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礼教与秦制混合互补，家国天下因何坍塌？
“一切危机都起自于青蘋之末，高厦倾覆之时才能看见根基之腐烂。本书是对三国乱局根源的把脉”“没有核心事件，没有主要人物，却把二百年政治生态、社会风气的变迁呈现得行云流水，浓墨般的暗夜，终于弥漫得浩瀚无垠”，这些是学术界对第二届文景历史写作奖首奖《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以下简称《祥瑞》）张向荣新作《三国前夜：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解》（以下简称《三国前夜》）的评价。
接续《祥瑞》，张向荣再探汉家故事：礼教与秦制混合互补，家国天下因何坍塌？
张向荣 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学博士，银行职员/文史作家
从“祥瑞”到“前夜”
上书房：您在《三国前夜》中主要探讨了哪些问题？它如何接续《祥瑞》的叙事？
张向荣： 《三国前夜》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儒学在东汉的形态，这也是接续《祥瑞》对儒学的描写。《祥瑞》是通过讲述王莽的故事，描写儒学从先秦的列国时代进入秦汉的帝国时代后，如何从边缘到中心、从理论到实践、从学术到政治哲学的过程。王莽凭借儒学在西汉的展开，以和平方式结束了仍然强大的西汉，建立了儒家版本的“理想国”——新朝，成为这一漫长过程的高峰。
尽管王莽旋即失败，但继起的东汉实际上不断在回应“新朝代汉”这件事。例如加强集权、防范权臣、精编军队等措施，都是明显地在吸取历史教训。但儒学很特殊，东汉看到了儒学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作用，有意识地将儒学拿来为皇家所用，垄断对儒学的解释权，以防止再出现像王莽这样的“教主”威胁皇权。
《三国前夜：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解》，张向荣著，世纪文景出版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张向荣著，世纪文景出版
上书房：那么，儒学在东汉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
张向荣： 一种思想在历史上的形态，不能只是罗列归纳当时的“儒家学者”及其著作的内容，而应呈现这一思想支配下的社会的方方面面。面向大众的写作，理应如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曲柄睿老师有过一个很好的比喻，大意是：思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风，但通过描写风吹过的树叶，就能表现出风的特征。所以，《三国前夜》这本书的主题，就是通过描写儒家影响下的东汉上层统治者及其派生出的外戚和宦官、中间阶层的士大夫和地方势力、“日用伦常而不知”的普罗大众在历史中的具体行为，来展现东汉儒学的面貌。
士大夫阶层的形成
上书房：在写作《三国前夜》时，您是如何选择和确定主题的？有哪些具体的史料或事件触发了您的思考？
张向荣： 套用一句常见的话，这是一个如何讲好东汉故事的问题。
一个皇朝的历史犹如一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选择不同的主题、角度，就会讲出不同的故事。我在书的后记里列举了关于东汉的诸多故事，除了大家熟悉的“外戚宦官交替专权”，还有的聚焦地方豪族，有的关注西北军阀，有的以汉代的“神”“鬼”为中心，有的考察经学或原始宗教，等等。
我这个故事是王莽的续集，主题依然是儒学。正如我必须通过王莽的人生经历来侧写西汉儒学的展开，关于东汉，我也需要一个叙事主体。士大夫阶层的形成是东汉的重要议题，理所当然成了我的叙事主体；再具体一点，就是两次党锢之祸触发了我的思考。党锢之祸的远因近因、事件爆发的来龙去脉、丰富的人物及其行为、悲剧性的结局、深远的历史影像，具备了讲述一个完整故事的诸多要素。
上书房：您如何看待东汉末年的士大夫政治？这种政治形态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
