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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简讯》魏涵博士采访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陈晓律教授。在访谈中，陈晓律教授阐释了“民族主义”概念与民族主义研究概况，总结了欧洲民族主义研究、欧洲的民族主义研究及二者联系，梳理了国内的民族主义研究历史及现状，并展望了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中民族主义研究的发展。
一、“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研究
魏涵（以下简称“魏”）：您长期关注欧洲民族主义问题，对于民族主义的定义，似乎学界有不同认识。您如何看待民族主义这个概念？
陈晓律（以下简称“陈”）： 英国学者杰拉尔德·纽曼认为，如果将所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进行一个比较的话，那么，最强大和影响最为深远的肯定不是基督教、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伊斯兰主义，而是民族主义。这样的评估显然十分偏颇，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族主义在西方学术界中的影响。
事实上，西方学界早就开始了对它的研究，并产生了种种关于民族主义性质的看法。欧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原则，它坚持政治与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甚至断言，没有现代的国家政权，就没有民族主义问题。汉斯·科恩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即个人对民族政权的忠诚高于一切。这种心理状态是同生养他的土地、本地的传统，以及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权威等等联系在一起的。哈维丁·凯却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创造出来的东西，是现代国家政权在近代初期欧洲西部地区的特殊环境下长期行使权力而产生的。安东尼·史密斯则认为民族主义是欧洲人渴望一个充满自由与正义的王国的产物，与千年王国运动有很密切的关系。著名诗人泰戈尔则认为，冲突与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础不是社会合作，它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完备的权力组织，而不是一种精神理想。泰戈尔甚至认为民族的概念是人类发明的一种最强烈的麻醉剂。“在这种麻醉剂的作用下，整个民族可以实行一整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而一点也意识不到他们在道义上的堕落”。与此同时，汉亭·昂格则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民族的概念就如同自由的概念一样，是一个光辉的字眼，并指出那些不合乎自由原则的所谓民族主义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民族主义情绪早就存在，但只是到18－19世纪才发展成为要求每个民族都建立本民族的政权的政治原则。英国著名的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并不认为“民族”是天生的一成不变的实体，“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要国家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将变得毫无意义。”“民族认同及其所代表的含义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现象，会随着历史进展而嬗变，甚至也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剧变。”
上述种种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和界定，如果仅仅是学术范畴的，不会激发起人们如此长久而浓厚的兴趣。之所以能激发出人们的这种热情，是民族主义与现实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有学者预言：“当20世纪末临近的时刻，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是好的共同体’这样一个现代的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但这样的看法未免过于乐观。冷战之后，原本以为民族主义会随之淡出历史的人们惊异地发现，民族主义依然拒绝退出历史舞台，并且坚持在各种国际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一现象迫使已经准备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过去时”对待的学者不得不重新开始了对民族主义的研究。
