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8强赛、国足主场对日本，昨日在厦门如期举行。比赛虽然输了，但当地球迷却赢得了全世界瞩目，大壮国威。
赛前，千余人围攻一个日本球迷，众口一词，痛斥汉奸。幸得警察和安保人员及时解救，强行扒掉其日本队球衣，并带离现场。否则，要么变成肉酱，要么变成熊猫。
比赛开始时奏日本国歌，现场的观众席嘘声一片，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比赛中，还有球迷用激光笔照射日本队守门员，干扰其正常发挥。小日本陷入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仅以3:1的比分勉强赢了比赛，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上下两个半场，仅仅才进行了90多分钟，裁判员就匆忙吹哨结束了比赛。显然，小日本不敢打持久战，只能玩下三滥，国足虽败犹荣。
对于这场比赛，部分道友存在着严重的认知偏差。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日本球迷为什么不可以穿日本队的球衣？第二，日本人也有可能成为汉奸吗？对于这种错误观念，老夫必须严厉驳斥——
第一，在中国的领土上穿日本人的衣服，无论军旗装、和服还是球衣，任何带有日本元素的服饰均是挑衅中国人民的感情。不管你是不是中国人，来到中国就必须遵守中国风俗习惯，否则就请滚回去。
第二，汉奸并非特指出卖国家利益的本民族败类，也可作为口袋罪，兜底一切敌对分子和不同意见者。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巴夏礼事件，英法联军派来的39人谈判代表，被我专政机关以叛逆罪一网打尽，处决了21人，大涨中国人民的志气。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建议多读读书。
还有人认为，由于厦门球迷的过激行为，可能损害国家的形象，招致国际足联处罚。老夫认为这是杞人忧天，爱国无罪，大不了就是罚点钱而已。凡是可以用钱来解决的问题，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民心可用，民气可嘉。最后，寄语厦门球迷，你们干得好，干得漂亮，希望再接再厉，一鼓作气，牛逼到底，把红旗插到对岸！
北京与中国近代社会是怎样的？
在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后，中国已成为一个泱泱封建帝国。 当世界历史进入公元17世纪，欧洲封建堡垒被新生的资产阶级攻破以后，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近代科学的诞生，让封建朝代的统治不能再以宗教神创的精神枷锁愚弄民众，科学技术的发展，新思想、新文化的不断涌现将人类的思想解放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历程。 然而，沉眠在东方大地上的封建帝国，并没有被西方奋进的号角惊醒，而它的鼾声却被大炮的轰鸣打断，醒来见到的是封建末日的余晖在外来侵略的火光中支离破碎。
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史学家们断定在公元1840年。 因为这一年一个重大的事件——鸦片战争发生了。 英国侵略者驾驶着48 艘舰船，以武力相威胁，强行推销鸦片并要求清政府割地赔款。 声言，如不同意它的要求将“必相战不息”。 鸦片战争从1840年6月21日开始至1842年8月29日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为止，历时2年，又被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
（一）焚烧圆明园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被侵略者的大炮强行轰开了。 紧接而来的是愚弱的躯体被屠戮，血腥的空气里被浸泡着的是无辜、无助、屠刀下生灵的涂炭、火光中文明的支解。 1856年，外国侵略者的淫威被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所刺激，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市场，获得更多的特权，侵略者蓄意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正是在这次战争中，圆明园被洗劫一空毁于大火。 战争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迫签订的情况下结束，英、法、俄、美等国在露出刽子手狰狞的淫威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而中国社会被进一步地推向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一个曾亲眼目睹英法侵略者焚烧圆明园的英国人曾说：“当着一个个的屋顶倾塌下来的时候，四面墙垣的烈火，也渐渐闷塞下来，喷出大大的一卷一卷的浓烟。 ……对于这个老大帝国的命运，这是表示一种愁惨的预兆，它内部的基础，既为自相残乱的内战销毁残蚀，……结果四面被包围着，无处求救，最后喷出一口浓烟，伏伏贴贴的降服，迷失在它从前的灰烬里面。 ”
1860年6月，英法舰船200艘，侵略军余人，闯关来到天津大沽口外。 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侵略，借口是护送英法公使赴京交换于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批准书。 其目的，就是要武力威胁清政府，“给中国政府以直接的打击。 ”同年9月，英法联军直迫通州。 此时，清文宗（咸丰皇帝）已躲至圆明园内避难，并在圆明园下达了截获英使巴夏礼等人的命令。 9月21日英法联军分三路进攻八里桥，史称“八里桥之战”。 “八里桥之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与英法侵略军的最后一战。 此战清军以7万之众决战侵略军，最终仍是失利。 第二天，也就是9月22日凌晨，曾下令要全国军民奋勇杀夷的咸丰皇帝，闻听八里桥战役失利的消息，仓惶出逃，奔赴热河。 据史料记载，咸丰这次出逃极其狼狈，“銮舆不备，扈从无多，车马寥寥。 ”
咸丰跑了。咸丰的弟弟奕
在圆明园内设立公所，主持和局。
1860年10月6日，英法侵略军从德胜门、安定门杀入北京，此时的清军早已大乱，不战自溃。 侵略军尾随清兵退至圆明园。 钦差大臣奕
