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王越欣 李庆 摄影 雷远东
一直以来，苏轼与复杂的关系备受关注。而苏轼在王安石去世后，写的《王安石赠太傅制》是讨论苏王二人关系的重要文献。这是一篇评价王安石的诏令，古往今来，这篇诏令的评价性质引发了广泛讨论，学者们对其解读各异，有的认为苏轼的评价是正面的，有的认为隐含批评，而有的则认为评价是中立或保留的。
11月20日，同济大学副教授崔铭做客“东坡大家讲”第二季，在《春到江南花自开：苏轼与王安石的相异与相知》的讲座中，也探讨了这一话题。 崔铭认为，苏轼在该文中并没有讥讽之意，对王安石的人品、道德、学问以及文学的褒扬也是非常明确的，只是对王安石变法略而不谈。
崔铭教授。
为政治对手写评价，苏轼都写了啥？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哲宗即位，改元元祐。在这一时期，等人重新执政，新法遭到废除，新法派的重要人物被贬斥。被视为旧党中坚的苏轼也重获重用，一路升至中书舍人，负责起草朝廷诏令。1086年，王安石去世，同年5月，追赠太傅，按照惯例，朝廷要为其写一份制书，以美词附赠之，身为中书舍人的苏轼便负责起草了这则诏令——《王安石赠太傅制》。那么这篇为政敌写的历史材料，苏轼是怎么写的呢？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絶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於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
——《王安石赠太傅制》
崔铭表示，这篇制文前一部分是泛论历史，从“具官王安石”开始，则主要是对王安石的评价。“少师孔孟……作新斯人”是高度评价王安石的学术文化成就。“属熙宁之有为……古今所无”是追述神宗对王安石的重用。“方需功业之成……雍容可观”是赞扬王安石视富贵如浮云的高尚品德。
崔铭教授在讲座中。
“从这段来看，可知苏轼在制文中，是略过了王安石实际功业这一部分。”崔铭说。
最后，“朕方临御之初……”这部分则是写“临御方初”的新皇帝不忘老臣，特赠太傅，而后自然而然地宣布追封王安石为太傅。
看法不一，苏轼对王安石的“终极评价”是好是坏？
在讨论这篇文章时，大众普遍觉得对王安石的评价还是颇为正面的。然而，由于苏轼与王安石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及当时动荡的政治环境，学术界对苏轼的真实态度一直众说纷纭。一些学者表示，苏轼对王安石的赞美是出自内心的尊敬；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苏轼在文中巧妙地融入了批评，表面上赞扬，实际上却暗含讽刺。这种观点上的分歧，使得对苏轼真实意图的解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作为《苏轼传》《王安石传》的、同济大学副教授崔铭对该问题也多有关注。她认为，苏轼的这篇文章代表朝廷而写，首先是得站在官方立场。当时是旧党执政，整篇制的基调是由司马光制定的。“司马光在与吕公著的书信中是可以看出来，基调是肯定王安石的人品和学识，否定王安石的政治改革。”
讲座现场。
崔铭说，苏轼在这篇文章是遵循这个基调的，对于王安石的才学和人品，苏轼高度推崇，但对于王安石的政治改革，苏轼的表述是相对含糊的。
那么是否含讥讽之意，崔铭表示，不少人认为苏轼有讥讽之意，多从“少学孔、孟，晚师瞿、聃”此句出。瞿、聃分别指佛学和道学，有人认为，苏轼在暗指王安石背叛了儒学。“但苏轼本身也是儒释道兼修，喜爱佛道，在江宁期间和王安石还一起谈佛论道，他们两人都是佛缘、道缘深厚之人，这是事实，不是讽刺。”
因此，在崔铭看来，苏轼在写这篇制文时，并没有嘲讽之意，对王安石学术、人品学识的赞扬也是真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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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苏轼谁忠谁奸啊
O(∩_∩)O~他们都是忠臣呀，只不过是他们的政治观点不同，但他们的政治观点都正确。 但他们的友谊并不因他们的政治观点不同而改变，他们私下是很要好的好朋友。 有一个故事：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 ”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 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 ”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 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 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 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 苏东坡离开花丛， 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 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随后，苏轼就给王安石写信道歉。 有一次苏轼遭人陷害，被关入监狱中未卜生死，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 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 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 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 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 宋神宗被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 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 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 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从这两个故事里就可以看出他们两人之间的情意，所以这就是“君子和而不同”，他们都是正人君子！！！
为何苏轼看了《金陵怀古》，骂王安石是野狐精？
苏轼和王安石的关系其实可以说恩怨不断、但是又是相互欣赏的，虽然两人的政治观点之间是存在矛盾的但是，对于双方的见识和文化素养是赞赏，他们两人可以说是亦敌亦友。 而苏轼看了王安石的《金陵怀古》之后说王安石是“狐狸精”其实并不是什么贬义，从现在的的解释来看，确实“狐狸精”是骂人的话，但是在古代“狐狸精”是另有所指的。
“狐狸”的出处是源于禅宗，原意是说人不走正道喜欢走邪门歪道，但是也可以用来称赞别人，说人不拘束于常规，敢于打破常规。 所以与其说苏轼说王安石是“狐狸精”，还不如说他是称赞他。 关于苏轼和王安石的恩怨，有这样的记载“嘉佑六年，苏应制举，公适为考。 苏轼制策中详言之于身谓朝政之议，而其中多论正与荆公上仁宗所上万言书相反之。 考官皆大赞苏轼之文之时，公不责苏轼之文全类战国”。
苏轼参加科举时刚好王安石就是考官，苏轼的文章在其它考官那里都获得了好评，唯独王安石就看不上，因为两人的政治观不同，王安石还责备了苏轼。 而后来苏轼也对王安石当时的行为感到很不爽，所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开讽刺王安石，反正当时两人无论是在官场还是文学上都是斗来斗去的，不亦乐乎。
两人关系的转折，当时有记载“虽荆公、东坡在政治上贸，然荆公而非佞。 荆公为行己之新政而斥反对派亦宜，且彼亦仅为将其降或出，不致陷敌，亦未尝欲其死。 更令人叹之，，后“乌台诗案”发，苏轼陷狱，已致之公犹身上，救敌轼，苏轼正以讥新政而祸，公不能去私秉公道，实为难。 ”说，苏轼因进谏激进，被诬陷陷入牢狱，王安石不计前嫌舍身相救，实在是高风亮节，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