冷战后出版的关于民族主义研究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新的突破，其使人耳目一新的看法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将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联系起来，即认为现代民族主义是现代化起步的意识形态，是催生现代国家的重要力量，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现代国家。民族主义是构建现代国家的重要工具。因此，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是共生物。从这种角度看，学者们将民族主义的种种争议归结为：民族本身不是一个古老的观念，而是获取现代文化认同的一种集体行动的产物。很多民族，无论在欧洲，亚洲或非洲，都是新近产生的，这多少否认了民族古老和原始的特性。民族不是一个自然的、具有深厚历史根基的产物，而是一个近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民族与民族主义完全是现代的观念。
第二，是将民族主义按照发达国家形成的历史特点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不再统一地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类型，而是将民族主义与具体国家的发展历史联系起来分析，从而产生了在世界上不同种类的民族主义。因为各国要解决的现代化问题各不相同，所以，民族主义所要承担的任务自然也不一样。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美国的与俄国的民族主义都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传统和现代化历程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复制的。尊重个人自由的传统易于产生民主共和的政权，而强调集体主义的传统则易于产生集权国家。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极端的民族主义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学术界关于民族主义的种种争议和剖析，对帮助我们深化对民族主义的认识，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民族主义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大观念，正如历史上的很多大观念一样，民族主义的内涵与外延也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理解范围。它几乎涵盖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血缘的、种族的、宗教的与地域的等诸方面的内容。因此，民族主义的界定如同民族主义本身一样，越是深入地探讨、所产生的困惑也就越多。
如果从民族主义的定义入手，我们发现上面已经涉及到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民族主义的认识。这些定义，既有从主观出发（即民族认同的角度），也有从客观出发（居住地、血缘、文化、宗教等因素），还有从现代化与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进行的分析（历史与阶级的角度）。但无论哪一种解释，都无法使人们完全满意，也无法用一种公认“正确”的民族主义理论去梳理或解决自己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民族主义问题。换言之，民族主义的困惑来自于其种种理论并不能有效地解答不同地区面临的民族主义问题，以致什么是“正确”的民族主义理论自身就导致了一系列困惑。因此，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剖析这种潜在困惑的根源究竟来自何处。
如果从民族主义产生的历史分析，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民族主义是与人类的现代化进程相关的。在这一点上，笔者基本赞同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有关的理论。尽管人类的爱国主义情绪古已有之，但与特定的疆界、特定的居民，特定的政府与拥有共同的语言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民族主义，只能是产生在现代的生产方式出现之后。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两种植根于不同生产方式的竞争逻辑就泾渭分明：一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初期的经济竞争，另一个是以推动欧洲国家体系形成的封建主义为特征、被罗伯特·布伦纳称为“政治积累”，即在军事扩张和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地缘政治竞争。帝国主义是这两种逻辑融合的产物。如果不存在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才能产生的经济根源，就不会再有地缘政治竞争；但被卷入日益全球化的贸易和投资网络中的资本又依赖于其所在民族国家的各种形式的支持，从关税、补贴到军事力量的使用。换言之，“多个资本”间的竞争现已呈现出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这两种形式。事实上，在冷战结束之前，欧洲列强之间的力量平衡时代是在共同的文化之间进行的。冷战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方”斗争，它基本上仍然是在欧洲上方的争夺。