见状也闻信而逃。 侵略军长驱直入闯进了圆明园。 在侵略军的淫威面前，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跑了，受命的钦差也跑了，守护京城的清军跑了，拱卫御园的护军也跑了。 在侵略军自鸣得意的时候，令他们想不到的是在圆明园贤良门内，遭遇到了20几名中华好男儿的英勇抗击。 面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这20余名男子汉自然逃脱不了被杀戮的命运，但他们以身抗敌的气概则令侵略者胆寒。 带头抗击侵略者的是“八品首领”任亮，20余名男子汉是圆明园的“技勇”太监。 “技勇”是担负在园内帝后寝宫附近巡更侍卫的责任。 这些身份特殊的太监被特许在园内佩带军械行走。 任亮等人英勇抗敌的行为被他们的同僚刻碑铭记，以昭后世。 1983年这块墓碑出土，历史见证了这一英雄的壮举，也见证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气概。
圆明园，这座凝聚着中华民族高度智慧和血汗的万园之园，这座历时150余年修建，集古今中外建筑艺术为一身的宏伟艺术杰作，这座珍藏了数之不尽的珍宝和珍贵典籍、文物，堪称人类文化宝库之一的文化载体，在1860年10月6日至8日遭遇了空前的洗劫、焚烧。 圆明园在侵略者的淫威中倒下了。 时过3日京城西北仍然余烟未尽，它在历数着侵略者摧残文明灭绝人性的暴行；一座封建制度的大厦倒下了，余下的是火焰不能将其焚毁的石质残迹，它在惨烈的肆虐中留存下来，为历史而见证。 我们没有必要去重复描述圆明园被焚时的状况，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不堪回首的一页。 在这里，我们引用史料所记载的文字来看一看侵略者的嘴脸和行径：“当殷红的火焰映在从事放火的军队的面庞上，使他们看起来仿佛恶魔一样，虽是毁坏他们所不能恢复的东西，却洋洋自得，觉得很光荣。 ”法国伟大的作家雨果用他那犀利的笔，曾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 一个大肆掠劫，另一个纵火焚烧。 仿佛战争得了胜利便可以从事抢劫了……。 他们手拉着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 这就是两个强盗的历史。 我们欧洲人自称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他还说“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 ”
（二）戊戌变法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着自然法则——落后被先进取代，愚昧被文明淘汰的适者生存的进化原则。 近代中国演义的是封建社会衰亡的历史，也是摆脱愚昧，追求光明的历史。 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没落，导致中国在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处于被瓜分、凌辱的地步。 然而，这不能说明中华民族失去了血性、失去了斗志，自立自强知耻而后勇的民族精神无处不在地支撑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发生在19世纪末年的戊戌变法就是清末资产阶级要求改革政治，抵御外侮，发展资本主义的一次维新运动。
所谓戊戌变法是指以1898年“百日维新”为重要标志的中国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 因为189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戌年，所以又被称为“戊戌变法”，也称为“戊戌维新”。 这次由中国资产阶级发起的意在抵制外侮，振兴民族，发展资本主义的变法运动，从始至终在北京展开，因此，它与北京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外国列强在中国的掠夺、瓜分达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导致了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的严重。 然而，当时的清政府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固守卖国、守旧的政策与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倾向维新的帝党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想利用得到帝党的支持开展维新变革，改变中国的现状，这就为变法运动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光绪皇帝支持维新变法，固然有受到维新思想影响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光绪皇帝的目的是想通过维新在与后党的权力争夺中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这一点维新派人士是没有看到的。
康有为曾在1882年和1888年两次为了应试来到北京，他目睹了京城所见，亲眼看到统治集团的腐败。 为此，在1888年康有为以“布衣”的身份直接向光绪皇帝上书（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先后曾七次上书光绪皇帝）。 他在上书中直言时局的危难，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 在当时，布衣上书是要冒杀头危险的，康有为对此不屑一顾。 在七次上书中，康有为的第三次上书到了光绪皇帝的手中。 其实光绪皇帝在思想上还多少受到和接受了维新思想的影响。 他曾学习英语，还读过一些维新主义思想家的著作。 面对清王朝深陷内忧外患的局面，出于维护封建统治和在与后党的斗争中保住自己统治权力的动机，他要求总理衙门向他进呈西书和新书。 面对国家屈辱的现状和慈禧太后权倾朝野的局势，从权力的争夺出发，光绪皇帝逐渐倾向于维新。 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的名字在当时因敢于上书，且所言内容针砭时弊而在京师很有影响。 1889年，康有为在北京结识了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的谋士张謇，由此与帝党的首领翁同龢有了间接的联系。 同时，康有为还结交了京师的一些官僚士大夫，而这些人中很多都是帝党分子。 