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青铜文明：万里长江，“青绿”宝藏）
【源流·长江】
对话嘉宾：
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
徐长青：江西考古学会理事长、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
万俐：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南京博物院二级研究员
曾攀：湖北省博物馆陈列部主任
王育茜：安徽博物院副研究员
3000多年前的一天，阳光洒在成都盆地的丘陵上，一群人正在将一尊巨大的青铜立人像抬进神庙，人人心怀虔敬。若干年后，这尊巨大的铜像会被放进一座祭祀坑长久埋藏，并在千年后被考古学者重新发现，定名为“三星堆青铜立人像”，成为见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国之重器”。
如果说1万年前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持续推进了农耕文明，是物质文明的基础；那么，两三千年前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以其发达的冶铸技术、复杂的礼器制度，逐渐形成了以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为主，相互借鉴又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体系，开启了长江流域的青铜时代，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标识和载体。
行走于长江两岸，聆听几千年前青铜的回声，透过复杂的青铜纹饰，我们看到了祖先精湛的铸造技艺、文化信仰和艺术创造及审美精神，看到了青铜文明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长江上中下游之间如何相互融合、互相影响，它们共同架构起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文化主体。
传承文脉，观知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强对青铜器文物的保护研究和宣传阐释，更好激发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文明的热爱。本次【文化中国行·长江之歌】对话长江行动，我们邀请长江上中下游专家学者一起探讨青铜文化，走进历史深处，理解“中国何以中国”。
浩浩长江水，孕育多彩青铜文明
长江文化观察团：长江流域是我国青铜文明的重要分布区域，近几十年来，长江沿线有哪些重要的青铜器考古发现，各有什么特点？
孙华：在长江上游，最引人注目的重要青铜器群当时是四川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青铜器，这是世界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1986年，考古工发现了三星堆遗址两个埋葬坑，出土了青铜凸目尖耳神面、青铜大神树、青铜大立人像等大量精美文，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也使得国内外学术界对三星堆的认识上了一个新台阶。2019年以来，四川的考古学家又发现了六个埋藏坑，出土了包括象牙、青铜器、金器、玉器等更为丰富的珍贵文物。两次考古发现证明，三星堆埋藏坑是特殊事件背景下，三星堆人将神庙内受到损毁的神像、人像和祭祀器具掩埋起来的遗存。
三星堆埋藏坑所在的三星堆遗址是迄今发现的长江流域西南地区所发现分布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文化遗址。三星堆文化属于该遗址的主体遗存，其年代在公元前1600至前1000年间，基本上与商代相始终。该文化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大量青铜器主要出现在三星堆文化晚期。在这个时期，三星堆古城已经通过扩建，形成了河流横贯，北部为宫殿区、南部为祭祀区的城市格局。
曾攀：湖北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大冶铜绿山遗址、阳新矿冶遗址证实湖北从商周开始就有了开采铜矿的历史。湖北地区出土的先秦青铜器丰富多元，包括商文化青铜器、曾国青铜器和楚国青铜器等。考古工在长江之滨的黄陂发掘的盘龙城遗址，是商人在长江中游建立的一个军事重镇和矿产资源基地。盘龙城遗址出土大量青铜礼器，和商文化青铜器几乎一致。1977年，在湖北崇阳发现的商晚期兽面纹青铜鼓，是存世的两件商代晚期铜鼓之一，填补了我国早期铜鼓的空白。
