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 The Intellectual
图源：Pixabay
2024年还没过完，数十位中青年科研人员离开了我们。
34岁研究工程热物理的李海增；34岁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胡岳峰；37岁研究韩国史的黄永远；38岁研究紫外光水处理的宋凯；38岁研究人权法的张祺乐；41岁研究人格心理学的黄飞；42岁研究东亚海域史的王煜焜；43岁研究热能工程的赵嘉飞；44岁研究基层社会治理的刘阳；45岁研究低维功能材料的米文博；46岁研究生物医学材料的卢晓英；46岁从事数据管理分析的朱蕾娜；47岁研究儿童肝病的库尔班江·阿布都西库尔……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陈祉妍等人分别在2009年和2017年对中国35岁及以下的青年科研人员进行两次大规模调查，研究结果显示：相比2009年，2017年的青年科技工存在抑郁的比例略有上升，在高抑郁水平的群体中，20.4%存在自杀意念。近50%的青年科技工存在焦虑状况。女性、低学历的青年科技工心理健康状况更差。
加班、久坐、过劳，使得科研人员的身心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健康状况变差。另一方面工作时间过长又挤占了锻炼的时间，构成更为突出的负面影响。第四次“全国科技工状况调查”（2017年）发现，科研人员的亚健康问题较为突出，分别有25%、16.6%、8.3%的科研人员表示长期处于身体疲劳、腰酸背痛和失眠状态。
三位科研人员与我们分享了他们被疾病袭击的瞬间，是突然倒地，是下班路上的体力不支，也是悄然改变的生活习惯。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这是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正在经历的事情。如果你意愿也可以在评论区或后台与我们分享你的经历。
撰文 | 严胜男
01 30岁，机械工程领域，博后，长居新加坡
5月的一个下午，我倒在了科研大楼的电梯口。正值下班，人们在楼宇间穿梭，奔向一个个交通枢纽。
那种感觉是我此生从未经历过的，以往熬夜做实验、帮导师忙横向、为了论文赶工，就算再累也没有过。
我的身体突然失去了控制，仿佛所有的力量瞬间被抽空。一阵强烈的眩晕感袭来，脑海一片空白，视野变得模糊不清。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便失去平衡，向右侧重重摔倒在地。我努力想要深呼吸，但仿佛空气再也无法进入肺部，喘不上气来。手不停地颤抖，连简单的动作都变得异常困难。十秒、二十秒……我模糊地感觉到周围有很多人经过，有些人看了我一眼就走开了，还有些人直接绕道而行。我想喊救命，可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根本发不出声音，只能用右手的手表敲击地板，试图引起别人的注意。
过了一两分钟后，一位新加坡小哥和两位印度女生赶来帮我，他们立刻拨打了救护车。最让我伤心的是，周围原本有很多中国人，但他们似乎都选择了无视我，径直走开了。
医生给的诊断是“血管源性休克”，说是长时间思绪重导致的，建议我降低压力。后来我反思了一下，自从1月我开始处理博士期间成果发表的事情，已经有半年没怎么锻炼了。我是在国内读的博士，今年是我来新加坡的第二年。这个成果就像我的孩子一样，舍不得因为毕业了就不发表。
我从2021年8月开始进入这个课题，2022年年初实验基本上就有了结果，接下来的两年多都是在讨好导师。在我们实验室，导师对论文有三大权利：改稿权，署名权和投稿权。尽管整个论文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完成的，但是写好了之后绝对不能直接投稿，也不能找其他师兄弟参与改稿，必须由他本人在合适的时间处理。署名的时候，大量不相关的人也会被加入，投稿更是遥遥无期。如何才能投稿呢？以各种方式为导师赚够钱。
在帮他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横向之后，1月我终于拿到了这个机会。投稿后十多天审稿人就给了回复说同意发表，并且还是我们领域顶刊的封面，接着是改稿。因为给过去偿债，投稿过程中漏下了很多博后的工作。5月终于一切都尘埃落定，但是我却倒下了。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后怕，原来，一个活生生的人真的可以倒在那里。
