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消息，近日，以“软件赋能产业变革 智能驱动数实融合”为主题的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在天津举行。 用友 网络董事长兼CEO王文京在大会开幕式发表主题演讲。
王文京认为，依托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企业的管理智慧，中国企业软件产业正在积极创新，不仅提出了全球企业软件领域的中国概念 —— BIP，更是在技术升维、产品换代、业务转型、产业生态化和市场全球化五大变革力量的推动下加速进化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
世界上从来都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中国企业软件要真正实现全球引领，必须历经五重进化力量的考验，包括技术升维、产品换代、业务转型、产业生态化和市场全球化，堪称地狱级的通关难度。
在技术升维方面，中国企业软件必须积极拥抱新一代信息技术，特别是深度融合 云计算 、大数据和AI三大核心技术，服务企业数智化转型；在产品换代方面，中国企业软件主流厂商必须基于前沿技术，完成了云化、数据化、智能化、全球化、 移动化 、协同化的产品换代；在业务转型方面，中国企业软件厂商的业务模式必须从“软件产品云化，软件许可使用”走向“软件订阅、 运营 服务”的新模式；在产业生态化方面，中国企业软件产品必须加速走向开放融合，厂商与服务商分工协作，共荣发展；在市场全球化方面，中国企业软件必须迎合中企出海的新发展潮流，加速软件出海进程，在国内完成国产化替代、在海外为中企保驾护航的同时，在全球市场和国外厂商一竞高下。
据介绍，基于BIP的新产品理念，用友从2017年开始战略投资、规模研发打造全新一代的企业软件产品 —— 用友BIP（用友商业创新平台），通过深度运用云计算、大数据、AI这三大企业数智化核心技术，实现企业软件的云化、数据化、智能化、全球化、移动化、协同化。
用友BIP作为新一代企业软件的代表，其形态是一个融平台、应用和生态于一体的服务集群，包括强大的数智平台底座、丰富的领域与行业应用，以及大规模生态体系，能够很好满足企业消除信息“孤岛”、融合应用的要求，对企业的价值除了能够实现企业内部的业管融合外，还向上下游延伸，打通产业链、供应链等，以便企业更好触达最终客户的需求，最终帮助企业实现商业创新，重构发展力。
今年8月，用友BIP的智能和数据服务能力再升级，发布用友BIP3 R6。新版用友BIP实现6大技术突破、6大应用架构和服务创新，应用服务数量增长到564个，智能服务数量增长到108个，数据服务数量增长到50个，实现智能服务和数据服务能力的大升级。
据了解，作为用友BIP产品创新的重要方面，用友还打造了业界首个企业服务大模型YonGPT，将“繁杂企业应用需求”与“通用大模型” 的鸿沟连接起来，是深懂企业服务的垂类大模型，成为企业AI应用新引擎。
目前，基于YonGPT，用友BIP拥有分别基于智能体（Agent）、人机交互（HCI）、RAG应用框架的“智友”、“数智员工”、“友智库”3项重要产品，以及包括智能合同、智能订单生成、智能月结、AI面试、智能人才发现等100多个场景化的智能应用服务，驱动企业智能运营。
与此同时，用友始终坚持“长期合作、共赢发展”的伙伴合作方针，围绕用友BIP，已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且依然在持续扩大的生态群体，包括3680家ISV（独立软件开发商）伙伴，413家专业服务伙伴、115.5万注册开发者，并与5600所院校合作数智化教学教育。
谈及国产化替代话题，用友倡导“价值化国产替代”的理念，不只是简单的替换上一代的产品，而是要以新一代的技术、平台和应用将企业软件的数智化升级与信创化国产替代相结合。目前，用友已经成为国内升级替换国际厂商企业应用系统最多的软件提供商。
王文京还谈及全球化议题，他认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软件出海已是产业发展的新潮流，中国新一代企业软件在全球市场已具有竞争力，有信心为中企出海保驾护航，也有信心和国际厂商在全球市场同台竞争。(定西)
求 美国橡子园 孵化器有关资料和天津海泰孵化 又关数据
天津海泰企业孵化器位于国务院首批批准成立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津高新区，是科技部和天津市政府共建的天津高新区火炬创业园六个组成孵化器之一。 孵化器成立以来，深刻理解国家火炬计划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在火炬旗帜的引领下深入探索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体制、机制春乎咐创新，并致力于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企业构建优越的发展环境。 2005年海泰企业孵化器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创业中心，同时被天津市科委认定为首批天津市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一、创新孵化理论探索领先模式海泰孵化器创建于2001年，在成立伊始便和资本市场进行了紧密地结合。 孵化器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海泰发展”，股票代码）建设并进行专业化实体运作，是国内较早成立的孵化器之一。 而海泰发展更由此而成为国内第一家以孵化服务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 2002年，海泰孵化器结合自身掌控的资源优势，创新地提出“海泰三级孵化”理论，强调打造孵化器群和产业链，扩大传统孵化器的孵化范围。 