张向荣： 所谓士大夫政治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经过了长时段的酝酿、积累。促使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在东汉主要包括：一是儒学意识形态最高地位的确立，使儒家的价值观成为国家的政治正确；二是地方宗族势力的增长，增强了士大夫的家族实力；三是察举制度的发展，为士大夫铺平了进入官僚机构，直至主导官僚选任标准的道路。
士大夫政治对东汉社会的影响，简单来说就是正反两面。正面来看，在和皇权的矛盾不太突出的时候，他们的政治理想、个人操守、对忠孝的弘扬，促进了帝国的稳定，在很多时候士大夫是皇帝的同盟，是帝国治理忠实的执行者；但当它和皇权的矛盾日益激化后，这些原本有利于帝国稳定的因素，反而成了动摇、瓦解帝国的因素。士大夫高扬理想，不惜与皇权派生出的外戚和宦官激烈对抗，加剧了政局的动荡；士大夫弘扬忠孝，但首先是孝，其次是忠，首先是对主官的忠，其次才是对皇帝的忠，在地方和中央之间，他们会选择家族所在的地方。
统治者当然希望儒家及士大夫只葆有有利于帝国统治的“精华”，殊不知所谓“精华”和“糟粕”，往往是同一样事物的两面，根本区分不开。
东汉皇权崩解的主因
上书房：您认为东汉皇权崩解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张向荣： 东汉走向崩解的因素有很多，前述关于东汉的种种故事，地方豪族、黄巾运动、董卓入洛、宦官外戚和士大夫的厮杀，以及疾病瘟疫、黄河改道等，都可能是东汉灭亡的因素。历史写作不是回答考试题，不需要面面俱到，把所有因素都列出来；而是聚焦一两个因素，把故事讲好就可以了。
在我的故事里，东汉皇权崩解的主要因素就是士大夫群体和皇权的矛盾。这种矛盾一方面是制度性的，是基于秦朝、新朝之后，东汉既要保证统治有效而“汉承秦制”，又要塑造自身合法性而尊儒。这两者有着深刻的冲突。另一方面，这一矛盾也是具体的，和不同皇帝统治时期后宫、外戚、宦官以及士大夫的关系有关。从东汉中期开始，士大夫和皇权的矛盾就不断升级，有时候表现为和外戚的冲突，更多表现为与宦官的冲突。冲突从批判的武器逐渐升级为武器的批判，就走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最终，皇权最重要的附属物外戚和宦官短时间内灰飞烟灭，皇权遭到严重削弱，也就无法维持下去了。
上书房：它给后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张向荣： 影响就是三国局面出现后，继承东汉政统的曹魏、西晋的司马氏在当时都自认为自己建立的是士大夫统治。当然，今天我们会说魏晋的建国杀害了很多士大夫，也没有解决东汉遗留下的诸多问题，但这不妨碍魏晋的统治者们在当时以士大夫政治来自我涂抹。
真实性和文学性并不对立
上书房：您在书中对三国时期的英雄人物的解读，似乎与以往史学界对他们的评价有些不同。
张向荣： 三国时期的著名人物，出现在本书里时，大都还是年轻人，因为这本书到董卓入洛就结束了。所以，对袁绍、曹操、刘备、张邈、张表等人物，并没有刻意的新解读，只是重点表现他们在三国叙事里经常被一笔带过的青年时光，包括他们当时的事迹、家族的关系、长辈的活动、彼此的联系等。比如关于袁绍和曹操的早期亲密关系、与党人的交往等；再比如董卓早期成功的军事生涯，以及他入洛之后残暴行为的动机等。这些议题在三国研究中其实很常见，但可能有些读者会觉得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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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史学界的评价没有什么冲突，事实上，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吸收学术界成果，并把这些成果以通俗的方式呈现给大众。
上书房：这就涉及您是如何处理史料的真实性与文学性关系的。
张向荣： 把真实性和文学性对立起来，本身就是片面的。但这种对立相当普遍，很多人一听到“文学”，就联想到“虚构”“文笔”。其实，很多文学作品例如散文，都不是虚构的，虚构并不能涵盖文学；文笔也很难界定，好的文学作品，语言往往都很平易。我在中学的时候对郑渊洁在一篇童话里的话印象深刻，大意是：好文章是把常见的词语用不常见的方式排列，差文章是把不常见的词语用常见的方式排列。