魏：民族主义研究和民族研究，仅有两字之差，您认为二者有何联系？
陈： 民族主义研究和民族研究之间存在非常微妙的关系。研究民族的时候，在界定民族身份之时，我们潜意识里就会给他们赋予某种身份，他们如果有了身份上的意识，“主义”就产生了。也就是说，如果研究对象懂得民族是什么意思，那么民族主义也就产生了。如果光谈民族，这个概念还是比较客观中性的，但是民族主义却是一个精神层面的概念，因为后者描述了民族基于本群体的利益产生了政治诉求和精神诉求的情形。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民族融合工作似乎远不如美国。美国规定大家有非洲裔、亚洲裔等身份，就不会有什么民族问题。我们有民族身份，比如你的身份是汉族，但我们的民族却是明文确定，比如身份证上的民族标识，确定后就很难再变。我们的民族融合在古代其实完成了很重要的步骤。比如说，其实汉民族也是个融合性民族，各种各样的少数族群慢慢融汇到了汉族之中。我们是以文化来区分民族，如果按血统来分的话，汉族群体其实不会那么庞大。在古代，民族之间的融合非常容易，没有这种民族主义观念的话反而融合起来会更容易。如果我们非要在身份证上标注民族身份，那么民族这一身份就很难淡化，反而会强化。
魏：民族主义研究是否还有流派之分？
陈： 有的，我们过去分了很多流派。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陈恒教授在今年《读书》杂志第1期发表了文章《民族有肚脐吗？》，总结了民族主义的最新动态，其中也总结了具体流派，我基本赞成陈老师在文章中的分法。一个是原始主义派，它认为民族身份是古老的、生物遗传的、不易改变的，而不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这也就是说，民族主义自古就存在，传到中国也好、其他地方也好，古老的民族很早就有了。第二个就是现代主义派，这和我们的民族国家观念、公民观念、主权观念相关。第三个就是民族符号派，比如我们是龙的传人，这就和象征有关。这三个派别下面又可以分成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研究取向的小派别，有政治的、宗教的等等。
二、欧洲民族主义研究与欧洲的民族主义研究
魏：您刚刚出版了新书《魅力与迷惘：欧洲民族主义五百年》，从一个他者视角深度聚焦了欧洲的民族主义问题。您认为研究欧洲民族主义的关键是什么？
陈： 民族主义研究是与现代化研究相关的，而其扎根于对欧洲近代历史的研究。南京大学的欧洲中心所承担的欧盟项目，就是欧洲政治经济的历史研究。也可以说，南京大学的民族问题研究与现代化研究几乎是同步的。我认为，民族主义的种种困惑，是源自欧洲产生的民族主义诉求，以谋求自身的利益为动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步扩展，并最终被不同文化圈的民族用于争取自身解放斗争的结果。于是，民族主义的内涵与外延就有了极为不同的拓展。也就是说，当今我们在民族主义的属性和概念方面发生的种种分歧，其根源在于忽视了民族主义产生的区域因素。正是现代民族主义产生的区域性因素，导致了民族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歧义。原产于欧洲的民族主义，既有其普遍性，也有其内涵的特殊性。在欧洲，民族主义的“身份”虽有很多含混之处，但这些民族毕竟长期生活在共同的基督教文化氛围中，不同民族的交往乃至通婚，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多个不同的民族往往隶属于同一个君主，人们在价值或其他方面很容易寻找到共同的东西。也就使得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不至于产生自说自话的困境。总之，欧洲是一个全球发展中的特殊地域，在那里，世俗世界的协调自罗马帝国衰亡后从未形成一个统一与稳定的格局，作为一种层层分封的封建依附式的政治结构，表面上看是“一个经济与政治的有机统一体，但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表现为四分五裂的权力链条。”不过精神世界的统一却由基督教完成了。于是，当现代化的进程开始后，这一区域性的特点就引发了含有欧洲特质的民族主义浪潮。因此，要深入剖析现代民族主义，就必须破解欧洲民族主义的迷思。
这一区域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既是孕育西方文明的摇篮，也是产生现代民族主义的土壤。由于这一特点，民族主义与西方文明的种种属性产生了十分自然的内在联系，并相互纠缠着进入了现代社会。正如盛洪所说，西方文明是一种比较具有进攻性、比较具有扩张性的文明。原因是西方文明两种传统（两希传统）的互动在其内部形成了一种竞争构架，这种构架推动了西方近代的发展。正是西方文明的这种传统及其竞争结构形成了民族国家的竞争，而民族主义更是把这种竞争推向了一个极端。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竞争，不仅是一种和平的竞争，也是一种通过暴力、战争的竞争。这是近代欧洲战乱不已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竞争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东西，如巨大的人员死亡和财产损失。当然，它也带来了对西方来讲所谓正面的东西，比如它刺激了西方国家对武器的改进，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由技术的发展又导致了包括市场制度、政府制度和企业制度在内的近代制度的形成。这种竞争激烈到最后无法在欧洲本土完全摆平，于是自然走向对外扩张，这实际上是把近代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推向了全世界，也把欧洲国家之间的那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推向了全世界。这可能是西方文化的特点。
