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第一人”在诗歌之外还留给后人什么？孟浩然一生未曾融入过主流诗坛？王维和李白是诗人社交圈里的两条平行线吗？杜甫的墓志为何由素未谋面的元稹执笔？显然，唐诗是唐人心灵的窗口，亦是唐代史迹的见证。
本文选自《大唐诗人行：王维、李白、杜甫们的诗意江湖》，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薛易
《大唐诗人行：王维、李白、杜甫们的诗意江湖》，薛易 著，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9月版。。
杜甫家族传世的
不仅是诗书，还有一股血气
开元五年（717），郾城。
剑在空中飞，光华若匹练，如雷霆在天，如江海在地，如风云瞬息万变，如急雨射人双眼……
一个男孩将这一幕看在眼里，着实被惊呆了。
他想写一首诗，就像祖父那样援笔立成，但他什么也没写出来。他还小，才六岁。这次，他记住了那位舞剑者的名字——公孙大娘。他无法预料，自己真正为她写诗，要等五十一年之后了。
七岁，他写了第一首诗，咏凤凰。周围人很惊奇。按说，像骆宾王那样咏鹅，才是合乎常情的。在儒家思想中，凤凰是祥瑞，预示天下太平，这似乎也是他献给自己的一个好彩头。不过，以他的家世来说，一开口就咏凤凰，也并非完全不可理解。
他叫杜甫，字子美，生于巩县（今河南巩义），祖籍京兆杜陵。他的家族曾徙居襄阳，远祖杜预乃一代名将，也是经学家。他曾祖父杜依艺任巩县县令，后人也就在巩县定居下来。而他祖父是“文章四友”之一的杜审言，杜审言去世时，杜甫尚未出生，但他受祖父影响甚深，打心底里认为写诗就是家传的本事。杜甫的母亲姓崔，出身清河崔氏，在他幼年就已去世。继母姓卢，出身范阳卢氏。而抚养他长大的是二姑。从小他就跟随二姑住在洛阳仁风里。
《长安三万里》（2023）剧照。
杜甫出身官宦世家，家族传世的不仅是诗书，还有一股血气。
武曌时期，杜审言被贬为吉州司户参军。这个老狂生一向自命不凡，连很多朝廷高官他都不放在眼里，哪看得上州县的猥琐小吏。于是，同僚很快就被他得罪尽了。吉州司马周季童受人蛊惑，将杜审言下狱，准备杀他。杜审言的次子杜并，年方十六，决心为父报仇。他趁一次宴会之机，抽出匕首将周季童刺成重伤，他自己也当场被杀。周季童非常后悔，临死前说：“吾不知审言有孝子！”
当时，私力复仇为时风所尚。杜审言因此获救，回到洛阳。杜并的事迹流传甚广，苏颋还为他写了墓志。其实，杜审言的曾祖杜叔毗也是这样一号人物，其兄杜君锡被同僚曹策所害，杜叔毗便手刃曹策于京城，然后从容面缚请戮。
杜家母系一族也有故事。杜甫外祖母的父亲是太宗之孙李琮。武曌时，李琮受叛乱牵连，被拘于河南狱，其妻被拘于司农寺。杜甫的外祖母就穿着布衣草鞋，整日往来两处送饭，世人称她“勤孝”。而李琮的儿子行远、行芳被发配边地。行远成年，将被杀，而行芳尚小，可免死。行芳抱着哥哥痛哭，请求替兄受死，未得许可，二人最终一同被处死，世人称其为“死悌”。
这些义勇与血色，笼罩在杜氏一族头上，是累累伤痕，也是节义之光。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杜甫出生那年，李隆基即位。他是与盛世同行的。由于血缘和教育等多重因素，他对大唐王朝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有条件读书，也有社交之便。十四五岁，他就有了一点名气，开始与洛阳文坛名流交往。洛阳尚善坊有岐王李范的宅邸，少年杜甫时常去凑热闹。岐王宅里开的是流水席，终日丝竹歌舞不绝，而杜甫最爱听李龟年唱歌，对他那清亮的嗓音入了迷。
十九岁，杜甫出门远游，在郇瑕（今山西临猗一带）结识了韦之晋、寇锡。二十岁，杜甫赴金陵、苏州，又到越中。肤白如玉的越女、清凉可人的鉴湖，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长安三万里》（2023）剧照。
二十四岁，杜甫在洛阳参加了人生第一次科举考试。这年，贾至、李颀等及第，而杜甫落榜了。对于年少气盛的他来说，这是一次打击。但他还不懂得发愁，第二年便到齐赵之地漫游去了。
杜甫到齐地，属于省亲，父亲杜闲任兖州司马，他完全是一副少爷派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而为了让他玩得痛快，兖州监门胄曹苏预陪他一同出游。这苏预后改名苏源明，也是个人物，他自幼家贫，刻苦攻读，终于改变命运。这番出游，断断续续花了几年时间，其间杜甫又结识了高适、张玠（jiè），二人俱为豪侠之士。
直到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才流传下来。其中最出名的一首是他登泰山时所作。
身临泰山之巅，杜甫情绪高涨，把此前落第的阴影摆脱得干干净净。
三十岁，杜甫回到洛阳，在洛阳以东、偃师西北的首阳山下筑起一座庄院——陆浑庄。首阳山上埋着杜预和杜审言，他们是杜甫一生的偶像。
这年，杜甫结了婚。妻子杨氏是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两家门当户对。妻子比他小十一岁，这样的年龄差在当时是正常的。
这年，伊水、洛水等河流泛滥，毁坏庄稼无数，连洛阳的天津桥也被冲毁。杜甫的弟弟杜颖正在齐州临邑做主簿，负责防汛，写信来诉说压力。杜甫忙写诗安慰他。
陆浑庄附近，有宋之问生前所建的陆浑别业。杜甫经常路过那里，还写了一首《过宋员外之问旧庄》。对于宋之问的为人，杜甫实在喜欢不起来，但其毕竟是祖父的朋友，也不好多说什么。
新婚燕尔，日子幸福而又安稳。杜甫的诗虽未完全成熟，却已有不少佳句出来：
“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如此安静，又如此豪兴。这样的生活，使他一生都在追忆。即便走出千里万里，念念不忘的仍是陆浑庄。
不久，父亲杜闲去世。家中的经济支柱倒掉，而杜甫又没有经济独立，未来一下子变得不确定了。
天宝元年（742），杜甫的二姑在洛阳仁风里去世。杜甫悲痛万分，到洛阳为她服丧、作墓志。
在洛阳，一晃两年。杜甫混迹于秘书监李令问、驸马郑潜曜等达官显贵的圈子。作为一个尚未及第的文人，与上层人物社交是一种刚需。然而，对于权贵们的奢靡，他有所不满，在部分诗句中会表达一点腹诽。
《长安三万里》（2023）剧照。
天宝三载（744），某次席间，杜甫遇见了李白，瞬间被其强大的气场所征服。这些年，杜甫走南闯北，对洛阳文坛也很熟悉，但从未见过如此天才。李白那双碧蓝色的眼睛里，有太多谜一样的东西。他一心要结交这位朋友，以至进退失据，一见面便向李白赠诗，却以发牢骚的方式起头：“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腥膻，蔬食常不饱。”他觉得自己很坦诚，全没想到对方感不感兴趣。
二人约好同游梁宋，随后也恰巧遇见，杜甫还邀了高适加入。三人这番畅游，光耀史册。天宝四载（745），杜甫又邀二人同游齐州，与李邕相会，交情进一步加深。
那年，当杜甫往兖州寻访李白时，他觉得对方已经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了。
本文 选自《大唐诗人行：王维、李白、杜甫们的诗意江湖》，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原文：薛易；摘编：何也；：王铭博；校对：杨利。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写童书的人》本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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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突出的代表，它的产生久远得可以追溯到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 《礼记》中记载了神农时代的一首祭祀歌谣：“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吴越春秋》也记载了一首反映原始人打猎的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 ”这些歌都是诗、乐、舞结合的典型例子，而诗、乐、舞的结合，正是中国诗歌产生时期的重要特征。 公元前6世纪，《诗经》被编定成书，包括地方土乐的十五国风160篇，朝廷正乐的大雅31篇、小雅74篇，祭祀之乐的颂40篇，共305篇，另有6首乐谱失传的笙曲。 产生地域包括现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南北部。 