所以康有为等人的维新变法主张，在当时的统治集团内部和京城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世纪末年，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 内忧外患不断地加速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和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全国哗然，痛斥“汉奸”李鸿章的声音不绝于耳。 当时有人写了“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一筹莫展，割地求和”的对联贴于皇城的端门壁上，表现了对清政府卖国求荣行为的无比愤恨。 1895年春，各省举人聚集京师参加会试。 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也应试来到京城。 当《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之后，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义愤填膺。 康有为遂联合十八省举人在松筠庵（遗址在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12 号，系明嘉靖进士、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杨继盛故居）集会，商议联名上书皇帝。 康有为被推举代为起草奏章。 他在一天多的时间里起草了一份万言书，有600余人在万言书上签字。 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在这份万言书中，康有为痛陈《马关条约》的危害，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他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这份万言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其内容包括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要求，同时也包括了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要求。 虽然万言书未能到光绪皇帝手中就被督察院拒绝了，但它的全文却辗转传诵，广为宣传。 当时上海、广州等地还特地刊印了《公车上书记》，参加应试的各省举人也得到本省传播了维新的思想。 为此，《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新运动的起点。 康有为也由此成为全国注目的维新派的领袖人物。 同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要闻》，同时以康有为首倡在北京成立了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并出版《强学报》。 翌年，强学会被顽固派查封，维新派又创办了《时务报》。 《时务报》在当时的变法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主笔是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 1897年，德国借口“巨野教案”派军舰强行占领了胶州湾，并强迫清政府订立《胶澳租界条约》，把山东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康有为这时又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取法俄、日以定国是。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又向光绪皇帝上第六书，几天之后又上了第七书。
在维新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光绪皇帝被不断恶化的政局所迫，下决心利用维新派的力量，通过改革从后党的手中夺权。 受维新高潮的影响，一些倾向变法的官员也纷纷呈上奏折要求变法，这也使光绪皇帝的决心更为坚定。 1898年，康有为为帝党草拟奏章，由杨深秀、徐致靖等人上奏。 康有为也呈交了《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 于是，在1898年6月，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指出：“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 至9月21日，在短短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诏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 光绪皇帝还在6月16日破例召见了康有为。 光绪皇帝本有心重用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但由于后党顽固派的阻挠，只安排了康有为任总理衙门章京行走，专摺奏事。
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推行新政，到同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于瀛台致新政失败，共103 天。 史称“百日维新”。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顽固派，看到维新派与帝党结合，把维新运动推向高潮，他们极为恐慌和仇视。 慈禧太后迫于形势，一方面对光绪皇帝颁行新政的作法任其“自酌”；另一方面则加紧谋划破坏新政，并择机发动政变。 就在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帝接连下了三道谕旨：将光绪帝的老师，帝党的首要人物翁同龢革职，逐回原籍；明令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后必须到慈禧太后前谢恩；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统率甘军、武毅军和新建陆军三军。 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下令捕杀维新派首领和维新志士。 康有为由于9月20日已离京，乘船转赴香港而幸免于难。 梁启超于22日乘日本轮船东渡日本也脱离虎口。 而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弟、康广仁则先后被捕。 被捕后谭嗣同等6人被关在刑部监狱。 原定9月26日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督察院对他们进行审讯，但这一程序根本就未进行。 9月28日，未经审讯的6 人被直接押赴菜市口刑场处决。 六位维新志士在刑场上大义凛然，面对刽子手，谭嗣同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豪言壮语作为绝命辞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在后党发动政变的时候，有人曾劝谭嗣同避难外逃，但他谢绝了。 他说：“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自古至今，地球万国，为民变法，必先流血。 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谭嗣同始。 ”在刑场上，六位仁人志士视死如归，浩然之气，气贯长虹。