这种崩溃和晕倒没有任何前兆。如果我没有经历这一时刻，我想象中我晕倒应该会发生在读博的时候，或者是毕了业还在为导师工作的时候，又或者不论我怎样求导师，他都不同意我投稿论文的时候，结果都不是。反而是我把这些都搞定之后，开始回归我正常的生活，就突然某一天，我想快点多做一点东西，可能坐在椅子上坐得比较久，就突然晕倒了。而且我那天心情是不错的，老婆那天下班比较早，我还跟她说让她帮我做点东西，可以马上回去吃，想想还是很开心的。
不过也应该庆幸晕倒没有发生在读博的时候，因为可能还没有等我完全恢复就被导师拉去赶工。我的同学和导师出去的一次外场调试便是前车之鉴。
他帮忙去调试导师公司的产品，在搬重物时候，重物落下直接将他的手指压爆了，暗红的血直往外冒，去医院缝了四针，但是他没有休息，下午带着受伤的手指，继续帮导师调试设备，那天调试到很晚，还在现场吃了盒饭。这些都不是最悲哀的，最悲哀的是那位同学觉得当天的付出还是值得的，因为导师在这次事故后明显加快了他论文投稿的进程。他后来和我们讲：“我用我的一根手指换了一篇论文”。
从我过往读博的经历来看，几乎90%的博士生在求学过程中都会面临不同程度健康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抑郁症等心理问题，生产事故，失眠问题，肠胃问题，腰椎颈椎问题，脱发问题，体重失控等等。
我曾遭受严重的睡眠障碍，依赖于安眠药思诺思才能入睡。那时，我正面临巨大的学业压力，同时处于疫情封控期间，无法前往实验室进行研究，也不知道还有在实验室隔离这么聪明的办法。每天，我直到凌晨三四点才能入睡，而早上七点多又要起床进行核酸检测，导致我整天感到疲惫不堪，睡眠不足。医生在了解我的情况后表示同情，并因为我攻读博士学位的艰辛，为我开了药方。最初，我每天只需服用四分之一粒就能安然入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服用两粒多也难以见效。戒除药物的过程异常艰难，尽管我从未吸毒，但那种渴望药物的感觉几乎与毒瘾发作无异，脑海中不断回响着：“就吃一点吧，就吃一点吧。”
我曾尝试过几次彻底停药，并请求亲人监督，但都未能成功，我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后来，我学习了一套科学的减药方法，比如今天服用2粒，一周后减少到1.75粒，再下周减少到1.5粒，以此类推，每月减少1粒。但实际上，这种减药速度已经相当快了。
我经常在减少到1粒后发现效果不佳，不得不稍微增加剂量，然后再努力减少。最困难的阶段是减少到0.25粒的时候。尽管0.25粒的药效已经微乎其微，但我仍然需要服用。最后，我减少到几乎只有小米粒大小的剂量，服用后就能入睡，那时我已经进入了一种心理依赖的状态。直到有一天早晨，我意外发现那一小粒药物并没有被我吞下，而是粘在了水杯的外侧。那天晚上，我竟然也睡着了。这个发现让我意识到，我终于可以摆脱对思诺思的依赖了。单单是戒除最后0.25粒的药物，我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算下来我总共服用了十几盒思诺思。出国的时候，我把它带上了。尽管那时我戒药已经成功，但我仍然担心，万一来新加坡之后又有新的压力怎么办？还好，感谢这样的环境，让我没再吃药。现在思诺思还锁在我的柜子里，一方面我不要看到它，另一方面也作为纪念和警醒，提醒我那段噩梦般的戒药时光。
我们经历的这些痛苦导师根本不会真正理解。有些同学为了论文可以尽快投稿，会加班到深夜五点多，然后将设计图发在实验室群里，导师醒来后不会说注意身体，反而会表示赞许。过了一段时间，导师还对我说，我应该学习这几个同学的熬夜拼搏精神。我还有一位师兄，曾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出过我们学校，每天都是宿舍和实验室两点一线，也不见老婆孩子，最多就是视频通话一下。
至于人在极度紧张和高压的环境下，饮食就更是混乱。点外卖是常有的事情，为了补偿自己的辛苦，常常会暴饮暴食，摄取高油高糖的食物。导师在没开自己的公司前，这些压力我们还能承受，直到他既做横向还开公司后，大家的疾病开始大爆发。当时我们实验室的冰箱里有很多肠胃药品，经常会在实验室里看到这样一幕：一般在午饭或晚饭后大家闲聊的间隙，一个人过去拿了药，其他人也意识到自己该吃药了，然后一窝蜂去拿药吃。大家还会组团在电商平台上一起拼益生菌之类的东西，也不知道是否有用，只求心安。
出国之后各种情况都有改善，特别是健康。由于过去的损伤，我倒也会经常去医院，但是因为这里尊重科研人员，给我们买了很好的保险，每次去医院也不会有心理压力。最重要的是，即便再大的项目也不会存在为老板赚钱的说法。
这些事情早就结束了，但是我在这一年多里，还是会偶尔想起读博的事情，做梦也会梦到。