1978年，随着随州曾侯乙大墓的发掘，一座先秦艺术宝库被打开。出土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共计6200多件。一个小诸侯国国君的墓葬能出土如此之多、如此之精美的青铜器，在考古史上罕见。此外，在对今湖北境内楚国、曾国、息国、邓国等先秦诸侯国的遗址和墓葬的考古发掘中，我们也收获了大量青铜器精品。
徐长青：1989年，江西考古发掘的新干县大洋洲镇商代大墓，共出土475件青铜器，它们造型奇特、铸工精湛、纹饰华美，反映了赣江流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呈现出一个失落已久的“南方青铜王国”，它是继河南安阳殷墟、四川广汉三星堆之后，商代考古又一里程碑式的重大发现。从大洋洲商墓、吴城遗址、牛头城遗址等地出土青铜器造型特点、装饰风格等分析，商中期前后，江西地区的青铜器一经出现，就达到很高的水平。
这种现象与区域内铜矿、锡矿的大规模开采密不可分。长江中游南岸、江西最北端的瑞昌铜岭铜矿是迄今我国发现的一处时代最早、最重要的铜矿采冶遗址，发掘出丰富的采铜、炼铜遗存，其采冶时代从商早期延至战国早期。
王育茜：安徽长江沿岸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采冶活动就已开始，铜陵师姑墩遗址发现的青铜冶炼遗物——炉壁，反映当时已有熔炼铅、配制砷铜合金和熔炼铅锡等青铜活动。1972年肥西大墩孜遗址出土的铜铃和铜斝，揭开安徽夏代青铜器的篇章。三官庙遗址发现的18件青铜兵器，风格多元，工艺高超，是夏商之际青铜器的重要发现，为夏王朝灭亡后的去向问题提供了考古学线索。
西周至春秋时期，安徽境内出土了群舒、钟离、蔡国、吴越等富有特色的青铜器，展现当时方国林立的历史。战国后期，安徽全境皆归于楚。在安徽各地都发现了战国时期的楚国墓葬。比如20世纪30年代淮南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众多青铜器，包括著名的铸客大鼎和楚王鼎，近些年考古发掘的淮南武王墩遗址，通过青铜器铭文已确认墓主为楚考烈王酓前。
万俐：江苏南部地区是吴文化的核心区域，吴文化是由华夏文化和土著“荆蛮人”文化相融合形成的区域性文化，鲜明的地方特征体现在江南出土的吴国青铜器上。在宁镇地区发现的吴国青铜器数量较多。1954年，考古工在丹徒大港墩山西周墓中发现著名的“宜侯夨簋”，126字的铭文反映了西周康王时期分封“夨”到“宜”地，并赐给土地、奴隶的情况。在丹阳、丹徒、武进、溧水等地，考古工陆续发现了很多风格迥异于中原，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吴国青铜器。
吴国青铜兵器的复合剑、菱形暗格纹、剑首同心圆并称为吴国青铜剑铸造技术的“三绝”。南京六合程桥出土的春秋晚期青铜剑，光泽如新，制作精美，尤其是圆形剑首内刻数道同心圆圈，细如毫发，整齐精致。在长江以北的苏北地区，一些战国窖藏和汉代墓葬中陆续出土一批制作极为精美的青铜器，如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错金银铜牺尊、神兽纹铜牛灯等。它们广泛使用镶嵌、错金银、鎏金、镂空和精密铸造等工艺技术，制作极其精美，也是江苏古代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江沿线，出土多少“国之重器”
长江文化观察团：长江流域的各个青铜文明区域各自有哪些代表性的器物？
孙华：三星堆遗青铜器主要集中在埋藏坑中。这些铜器经过拼接和复原可以看出，它们分属三个不同的器物群：
第一个器物群是三星堆人崇拜的神像群。以两棵青铜神树和三具凸目尖耳铜神面像为代表。青铜神树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树株最高的神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采用分段铸造法铸造。两棵神树分别代表日出东方的“扶桑”和日落西方的“若木”，树上栖息着的九只鸟象征九个太阳。凸目尖耳青铜面像则可能是神庙中人首鸟身神像，是包括太阳神或至上神的脸面装饰。
第二个器物群是表现三星堆祭祀者形象的人像群，以青铜大立人像和众多青铜人头像等为代表，它们可能是三星堆统治阶级的写照。青铜大立人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高达262厘米，重180多公斤，是我国发现的最早和最大的青铜造像。它头戴高冠，衣上纹饰繁复精丽，整体形象威严庄重，可能是王者或者祭司。青铜人头像根据发型，可分为“辫发人”和“笄发人”两个社群，可能分别代表世俗贵族集团和神权贵族集团。
第三个器物群是三星堆人沟通人神的青铜祭器，以高大复杂的组合铜器最引人注目。这些组合铜器包括三件表现三星堆人驾驭神兽、驮着盛酒铜器去朝拜天上大神的铜器，以及一件表现天上大神的使者驾云驮着空了的铜酒器从天而降，将受到大神赐命国王拖回人间的铜像，这些铜器神秘诡谲，精美绝伦，充满浪漫瑰丽的想象力。此外，三星堆的青铜容器以尊、罍等为代表，也具有特色。