戊戌变法失败了。 在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夜，封建统治的余威在历史的风雨中发出回光返照的狞笑。 谭嗣同等六位志士，以流血见证历史，为维新变法献出了生命。 他们被后人尊敬，称其为“戊戌六君子”。
（三）义和团运动在北京资产阶级维新派所进行的变法运动失败了。 但它的影响对封建统治的动摇和冲击作用是巨大的。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1900年，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兴起，北京又成了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的中心。 义和团由义和拳、梅花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社团和秘密宗教白莲教组成。 参加义和团的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脚A、水手、渔民和其他劳动群众。 由我国下层民众组织的义和团在19世纪末期，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组成一支强大的力量，汇成为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没有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 其组织按照中国的八卦八卦：《周易》中筮占所用的8种基本图像。 成书于战国末期的《易传》，以“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采取分析说理和逻辑论证方法解释卦像，探讨万物本原和物质世界运动的一般规律。 认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一切事物都两两相对，互相作用，并以阴阳对立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体现着朴素的唯物辩证观点。 因而，八卦不但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很大影响，而且在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研究中，亦给人们以很多启示。 分为8个系统，每个系统又分总坛、和坛。 坛的首领分别称为大师兄、二师兄等不同的称呼。 妇女则有红灯照、青灯照等组织。 坛与坛之间各自独立，互不统属。 义和团的活动口号是“扶清灭洋”，打击对象直指教会等外来侵略势力。 1900年，义和团在华北、东北各地迅速发展，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区形成强大的声势。 据统计，当时仅在北京城内的坛厂就有800余所。
义和团运动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它是我国近代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群众性的反洋教斗争的产物。 在清代，自康熙、雍正以来实行了禁教政策，除了在京城居职的西方天主教士外，其余的外国教士是不得在中国传教的。 然而，自鸦片战争后，外国在华势力不断扩大，1844年中法签订的《黄浦条约》，恢复了法国传教士在五口五口：1842年8月，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希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在南京下关签订了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内容有十三款条约。 其中有：开放沿海城市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人寄居贸易。 地方的传教权，并规定中国政府必须保护教堂和法国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从此，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而逐渐“合法”化并日益猖獗。
西方传教士根据不平等条约享有种种的特权。 法国政府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赔偿的军费中拨巨款重修了北京的东、西、南、北4个教堂。 1886年，在扩建三海3工程时，位于蚕池口的北教堂迁到了西什库，为此清政府还专门以皇上的名义钦颁谕旨，并为修建教堂钦赐库银。 这些献媚的行为无疑为外国传教士的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870年，天津望海楼法国天主教堂内附设的育婴室有三四十名幼童死亡，同时天津地区不断有拐迷幼童的事件发生，在抓获拐犯的供词中都言及此事涉及天主教堂。 为此，数千名群众聚集望海楼说理。 法国驻天津领事要求中国官方派兵弹压，并持枪威胁清政府官员，打死天津知县的随从。 由此激怒了在场的群众。 他们当场打死了法国领事，救出幼童并火烧了望海楼及其美国、英国的教堂和法国领事馆，打死了外国传教士、商人、官员20名。 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 当天津“火烧望海楼”事件发生后有人星夜传信到北京，北京的居民也要闻讯行动。 由此看出当时在北京地区民教相仇的情况也是十分严重的。