文学更本质的特征是结构和叙事，也就是怎么摆布材料、安排结构，怎么讲故事，用怎样的风格来讲。这与历史写作的真实性并不冲突。
举个例子。我在本书开头讲了一位老妇人张序宁的“故事”。她的史料全部来自一组出土简牍，学术界称之为“序宁简”。简牍的形制和上面的字迹，描绘的是张序宁从生病到去世，她的家人为她祝祷的一系列动作。仅此而已。很多学者为此写下了精彩的论文，但这些都不构成故事。因为关于张序宁我们知道的太少了，连她来自什么郡国都不知道，她留下的只是片段，无法构成完整的叙事，更不用说戏剧性了。
如果是写小说，可以大胆依托张序宁来设计一个东汉的民间故事，但对历史非虚构写作而言，这显然不可能。庆幸的是，张序宁去世的这一年，东汉的皇太后马氏也去世了，更有趣的是，马氏在生病后，拒绝了她的臣仆为她祝祷的请求。
一个太后，一个民妇，在当时完全不认识。两千年后的我们却发现这两位女性处于同一个时空，经历了同样的命运，而对祝祷的态度截然相反。这就足够了，把她俩并置在一起，就足以构成一种戏剧性。不必去引申太多，读者自然而然就能感觉到两位女性的相似和不同，会若有所思，会感慨。这就是文学性。
当然，假如这一年没有马太后这个人、这些事，那么太后和民妇的故事也就难以成立，也就不得不舍弃关于她的文献，继续从茫茫史料中寻找能够建立起“文学性”的材料。
上书房：经历了《祥瑞》《三国前夜》的写作，您在历史写作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
张向荣 ：谈不上经验，但可以分享一些我在思考的内容。我一直觉得，历史非虚构写作有三要素：叙事、观点、调研。
叙事。简单来说就是中小学生写作文最先训练的“记叙文”。但成年之后、写作之后，我才发现，纯粹的叙事是难度最高的，也最能体现风格。美国最负盛名的编剧麦基说：“一般来说，越是详细解释人物的动机，人物在观众脑海中的形象越渺小。”这很好说明了叙事的重要性：要通过叙事来勾勒人物的方方面面，令读者认识、感知、接受这个人物，而不是直白地告诉读者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叙事是历史非虚构写作的核心，也是一种耐心。
观点。杨念群老师说：“一部上乘的历史非虚构写作的作品一定要具备卓越的历史观，优美的叙事要服务于深刻的思想，而不是仅仅讲一个好看的故事。如果你堆砌了一堆故事摆在那儿，那只是通俗的地摊读物而已。”这几乎是我的座右铭。历史非虚构写作不是写论文，观点不一定很专业，很具有原创性，但可以更综合、更宏观，更便于被读者理解。因此，非虚构写必须尽力去跟上学术界的节奏，同时尽力去拓展其他学科的视野，不要给自己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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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历史非虚构写作虽然是通俗写作，但其中研究的过程和写论文是一样的。要爬梳文献、辨析史料，要对已有的研究情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有条件的还可以结合博物馆、历史遗迹等。这些工作很花时间，常常花一整天考订了一个很小的细节，落在纸上只是一句话，而且读者很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但它是不能省略的。
我认为这三点是基本的，但也不是全部，不同的会有不同的理念。而我自己的写作，也没有很好地实现我的理念。
写儒学影响下的社会现象
上书房：写作《三国前夜》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张向荣： 主要是两个挑战。
一个是如何描绘东汉儒学的风貌。《祥瑞》写的是西汉的儒学，很容易找到诸多对西汉政治产生明显影响的儒家人物，如叔孙通、贾谊、董仲舒、公孙弘、司马迁、夏侯胜、眭孟、京房、匡衡、翟方进……直至王莽。写下这些人物，就写出了儒家的风貌变迁。