三星堆青铜器显示，当时长江上游的铸铜手工业已经有一定规模，铸造技术与长江中游商文化及其地方类型如出一辙，但青铜艺术则有自己独特的创造。
曾攀：曾国青铜器和楚国青铜器以工艺精美、纹饰繁复而著称。出土于曾侯乙墓的曾侯乙尊盘是一套酒器，尊口、盘口和4个抠手均采用失蜡法铸造，做成细密繁复、玲珑剔透的镂空纹饰。尊的颈部有4条圆雕的龙形装饰，它们头部向外，口吐长舌，身体也是由镂空纹饰组成。尊体使用了34个部件，通过56处铸焊连成一体，造型、装饰、设计可谓鬼斧神工，是战国时期青铜工艺的巅峰之作。
湖北省博物馆的另一件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悬挂在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槌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乐音。整套钟体用浑铸、分铸法铸成，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
徐长青：新干大洋洲商代墓等级非常高，墓中出土了只有高级贵族才能拥有并使用的青铜钺，其中一件更是重达11.4公斤，是我国考古中发现的“钺王”。据推测，此墓埋葬的很可能是虎方国的首领。能够代表新干“南方青铜王国”的器物也出自此墓。
商代伏鸟双尾青铜虎，为单体卧虎，重达6.2公斤，为目前存世最大的先秦青铜虎。在造型上，张口咧齿，獠牙外露，凸目狰狞，四足卧伏作欲纵之状。背栖小鸟，尖喙圆睛，惬意安详。虎鸟和平相处，极具特色。这件江西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虎形体大，造型奇特，形象生动，兼具勇猛霸气与伏鸟柔情，将虎的神性和人对虎的崇尚之情表现到极致，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
同样出土于新干大洋洲商代墓双面神人青铜头像也非常奇特，头部五官似人，却有獠牙、圆目、阔鼻、尖耳和双角，半人半神。头顶有圆管可插羽冠，下端有方銎（插柄的孔）可插柄。此头像神秘诡异，威严慑人，可能是巫师在进行祭祀活动时的重要道具，寓含着贯通天地的功能。
王育茜：安徽博物院馆藏的青铜器中，1933年出土于寿县李三孤堆的铸客大鼎知名度最高。鼎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青铜礼器，是统治阶级用来“明尊卑，别上下”的等级和权力的标志。铸客大鼎的鼎口平沿处阴刻铭文十二字“铸客为集掇、伸啜、瞏腋啜为之”。前足足根和左腹下外壁各刻“安邦”二字。“铸客”是从其他诸侯国请来的工匠，说明战国时期的工匠身份已比较自由。存世楚国青铜器中，铸客大鼎最为雄伟，体量巨大，在造型设计上处处追求力量与气势的完美结合。
出土于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龙虎纹四环铜鼓座则是一件和钟离国有关的青铜器，根据鼓座上的铭文分析，此物为钟离公自用之器，是建鼓的鼓座。建鼓在古代常用于战争、祭祀、娱乐等场合，两个鼓手相对敲击，在战场上指挥军队进退。
万俐：地处江南的吴国工匠将中原青铜器与地方特色相结合，在器形纹饰等方面多有变化，呈现文化交融的崭新特点。较有代表性是1976年出土于丹阳司徒公社窖藏的青铜凤纹尊。主体为两对大型凤鸟纹，顾首相对，展翅挺立，眼睛作圆形凸起，目光炯炯有神。凤鸟之间各有一只雌雄相异的蛙纹，代表吴国前期青铜器的最高水平。
进入春秋时代之后，江苏地区出现了很多造型独特的吴国青铜器。比如，出土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墓的青铜鸳鸯形尊、出土于武进淹城遗址的双兽首三轮青铜盘等，以及青铜凤鸟纹兕觥、鸠杖、牺首匜等。
双兽首三轮青铜盘是盥洗用的水器，聪明的工匠在盘的矮圈安装三个可以转动的轮子，前轮两侧各有一由底向上伸出的兽首，回首折向盘内，成为独具匠心的旷世之作。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战国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也是青铜重器，此壶又名“陈璋圆壶”，1982年出土于盱眙南窑庄。陈璋圆壶是一名齐国将军伐燕获得的战利品，用两条蟠龙交叉形成透空的青铜器纹饰，表面错金银纹饰极为华丽，结构非常复杂，与曾侯乙盘尊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先秦透空蟠龙纹青铜器的巅峰之作。
区域交流，推进华夏文明多元一体
长江文化观察团：长江流域各区域的青铜文化是如何互相影响，呈现出哪些特色，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孙华：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以及长江流域其他区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和频繁的交流。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些青铜罍、青铜尊是商文化典型器类。其他看似三星堆独有的青铜器上，也有一些纹饰模仿了中原商文化青铜器。或者与长江中游湖北、湖南等地荆楚地区青铜器相似。