那天我看到你们的推送，我希望说出来会好受一些，虽然我只说出来不到10%的痛苦。
尽管我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或者伤害，但是我觉得我依旧是喜欢做科研的。那些我一个人在深夜或者早晨把非常复杂系统调通的时候，那种快乐是记忆非常深刻的。如果我想离开学术界，读完博士的那一年就应该离开了。我们那一年毕业了五六个博士，我是唯一一个选择继续做科研的。
我不想怪罪于科研本身，我觉得我是很适合的，也许我就是为这些创新的点子而生的，也许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就是我的天赋所在，所以我要继续做下去。这跟我所经历的痛苦没有太多的关系。这不怪科研本身，真正让我痛苦的是这些跟科研无关的事情，所以我要选择出国，然后做一些真正接近科研的事情。
从8月开始，我几乎每天都运动，我发现30岁还真是年轻。刚开始锻炼时，我游个一两百米就会感到疲劳。但现在，我已经能够每天先游1500米，紧接着再跑4公里，而且并不觉得难受。这让我意识到，如果年轻的话每天坚持运动，状态很快就会恢复。
之所以隔了这么久才开始，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来准备。有时间锻炼的前提是要把生活安排好，把作息调整过来，比如说不能再那么晚睡，白天的工作应该怎样安排。要不然运动了第一天，第二天就坚持不下来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有选择。如果有的选，大家还是容易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很多情况其实是没得选。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更重要的不是说到去引导他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而是说给他们更多的选择。人们不那么做，是因为没办法，或者说自己的思维已经被限制住了，生活的客观条件不允许自己那样做，这样什么样的建议可能都是无济于事。
02 遗传学博后，33岁，长居上海
楼上的PI过年加班写基金猝死，不到50岁就去世了。
那是2022年，大家都是春节回家时听说这个消息的。当时非常震惊，以前只在新闻里听说过，想不到一下子能离得这么近。那位老师的夫人没有工作，全职在家带孩子，孩子也很小，其中一个才上小学，家庭压力非常大。当时所里的老师同学对家属进行了自发的捐赠。
即便这样的事情发生，大家也很难停下来。终归不是落到自己头上，没有切身的感受吧。这件事给我很深印象是因为，我同学当时是他的博士生，原本还有不到一年毕业，导师走后，所里没有老师愿意接收她，只是帮她找了隔壁所的老师偶尔看看论文，延期一年后，她在无导师状态下毕业。后来她去了公司，没有继续做科研了。
明年我博后要到期了，但是产出没有达到出站要求，大概率要延期。政府补贴明年就没有了，基本工资原来单位里给发，结束之后也没有了，还得看老板愿不愿意出这份钱。我们组不是很PUSH，基本上早上9点前到，晚上几点下班没有要求，通常是996。
当然所里也有些比较极端的老板，他家离我们单位不到200米，窗户正对着他们实验室。一旦看到实验室没有人，他就会微信询问实验进展。还有的老师会让两个学生同时做一个项目，田忌赛马，谁先做出来就发谁的，另一个什么都没有。
单位里从国外刚回来的老师，不到三年头发都白了。每次公共平台的仪器时间都约的晚十二点一点。像我们一般做实验会精准把握实验进度，提前一周预约，但也不是每次都能完全合得上时间。如果不想等待的话，只能大半夜做实验。
有了博后的经历，我也在考虑自己是不是适合在科研圈，能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现在和以前读博时候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总想着我要把手头的实验做完，再去吃饭，现在总是会看几点钟了，是不是该吃饭了，吃完饭再来做，有种赶着下工的样子。
刚进入研究所读博士的时候状态非常好，当时带着学习和探究的的热情去做实验，没有想着为了发文章或者毕业这种功利性的目的去做，可能也和当时师兄师姐在课题的前期积累有关。等到自己发现了一些延伸的课题，前面基础的探索也很顺利，直到进展到关键阶段就开始疫情了。实验室动不动封上两三个月，材料经常培养过了时间点就不能用了。或者因为自己被封了，让同事帮忙照顾做实验，最后对照组结果都不可信，最终是实验有数据，但不能用，也不知道是正结果还是负结果，整个疫情都是这样子的，一直到我毕业，将近两年没有很好的产出。