《诗经》中有反映宴会享乐的诗，如《小雅·鹿鸣》；有反映战争的诗，如《小雅·六月》；爱情诗的名作如《郑风·子衿》；有讽刺现实的《魏风·伐檀》；还有一组反映周朝开国历史的大型周王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四言为主、重章叠句的《诗经》显示出我国抒情为主的民族文学特色，从它开始，我国诗歌走上了一条抒情言志的道路，抒情诗也成为了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里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真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概括为“风雅”精神，成为我国诗歌的最基本最深远的传统。 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伟人屈原出生。 西汉末年的刘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当中收录肯定为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招魂》共23篇。 其中的《离骚》，以忠君爱国为主题，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以缠绵悱恻的感情，反复迸发的愤慨，塑造出一个坚贞高洁的主人公形象。 屈原的诗歌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直接影响汉赋的产生。 又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如“些、只、羌、纷，谇，謇，傺”，带有浓郁地方性色彩。 楚辞突出表现浪漫的精神气质，影响后世的李白、李贺、韩愈等诗人。 香草美人的象征传统源远流长，影响一直绵延到清代《聊斋志异》。 继《诗经》、《楚辞》之后，汉代的乐府诗登上诗坛，这些诗歌由西汉的乐府机关和东汉的黄门鼓吹署在民间搜集而来。 乐府诗长于叙事，《羽林郎》叙当垆美女反抗强暴，《陌上桑》叙罗敷拒绝太守追求，《艳歌行》叙妻子为游子缝补衣服而引起丈夫猜忌，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叙一个凄美的爱情悲剧。 诗人的笔触各自深入各自的阶层，合起来就充分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既劝谏富贵又同情疾苦。 汉代的乐府诗实现了四言诗向杂言、五言的过渡。 东汉的时候出现了文人群体创作的诗歌，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甚至产生完整的七言诗。 现存最早的东汉文人诗是班固《咏史》，而他的《竹扇赋诗》是比较早的完整的七言诗。 最著名的文人诗是没有留下姓名的《古诗十九首》，写的是游子羁旅和思妇闺愁，因此乡情和恋情就融汇在一起。 同时当中涉及很多人生哲理，讨论永恒和短暂、人的心态和生命周期、悲伤和欢乐等问题。 文人诗长于抒情，语言炉火纯青、一字千金，直接影响曹植和陶渊明。 东汉末年建安时代到曹魏前期，三曹、七子并世而出。 古直悲凉的曹操、便娟婉约的曹丕、身兼父兄之长的曹植，以及作为羽翼的“建安七子”，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最后转变，开辟了五言诗的广阔道路。 著名的有曹操《短歌行》，曹丕柏梁体《燕歌行》，曹植《赠白马王彪》、《白马篇》。 建安诗人中曹植最受推崇，这是由于他文采华美，对五言诗发展有重大影响，他不幸的身世又引起后世文人的共鸣。 “建安风骨”，就是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中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它以作家慷慨饱满的思想感情为基础，形成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悲凉慷慨的特点。 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成为建安诗风独具魅力的标志。 曹魏后期正始年间，司马氏掌权，一批文人不满司马氏的统治，隐逸山林，以阮籍、稽康为首的七人，称“竹林七贤”。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82首，开创中国文学史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诗中充满孤独苦闷，但政治高压之下又不敢直言，借比兴、象征来寄托怀抱。 嵇康的诗以四言成就最高，追求自然，高蹈独立。 总体来说，正始诗风转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面貌。 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西晋。 西晋诗坛呈现出的艺术特色称为“太康诗风”，表现为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彩华丽，诗风繁缛。 陆机的《拟古诗》就是华丽藻饰的代表作。 太康诗风代表人物是三张（张协、张载、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 他们诗中山水描写成分大量增加，为谢灵运、谢朓等人的山水诗人的先导。 同时期的左思凭着《咏史》八首开创借咏史以咏怀的道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被玄言诗占据，诗歌艺术的发展脉络中断了。 一直到中国诗歌史上第二位伟人陶渊明出现，才使这个脉络重新接上。 他的诗歌源于《古诗十九首》，得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骨，魏晋诗歌甚至中国古代诗歌的古朴作风在他手上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他作为结束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成为了一座里程碑。 他开创了田园诗，如《归园田居》、《饮酒》等，写躬耕生活的感受，平淡质朴的语言中不露痕迹地表达对人生的哲学思考。 陶渊明是追求人生艺术化的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又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归宿之一，为后世文人筑起一个精神的家园。 东晋被宋取代，之后宋、齐、梁、陈交替，四朝偏安江南。 南方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经济条件使南朝的民歌呈现清丽缠绵的风格，代表作是长诗《西洲曲》，四句换韵，用连珠格，声韵回环婉转。 北朝民歌是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硕果，《敕勒歌》雄浑壮阔，是千古绝唱；代表作《木兰诗》清新刚健，写出一个女英雄的英风豪气。 从南朝宋代的谢灵运开始，文人诗风发生转变。 他开创山水诗，特点是鲜丽清新，注重描写刻划物象，但由于精心琢磨，秾丽之极反若平淡，如《登池上楼》。 他是开启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影响着南朝整代的诗风。 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 沈约等人创立音韵严格的“永明体”，规定了四声八病，主张要讲究诗歌的音韵美。 “永明体”代表诗人谢朓，继续写山水诗，避免了大谢的晦涩，情景融合，深婉含蓄，又讲究永明声律，音调流畅和谐。 齐梁两代形成萧子良、萧衍、萧统三个文学集团，诗歌创作都是以宫体艳情诗为主，但南方诗人庾信滞留北方，把南方文风带到北方的同时，自己诗风也集合了南北之长，穷南北之胜。 南方的清丽和北方的劲健的结合，为唐代新诗风的形成作了必要的准备。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标志。 初唐四杰、陈子昂初唐诗人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创造了新体诗——律诗，五律在宋之问、沈佺期手上最后定型。 盛唐国势强大，中国诗歌史第三位伟人李白登上诗坛，他以其绝世才华，豪放飘逸的气质，把诗写得行云流水又变幻莫测，如《蜀道难》、《将进酒》等诗，骨气端翔，无迹可寻又含蕴深厚。 