可以说，三星堆青铜文明既有吸收包容，也有创新应用。三星堆的先民并没有对来自中原地区以及其他区域的铸造技术和青铜艺术简单传承，而是融入了古蜀地区的独特创造，大胆融入了人像、神像、动物等元素，产生了神树、铜人像等造型夸张怪诞，充满浓郁地方特色的器物，展现了古蜀先民浪漫的想象力和非凡的创造力。三星堆青铜文化也因此呈现出鲜明的“复合文化”特征。
作为长江上游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先秦遗址，三星堆文化不仅丰富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内涵，也为中华文明贡献了独特文明基因，成为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明背景的重要物证，有助于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三星堆遗址以鲜明的地域特征和复杂的文化面貌，证明古蜀文明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昭示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发祥地。
曾攀：在湖北地区，商周早期的青铜器，如盘龙城发现的青铜器，其器类、组合、形制和纹饰都与商文化铜器相同，是中原商文化的产物。后期的曾国青铜器、楚国青铜器在吸取中原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呈现更多的荆楚文化特色，造型更精致，纹样更繁缛，工艺更高超，楚国后期采用错金银、填漆、镶嵌等装饰工艺，产生了灵动华丽的审美效果。
一些其他区域的青铜重器也出现在湖北地区，最为典型的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
此剑196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墓主可能是战国中期的楚国贵族悼固。越王勾践剑的剑首向外翻卷作圆箍形，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1道同心圆，剑格正面用蓝色琉璃、背面用绿松石镶嵌成美丽的纹饰，剑身满饰黑色菱形几何花纹。在剑身近格处有两行八字的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鸠浅”即“勾践”，说明它是越王勾践的自用青铜剑，虽深埋于地下2400多年，出鞘时剑身仍寒光闪闪，毫无锈蚀。
这件来自长江下游的宝剑，为何会出现在长江中游的楚墓中，目前有多种说法：一是认为它是越国嫁女到楚国的陪嫁品，二是认为是和战争、交流有关。吴越青铜剑现身长江沿线的其他诸侯国，反映各国之间交流的日益频繁，对彼此的文化也在进行不断地吸收和接纳。
徐长青：新干大洋洲青铜器属于商代墓葬，出土的礼乐重器多达52件，大部分器物具有殷墟早中期特征，可见深受中原殷商青铜文化影响。也有部分青铜器呈现出鲜明地方特色，揭示当地本已拥有悠久独特的青铜文化传统与青铜冶铸技术。
比如，在大洋洲青铜礼器中，食器偏多，尤其是“鼎”占半数以上，有大量扁足鼎，但在中原青铜器中扁足鼎反而相对较少；大洋洲青铜器特有一种“燕尾纹”，多饰于器物口沿、耳部等处，而在其他青铜器上较少见；大洋洲青铜器中的“虎”非常多，有多达56个老虎形象，大量卧虎形式装饰的青铜鼎为江西独有，表现了当地独特的虎崇拜。
万俐：江苏境内出土的最早的青铜器来自商代晚期，但数量较少。吴国统治江南地区后，发展出很多具有吴文化面貌的青铜器，新颖别致。比如，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墓的青铜鸳鸯形尊，就是取材于江南水乡特有的水鸟鸳鸯。在纹饰上，取材于江南原始瓷剔刺纹的棘刺纹是吴国青铜器特有纹饰。
长江流域的楚国、越国青铜文化对吴国青铜器也产生影响，这与吴、越、楚之间频繁的征战有关。交流融合过程中，吴国青铜器吸收了一些楚式青铜器和越式青铜器的特点。 1980年，在苏州枫桥何山东周墓出土的“楚途盉”上有铭文“楚叔之孙途为之盉”八字。据考证，此铜盉原应为楚国贵族用器，很可能是伐楚入郢之战时吴人掠回的战利品，赐给了吴国有功之臣，死后以之随葬。
宋元时期，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出现大量仿古青铜器，采用失蜡法铸造工艺中的贴蜡法工艺。明清时代“苏州造”仿古铜器在长江流域的流行，也体现了先秦时期的青铜技艺得到了有效的传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