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网易财经、网易财经智库联合主办的2025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于11月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以新引质，重焕活力”。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杨伟民 的演讲标题是“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巩固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他在会上表示，“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国民收入 比例偏低”是“居民消费占总需求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其中，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的力度还可以进一步加大。
9月2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曾指出，“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及市场广阔、经济韧性强、潜力大等有利条件并未改变。同时，当前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对此，杨伟民表示，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有些是短期性、周期性的因素带来的，但更多的是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我们常说的“经济长期向好”中的“长期”，主要就是指结构性的因素，结构性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从供求关系来看，我国长期处于国内总供给大于国内总需求的格局，一直通过净出口来弥补国内供求的缺口。这种格局的有力的一面是，只要有需求，就不愁增长，不利的一面是：经济的边际增长取决于外需，一旦外需减少，就会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从最终需求上看， 内需 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2023年我国居民消费占的比例为39%，较2001年的45.7%降低6.7个百分点。
杨伟民表示，居民消费不足源于长期存在的支付能力不足，这不是短期一次性就能解决的问题，光靠扩大内需的政策很难解决。我们应当实行系列的有利于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扩大内需政策应该更多转向扩大居民消费。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居民消费占总需求比重偏低的原因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偏低”。从一次分配的情况来看，2010年至2020年期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由47%提升至52%。但劳动报酬中的很多项目不属于可支配的收入。若以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是下降的。
杨伟民认为，未来我们应该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行给居民让利的财税和金融政策，加大对 低收入 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从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要推进公共管理行业和行政区划改革，降低企业部门中金融和垄断行业的收入占比。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杨伟民认为还可以进一步加大力度。
从产业结构来看，杨伟民表示，目前我国许多消费品行业是大量净进口的，原因主要为资源不足、创新不足和体制机制制约。为此，我们应该完善产业政策的总方针，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基础上，应该鲜明地提出大力支持消费品产业、包括消费型服务业发展，这样才能适应让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主要来源的需求政策，实现供需之间政策的匹配。
十二五规划就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出哪些重大战略举措？
一是要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 中国有占世界20％的人口，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建设都孕育着巨大的需求潜力。 充分挖掘和释放国内需求的潜力，既是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和基本的立足点。 他说，我们将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在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上下更大的功夫。 中国的最终消费品目前还不到50％，这与国际上70％左右的平均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为了挖掘居民的消费需求，中国政府将多措并举，包括实施就业发展优先的战略，五年城镇新增就业的人数将达到4500万人以上，转移农村的劳动力达到4000万人以上；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五年内使城镇化率提高4个百分点，由47.5％提高到51.5％；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积极发展新兴的消费业态，促进文化、旅游、建设等消费，加强市场流通体系的建设，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逐步使中国国内市场的总规模能够位居世界的前列。 我们将继续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无论是提高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需求的供给能力，还是积极推进工业化、城镇化，都需要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 我们要在调整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效益的基础上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 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政府投资主要用于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水利设施的建设、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教育、卫生、科技、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等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建设。 另一方面，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放宽市场准入，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各个领域。 二是增强创新能力，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够强，经济结构不够合理，城乡区域的发展不够平衡，这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教育的主要症结。 增强创新能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这也有利于培育和创造更多的国内需求。 我们将适应国内外需求变化的趋势，把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同时，同步的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加大强农惠农的力度，加快农业的科技创新，加强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使中国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5亿吨以上。 依靠科技进步，积极推进装备制造、船舶、汽车、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轻工、纺织等重点产业的结构调整，引导企业开展技术改造与兼并重组，促进新兴科技与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尽快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为先导性、自主性的产业。 到2015年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8％左右。 要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力争在五年内服务业的比重能够提高四个百分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47％左右。 我们将坚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产业的有序转移。 在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培育新的增长点，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 三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这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时代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们将坚持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内在统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有机结合，把解决好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使各个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十二五”期间，要从完善制度和增加投入两个方面做出安排，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明确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标准，实施改善民生行动计划，在公共教育、就业服务、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方面统筹建设一批重大的民生工程。 创新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增强多层次的供给能力，满足群众多样化的需求；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开展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险试点，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全国范围的全覆盖；完善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提高医保基金的支付水平，发展社会的救助事业，切实加强对孤残老人和儿童的帮助和救助；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逐步减少贫困人口。 我们将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体系，合理调整国家、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力同步提高。 未来五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实际增长达到7％以上。 四是坚持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既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有效途径。 我们将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全面落实优先战略，构建以绿色、低碳为特点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的变革；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实施重点节能工程，推广先进的节能技术和产品，抓好重点领域的节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再生利用的产业化；提高应对气侯变化的能力，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积极开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实施重大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强环境的综合治理。 到2015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分别比2010年降低16％和17％，森林蓄积量增加6亿立方米，为实现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是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进步依靠的是改革开放，实现“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改革开放仍然是强大的推动力。 我们将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的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推动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全面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金融体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推进资源税的改革，扩大增值值的征收范围。 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加快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的建设，稳步的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推动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的改革，推进水价、电价的改革，进一步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的比价关系，提高排污费的征收率，建立健全资源、环境产权的交易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