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的《燕歌行》、《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把边塞生活写得瑰奇壮伟、豪迈慷慨。 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则把山水田园的静谧秀丽表现得清丽空远。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人数量之多，超过以往各朝；清代诗人创作之富，也是历代诗人无法相比的。 明清鼎革，激化了民族矛盾与斗争，中原板荡，沧桑变革，唤起了民族意识与文人的创作才情，给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 富有民族精神和忠君思想的遗民诗人的沉痛作品，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即使一度仕清的文坛名流，也在诗歌里抒发家国之痛，映照兴亡，寄寓失节的忏悔。 稍后的诗人及其，虽无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家国之痛，但也感叹时世，俯仰人生，写出了风格独特的诗篇。 清代诗歌在艺术上不满元诗的纤弱、明诗的肤廓和狭隘，在技巧上兼学唐、宋诗的长处，不断追求创新，改变了元明以来的颓势，出现了新的繁荣。 ````1． 遗民诗人清朝入关后的一段时间，诗坛最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是遗民诗人的作品。 据大致统计，遗民诗人达到四百多人，诗歌近三千多首。 著名的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吴嘉纪、屈大均、杜浚、钱澄之、归庄等。 这些诗人都能面对现实，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特定时期，怀抱救世拯民的思想，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奔走呼号，唤醒人心，复兴家国，包含着强烈的反对压迫和侵略的正义性和爱国精神，在当时激励着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遗民诗人用血泪写成的篇章，或悲思故国，或讴歌贞烈，或谴责清军，或表白气节，具有抒发家国之悲和同情民生疾苦的共同主题。 他们的诗作矫正了明代前后七子的拟古倾向和公安、竟陵诗人的空疏浅薄，恢复了诗歌的风骚传统和斗争精神，为清代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其中以顾炎武、屈大均最有代表性。 顾炎武从事抗清斗争多年，以恢复故国为志。 论诗“主性情”，反对模拟，提倡“文须有益于天下”。 他的诗共存四百多首，大部分是五言诗，以拟古、咏怀、游览、即景等围绕抒发民族情感和爱国思想为主题，反清复明和坚守气节是其诗突出的色调。 诗作不假雕饰，格调质实坚苍，沉雄悲壮，往往接近于杜甫，在清代评价很高。 2．“江左三大家”由明入清而又仕于清的著名诗人有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人称“江左三大家”。 三人中，龚鼎孳较少特色，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故在此不作专论。 而钱谦益和吴伟业均居于诗坛领袖的地位，钱宗宋诗，吴尊唐调，二人各立门户，都是清代首开风气的诗人，影响很大。 以后清诗的许多流派，都不出尊唐、宗宋两途，都不出他们两人影响的范围。 作为主持诗坛近五十年的领袖人物，钱谦益论诗反对摹拟形似，也反对片面追求声律字句，主张写诗要“有本”、“有物”，强调时代、学问和遭遇的重要性。 他主张转益多师，兼取唐宋，广收博取，推陈出新，对补救前后七子摹拟盛唐和公安、竟陵的粗疏草率、幽深孤峭，确立有清一代诗风，起了“导平先路”的作用。 他推崇苏轼和元好问，他的追随者冯班说：“牧翁每称宋元人，以矫王李之失。 ”（《钝吟杂录》）在他的影响下，讲求宋元诗，蔚为风气。 钱谦益本人的诗歌，主要是把唐诗华美的修辞、严整的格律与宋诗的重理智相结合。 《初学集》中诗歌，愤慨党争阉祸，痛心内忧外患，也表达了失意之士的郁塞苦闷。 他退居林下期间，为柳如是所写恋慕诗、唱和诗以及游黄山的一组诗歌，清新可诵；而描绘黄山壮丽美景的山水诗，则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经历了亡国之痛和身世荣辱的巨大变故，钱谦益的诗歌除了悲悼明朝、反对清朝和恢复故国的主调外，还弥漫着亡国者的失国之哀和耻辱之感，诗歌充满沉郁悲凉的情调。 他的诗歌语言技巧高超，善于使事用典，也富于辞藻，这些对于重视雅致情趣的的清代许多诗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受他的影响，在他的家乡常熟产生了虞山诗派。 吴伟业和钱谦益不同的是，他没有很强的用世之心，入清后也不再参加政治性的活动。 但出于保全家族的考虑，他不得不屈身仕清，任国子监祭酒。 但又感受到传统“名节”的沉重负担，自悔愧负平生之志，心情十分痛苦，时常自怨自艾，抑郁悲凄。 死前遗命以僧装敛之，要求在墓碑上只题“诗人吴梅存之墓”，表现了个人在历史变迁中难以自主的悲哀和对仕清的终身悔恨之情。 3 ． 王士祯与康熙、雍正间的诗人从康熙初年到中期，虽然抗清武装斗争尚未停歇，但大势已定，清王朝笼络汉族文人的政策也逐渐产生了效果。 尽管坚持反清立场的遗民们仍不能甘心于这种历史的巨变，但社会的心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适应这种变化而成为新一代诗坛领袖的是王士祯。 王士祯论诗以神韵为宗，要求诗歌具有含蓄深蕴、言尽意不尽的特点，以此为宗旨，他对清幽淡远、不可凑泊而富有诗情画意的诗特别推崇，唐代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人的诗歌受到了他的偏爱，而对杜甫、白居易、罗隐等人的诗歌没有兴趣。 王士祯的神韵说对清代诗坛影响极大，成为清诗的一大宗派，他也获得了“清代第一诗人”（谭献《复堂日记》）称号，做了五十年之久的诗坛盟主。 但也有人反对他的神韵说。 他的甥婿赵执信批评他“诗中无人”，袁枚则指责其诗为“所谓假诗”，主要是针对王士祯的诗歌不重视思想内容，很少反映现实社会生活，把诗艺搞得很玄虚，单纯作为个人消愁解闷、娱情遣性的工具的做法。 二．清代中期的诗歌乾隆时，王士祯倡导的“神韵说”遭到了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等名家的反对，但他们所引导的方向却又各自不同。 在乾隆诗坛上造成最大影响的，是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 沈德潜是继王士祯之后主盟诗坛的大家。 论诗原本叶燮，以儒家诗教为本，倡导格调说，尊唐抑宋，认为“诗贵性情，亦贵诗法”，使诗歌“去淫滥以归于雅”，起到“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的教化作用，鼓吹“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要求诗歌创作“一归于中正和平”。 为使“格高”、“调响”，他以唐人为楷式，以古诗为源头，赞扬前后七子，为此特地选辑《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等，树立学习的范本，影响极大。 总之，沈德潜的诗论是以汉儒的诗教说为本，以唐诗的格调为用，企图造成一种既能顺合清王朝严格的思想统治，又能点缀康乾“盛世气象”的诗风。 由于沈德潜的诗论从正面提出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主张，因而博得了统治者包括乾隆皇帝的赞赏，他的诗歌理论曾经风靡一时。 但唐诗的“格调”同它的激情是分不开的，沈德潜的格调说有其不可克服的矛盾。 三．清代后期的诗歌进入道光以后，诗风又发生了变化。 以宗唐为主的神韵派和格调派都已衰落，宗宋派却得到越来越多的响应而成为诗坛的主流。 从道光、咸丰年间的宋诗运动发展到同治以后的同光体，而与这一保守诗派不同的还有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启蒙诗人，有以戊戌变法前后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人。 同时，复古派也在发生着变化。 