东汉不同，东汉的儒学虽然被尊得很高，但对政治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即使是白虎观会议这样重要的事件，也没有很具个性的人物和精彩的故事；曹褒制礼的学术性和故事性都很强，但内容太少了；马融和时政的关系很深，郑玄也和政治存在关涉，但他俩的儒学主张对政治并没有什么影响，马融甚至是一位道德和实践均很不符合儒家标准的“儒学宗师”。
所以，要写东汉儒学的风貌，只能去写儒学影响下的社会现象，写皇后轮流做，写汉顺帝的宽容，写士大夫的行为，写宦官也仿照士大夫立碑刻字，写普罗大众安土重迁……都是试图从侧面体现儒家的风貌。这个难度要比写西汉和王莽难度大很多。
另一个是群像的描写。这是我自讨苦吃。《祥瑞》以王莽为中心，不仅比群像要简单，而且读者的阅读体验也好。但问题在于，东汉的中后期，恰恰是一个群像的时代。史料有很多忠臣孝子，但缺少英雄豪杰；有很多典型榜样，却彼此相似，“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这句话在范滂和李膺身上都用过；人物无论是高官还是隐士，传记都不长……总之，这是一个群星闪烁却都不耀眼的时代，这也是很多人对东汉中间段不熟悉的原因之一。
但正因为读者不熟悉，正因为这是一个群像的时代，才要努力来书写他们，让他们尽可能生动，让读者多和他们打照面，摆脱“刻板印象”。这是历史写的义务。当然，本书的群像书写并没有达到我预期。我原本试图用《儒林外史》的结构来写群像，但受制于史料很难做到，也更加体会到《儒林外史》的叙事结构实在是太厉害了。
价值在于讲述真实故事
上书房：您如何在作品中体现对历史人物的尊重，尽量做到客观公正？
张向荣： 我个人觉得，历史通俗写作有两个大忌，一是立异翻案，二是影射附会。如果一开始就存了这样的心思，写出来的作品，既不尊重古人，也不尊重读者。比起标新立异的“与众不同”，我更希望自己的作品内容“皆有出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尽可能找到更多、更全的史料，尽可能控制住写评价作品人物的冲动。
这与我读书时参加经学读书班有关。读书班读儒家经典的时候，每位同学各读一家古注，再相互比较，理解差异背后的历史因素，从而在经和史之间建立坚固的联系。而不是每个人大谈自己对某个经典原文的看法。不客气地说，你有一个看法，我有一个看法，大家都有看法，看法就显得廉价了。历史非虚构写作不是学术论著，不必有“理论创新点”的压力，其任务是将可靠成熟的学术观点以通俗的方式传递给大众。所以，对已有的公认的定论，对学术史上有过的重要观点，主要采取吸取、综合，而非立异、颠覆的态度。那么，对人物的尊重和客观评价，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在读书分享会上
上书房：您如何看待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如何在历史写作中观照现实？
张向荣： 现实是历史的延伸。每个时代的人重新叙述一段历史时，都会有意无意地观照其所处的当下现实。例如对东汉的历史，南朝范晔的叙述和宋代司马光的叙述就有很多不同，但无疑他们都在观照本朝本国的历史。
您说的历史写作，我理解是面向大众的历史非虚构写作、通俗写作。我会把历史写作放在整个非虚构写作中来看。近年来，我明显感觉到读者对非虚构写作的热情越来越高。《我在北京送快递》《我的母亲做保洁》《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等非虚构作品很受读者欢迎，李娟的散文也成为影视剧改编的对象。这似乎说明，读者对“真实”的需求在提升，希望读到真实的故事。历史写作的价值就是讲述历史上的真实故事。
与此同时，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历史素养和兴趣越来越高。二十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博物馆、文物展览等都很冷清，现在却往往是城市中最拥挤的公共场所，有些展览甚至一票难求。二十年前，对正史的简单翻译或戏说调侃都能赢得读者，今天的读者就不会轻易买账了。所以，历史写作的价值还在于满足今天的读者对历史的兴趣。
满足读者对真实性、对历史的兴趣，就是当下历史写作的价值。即使是通俗写作，也要尽可能吸收学术成果，在内容的严谨、观点的前沿和叙事的通俗之间寻求平衡，从而提高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