再加上博后以后，老是要写专利、基金、发文章，出站考核也更严格了，写了两年青基没中，论文也没有。对我来说非常困扰，没有最开始做科研的时候纯粹。
疫情之前我会经常跟实验室的同学跑一下步，一周两三次。疫情后，一方面因为防控不能外出，加上我们周边也没有什么场地，就没有运动。疫情结束也是我刚开始做博后时，有一次做实验做得很晚，大概10点多。我从实验室走路回家，不到二十分钟的路程，走得气喘吁吁，我觉得我太累了，真的走不动了。于是我就买了辆电动车。
我记得我博一的时候，那会儿单位里面的宿舍不够，把我们安排到很远的一个宾馆住，每天地铁上下班。当时也是实验做得很晚，地铁都没了，我就骑了40多分钟自行车回去，那会感觉还好也不累。现在想一想让我骑一会我就不行了。压力也大，精力也变差了，身体是最先感受到的。
我们还有一个同学，平时他会跟他的朋友约到体育场去打球，约的都是晚上九十点。上海这边体育馆很难约，以前他还会早上六七点去打。我说你这有这精力不如来多卷一卷。当时觉得就应该拼一拼，现在如果回到那个时候，我肯定不会说这话，还不如多睡一会儿倒是真的。
我现在也熬不住了，每到晚上我眼睛就会突然刺痛睁不开，一直流眼泪，没有心思做实验了，因为实在做不了。我想可能跟我实验台正对着超净台有关，风呼呼地对着我吹，实验室其他人有一些也会眼睛干红，我们相互讨论，需要买蒸汽眼罩时也会一起商量着一起买。
这几年，体检单上越来越多出现像心窦率异常、乳腺结节这种诊断。结节也在不断变大，医生说最好每半年去检查一下，但我还是一年查一次。
去年八九月份开始，一直胃痛。看过几家医院，各个内科科室全都做了检查，就是查不到原因。吃了一个月胃药也没用。我不怎么吃外卖，饮食也清淡，我想了想可能跟我不吃早饭有关系。现在会注意一下，每天提前出门出去买早餐。
之前还有个同门，她当时是莫名的全身酸痛，但是去查了骨头、血液都没有问题，等到后面毕业了就好了。她毕业后去了公司，工作还挺轻松的。实验室一位新来的同学也是，老是口腔溃疡，我说“上海的菜也不辣，你怎么老是口腔溃疡，从你来实验室就没有停过”，他也不知道。每个人的问题都不太一样。
我们单位有挺多学生抑郁的，可能看起来这个人天天做实验还挺开心的，但是本身很煎熬。我们那层楼有一个女生是本来是直博，后来休学了一两年，实在没办法继续，就硕士毕业了。
另一层楼的一个女生，因为电梯里我们遇到比较多，所以听她讲过一些，她说她们导师把时间掌控得太严了，咄咄逼人的那种。她受不了，文章也没发，直接时间一到什么都不要就走了。
其实这些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调节，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周末别人在工作，我会选一天休息一下，去逛一下植物园，或者是在家里打扫卫生什么的，短暂逃避一下实验。我觉得其实是需要运动的，不运动身体机能会越来越差的，但有限的时间只能用来修复自己，不能做更剧烈的活动。
喜欢植物园里的那种安静，基本上只有老人。我可以只看眼前的景和人和物，看到湖水可能会想起来一首诗，这诗写得还真不错，就这种感觉。植物园很大，人也少，它不会拥挤，能让人感觉放松。
我身边大多数人都不在科研圈了，我们实验室毕业这么多人，目前只有一个师兄成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在国内辗转面试了许多高校岗位，他觉得要求太高了，最后留在了国外。我这个年纪生活压力也上来了，父母年年问，什么时候毕业，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找工作。后面是不是继续做科研，我应该会慎重考虑一下。
03 34岁，材料专业副教授，长居广东
回国这五年时间，身边就有两位认识的科研人员去世。一位是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走的时候才37岁，他是夏天倒在自己的出租屋里，等同事发现时尸体已经腐烂。我们的方向非常接近，经常会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是非常温文尔雅的，没有什么架子。他最后一年发了2篇专业的顶刊，算是高产。还有一位前辈是高校的教授，47岁因为癌症走的。算得上是同领域，开会经常遇到，去年我们办会他还来过，今年人就没了，非常突然。
这些事情不断重演，也会尝试让自己节奏放慢一些。但是过了不到一个月，又会恢复以前的那种节奏，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小。可能因为关系也没有紧密到那种程度，只是惋惜。