同光年间分化出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和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晚唐诗派。 而同光派本身也分裂为陈三立的江西派、陈衍的闽派和沈曾植的浙派。 晚清诗坛呈现出空前复杂的状态。 1． 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诗歌龚自珍是首开近代新诗风的杰出诗人。 他透过乾嘉盛世的外表，相当深刻地看到了整个社会潜伏着的严重危机。 他的诗歌紧紧围绕着现实政治这个中心，或批判，或抒慨，富有社会历史内容，为有清一代所罕见，一新诗坛面貌。 他诗歌最大的特色，就是构思奇特，想象丰富，文辞瑰伟，形式多样。 龚自珍自称“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他接受了庄子、屈原的影响较大，同时又受到中晚唐诗风的影响，常采用生动奇特的艺术形象、一泻千里的气势、瑰丽多姿的语言，表达他自由奔放的感情。 龚自珍的诗歌大都是政治诗，围绕社会政治着议抒慨，基本倾向是重意而多陈述的笔墨，但他着议抒慨，既富有概括力，含义深远，又多出以象征隐喻，富有形象性。 龚自珍诗歌的不足处在于用典过多，含蓄过甚，爱用僻字，不免艰难晦涩。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的入侵，引起了中华民族极大的愤慨和震惊。 与龚自珍同时或稍后一点的诗人，如魏源、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等诗人，无不表现出激烈的反帝情绪，形成汹涌澎湃的爱国诗潮。 这些作家虽然艺术上一般还笼罩在前人的格调之下，缺乏鲜明的独创性，但以充实的时代内容反映了一个时期的诗歌风貌。 其中魏源、林则徐思想表现出新因素，与龚自珍一起成为这一时期进步文学潮流的核心力量。 鸦片战争之前，这些诗人的诗歌大都缺乏现实意义，成就不高。 林则徐的诗歌几乎全是官场的应酬之作，张维屏的诗歌也大都是仕宦生活的抒写，归隐后又多为山水诗歌，魏源的早期诗歌除了《都中吟》十三章、《江南吟》十章学习白居易《秦中吟》即事名篇的写法，较有现实内容外，其余诗作也多为游山玩水的内容。 正是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诗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用诗歌来反映鸦片战争，歌颂人民群众和抗英将领抵抗侵略军的光辉业绩，揭露讽刺清王朝和投降派贪生怕死和通敌误国，是他们在鸦片战争时期所创作的大量诗歌的中心主题。 这类诗歌有魏源的《寰海》十章、《寰海后》十章、《秋兴》十章、《秋兴后》十章、《秦淮灯船引》，张维屏的《三元里》、《三将军歌》，以及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失败后遣戍途中所写的诗歌。 这个时期的诗人中，还有张际亮、姚燮、朱琦、贝青乔等。 他们都写了一些反映鸦片战争、充满反帝爱国精神的重要诗篇。 贝青乔《咄咄吟》是由一百二十首七绝组成的纪事讽刺诗，记述鸦片战争期间随军所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这种体制对以后诗坛也有影响。 但这些诗人在艺术上仍沿袭乾嘉诗派余波，缺乏新的建树。 2． 宋诗派和同光体在晚清诗坛上，宋诗运动是一场影响较大的文学运动。 主要人物有祁寯藻、程恩泽及出于程恩泽之门的何绍基、郑珍、莫友芝以及曾国藩。 这个诗派的主要宗尚是“以开元、天宝、元和、元佑诸大家为职志”（陈衍《石遗室诗话》），即以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为宗。 这个运动的兴起，与乾嘉时期汉学的兴盛有关，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宋代诗风，特别适合这批考据学者的口味。 这一运动的主要作家都是学有根底的汉学家或兼攻宋学者，其基本的创作倾向是“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陈衍《近代诗钞》）。 宋诗派学古并不主张亦步亦趋地拟古，也很注意吸收宋人学唐的那种另觅蹊径的精神，追求诗歌的独创性，表现自我的真面目和真性情。 总之，他们的诗论，既重视正统道德的修养，又强调自我独立品格的表现，以此求得“不俗”的诗风，表现出一种基于正统伦理而又矫矫自立、不随俗俯仰的人生姿态。 宋诗运动至光绪年间衍变为“同光体”，主要作家有陈三立、沈曾植、陈衍、郑孝胥等人。 “同光体”之名系指“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 陈衍《沈乙庵诗序》）。 实际上他们主要学习宋人，其活动年代也主要在光绪中期以后，影响一直延续到“五四”前后。 同光体又分为陈三立的赣派、陈衍的闽派和沈曾植的浙派。 这些诗人正当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时期，大都倾向和支持洋务与变法，创作了不少反对外国侵略、悲愤国事的作品，具有进步的倾向。 宋诗运动和同光体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是郑珍和陈三立。 这一时期，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和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晚唐诗派也很活跃。 名士李慈铭不专取一派，但诗歌造诣颇高。 3． 诗界革命与新体诗真正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对传统诗坛发起冲击的是以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和对“新体诗”的提倡。 黄遵宪是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关心现实，主张通今达变以“救世弊”。 他先后任驻外使馆僚属近二十年，亲自接触资产阶级文明和考察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明确树立起“中国必变从西法”（《已亥杂诗》第四十七首自注）的思想，并在新的文化思想的激荡下，开始诗歌创作的探索。 他在二十一岁时所作的《杂感》诗中，就对“俗儒好尊古”提出了批评，宣称“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在戊戌变法前夕，他又提出了“新派诗”的名目。 要求广泛地吸取古代文化和现代生活中的材料，打破一切拘禁，而终“不失乎为我之诗”。 尤具特色的有两点：一是提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表明他重视以诗歌反映不断变化和日益扩大的生活内容；一是提出要“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并“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这表明他的诗歌有散文化倾向。 黄遵宪的诗歌实践了他的主张。 他继承了龚自珍、魏源等人用诗歌反映现实斗争的传统，时刻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描写了晚清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他投身政界到他死前为止，近三十年的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几乎无一不在他的诗歌里得到反映，故梁启超说：“公度之诗，诗史也”。 反帝爱国、变法图强是他诗歌的两大重要主题，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黄遵宪的诗歌，较早地描写了海外世界以及伴随近代科学而涌现的新事物，拓宽了诗歌题材和反映生活的领域，写出了古典诗歌所没有的内容。 他的诗友丘逢甲说：“茫茫诗海，手辟新洲，此诗世界之哥伦布也。 ”（《人境庐诗草跋》）。 黄遵宪在诗体的改革上也有新的尝试。 他喜欢“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将新事物、新名词、时代风貌、异域景物、社会理想，特别是将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与旧体诗意境和表现方法结合起来，做到“独辟异境”。 