1900年6月，大批的义和团众由京郊州县涌入京城。 在此之前的4、5月在民间就有传说在温泉山煤洞中挖出一块石碑，碑文说：“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 原忍至今，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同群”。 这个传说无从核实，但从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义和团的斗争锋芒直对外国侵略者，并指向清政府的祸国殃民的统治。 义和团入京城后，围攻城郊各处教堂，内外城区不少教堂被团民焚毁，杀死传教士及其为非作歹的教民和奸细。 他们还焚毁洋行、洋货店，外国人修建的洋楼、跑马场、坟茔等也被焚毁。
义和团的活动虽然是分散没有统一领导的，但矛头所向直指外国侵略者，使西方列强极端仇视。 6月10日，英、法、日、俄、德、美、意、奥八国组成2000余人的侵略军，由天津出发，乘火车进犯北京。 6月17日侵略军强行在大沽登陆，继而向天津、北京进犯。 6月15日至8月14日，1万多义和团民围攻西什库教堂。 6月20日至8月14日，清军和义和团民又对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发动攻击。 8月14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慈禧太后携带光绪皇帝等一批王公大臣仓皇逃奔西安。 八国联军攻占京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义和团运动在八国联军的镇压下失败了。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清政府被迫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 从此，清政府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秩序完全确立。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抵御外辱的民族精神。
（四）“五四”运动在北京百年中国近代史，在中国历史上是灾难深重的一页。 腐败的封建统治，在丧权辱国的卑劣行径中，以屈膝媚外的卖国行为将中国的主权拱手让给帝国主义列强，而外国侵略者则贪婪而疯狂地瓜分中国，无情地咀嚼着用强暴而获得的散发着血腥的口中之物。 然而，中国的命运是不能由他人来主宰的。 中华民族在无情的蹂躏中始终没有屈服，反而在痛定思痛中更挺直了身躯，高昂起了不屈的头颅。
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英、美、法、意、日等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 当时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也以“战胜国”资格派代表出席会议，并向和会提出了列强应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取消“二十一条”将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直接归还中国的要求。 这些要求遭到了参加和会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拒绝。 然而，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竟然据理不争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这个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起全国的激愤。 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要求严惩卖国贼。 而后，学生们举行示威游行。 当游行队伍到东交民巷西口时竟遭到外国卫队的阻拦，队伍改道直奔赵家楼曹汝霖（当时任交通总长，“二十一条”的签字者）的住宅，痛打了正在那里的章宗祥（当时任驻日公使，是将山东权力让给日本的签字者），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 面对爱国学生的正义行为，北洋政府出动大批军警，抓捕了30多名学生，驱散了游行队伍。 第二天，全北京的学生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 通电发出后，天津、上海、济南、广州、长沙等地的学生和海外华侨等纷纷响应，由此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 6月3日和4日，北洋政府又逮捕了近千名学生，引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 上海、唐山、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也加入到运动中来，相继举行政治罢工，工人阶级成了运动的主力军。 在人民运动的压力之下，北洋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撤消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当时任币制局总裁，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的职务，并于28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深刻的原因和社会基础的。 北京作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与“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出现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有着直接的关系。
谈到新文化运动首先要提到的是先进知识分子的作用。 而李大钊则是北京地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