以三级孵化服务为手段，以初创期、成长期和扩张期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为三级孵化对象；以企业成长生命周期为标准，为企业分别提供基础层面服务、提高层面服务和发展层面服务，以达到“降低创业成本＋提高创业成功率”的目标。 同时，稳步推进“海泰三级孵化服务体系”建设，搭建具备集约化、多元化、网络化、国际化和专业化的孵化器运营平台，营造弘扬创业文化、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最佳创业人的社区，致力于建设全国最大的孵化器簇群。 2003年，为提升海泰孵化器的管理水平，打造更加专业化的孵化服务团队，成立了海泰企业孵化器管理委员会。 在“海泰发展”孵化事业部的基础上，组建了海泰孵化器的运营管理实体——天津海泰企业孵化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海泰孵化”），负责海泰孵化器的具体运营和管理。 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海泰工业物业公司、海泰企业培训中心和海泰创业企业家俱乐部，分别为入孵企业提供更加专业化的物业、员工培训等服务，并为孵化器内企业搭建了相互交流的平台。 几年来海泰孵化器始终将自身的发展战略与高新区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海泰三级孵化体系经过南开大学专项课题组的论证后，也逐步成为天津高新区孵化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7年，海泰孵化器在高新区科技局的指导下，承担了《天津高新区孵化体系建设发展研究》的课题，并顺利地通过中科院、北京大学、科技部火炬中心、市科委和顷型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等专家们的论证，为推动天津高新区未来科技创新孵化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可操作的针对性建议和参考。 二、聚集创业企业家，引领创业精神培育和文化建设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政策扶植，一大批科技人员在高新区创业获得了成功，而同时又吸引了更多的科技人员聚集到高新区创业。 高新区的三创精神也激励着每一位创业者，克服困难、不断前行。 海泰孵化器在实践中发现，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仅仅依靠服务和资金等物质资源方面的扶持是远远不够的。 要使创业企业不断做大作强，走向成功，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知名的企业，还要培育科技人员的创业精神，营造适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人员创业成长的文化氛围，才能更快更好的培养一批具有很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才能真正使科技创业者突破自身发展的瓶颈，真正成为建设创新型城市和创新型国家的主力军。 为此海泰孵化器充分发挥海泰创业企业家俱乐部的平台效应，使海泰孵化器从科研成果交易、一站式服务等基础层面服务，技术、管理咨询、企业培训、产权交易等提高层面服务以及投融资等发展层面服务的海泰三级孵化服务的基础上深入到文化建设层面的“第四级”——科技人员的创业精神培育和创业文化建设。 海泰创业企业家俱乐部深入扒纯分析科技人员创业的需求，依托园区强大的政策支持和海泰先进的创业孵化理论和经验，整合企业、政府、服务机构及高校资源，为科技人员、专家和政府官员之间的沟通搭建平台，提供交流联络的机会；帮助科技人员建立资源网络，提供资源整合、谋求发展的机会；在科技人员中间创造、共享创业精神和创业经验。 海泰创业企业家俱乐部曾先后邀请天津天士力集团董事长闫希军先生、北京用友集团董事长王文京先生、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先生等知名企业家走进海泰孵化器与孵化器内创业企业家交流沟通，开阔视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同时通过组织“创业企业家主题沙龙”，针对创业成长的不同阶段，使创业企业家得到面对面的交流和辅导。 三、立足专业孵化器建设，助推高新区产业聚集从2004年起，在积极探索孵化理论的同时，海泰孵化器积极参与天津高新区孵化场地的建设与运营。 孵化器基于对科技型企业成长规律的深刻认识，借助海泰发展在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科技新城开发建设的第一个项目—海泰绿色产业基地，大胆创新。 突破了传统孵化器“一栋楼、一个院”的建设模式，首期完成建筑规模约30万平方米，最大程度实现了规模效益，快速实现聚集效应。 运营模式上，采取“基地＋特色工业园”的运行方式，在孵化场地内引进了多个“专业孵化器”。 特别是高新区的支柱产业之一，软件产业方面先后有天津华苑软件园、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国家“863”软件孵化器、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等“专业孵化器”落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有效形成了产业聚集，使大规模开发带来的服务聚集和产业聚集有效融合，极大促进了高科技企业的发展。 