黄遵宪的诗歌“持律不严，选韵尤宽”，形式上比较自由，风格多样。 他还大胆采用以文为诗的写法，因此，对于诗歌的革新做出很大的尝试。 黄遵宪诗歌不足之处主要在于为力求新异，而写得张扬外露，也缺乏能够表现独特人生感受的意象。 他的不少诗歌有意为史，因此叙事和议论过多，抒情则流于简单的夸张，反映国外风情的诗，偏重于介绍新事物，没有把西方文化中深层的东西引入到诗歌中来。 但黄遵宪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 他清楚地意识到古典诗歌传统不足以充分反映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知识，要求诗歌与时为变，在题材、风格、语汇等方面打破一切忌讳，对于推动诗歌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创作有力地推动了古典诗歌内容的扩充，表现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受世界的姿态；他的一些诗歌语言通俗且形式自由，虽然艺术成就不高，但已经带有向白话诗靠拢的意味。 “诗界革命”的倡导者是夏曾佑、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 在戊戌变法之前，他们就开始尝试作“新学之诗”，其特点是“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 这种新诗与黄遵宪的“新派诗”有某些相同的特点与趣味，但它仅有新名词而无新的生活素材与诗歌形象，只是在古典诗歌中硬塞入几个新名词，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 在总结这种失败的做法之后，梁启超在亡命日本、广泛接触日本新文化和西方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 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并具体提出：“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梁启超认为黄遵宪的诗歌在这方面做得最好，是“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 不过，无论是黄遵宪，还是谭嗣同、夏曾佑，甚至是梁启超本人，他们的诗歌离“诗界革命”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梁启超所期盼的“诗界革命”并没有真正的出现。 就连梁启超本人的诗歌到了后期，也向古典的传统回归，向“同光体”靠拢，这更是宣告了“诗界革命”的结束。
谁能告诉我关于唐诗的一些知识？
唐诗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 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 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 李白、杜甫、白居易固然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样。 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 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 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 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 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是题材。 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 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 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 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 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 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 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 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 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的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 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初唐诗歌】这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 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 “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 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 如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种激扬豪迈的格调，为唐初诗坛吹进一股新风。 诗中表现了青年人不甘寂寞，想投笔从戎，到边疆建功立业的热望。 宁可做个低级军官(百夫长)，也不想作书生老死窗下。 继“四杰”而起的是陈子昂，他从理论上对南朝以来衰弱的诗风提出批评，认为这类诗专门玩弄华丽的辞藻，内容空虚，抛弃了《诗经》重视思想性的传统。 对此他耿耿于心，提倡学习“汉魏风骨”，恢复建安时代的诗风。 他的38首《感遇》诗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影响很大。 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苍凉辽阔，哀而不伤，被认为是怀古诗的绝唱。 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评价了他在唐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沈佺期、宋之问的贡献主要在诗歌格律方面。 他们总结了“永明体”以来诗人们探索诗歌格律的成果，以自己的诗作，促进“近体诗”最后定型。 鉴赏唐诗，首先要对“近体诗”和“古体诗”的分别有个概要的了解，掌握它们各自的特点，就能更好地领略其妙处。 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 这个概念和通常说的“古代诗歌”不同，是专用名词，专指唐代以前流行并在唐代继续流行的一种诗体，和唐代形成的近体诗相对存在。 古体诗的特点是:每篇句数不限，每句字数不限，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押韵也可换韵，句与句间没有平仄对应和用词对仗的要求。 一句话，古体诗格律上比较自由，同近体诗在格律上有极严格的要求不同。 古体诗分两大类: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或简称五古和七古)。 此外还有句式长短不齐的古诗，一般归入七古。 有的古体诗句数、字数和律诗相同，但用韵、平仄和对仗都不同于律诗的要求，所以仍是古诗。 上文讲到的《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等人的诗都是古诗。 近体诗，又叫今体诗(“近”和“今”都是就唐代而言的)，讲求严格的格律。 近体诗有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句数、字数有规定；二是按规定的韵部押韵；三是上句和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四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 近体诗分两大类:(1)律诗，由八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律诗，七字句的称七言律诗。 (2)绝句，由四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绝句，七字句的称七言绝句。 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 如大家熟悉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是五言绝句，它必须是四句20字。 其次它必须依照用韵要选一个韵部的字作韵脚①，这首诗的“流”、“楼”两字就属“十一尤”韵。 再次，它用的字必须合乎规定的平仄格式，这样读起来才抑扬间错，和谐动听。 这首诗的平仄格式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 用·标出来的字可平可仄，其余的字不能变通。 平——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平声字；仄——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上声、去声、入声字。 按现代汉语说，阴平(第一声)、阳平(第二声)字属平；上声(第三声)、去声(第四声)字属仄。 绝句诗上下句之间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 这首绝句全首对仗，后两句“欲穷”对“更上”，“千里”对“一层”，“目”对“楼”。 我们举《登鹳雀楼》这首诗来说明近体诗最基本的格律要求，此外五言绝句还有三种平仄格式，共四种格式。 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也都各有四种平仄格式。 关于近体诗的平仄格式，只举上例作些提示，不再详细介绍了。 如果不想创作这类诗，只是鉴赏前人作品，那么关于格律的要求知道得粗略些，也是无妨的。 七言绝句，我们举孟浩然的《送杜十四之江南》来看: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 日暮孤帆泊何处? 天涯一望断人肠。 表达了送别友人远行时留恋怅惘的感情。 全诗四句，28个字，押的是“七阳”韵，平仄按规则。 因绝句允许不对仗，这首诗就没有对仗。 五言律诗，我们看戴叔伦的《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 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 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 这是除夕夜晚远离家乡亲人独宿逆旅感慨自身遭际的诗。 全诗八句，40个字，押“十一真”韵，平仄合规则。 律诗的一二句称“首联”，三四句称“颔联”，五六句称“颈联”，七八句称“尾联”。 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 如这首的颔联“一年”对“万里”，“将尽”对“未归”，“夜”对“人”；颈联“寥落”对“支离”，“悲”对“笑”，“前事”对“此身”。 七言律诗，我们看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寥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 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 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 这是柳宗元被贬到蛮荒的柳州，送别堂弟柳宗一去江陵时写的诗，情绪极度感伤悲愤。 全诗八句，56个字，用的是“一先”韵，平仄合规则，颔联和颈联对仗工整。 七言律诗第一句多用韵，也可不用韵，这首用韵。 律诗中还有一种“排律”，即把律诗延长至10句以上乃至百句，除首、尾两联外，中间所有出句与对句全要对仗。 排律通常为五言。 唐代诗歌的样式，在初唐时期已经齐备，到盛唐时期就出现了诗歌创作的高峰。 【盛唐诗歌】到公元8世纪初，唐王朝出现了所说的“开元盛世”，经济、文化发展到鼎盛。 诗歌创作领域也出现大批优秀诗人，写下内容异常丰富的诗歌。 其中田园山水诗和描写边塞战争的诗占相当比重，李白、杜甫也出现在这时。 下面分别作扼要介绍。 田园山水诗这类诗歌最有名的首推王维。 王维，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习惯上又称他王右丞。 他受佛教思想影响，厌倦官僚生活，长期隐居于辋〔wǎng网〕川别业，热爱自然，熟悉农村，诗写得恬静闲适，具有一种静态美。 如《渭川田家》: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 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夕阳的余辉映照着村落(墟落)，归牧的牛羊涌进村巷中。 老人惦念着去放牧的孙儿，拄着拐杖在柴门外望他归来。 在野鸡声声鸣叫中，小麦已经秀穗，吃足桑叶的蚕儿开始休眠。 丰年在望，荷锄归来的农民彼此见面，娓娓动情地聊起家常。 这美好的情景使诗人联想到官场明争暗斗的可厌，觉得隐居在这样的农村该是多么安静舒心；惆怅之余不禁吟起《诗经》中“式微，式微，胡不归?”的诗句(意即:天黑啦，天黑啦，为什么还不回家呀?)，表明他归隐田园的志趣。 王维精通音乐、绘画、书法，艺术修养深厚；苏东坡评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上面这首诗就可以说是一幅田园画。 与王维齐名的诗人是孟浩然，原籍襄阳(在今湖北省)，常被称为孟襄阳，据说他曾在张九龄官署偶然遇到唐玄宗。 玄宗知道他的诗名，命他朗诵诗作。 他诵读了《岁暮归南山》，其中有“不才明主弃”(我缺乏才能，所以圣明的君主不用我)一句，玄宗听了大不高兴，说:“是你不求当官，不是我不让你当官，你怎么能怪我!”后来他考进士没被录取，也没正式做官，长期漫游和隐居，以山水诗闻名于世。 他的《过故人庄》一诗流传最广: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老朋友杀鸡做饭，请他到村中作客。 近看，茂密的绿树严严地围住村庄；远望，青翠的山峦向远方延伸开去。 打开轩窗，可见到堆着谷物的场院和青青的菜园；端着酒杯兴致勃勃地聊起桑麻的长势和收获。 在这样天然图画中与好友饮醇酒，啖佳肴，纵情谈笑，该是多么快乐和惬意!酒后，朋友间仍恋恋不舍，约定九九重阳节再来欢聚，痛饮美酒，醉赏菊花。 储光羲也是一位失意的隐士，他的《钓鱼湾》写了隐居的情趣: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 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 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 绿荫蔽天，落花飘地，清潭见底，荷动鱼散，渔翁之意不在鱼，单是这美好的景致就是最好的享受了。 日暮罢钓系船，在绿杨芳草中等待好朋友(情人)来相见，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不就等于神仙了吗?实际上他们的生活也不会没有困扰和烦恼，然而作诗时要暂时抛开它，抓住某一美好的场景和情绪，尽情发挥和渲染，诗人满足了创作欲，也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这就叫作诗。 边塞战争诗在唐代的对外战争中，许多文人参与进去，对边塞和军旅生活有亲身体验，从戎而不投笔，写诗描绘苍凉的边塞风光，赞颂将士们的勇武精神，或诅咒战争带来的灾难，于是有了边塞诗派。 著名诗人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有代表性: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 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夜半行军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 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 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诗中的“走马川”、“轮台”、“金山”、“车师”都是常见的北方或西域地名，这里用来做地名的代号，并非实指，所以读诗时不必求真，只注重理解诗意诗情。 