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中国动植物考古学大会”开幕式现场。人民网记者 肖懿木摄
人民网郑州10月21日电(记者肖懿木)10月21日，“2024中国动植物考古学大会暨第十三届中国动物考古学术研讨会、第十一届中国植物考古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开幕。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郑州大学等80余家科研院所和高校的360余位代表参会。
本次大会由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河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动植物考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承办。大会设置三个分会场，安排94场专题报告和41个海报展讲，学者们将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探讨动植物考古学理论和基础研究、新技术应用、新发现、农业与社会复杂化、稳定同位素研究、古DNA研究等多个议题。
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地方，也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等重大考古项目研究的重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在致辞中表示，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现代考古学三大课题中，河南都有重要的遗址发现。“正是因为河南在中华文明诞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河南考古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
如今，科学技术正成为考古学前进发展的关键推动力。据王巍介绍，河南科技考古研究力量在全国省级考古单位中处于前列，其中动物考古实验室发展迅速，现生动物骨骼比较标本库已有动物种类500多种6000余具，目前是我国动物考古方面收集家养动物标本最多的实验室，并建成“动物考古标本数据库”共享平台。植物考古与寄生物考古实验室初步建立起现生植物种子标本库，拥有现生植物种子标本1200余种。稳定同位素实验室已完成多处遗址500余例人骨和动物骨骼的分析，部分成果在国际期刊发表或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展示，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完成了上百项年度考古遗址出土骨骼的鉴定整理，发表50多篇研究文章。在人类起源扩散、农业起源、社会复杂化与文明进程、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等重大考古课题研究中，都可以看到动物考古工的身影。”开幕式上，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罗运兵介绍了2023年中国动物考古的主要成就。他表示，中国动物考古研究已有相当丰厚的学术积累，应当加快成果转化、积极回馈社会，要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中国动物考古故事。
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靳桂云表示，由于大多数遗址都保存了丰富的动植物遗存，中国的动植物考古工作对于考古学学科的贡献，越来越显著，这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学科特色。“我们有足够丰富的材料复原古代人类与动物和植物资源之间的关系，进而丰富我们对中华古老文明的理解，并向国际学术界介绍、阐明关于中国的历史、当代与未来的认识。”
据河南省文物局局长任伟介绍，经过20多年的发展，河南在科技考古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基础条件建设不断完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2023年8月，河南启动科技考古提升工程工作计划，计划通过5年的时间，开展一批科技考古基础性研究课题，加大力度建设一批科技考古标准库，逐步建立科技考古融入田野考古工作机制，切实推动河南科技考古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目前，河南省文物保护专项经费支持的首批18个科技考古提升工程研究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依托南阳黄山遗址、开封州桥遗址等开展的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研究，正在不断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提供越来越多的依据。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将围绕多个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在动植物考古学理论和基础研究方面，与会专家将从动植物遗存的研究角度探讨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区域生计方式与资源利用、农业与复杂社会、理论技术与方法等多个议题。
在动物考古报告中，与会学者除了对传统家养动物的研究外，还有学者另辟蹊径对扭蚌、丽蚌、贝饰、肉食资源消费、祭祀用牲、制骨作坊出土骨料等方面进行研究。
在植物考古报告中，与会学者将围绕粟黍的起源及传播、水稻种植及传播、稻田管理的杂草功能、药材功能、亚麻的利用等进行讨论交流。
在新技术应用方面，专家们将展示近年来在动植物考古学中应用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如古DNA分析、稳定同位素分析等，这些技术的应用为揭示古代动植物资源的利用方式、传播路径等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稳定同位素报告中，复旦大学胡耀武教授将从理论、方法与实践的方面对稳定同位素生物考古学进行阐释。与会学者从稳定同位素分析角度解读先民的饲养策略及生业模式。
在古DNA分析报告中，吉林大学的蔡大伟教授将从古DAN研究角度对我国家养动物起源及扩散进行解读。与会学者将分享讨论家猫、古代马、古代猪、古代山羊、古代家犬、全新世圣水牛的遗传信息研究的最新成果。
2024年2月26日首个全景式展现商文明的国家重大考古专题博物馆什么博物馆新馆
2024年2月26日，首个全景式展现商文明的国家重大考古专题博物馆——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殷墟博物馆新馆的开幕，不仅是博物馆界的一次盛事，更是中国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安阳洹水之滨。 殷墟博物馆新馆的建立，标志着对这一重要文化遗产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展示，也象征着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布了哪些“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中国考古学领域的一座丰碑，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近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的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上揭晓，这是一项囊括了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辉煌成果。 其中，备受瞩目的遗址如北京的周口店遗址、河北阳原的泥河湾遗址群、内蒙古敖汉旗的兴隆洼遗址，以及广西桂林的甑皮岩遗址等，均榜上有名，见证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与丰富。 这份名单涵盖了旧石器、新石器、夏商、两周、秦汉三国至隋唐、宋辽金元等多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发现，展示了中国考古学的广泛性和深度。 值得注意的是，被誉为文物大省和考古大省的河南和陕西分别以14项和11项的入选数量，彰显了他们在考古发掘中的卓越贡献。 这些重大考古发现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网络平台，将知识的宝藏与全球共享，体现了考古学的社会价值与文化传承作用。 每一个遗迹都是一段历史的密码，揭示了过去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公布，不仅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也为我们理解当今世界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甲骨文的发现有何意义??