截止2007年底，海泰绿色产业基地从一片荒地，变成了拥有近千家企业，多家专业孵化器构成的孵化器簇群，实现了软件及服务外包、电子、医疗器械、新能源等产业的初步聚集。 近三年来海泰孵化器累计孵化企业318家，毕业企业49家。 孵化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2亿元、上缴税金1.5亿元、创造利润2.3亿元、创造就业机会5000多个。 自孵化器成立以来，在孵化企业获得地方各类科技经费13项，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基金12项，获得专利240项。 在优质的孵化环境中，一大批中小企业在这里茁壮成长。 随着海泰企业孵化器孵化服务的不断丰富和深化，为母公司海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投资项目储备，同时海泰发展也为海泰企业孵化器对在孵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证。 截至目前，海泰发展已经对海泰孵化器入孵企业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鼎名密封有限公司、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海泰数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南大海泰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海泰庄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累计投资5502万元人民币，使上述企业顺利毕业并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目前，海泰孵化器正在着手结合母公司海泰发展的两个工业地产项目，建筑规模逾10万平米的海泰创新基地和建筑规模超过60万平米的天津高新区国家软件及服务外包产业基地核心区，为高新区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企业及软件专业孵化器的建设，积极展开相关的探索。 2008年，海泰孵化器将紧紧抓住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历史机遇，对海泰孵化体系继续进行探索和创新，发挥母公司工业地产的优势，聚集一流孵化资源，加强孵化器的专业化建设，为滨海高新区孵化体系的建立和天津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事业的蓬勃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如何认识"一股独大"问题?
“一股独大”一般指在上市公司股本结构中，某个帆袜锋股东能够绝对控制公司运作。 包括：占据51%以上的绝对控股份额；不占绝对控股地位，只是相对于其它股东股权比例高(Shleifer & Vishny界定为20%)，但其它股东持股分散，而且联合困难，使该股东仍然可以控制公司运作。 随着ST猴王、ST幸福、大庆联谊、济南轻骑、春都、棱光实业等上市公司控股大股东利用关联交易，拖欠上市公司巨额资金，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现象触目惊心，上市公司国有股或国有法人股“一股独大”的现象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人们普遍认为，“一股独大”导致第一大股东几乎完全支配了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形成一言堂，日常经营中一手遮天，产生造假、不分配、肆意侵吞上市公司资产等漠视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一股独大”是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平衡、不彻底、不完善的主要根源，也是我国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诸多弊端的源头。 不少学者和人士对此忧心忡忡，有些人士举证说，“在西方更为成熟的证券市场，很多大公司都是无人控股的，股权结构相当分散。 西方国家的控股股东一般是相对控股，持股比例一般也不超过30%。 ”“美国上市公司最大的股东也不过拥有1%的股份，如果有谁拥有某一家上市公司1%的股票，就已经是大股东了，而且是相当大的大股东，大股东欺负小股东这种现象很少存在。 ”甚至说“美国公司之所以为全球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群体的一大因素，好闷在于他们的股权结构具有足够引起股东之间权力均衡的高度分散化所形成的合理的股权结构。 ”“企业上市后，股权结构仍然维持一股独大状态，会引发一系列影响企业优质、快速发展的问题。 ”此外，随着民营背景上市公司不断增多，民营企业创始人“一股独大”现象日益突出。 2001年2月以来，已有4家家族持股高达50%～70%的企业上市。 康美药业家族持股66.38%，以2001年6月13日收盘价计算，市值20多亿元；广东榕泰67.19%，市值37亿元；用友软件大股东王文京直接持股比例为55.2%，市值40多亿元，间接持股比例为75%；太太药业大股东朱保国及其家族持股比例高达74.18%，市值82亿元；潘广通父子也持有天通股份24.9%的股份……。 人们惊叹这些创始人的“一夜暴富”。 未来创业板上市公司中，类似的家族或民营创始人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将大量出现。