这首诗一开始，就大笔淋漓地描绘出西域狂风弥天、飞沙走石的恶劣环境。 匈奴(代表强悍的北方民族)来犯，狼烟四起；将军带兵奔赴战场迎敌。 夜行军兵器互相碰撞，尽管寒风如刀，落雪的五花马背上依然热汗蒸腾，很快又结成冰凌。 在帐幕里起草讨敌的檄文(战书)，还未等写完，砚台里的墨水已冻成冰块。 这样吃苦耐劳勇武向前的军队，一定会使敌人闻风丧胆，不敢交战；那我们就在车师的西门等待胜利凯旋的捷报吧!诗中表现的乐观豪迈的气概，正是盛唐时期时代精神的体现。 李颀的《古从军行》也很有名: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 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军队白天要登上山头了望烽火报警的情况，黄昏时又匆匆赶到交河(在新疆吐鲁番，此代有水的地方，非实指)去饮战马。 刁斗是一种铜制的锅，白天用它烧饭，夜里做打更的柝〔tuò拓〕用。 军人们背着刁斗在刮得昏天黑地的风沙中艰难行进，这时联想到汉代从这条路远嫁乌孙王的公主一路上弹奏的琵琶曲，一定是充满幽怨。 在荒无人烟的地方野营过夜，飘起弥漫天地的大雪，和远处的沙漠连成迷蒙一片。 秋夜里南飞大雁的鸣叫声凄厉又哀伤，交战对方的胡兵也耐不住这艰苦生活而落下眼泪。 听说朝廷已传下不准后退的命令，只能拚着性命跟随将军(轻车将军为官名)去死战。 玉门被遮，即不准退入玉门关，用的是《史记·大宛列传》的典故:贰师将军李广利攻大宛失利，退至敦煌，请求朝廷退兵，汉武帝“闻之大怒，使使(派使者)遮玉门，曰:有敢入者辄斩之!”拚命向前的结果，十有八九是战死，年年有无数人抛骨荒远的异乡，唯一的成果是葡萄(蒲桃)从西域传入中原种植，供富贵者享用。 诗中虽流露出哀怨的情绪，基调还是高昂进取的。 战争是残酷的。 公元714年唐朝军队与吐蕃在临洮的长城堡附近有过一场大战，杀获吐蕃数万人。 王昌龄的《塞下曲》写到这场战争: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 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 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 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 战争过后多年，战场依然暗淡凄凉，漫漫的黄尘，杂乱的蒿草，白骨散弃其中，永远被人遗忘。 无论死者是哪一方的，对其本人和家庭来说，都是凄惨的悲剧。 【诗仙、诗圣】李白的诗李白(公元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 祖籍陇西(今甘肃)，先人曾流落西域，大约在李白五岁时迁至四川昌隆(今江油县)，并在此度过青少年时期。 李白家境富裕，少年时饱读百家书，表现出不凡的文学才能。 同时好交游，受朋友和社会影响，喜谈修道成仙，向往行侠仗义，慷慨有大志，性格豪放不羁。 25岁时离开家乡，漫游长江、黄河南北各地，结交社会名流，以诗文获得很高的社会声望。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友人荐举，唐玄宗召见他，任他为翰林待诏，做皇帝的侍从文人，居长安近三年，使他对宫廷和贵族社会有了直接了解。 由于权臣排挤，于天宝三年(公元745年)离开长安，再度开始漫游生活。 在洛阳，他与比他小11岁的杜甫相识，结下终生友谊。 安史之乱开始时，他已55岁，正在宣城(在今安徽)。 在安史之乱中，他怀着报国之情，应永王李璘之邀，入其幕府做事；后李璘被肃宗李亨铲除，李白则被流放夜郎(在今贵州)，中途遇赦而归，生活于金陵(今南京)和宣城间，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病逝于当涂(在今安徽)，享年62岁。 李白终生幻想施展抱负，干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业。 这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 在《上李邕》一诗中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他以《庄子》里讲的那个搅动天海的大鹏自比，对自己的政治才能充满自信，受到世人嘲笑，还以孔子(宣父)“后生可畏”的话为自己辩解。 诗人在政治上十分天真，实际他未必具备政治家的才干，他的“大言”遭冷笑并不奇怪。 然而作为诗人，他却是个天纵之才，是一只遨游天海的大鹏。 他一生作诗人，政治上无作为，在他自己看来是不幸，可是对中国文学来说，却是大幸。 唐诗如无李白，那就同华美的大厦抽掉一根栋梁，那才是极大的遗憾呢。 李白有相当数量的诗是对社会不平的揭露和抨击，如《古风五十九首》之一首: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 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 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 鼻息干虹霓〔ní倪〕，行人皆怵惕。 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这是讽刺皇帝身边得势的佞幸人物。 他们坐着华贵的大车招摇过市，荡起漫天灰尘。 一些宦官(中贵)钱多得不得了，修起宏丽的住宅。 替皇帝开心的斗鸡人，也坐着带华盖的车耀武扬威。 他们鼻孔朝天，喷出的气息仿佛吹动了天空的云霞(极言其骄横)，路上行人被吓得不敢靠近。 最后诗人慨叹，社会上再也没有许由(洗耳翁)那样的贤人了，谁还能分出好人(尧)和坏人(跖)呢?传说古代的圣君唐尧要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听说后认为污染了自己的耳朵，就跑到河边去洗耳朵，他被认为是厌弃名利的贤人。 跖，是传说中古代的“大盗”，当然是作为坏人的代名词。 唐玄宗后期政治腐败，王朝走下坡路，李白敏感到这一点，在诗中给以暴露和讽刺。 李白直接描写人民苦难的诗不太多，但写得极精彩，如《战城南》: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 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惟见白骨黄沙田。 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 乌鸢〔yuān渊〕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这首诗用的是汉代乐府诗的题目，有意学习乐府诗的传统，但比汉代那首《战城南》写得更形象，更深刻。 “桑干”、“葱河”、“条支”、“天山”都是边疆地名。 唐代兵士远离故土到这些地方征战，往往有去无回。 有些边疆民族以战争劫掠为业，古今不知有多少人战死荒漠之中。 秦代修筑长城防备匈奴的地方，至今(“汉家”，唐人习惯用“汉”代称“唐”，实指唐朝)仍然烽火不息，战争不断。 战败的马匹在战场上悲鸣寻找它的主人，而它的主人却被乌鸦和鹰啄食，肠子都挂上枯树枝头。 士卒战死，领兵的将军也空忙一场，毫无所获。 最后诗人用古代兵书的话说:战争可不是好玩的东西，有德的君主只有在不得已时才用到它。 唐玄宗好大喜功，连年征战，百姓遭难，这首诗即为此而发。 李白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诗很多，多为杰作。 他的这类诗同王维、孟浩然的诗格调不同，如果说王维、孟浩然的风景诗是细致入微的工笔画，李白的风景诗则是飞动椽笔的大写意。 他常常不是作一草一木的刻画，而是从宏观摄取大自然的神韵。 长江大河，巉〔chán蝉〕岩峭壁，万里风云，幽石古木，一到他笔下立刻飞动起来，为他所驱遣，创造出一个与造化同在的神话般的世界。 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写庐山景色: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 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 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这是多么宏大的气势!只有李白的胸怀才能装下这样的气势，只有李白的神笔才能写出这样的气势。 又如著名的《蜀道难》中的一段: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náo挠〕欲度愁攀援。