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石伟
阳光穿过阳台洒进来，沙发上的黄庆芝抿嘴笑着，看丈夫和“女儿”在嬉闹。
另一边沙发上，4岁半的“女儿”缠在高和意身上，从怀里爬上肩膀，紧紧抱着他的脑袋。“父女”两个哈哈大笑起来。
黄庆芝突然轻叹了一声。
3年前，黄庆芝在武汉当月嫂，照顾着一名刚满一岁的女婴。两个月后，总共只露面两三次的男雇主失联，黄庆芝和孩子被房东从出租房赶出来。
黄庆芝夫妻无奈结束打工，将孩子带回十堰老家抚养至今。“别人把孩子交到我手里，我就要负责。我们的亲女儿20多岁了，经常吃醋生气，认为我们对外人比对她还要好。”
今年五六月，因为孩子遇到幼儿园入学问题，黄庆芝向十堰当地求助，寻找孩子亲生父母。相关部门调查后发现一个残酷的真相：当年的雇主正在服刑，尚有10多年刑期，而亲子鉴定显示他与女孩无血缘关系；女孩的亲生母亲，同样还有两年刑满。
黄庆芝夫妇和孩子在一起（石伟 摄影）
月嫂受雇两个月后雇主失联
无奈将女婴带回家抚养3年多
2021年，黄庆芝47岁。她的两个女儿都满20岁了，逐渐开始独立生活。
那年初夏，夫妻俩从十堰到了武汉，高和意跑滴滴，黄庆芝当月嫂，准备给女儿挣些嫁妆。
7月初，黄庆芝被一名陈姓男子雇请成为住家月嫂，月薪6000元。“房子是租的，雇主不在那里住，给钱的时候露面一次，送奶粉、尿不湿的时候露面一次，手机转账的话就不露面。女主人从没出面过。每天就我一个人带着一岁的宝宝。”
黄庆芝说，当时还曾向丈夫说起，这是一个轻松活儿，要好好干。
9月份，房东突然上门告诉黄庆芝，陈某失联了，拖欠了房租，要求黄庆芝和孩子限期搬走。黄庆芝不相信。她拨打陈某电话、发微信，都找不到人，“不敢相信他把孩子丢给我了”。
黄庆芝抱着孩子回到自己的出租房，随身只带走了宝宝的布包。布包里有陈某交给她的疫苗本，上边只记录了孩子的出生年月日，以及孩子母亲的姓名。
孩子疫苗本上的信息（受访者供图）
“我俩不知道该把孩子送到哪里。”黄庆芝说，正在纠结的两天，她接到一个自称陈某朋友的电话。对方说陈某临时出事了，孩子委托黄庆芝带一段时间，方便的时候会来领走孩子，补齐月嫂费用。
几天后，这个电话也没人接听了。
黄庆芝说，自己没了收入，孩子需要有人全天候照看，奶粉、尿布、房租都要花销，丈夫跑车一个月也才挣6000多元。“武汉待不下去了。回老家的话，至少能住自己的房子。”
黄庆芝动过念头，想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但我俩都不忍心，孩子太可爱了。别人把孩子托付给你，你也答应了，可不敢随便把孩子送出去。”
2021年底，黄庆芝夫妻抱着孩子，扛着行李返回十堰市。黄庆芝在家带孩子，高和意在建筑工地、园林项目上做各种临时工，按天结算，挣钱也是时有时无。
“最初，两个女儿和亲朋好友们都不理解，自己孩子都长大成人了，为啥要带回来一个负担。后来，他们都被这个小家伙‘征服’了，都很喜欢她。”黄庆芝说，总是想着再带一段时间、再带一段时间，等她的爸爸妈妈来接她，不知不觉孩子已经4岁半了。
孩子被高和意抱着走路（石伟摄影）
月嫂把雇主孩子“当自己的养”
女儿吃醋埋怨“比对亲人好”
2024年11月5日，封面新闻记者敲门进入黄庆芝家时，4岁半的高月（化名）正在沙发上背诵《春晓》。看到有人进来，她冲到客厅中间，模仿着短视频上的网络梗，弯腰挥手说：“公主请进屋。”
采访期间，小姑娘时不时踩着沙发从黄庆芝夫妻背后挤过去，将沙发背上的几个毛绒玩具收拢在纸盒子里。她拉着记者说，“这个是妈妈买的，这个是捡回来的，这个是姑姑送我的。”
