北的元大都城墙遗址；西山晴雪描述的是冬季西山山脉的白色积雪；玉泉趵突则指的是玉泉山的泉水；卢沟晓月指的是卢沟桥的夜景；居庸叠翠则指居庸关一带的山区植被。 小八景和北京各区八景则各有特色，如南囿秋风、东郊时雨、银锭观山、西便群羊、燕社鸣秋、长安观塔、回光返照、西直折柳等。 北京各区八景涵盖了内城和郊区，如西城区什刹海的西涯八景、石景山莲石湖的莲石八景、丰台的宛平八景等。 这些八景不仅代表了北京地区的自然风光，也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八景的景观和描述也在不断变化，但它们作为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吸引着无数游客和文人墨客前来探寻与欣赏。
画说长江丨乌江穿贵州，好茶此处有
长江的旅程从云南进入贵州，乌江如丝带般蜿蜒流经黔北，直抵重庆，展示了贵州独特的地方文化与自然资源。 乌江的滋养，使得这片土地孕育了丰富的茶文化。 发源于贵州威宁县的乌江，孕育了湄潭县这个茶叶的瑰宝地。 湄潭县以其60万亩茶园的规模，位居贵州第一产茶县，全国第二，著名品牌如“湄潭翠芽”、“遵义红”等茶叶闻名遐迩。 据统计，2017年，湄潭县的茶叶产量达到了6.16万吨，产值超过42亿，茶产业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综合收入更是突破百亿元大关。 贵州茶叶种植面积广阔，达到700万亩，其中乌江流域的余庆县、务川县等地，不仅有茶叶的种植，还有乌江构皮滩水电站的建设，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乌江支流洪渡河的美丽风光，更是为这片土地增添了诗意与生机。 在乌江流域，当地居民如湄潭县红渡村的钟艳，通过创新的房屋共享模式，将闲置的乡村资产转化为旅游经济，打造了中国的“乡村版Airbnb”，为游客提供舒适住宿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居民的收入增长。 乌江两岸的乡村特色建筑，如“七彩部落”的七彩民居，不仅展现了贵州的乡土风情，也成为了旅游观光的亮点。 大乌江镇的“旅居农家”模式，正是将本地良好的基础设施与旅游服务相结合，构建了一个主客共享的新型旅游模式。 总的来说，乌江穿贵州，不仅是一条自然的纽带，更是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使得这片土地因茶而名，因乌江而美。
画说丨中西融合的世纪大师——徐悲鸿
徐悲鸿，20世纪中国艺术领域的巨匠，他的作品体现了中西融合的美学理念，引领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 自1922年起，他创作了众多作品，展现了中西艺术的巧妙结合。 早在1918年，徐悲鸿的作品《月季》展示了中国传统绘画的魅力，而1922年的《狮子》则预示了他将传统与西方艺术融合的探索。 在徐悲鸿看来，传统绘画的活力需要通过与西方艺术的交流来延续。 1924年，他的作品《青年男人体》和《老年男人体》中，他倡导了西方写实主义，并在创作中融入了古代文人的气质。 1926年的《箫声》则以动物、花鸟和古代人物为主题，寓兴寄意，展现了中西艺术的和谐共存。 1930年，油画《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和《奚我后》等作品，体现了他对传统与时代精神的深刻理解。 这些作品以传说历史人物为题材，借古喻今，传达出对现实的思考。 1931年的《九方皋》和《希腊女》、《老人》展示了徐悲鸿对浪漫主义的憧憬。 1936年，《船夫》和《逆风》通过写实手法，寄托了对时代的深刻反思，使作品充满了时代精神。 1933年的《徯我后》和《人物动物十开册页》等作品，展现了徐悲鸿在国画创作上的深厚功底，将传统写意提升至神形兼备的境界。 1936年的《孙多慈像》和《巴山汲水》等作品，则体现了他对人物肖像和日常生活的独特见解。 徐悲鸿的作品始终追求中西艺术的融合，通过“惟妙惟肖”的描绘，寄托高深，使作品成为历史的见证，也给未来留下深刻的印记。 1940年，油画《愚公移山》和《泰戈尔像》等作品，进一步展现了他对中国传统精神的探索和对西方艺术的深刻理解。 1942年的《群奔》和1943年的《会师东京》等作品，则以历史事件为背景，体现了他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洞察。 最后，徐悲鸿的作品《世界和平大会》和《奔马》、《钟馗》等，展现了他对和平与正义的追求，以及对艺术力量的深刻理解。 他的作品不仅展现了艺术的美，更传达出对社会、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思考，成为20世纪中国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