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 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这是一段绝妙的风景描绘。 诗人用极度夸张的语言写出蜀道的艰难险峻:太阳神驾着六龙的车子到这里也要折回来，奔腾的江水也要撞回来；黄鹤飞不过去，猿猴也愁于攀援。 著名的青泥岭道路弯曲险怪，行人伸手可摸到天上的参星和井星，累得喘不过气，无不拍着胸膛长声悲叹。 山中幽深的古木之上，各种鸟类的鸣叫更增加了神秘恐怖的气氛。 这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不要说去通过，就连听人说一说，也把脸都吓白了。 诗人笔下蜀道上的奇姿壮彩，真可开拓读者的心胸神臆，令人魂悸魄动，惊起长嗟。 这段诗句的奇思异想和豪壮奔放的风格，正是李白诗独具的特色。 清代诗人赵翼评李白诗说:“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 ”(《瓯北诗话》卷一)这段话概括出李白诗的艺术风格。 李白自觉地继承了屈原以来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加上他的天才和勤奋，创造出独特的李白风格。 他的诗歌，第一个特点是具有浓烈的激情。 他心地纯洁，胸怀开阔，憎爱分明，高兴时美酒清歌，仰天大笑；悲愤时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歌哭笑骂，无所避忌。 第二个特点是无比丰富的想象力。 诗思来如迅电，去如疾风，纵横变幻，大起大落，随着他抒情的需要，上下古今人物，天文地理知识，真实的历史，虚幻的神话随时来到他的笔下，注入诗句，为他服务。 第三个特点是常用夸张的语言抒发激情；如“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一风三日吹倒山”之类极度夸张的诗句，在他的诗中所在皆是。 唯其夸张，所以传神，极不准确的语言却极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感情。 杜甫的诗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著名诗人。 他青年时期正值“开元盛世”，游历过南起吴、越，北至齐、赵等地。 35岁到长安求官，过了10年穷困落拓的生活，最后才得到一个八品小官。 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沦陷，杜甫曾陷 城中，后逃出投奔肃宗李亨，任左拾遗。 49岁时，弃官携家入川，在成都郊外建草堂定居，由好友严武保荐任过一段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常被称为杜工部)。 流落四川八年，57岁时出川，辗转流徙于湖北、湖南各地，59岁时在岳阳附近病死于一只小船上。 李、杜齐名，但他们的性格和诗风却很不相同。 李白像狂放不羁的骏马，杜甫像忍苦载重的犍牛，各具风范，各有价值。 杜甫诗风老成稳健，倾向现实主义。 他的全部诗作，一方面反映了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一生的遭际，同时也是唐帝国由盛转衰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杜诗又被后人称为“诗史”，即本于此。 安史之乱是杜甫一生最痛苦的一段经历，也是他写进诗歌的重要内容。 这一期间的诗，虽也有关于个人穷通利达的慨叹，更多的诗却着眼于百姓苦难。 公元756年，唐宰相房琯率四五万军队在陈陶同安史叛军激战，由于指挥失当，差不多全军覆没。 杜甫为此写了《悲陈陶》一诗: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初冬(孟冬)时节，从十几个郡征来的良家子弟，一战之后鲜血都洒在陈陶水泽之中。 蓝天下的旷野死寂无声，四万兵士一日之内全部战死。 野蛮的胡兵箭镞上滴着善良百姓的鲜血，唱着人们听不懂的胡歌在长安街市上饮酒狂欢。 长安城的百姓转头向陈陶方向失声痛哭，日夜盼望唐朝军队打回来恢复昔日的太平生活。 诗人的悲愤恰是人民的悲愤，他在替百姓呼号。 杜诗中著名的“三吏”、“三别”，全面反映了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 我们看其中的《无家别》: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 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 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 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 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pí皮〕。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 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 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 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这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诗中的“我”是个当兵归来的青年农民。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农村普遍衰败，田园庐舍一片荒凉。 这个败阵归来的士兵看到家乡已面貌全非，乡邻们走死逃亡，旧里已成空巷，连太阳都暗淡无光，一片凄惨气氛。 村里成了狐狸之类的乐园，它们反客为主，竖起毛来发怒，怪这个青年的哭声搅乱了它们的安宁。 在百无聊赖中，这个农民为活下去开始锄地，灌园，尽庄稼人的本份。 然而仍不能安静地生活，县吏知他回来，又召他去练兵。 这次是当地方
杜甫生平经历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汉族，原籍湖北襄阳，后徙河南巩县。 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 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 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创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 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 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 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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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当政时期的唐王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一个大国。 但就在这表面上看起来仍然强大的大国里，因上下其手等诸多原因，业已孳生着崩溃的征兆。 终于唐王朝迅速走向倾覆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的发生。
杜甫获悉这种情况后，觉得当权者不顾民生只顾自己享乐的做法，定然会导致国家的败亡；于是他便大为愤慨地挥笔写下后来被选进著名选本《唐诗三百首》的诗作，亦即题为《丽人行》的七言长篇古诗。
该诗由于把杨家那炙手可热的奢侈生活作了大胆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成为一首名副其实的“史诗”；而人们还从中概括出一个成语“炙手可热”，用来表明气焰很盛，权势很大的那一号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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