工作这些年，身体和心态上都有很大改变。最开始2019年刚回国那会，一周六次都能抽空去健会儿身，后面因为各地开会，申请优青减少到一周二次，到上学期只能维持一周一次的水平。今年孩子出生后就再也没去过了，这之前基本周末都用来加班，有段时间曾连续大半年一天没有休息。现在是尽量先把家庭的事情照顾好，自己的事情能压缩的尽量压缩。
每年体检单子上的异常项也多了起来，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过量容易造成心梗。上学期末的时候，学院里统计教师的健康状态，其中一项是“感觉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随时要倒下”，30%的人认为比较符合。饮食上自己非常注意，不会想着用重油辛辣的食物来刺激自己，但近些年也开始喝酒，从前我坚信酒对身体是有害的，滴酒不沾，现在觉得可能对心理健康还是有好处的。
如果是单纯学术上的工作，认真创新，再包括教学方面其实都还好，高校老师只要做这个还是相当轻松。而往往不仅是为了科研而科研，需要发好多文章，有点脱离初心，很多文章不是自己想写的，这时候就很痛苦。学术会议也成了向大佬们推销自己成果的平台，脱离了正常的学术交流。现在要求发好的期刊，好期刊需要花大量时间打磨文章，研究本身没有任何提高。我上一篇文章光审稿就花了一年，更不要说后来打磨文字。原本自己特别喜欢的文章，打磨之后越看越不顺眼，心想：我怎么还要见到它？
系里每年招生的名额都用不完，这个学科又不需要学生来当廉价劳动力。我们的老师当时对我们也特别好，一点点培养我们，我也希望自己能够传承下去。现在研究生扩招，学生越来越多，他们要毕业，我自己也会有压力。今年7个研究生招生名额，系里只招了5个人，我一个人招了两个。大家实在有心无力。各种事情事情加在一起，有时候连续好多天没有自己动手做科研。
失眠是常态，早上四点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白天头脑也不是特别清楚，最焦虑的是放榜的时候，今年的结果比去年还差。好在现在不会像以前一样整天沉在里面了，同温层的支撑帮助我跳出来一些，已经上岸的师兄们来访问交流会帮助我理清思绪，自己的学术生涯还是要看做出了哪些工作，培养了怎样的学生。
对自己的期待是比如拿到优青之后，我的精神状态会好很多，但现在我也表示怀疑，可能我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以前总觉得科研就是我这辈子应该做的事情，它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重要。现在觉得都差不多，在这种环境和状态下，我们真的能做出什么值得传世的工作吗？反正几率非常小。
陈诺琦工作、科研、著述、获奖情况
长期致力于内科、内分泌与代谢疾病的专业研究，陈诺琦在临床实践、教学与科研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 他以第一或通讯的身份，在国家级或省级刊物上发表了20篇论著，体现了其深厚的学术功底。 陈诺琦在科研成果方面，荣获了漳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彰显了他在科研领域的卓越贡献。 此外，他还指导了福建省卫生厅青年科研基金资助项目以及漳州市科技项目，为培养年轻科研人才、推动科技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个人荣誉方面，陈诺琦先后被评为福建省卫生系统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体现了其在行业内的前瞻性和影响力。 他荣获漳州市直十佳青年服务标兵称号，展现了他在服务领域取得的显著成绩。 第四届漳州市十大杰出青年荣誉的获得，证明了陈诺琦在社会影响力和贡献方面的突出表现。 他被选为第四批漳州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表明其在专业领域的卓越成就和领导能力。 陈诺琦还入选福建省第六批“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选，彰显了他在人才培养和选拔方面的贡献。 最后，他荣获了福建医科大学优秀教育工称号，体现了他在教育领域的杰出贡献。
屠呦呦冲上热搜，为什么说她是20世纪最伟大科学家之一？
中国有句老话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而屠呦呦团队发现并研究的青蒿素何止是救了千千万万个人，所以说她是20世纪最伟大科学家之一一点都不为过。