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家族控股的上市公司所产生的公司治理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不少人士因此认为，民企上市公司“一股独大”所引起的后果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比国企上市公司更为严重。 甚至提出“在通过资本市场选择并扶植民营上市企业时，在审核中尽量挑选那些已顺利完成民营企业发展初级阶段，私人或家族控股比例不超过20%的民营公司。 ”有人认为，股权结构优化是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前提条件。 特别是近期Claessens、Djankov等1999年的一项关于亚洲地区家族通过复杂的金字塔股权结构控制上市公司、剥削小股东的大样本实证研究报告受到国内证券监管部门的高度评价。 在中国，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已经给中国上市公司脆弱的治理结构带来种种弊端和负面影响，成为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 限制一股独大，提倡减持国有股，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公司股权分散化，打破国有股或民营股一股独大格局的呼声甚高。 国外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凤毛麟角？一股独大是否公司治理有效的天敌，或者说完善公司治理是否一定要强制股权多元化？能够找到合理的股权结构吗？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1．一股独大并非中国特有考察国外成熟股票市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可以看到：一股独大并非中国特有。 上市后，风险投资短期内出售股份套现退出，导致股权分散，更凸现创始人一股独态晌大。 例如，微软上市时，盖茨持股45%，另一位创始人Allen持股15%，盖茨一股独大。 一般来说，企业上市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创始人在公司股权结构中所占的比例都相当高。 Hoderness和Sheehan(1988)发现，美国依然有相当多的上市公司最大股东持股份比例超过51%。 Djankov、Mcliesh 等2001年对全球97个国家传媒产业公司股权结构研究表明，在西方出版、传媒上市公司中，家族仍然绝对控股。 股权分散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往往上市后数十年，经过不断增发新股和并购交易，才会出现创始人家族股权比例低和股权分散的格局，例如，盖茨至今还持有微软23.7%股份。 随着股票市场公司控制功能有效性的提高，包括收购控制权的职业投资者和金融技术，例如，LBO，过度分散股权结构会重新增加集中度,呈现集中、分散和集中的循环。 2．股权结构的法律意义与价值驱动意义需要区别股权结构的法律意义与企业价值驱动意义。 股权结构的法律意义表现为表决权分配，从企业价值驱动意义角度看，上市公司股东包括实业经营－价值创造型股东和价值评估型股东，前者对公司价值驱动贡献甚大。 实际上，西方资本市场投资者希望价值驱动力量强的创始人持绝对控股地位，甚至在合约中设定价值驱动型股东持股比例的低限，限制创始人减持股份。 例如，美林证券在投资深圳太太药业公司时，在合约中要求创始人朱保国家族的控股比例不能低于50%。 股权结构价值驱动意义上的分散是公司在产品市场竞争、资本市场评价和控制权市场环境下，为保持和增强竞争优势，实现持续经营而进行的一种市场化选择和商业运作手段，很难也不应该人为规定股权结构。 例如，著名房地产开发商万科深感土地储备对房地产商持续发展和竞争的重要性，为获得战略资源，主动选择华润，替换和改组大股东结构。 乐凯与富士和柯达的合资谈判，旨在引入具有R&D能力的股东，因为乐凯属于技术开发支持竞争优势的企业，目前最稀缺的不仅仅是股权资金，更重要的是研发能力。 上市融资并不能迅速有效地增强研发能力。 股权结构合理化说法含糊，实践中不存在法律和价值驱动意义上的最优或合理的股权比例结构。 股权多元化既不是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的目的，也不是公司治理有效的手段或必要前提。 公司很少纯粹为了完善公司治理而进行股权多元化。 3．股权多元化与公司治理主张股权多元化者假设多元化股权能够形成股东民主主义，有助于对公司管理层和大股东进行制衡，减少和防止管理层浪费自由现金流的管理决策行为。 但实际上，多元化股权结构中的机构投资者本身存在治理问题。 近年来的实证研究表明，价值评估型的金融资本大股东，例如，机构投资者并不是天然的公司治理积极参与者，搭便车现象使单一外部股东缺乏公司治理积极性。 他们自身也会进行参与治理的成本和效益分析，在流动变现－用脚投票和积极参与治理－用手投票之间存在机会主义决择。 例如，日本和德国银行在非金融上市公司中持股和积极参与治理的模式曾被认为是有效的治理模式。 但Prowse(1995)等学者研究表明，日本和德国的银行对所投资的上市公司关注并不多，公司治理作用并不象以往实证研究结果所说的那样显著。 国内不少上市公司前10名股东为证券投资基金，但在近年来发生的几起控制权并购案，例如胜利股份、方正科技等，证券投资基金旗帜并不鲜明。 西方股票市场恰恰认为股权结构分散导致公司内部治理和控制系统失效，产生的管理层内部人控制问题(Jensen[1989])，即形成强管理人、弱股东的格局 (Roe[1994])。 