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字守常。 直隶（今河北）乐亭人。 1913年冬留学日本。 1914年春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 参加反对袁世凯的运动。 1916年春，撰写长篇论文《青春》，是当时革命民主主义的代表作。 同时《民彝》杂志，宣传民主和自由。 同年回国，任北京《晨钟报》总。 1918年始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和《新青年》杂志。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深入学习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在1918年7月和11月先后发表《俄国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同年底和陈独秀共同创办《每周评论》。 1919年支持和领导了“五四”爱国运动，同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错误思潮进行斗争。 同年5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原理，这是他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 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 同年9月，在北京发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劳动者》周刊，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列主义。 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后，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创办《工人周刊》，开展工人运动。 中共二大、三大、四大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2年在杭州西湖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随后到上海会见孙中山，说明中共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率先加入国民党。 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同年6月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回国后负责中共北方区委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发展力量，扩大革命统一战线。 1927年4月6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遗著编有《李守常文集》、《李大钊选集》。 在1916年时担任《晨钟报》总。 他的《晨钟报》发表了有关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反动统治和关于时局及政论的文章；还开辟了“新思潮”、“新智海”等栏目。 他任该报总只有短短20天的时间，但影响巨大。 8月15日，在该报创刊号上，他撰文《“晨钟”之使命》一文，提出了要创造“青春中华”的思想。 所谓创造青春中华，表现了他当时作为一位民主主义的革命者要建立民主、自由和具有现代文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 这种观念和思想在当时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此外，北京大学自1917年蔡元培任校长之后，改革教育，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这就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创造了适合的土壤和环境条件。 蔡元培任用了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学者，如请陈独秀担任文学院的院长、请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等。 由此，北京大学清新的空气吸引了一大批具有理想、追求真理的知识人才。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北京的《晨钟报》报道了这个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希望。 李大钊最先写文章介绍了十月革命的意义和性质。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进步青年渴望了解建立了社会主义新政权的俄国，渴望了解世界。 《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是反映这些新思潮，影响进步青年的重要宣传阵地。 应该说，“五四”运动之前，这些传播进步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的作用为反帝爱国运动的出现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尤其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之后，许多先进的青年很快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从此，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曙光。
陈嘉庚把钱捐到哪里,捐了多少
陈嘉庚的故事民族光辉 陈嘉庚系福建厦门市人。 1891年，17岁的陈嘉庚去新加坡随父经商。 后来，他不但是著名的实业家，也是倾囊办学的教育家。 1910年，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到厦门，进行了较广泛的社会调查，他看到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干下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事，又知道福建地区的广大农村、城镇众多的青少年因没有学校，失去读书机会，对此甚为愤激。 因此，陈嘉庚树立“振兴中华之志，立志兴学”的远大理想，要通过办学校，为家乡，为祖国培养人才。 1913年初，他自投资金，在自已的家乡集美镇创办了第一所小学。 他不停顿地干，从1915年开始，用六年时间，做到一边规划设计，一边破土动工，又投下一大笔又一大笔资金，分别在夏门市、福建市区创办了一批学校，并支持和帮助原来的一些学校扩建教学楼，增添设备，增加班级，提高教学水平。 如创办男女小学、中等学校有师范、商业、航海、农林等学校；高等学校有国语专科和水产商船专科等学校。 为使学校教学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他又捐资分别在各类学校设置了科学馆、图书馆，或实验场，或加工厂等。 1919年，陈嘉庚第5次回家乡时，选定在厦门市附近的山麓为厦门大学的校址。 他亲自召开筹备大会，会上他认捐开办经费100万美元，经常经费300万美元。 1921年上半年，厦门大学正式开学。 