第一，从她发现青蒿素的过程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古今通晓的稀有人才。 20世纪60年代，屠呦呦最初在翻阅中医药古籍时，发现了一段有关疟疾治疗的记载。 在她的努力争取下，课题组确定了以中药青蒿为主的研究方向，虽然实验结果显示青蒿提取物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只有12％—40％。 但是她坚定研究方向，从提高提取纯度等方向着，在不太好的工作环境中，领导团队交出了超凡的答卷。
第二，从她研究药物的过程中，看到了医学家的医者仁心。 任何时候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都是勇士，而在屠呦呦团队在研究疟疾防治药物项目中，他们经过数百次失败后，研究发现了青蒿素。 为测青蒿素安全性，屠呦呦等3名科研人员以身试药。 古有神农尝百草，今有科研人员亲身试药。 正是因为屠呦呦和她的团队这样的牺牲精神，才会让青蒿素所制的药剂很快投入临床医疗，为全世界治疗疟疾提供优质药品。
第三，从屠呦呦的成就来看，她当得起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作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以发现青蒿素，开创疟疾治疗新方法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很多中国人也是因为这个奖项，而对他慢慢熟知起来。 而大家其实早就享受到了她的研究成果所带来的好处。 为她发现的青蒿素所研制的药物，已经成为了世界卫生组织强烈推荐的纵说几，疾病治疗首选用药在全球30多个国家挽救了700多万重疾疟疾患者的生命。
第四，屠呦呦的研究成果不仅对以前，对现在，对以后都是有很大的益处的。 因为有了青蒿素，所以中国的疟疾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是现在仍有一些国家疟疾肆虐，所以，屠呦呦的研究成果对于帮助这些地区和国家解决疟疾是有持续性作用的。 而且屠呦呦还把自己诺贝尔奖项中的200万元分别捐给了北京大学医学部和中医科学院，成立了屠呦呦创新基金，用于奖励年轻科研人员。 而这些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也将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医学条件和成果。
伟大的人不仅可以发挥自己绝对的优势，还可以改善别人的生活，更可以引领未来的前进。 屠呦呦在这几方面都做得很好，所以她可以被称作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青年副研究员是什么级别
1. 青年研究员是指在科研机构中从事研究工作，通常具有博士学位或相当于博士水平的青年科研人员。 这一称谓表明其在科研团队中的地位，是科研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2. 青年研究员所参与的期刊，级别划分为核腔亏掘心期刊，其出刊周期为双月刊，始于1978年。 此类期刊通常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 3. 青年研究员期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是一本专注于学术研究的期刊。 主要栏目涵盖基础理论、方法论，以及关注改革大潮中的青年群体，包括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部队青年、大学生和道德教育等研究领域。 4. 青年研究员期刊已被多个重要图书馆和数据库收录，包括国家图书馆、统计源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核心期刊）、北大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维普、知网、万方、CSSCI 南大核心期刊（含扩展版）和上海图书馆等。 5. 青年研究员期刊荣获多项荣誉，如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中国核心伍核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等，体现了其在学术界的认可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