因此，除了增强管理层激励外，主张将上市公司股权集中于少数股东，形成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增强大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限制管理层私人利益行为的经济动力，解决外部分散的股东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激励和能力不足问题。 4．股权结构与经营业绩和企业价值的相关分析问题目前，有若干分析报告试图通过统计分析说明国有股比重大对经营业绩会计指标的负面影响。 但迄今为止，国际上公司财务学术界关于股权结构对经营业绩和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无明确一致的实证结果。 例如，Demsets 和 Lehn (1985)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经营业绩财务指标(ROE)并无显著相关关系。 McConnell和Servaes(1990)发现，公司价值与股权结构之间具有非线性的函数关系。 在控股股东控股比例小于40%时，公司托宾Q值随控股比例的增大而增大；当控股比例达到40%-50%时，公司托宾Q值开始下降。 简单的统计回归分析结果难以断定国有股一股独大对经营业绩的负面效果。 实际上，另有不同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得出了不同的结果，即第一大股东国有或法人性质及其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和企业价值的关系并不显著。 例如，朱武祥张帆(2000)对1994－1996年期间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17家A股公司的研究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低对上市前1年到上市后4年期间的总资产利息税前收益率、净资产税前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等业绩指标中位数变化差异影响并不显著。 另外，朱武祥 宋勇(2001)以家电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家电行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并无显著关系。 从个案角度看，不同股权集中度结构均有优质和劣质上市公司。 例如，家电行业国有股控股、法人股控股、流通股比例超过非流通股的三类股权集中度结构中，分别有四川长虹、青岛海尔、奥美的等名牌优质企业，也分别有ST黄河科技、ST双鹿电器和第一家退市的水仙电器等劣质企业。 不少股权分散，不是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例如，郑百文第一大股东只有14%，但公司治理问题并不比一股独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好。 此外，国有控股的境外上市公司同样一股独大，但其投资、关联交易和红利分配行为比国内A股公司规范得多。 上证所研究中心2000年上市公司治理调查报告显示，国内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特征相似，普遍是关键人控制模式，关键人往往是控股股东代表、公司最高级管理人员，大权独揽。 法人治理结构基本上有名无实，形同虚设。 而且，国内上市公司多元、分散发起人股权结构的形成机制并非国外商业性选择，而是原企业迎合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要求，将客户、供应商和下属关联企业拉入股份公司，甚至强制加盟，形成名义上多元、分散的法人持股结构，实际上为第1大股东控制的控股结构。 例如，胜利股份1999年末10大股东中，除两家投资基金外，其他大股东都直接或间接为胜利体系成员。 因此，尽管胜利股份第一大股东持股仅为24%，但实际上“胜利体系”所控制的股权要远远高于此比例。 因此，仅仅以上市公司名义上的股权比例来说明股权结构与经营业绩的相关关系是不可靠的。 与股权分散一样，“一股独大”确实存在弊端，也能使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系统失效。 Shleifer和Vishny(1997)认为，“当大股东(不管是价值创造者股东，还是价值评估型的金融资本投资者)股权比例超过某一点，基本上能够充分控制公司决策时，大股东可能更倾向利用企业获取外部少数股东不能分享的私人利益。 ”实证研究表明，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或者转轨经济国家，一旦上市公司大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他们可以通过其它途径获取内部私人收益，例如，支付特殊红利，进行关联交易，或者通过合理利用会计准则的缺陷进行利润管理，获得内部控制利益，从而剥削中小股东。 这表明一股独大或股权高度集中的治理模式与股权分散一样，都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具有较高的社会成本。 政策意义一股独大本身并不是公司治理问题严重的恶源，股权分散和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一股独大引起的公司治理问题，同时会产生其它问题，例如，形成股权分散条件下的内部人控制格局，降低了大股东对公司价值驱动的激励，增加了股东协调成本。 不能因目前上市公司出现的大股东不规范甚至恶意行为而矫枉过正，简单人为地强制股权分散或多元化打破一股独大。 关键是通过完善上市公司行为规范的法制硬约束环境，以及形成强大的对上市公司大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及其相关中介机构行为公开评价和迅速采取行动的外部监控和威慑环境。 