上个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 这给了中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能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 寻找夏王朝存在的证据，成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 偃师二里头被纳入学者的视线。 这是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此后，中国三代考古工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由于它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所以从发现至今，围绕它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悬念是：它是夏都还是商都西亳。 “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20年前提出“二里头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时，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孤军奋战，如今，此一“异说”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年届80的邹衡先生说，“夏的存在与否，在国际学术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二里头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夏朝的真实存在。 ” 二里头：一个不断改写中国之最的地方 在皓发白首的专家群中，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显得年轻而有活力。 正是这位在世纪之交接任队长的年轻博士，用他的城市（都邑）考古学理念，给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迎来了转型和振兴。 这种理念着重于遗址的范围与城市布局、城郭遗迹的寻找、礼制建筑的发掘、中心遗址与周围其他聚落的关系等。 几年来，二里头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廓清了遗址的实有范围，找到了遗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还发现了宫城城垣，证实了宫城的存在。 此外还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宫殿建筑基址，发现一些有关遗址布局的新线索，获得一些包括大型绿松石镶嵌龙在内的珍贵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称，新发现证明这是一处经过缜密规划、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渊源具有重大的标尺性意义，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国早期城市与宫室制度、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等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说起二里头，许宏喜欢用5个“中国之最”来形容：这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头遗址放到其出现前后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项发现都牵动人心，并有理由相信，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还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之最出土”，对未来，许宏充满自信，“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二里头将像20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 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这一千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 这一变革可以用文明化、国家化或社会复杂化来概括，作为中华文明最早阶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诞生肇始于这一时期。 这一时期一个大的分水岭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 此时，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而迅速崛起。 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发现“龙图腾” 当刘庆柱揭开红色绸布、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复制品）展示在世人面前时，在场的70余名专家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最为精彩的一幕。 这件距今至少3700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被学者正式命名为“中国龙”，认为它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绿松石龙形体长大，总长70．2厘米，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 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将之命名为“中国龙”的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鹏阐释了其中的原因：“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其铭文将包括偃师在内的洛阳平原称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二里头遗址地处最早被称作‘中国’的地方，所谓‘天下之中’的洛阳平原，又是我国年代最早的‘中国’即第一个王朝都城所在地，那么，二里头遗址所见的龙，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中国龙’”，杜金鹏说。 虽然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有许多比二里头还早的龙的形象，如距今7000多年的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猪龙等，但它们跟秦汉以来的文化没有直接的联系，杜金鹏说，“从文化传统的亲缘关系上看，只有中原地区发现的龙，从夏、商、周到秦汉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讲，发现于二里头的龙形器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源头。 ” 杜金鹏说，偃师二里头被学术界推定为夏代都城遗址，而夏王朝被学者认为是中国第一个中央王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龙文物，应该视为华夏民族共有的最早的龙图腾。 据龙的发现者许宏博士介绍，它是在二里头宫殿区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中被发现的。 当时，它被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 这引起了专家学者对绿松龙的用途及墓主人身份进行种种猜测。 杜金鹏推测，它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而成的“龙牌”，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冲击效果，是在宗庙祭祀典礼中使用的仪仗类器具。 除了绿松石龙，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有其他与龙有关的文物，如陶器、铜牌饰上的龙图像，有的似蛇，有的脱离了原始形态的蛇形象，有爪有鳍。 据目前所知，在全国现有250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集中出土龙文物的只有作为都城的偃师二里头遗址，且都是出土在宫殿区或其附近重要地点如铸铜遗址或祭祀区。 专家认为，这表明二里头时期，龙文物的地位是显赫尊贵的，是与夏王和其他贵族密切相关的，龙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代表了王权，这种观念代代相传。 新的考古发现，使一度归于沉寂的中国考古界关于夏商分界的讨论重新出现新的兴奋点，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关于二里头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问题，持不同观点的学者都能从新发现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完全是两个声音，但有一点值得放心，无论持什么观点，没有人怀疑新发现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说。 “从新发现中，人们几乎可以触摸到中国第一个王朝的脉动了，”许宏说，但作为都城的二里头，它的内涵布局及其演变过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后人们共同的社会生活与组织结构、它的族属国别以及人地关系等诸多课题，目前还只是粗线条的把握。 就其族属和国别而言，目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论的范畴，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问题的最终解明，仍有待于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内证性遗存比如文字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