有时候，她希望在大人们谈话时得到关注，会抢话回答关于她日常生活的问题。或者，时不时走到镜头背后，指挥黄庆芝夫妻：“爸爸妈妈，茄子！”
黄庆芝扮演着严母的角色，会出言喝止“不要打扰叔叔”。高和意则是慈父角色，任由孩子爬上膝盖，轻拍孩子。
像很多中国家庭一样，父母会向来客展示孩子的才艺。高月熟练地数数、唱歌、跳舞，用简陋的电子琴弹着尚不成曲的音符。
“音乐、舞蹈我们都不会，她是看手机、看幼儿园小朋友自学的。”黄庆芝说，他们是把小姑娘当自己的孩子养，小姑娘情商高、不怯场、嘴巴甜，很容易跟人拉近关系，亲戚朋友也都喜欢她，每年春节也都会给一份压岁钱。
“孩子太聪明了，她听得懂大人们在说什么。所以有时候听到谈论她亲生父母，她会跳出来说‘我只有一个爸爸妈妈，就是你们’。搞得我们心里也很难受，不知道未来怎么办。”黄庆芝说，孩子从最初瘦瘦小小的12斤，养到现在的30多斤，他们的感情已经非常深了，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他们。
在客厅的茶几、餐桌上，散落着很多旧玩具，中间还有一个奶瓶。黄庆芝说，高月直到现在还爱喝奶，每天至少喝一次，像吃零食一样。“我家小女儿经常吃醋发脾气，埋怨我们对外人比对她好。我们年轻时候带自己的孩子，真没有这么精细。我老公年轻时候没咋抱过孩子，现在天天下班回来，就被她黏在身上。”
听到大人们谈论喝奶，高月冲到餐桌旁，拎起奶瓶猛喝几口说：“我能喝100个（毫升）。”
夫妇为孩子未来担忧
十堰市多方协调进行帮扶
黄庆芝家是一套两室一厅的小房子。夫妻俩的枕头中间放着一个小枕头，床脚和床下靠墙的位置，堆放着叠好的小衣服。阳台晾衣架上，一半的衣服都是高月的。
“一家三口”的枕头（石伟 摄影）
黄庆芝夫妇陷入了“爱的痛苦”中。她说，这三年她一直无法外出工作，高和意也是在建筑工地、园林项目上做临时工，按天计算工钱，十年前买的这套小房子，房贷还没还清。“从感情上我们舍不得她，现实考虑，我们又养不起了。不少家庭条件好的亲戚朋友想收养，但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把她交出去。”
更现实的难题是，高月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但黄庆芝夫妇不是她亲生父母，幼儿园不敢接收。“每次路过幼儿园，她都是站在铁门外边，看着别的孩子做游戏、玩耍，她孤零零在外边一个人模仿。前几次生病，去大医院也是要求提供亲子证明，别人担心是拐卖的孩子。”
黄庆芝说，为孩子的未来考虑，他们决定寻找那个失联的雇主，再计划怎么办。
今年五六月份，经过十堰、咸宁、杭州多地警方帮助，曾经的雇主陈某被找到了。
意外的是，陈某在某监狱中，目前还有十多年刑期。“警方调查后告诉我们，陈某和高月并无血缘关系。之后，警方又找到高月的亲生母亲，她是外地人，也在监狱服刑，还有两年刑期。”
黄庆芝说，“亲生父母”的生活环境，让她对孩子的未来感到忧虑，“她已经懂事了，能不能回归原生家庭，怎么去融合，接下来的两年怎么办，我也没有主意。我希望她能健康快乐长大，开开心心成家立业。”
11月5日，十堰市多部门协调下，高月被一所幼儿园招收，“但幼儿园要求给孩子购买商业保险，怕万一出现磕碰、伤害，无人能承担责任。我们也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监护人，万一孩子在我们手上受伤，或者遇到紧急情况，我们其实也没有权利处置。”
目前，十堰相关部门还在研究，如何在法律框架内为高月提供更多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