包括：1． 加强对上市公司及其相关中介机构行为规范的法律制度硬环境建设，增强监管的有效性。 例如，针对国内企业上市重组时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格局设置规则。 包括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及中介机构的监管、公开评价和追究惩罚制度，增加大股东和管理层行为的透明度，形成上市公司大股东、中介机构守规行为的职业操守氛围。 针对一股独大已经和可能形成的损害外部股东利益的行为，制定明确的行为规则。 例如，由于国有企业资产存量特征，上市重组后，关联交易难以避免。 可以通过界定关联程度(严重关联、轻度关联与一般关联)，分别采用不同规则来处理。 例如，随着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由独立董事进行重大交易的程序监督。 要求关联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披露，资产置换估价由独立董事聘请有资格的评估事务所来评估。 对于大股东可能作出的对自己有利的投资或融资行为，可以通过提高对某些特定投资项目表决权的有效比例来规避，比如表决要征得流通股一半以上股东同意，而不是简单采取大股东回避制度，形成让小股东决定大股东命运的情形。 针对上市公司随意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等行为，业内人士提出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的对策。 另外，特别需要加强对中介机构的公开评价和行为结果公布，使中介机构重视声誉和品牌。 国有控股的境外上市公司在并购、关联交易等行为方面之所以相对规范，与关注声誉的著名会计、法律中介机构尽职有关。 2．对家族或民营企业，改变公司业务重组规则。 西方家族企业上市时，股权结构比较简单。 例如，微软公司的控股股东并不是微软集团，戴尔的控股股东也不是戴尔集团，而是盖茨和戴尔本人。 亚洲地区的家族或民营企业往往业务多元化，容易形成家族集团控股、金字塔或相互持股循环的复杂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因此，国内民营企业上市重组时，尽可能要求形成简单的股权关系和结构，规避循环、多层的复杂股权关系，而不是简单地限制家族股份比例。 3． 增强股票市场对上市公司治理质量的专业化评价能力和水平众所周知，在日益发达和竞争的传媒业，传媒刊载的评价显著影响公众对人物、事件的评价观点。 竞争性的商业化、专业化的职业咨询评价机构不断推出的业绩、公司战略和公司治理质量评价方法、专著和业界的咨询实践成果，通过权威媒体公布对上市公司治理产生评价影响。 1995年，公司治理职业投资家Monks通过评估，认为Sears公司的业务战略使股东价值贬值，应该重组。 但他采用表决权征集方式收购Sears公司股东表决权失败。 为此，Monks在《华尔街日报》整版刊登其对Sears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评价结果，列出那些他称为非业绩资产的董事名单。 Sears公司董事会深感难堪，产生巨大社会公众评价压力，最后接受了Monks提出的业务重组和董事会改革建议。 因此，不管什么样的股权结构，均应置身于股票市场评价之中。 包括投资分析人士的投资分析、新闻媒体对大股东不当行为的详细和深入报导，使上市公司在产品市场竞争和资本市场评价压力中从企业价值驱动角度设计和动态选择股权结构。
管理大未来的媒体评论
这部《管理大未来》值得企业家、管理者阅读。 成思危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兄拿悉九、第十届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问题，勿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 不论在宏观管理，还是在微观管理领域，这个结论似乎都成立。 管理是一门科学，一种技能，一门艺术，有其理论、方法及工具与技巧。 加里·哈默把它融会贯通地揉合在一起，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启迪，值得一读。 郭重庆 国敏绝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哈默颠覆了企业管理中的条条框框，鼓励我们大胆创新，激发员工的创造力，从而持续获得企业生命力，应对21世纪的复杂环境。 本书会给企业家、管理者带来深刻启发。 王文京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企业在成为世界级制造商以及全面领先的企业过程中，不仅需要流程改进、产品与技术创新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更需要管理的自主创新。 哈默教授的理论对中国企业提高管理创新能力提出了最新见解。 麦伯良 中集集团总裁创新是创业公司的灵魂，创新不仅仅意味着产品技术商业模式的创新，更意味着需要有创新的管理模式来实施。 目前互联网已经进入社区时代，公司的管理模式也要随之变化。 谷歌之所以能够在网络上超越微软，其背后真正的原因还是谷歌创新的管理模式和文化。 加里·哈默颠覆了传统思维习惯，为人们带来全新管理理念冲击，发人深省并给人以启发。 周鸿祎 奇虎公司董事长20世纪是管理的世纪，那些载入商业史的标杆一次次证明，管理乃成功之本。 21世纪呢？“管理”似乎已不再时髦，而像一个老人羡乎的絮絮叨叨。 可是，只要环顾周围的失败案例，就会发现，每个败局背后都有管理缺失的因由。 秦朔 《第一财经日报》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