据不完全统计，陈嘉庚先生一生为实现“振兴中华之志，立志办学”的远大理想，一共投资10多亿人民币，为民办学校，而他本人却十分简朴。 后来，在企业经营亏损，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他坚决表示：“企业可收盘，学校决不能停课”。 他历来认为：“金钱如粪土，散播才有用”。 最后，他自己的遗产一个钱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孙。 他贡献了全部身家。 所有知情者都为之感动。 1961年，陈嘉庚逝世，为了纪念他兴学的丰功，厦门人民在集美师范学校建起“陈嘉庚纪念堂”。 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香凝在《陈嘉庚纪念册》上题词：“华侨爱国爱乡热心教育事业的楷模”。 华侨旗帜 陈嘉庚耳闻目睹清王朝的流亡的慈禧太后，完全降服英、日、美等帝国主义，使中国积贫积弱。 这逐渐加深了他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认识。 为了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赶走帝国主义侵略者，陈嘉庚支持和帮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 1911年，他创办《南洋商报》，号召并组织华侨，开展反日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发动华侨筹款，支持祖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痛斥日伪汉奸的卖国行径；1940年，他在延安、重庆等地区发表言论，毅然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 他反对什么，支持什么，旗帜鲜明。 这是华侨旗帜。 陈嘉庚爱国爱民之情是一种崇高无私的情感，是一个民族精神财富最珍贵的情感，它具有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特别是在他几十年辛勤努力下，教泽广被，普育英才，积功祖国，誉满南洋。 在他带动之下，华侨爱国爱民兴学之花，遍地开放。 如李嘉诚先生，仅兴办汕头大学，先后投下资金人民币100亿元，还有田家炳、霍英东、曾宪梓等数千名侨胞、港、澳、台胞捐款支持国立学校建设、支援家乡学校建设。 1961年，毛泽东高度评价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中国现代爱国者的爱国事迹
陈嘉庚的故事民族光辉 陈嘉庚系福建厦门市人。 1891年，17岁的陈嘉庚去新加坡随父经商。 后来，他不但是著名的实业家，也是倾囊办学的教育家。 1910年，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到厦门，进行了较广泛的社会调查，他看到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干下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事，又知道福建地区的广大农村、城镇众多的青少年因没有学校，失去读书机会，对此甚为愤激。 因此，陈嘉庚树立“振兴中华之志，立志兴学”的远大理想，要通过办学校，为家乡，为祖国培养人才。 1913年初，他自投资金，在自已的家乡集美镇创办了第一所小学。 他不停顿地干，从1915年开始，用六年时间，做到一边规划设计，一边破土动工，又投下一大笔又一大笔资金，分别在夏门市、福建市区创办了一批学校，并支持和帮助原来的一些学校扩建教学楼，增添设备，增加班级，提高教学水平。 如创办男女小学、中等学校有师范、商业、航海、农林等学校；高等学校有国语专科和水产商船专科等学校。 为使学校教学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他又捐资分别在各类学校设置了科学馆、图书馆，或实验场，或加工厂等。 1919年，陈嘉庚第5次回家乡时，选定在厦门市附近的山麓为厦门大学的校址。 他亲自召开筹备大会，会上他认捐开办经费100万美元，经常经费300万美元。 1921年上半年，厦门大学正式开学。 据不完全统计，陈嘉庚先生一生为实现“振兴中华之志，立志办学”的远大理想，一共投资10多亿人民币，为民办学校，而他本人却十分简朴。 后来，在企业经营亏损，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他坚决表示：“企业可收盘，学校决不能停课”。 他历来认为：“金钱如粪土，散播才有用”。 最后，他自己的遗产一个钱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孙。 他贡献了全部身家。 所有知情者都为之感动。 1961年，陈嘉庚逝世，为了纪念他兴学的丰功，厦门人民在集美师范学校建起“陈嘉庚纪念堂”。 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香凝在《陈嘉庚纪念册》上题词：“华侨爱国爱乡热心教育事业的楷模”。 华侨旗帜 陈嘉庚耳闻目睹清王朝的流亡的慈禧太后，完全降服英、日、美等帝国主义，使中国积贫积弱。 这逐渐加深了他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认识。 为了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赶走帝国主义侵略者，陈嘉庚支持和帮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 1911年，他创办《南洋商报》，号召并组织华侨，开展反日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发动华侨筹款，支持祖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痛斥日伪汉奸的卖国行径；1940年，他在延安、重庆等地区发表言论，毅然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 他反对什么，支持什么，旗帜鲜明。 这是华侨旗帜。 陈嘉庚爱国爱民之情是一种崇高无私的情感，是一个民族精神财富最珍贵的情感，它具有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特别是在他几十年辛勤努力下，教泽广被，普育英才，积功祖国，誉满南洋。 在他带动之下，华侨爱国爱民兴学之花，遍地开放。 如李嘉诚先生，仅兴办汕头大学，先后投下资金人民币100亿元，还有田家炳、霍英东、曾宪梓等数千名侨胞、港、澳、台胞捐款支持国立学校建设、支援家乡学校建设。 1961年，毛泽东高度评价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