就此而言，西方文明具有强烈的竞争和扩张意识是不争的事实，而其对世界的影响在于现代化进程启动以后，欧洲的竞争具有了全球规模的效应，欧洲对世界的冲击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化的冲击。所以，要解读欧洲的民族主义就必须考察其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魏：欧洲学者似乎会更加关注他们本土的民族主义问题，那么他们自己对欧洲民族主义的研究，又有什么特点呢？
陈： 一般来说，他们可能还是强调历史的流变。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一个民族国家，都会强调自己的祖先都是伟光正的，都要从不同层面去考证。比如说，圣女贞德原来在中世纪的时候就不怎么出名，但是后来法国人要寻找自己祖先的伟大和光荣，就将圣女贞德一再拔高。很多国家都在做类似的工作，都要力证自己祖先的与众不同，如果现在没有，也要慢慢从神话或者意识当中慢慢挖掘出来。我相信以后还会有新的民族英雄被发掘出来，他们要证明这些符号下面的东西，即在自己的语言、文学、智力水平等方面的东西，不会弱于其他地方。
但是现在，我的实际感受是，民族主义研究对欧洲的政策影响力不大。原来欧洲国家对他们的民族问题很感兴趣，但是这种兴趣现在淡下去了，因为他们遇到了更加紧迫的移民问题。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现在欧洲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不是解决内部的民族问题。比如现在我看不出德国人、法国人、瑞士人之间有多少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学者缺少内生动力去过多地研究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问题，他们现在也不强调边远民族融入欧洲社会的问题，反而比较关注流浪者。他们现在在研究如何把乞丐、流浪者等群体融入到社会中。这些问题也很重要，但现在我们不是很感兴趣，我们主要观察的还是既有民族是不是仍然会发生冲突，比如苏格兰独立运动、俄罗斯的民族问题等。
欧洲的民族主义研究实际上提升了我们对整个欧洲文明的认识。欧洲每一个民族发展，都有着它自己的历史过程。在做研究的时候，就会把它们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这个梳理过程事实上就推动了对整个西方文明历史的了解，理解了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及其历史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它界定了各自民族的长处和生存位置，实际上对整个民族奋发向上有很大的好处。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落实到基本点上，就是大家都必须要努力奋斗。
魏：欧洲现在的民族主义研究，主要关注哪些议题？
陈： 欧洲现在的民族主义研究，更多地转向了移民问题，其他问题不是特别关心。过去欧洲的原住民，主要都是基督教信徒，尽管分属不同的教派，但看上去还是一个大家庭。现在欧洲涌入大量移民后，这些人的宗教信仰、人种和语言等与欧洲原住民不同，进入欧洲社会后会形成新的民族问题。所以对现在的欧洲来说，移民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问题，但学者反而不敢涉及，有政治不正确的风险。
欧洲的外来移民构成了新的民族问题，原来的民族反而在淡化。欧洲成功的地方在于，他们用公民身份取代了民族身份。只要你是欧洲公民，无论你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只要有公民身份，你就能享受社会福利，就能得到工作和相应的待遇，就能有住房，也能拥有各种各样的医疗条件。强化民族作为国家公民的意识，而不是强化他们的种族意识，这个非常重要。但新来的外部移民，没有获取到公民身份的话，过了若干年后，他们是否还愿意接受、认同这一套规矩？这不好说的。
魏：国外民族主义研究有没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您怎么看这些研究方法？
陈： 其实有些研究方法是否有实效，我不好说。结论和议题的选择比方法更重要。比如有关民族的界定，最终要使大家信服。你说你是法国人，那么法国民族主义有什么特点？这个结论首先要让法国人觉得合情合理，而不是说这个学者为了得出结论使用了什么花哨的方法，我觉得后者并不是特别地重要。
政治对民族问题的操纵不少，但这类问题现在很少去研究。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说他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在我看来这类问题都不太重要，我都不怎么看这方面的资料。就比如说，西方支持以色列去打穆斯林，但是他们又支持穆斯林打塞尔维亚，这是为什么？这种我比较关心的现实问题反而没什么人去研究它。
三、国内的民族主义研究纵览
魏：让我们把视线再切回到国内，我们再聚焦一下国内的民族主义研究。对于国内的民族主义研究，您觉得它的历史、研究方法等方面有什么特点？
陈： 首先，在我看来，国内的民族主义研究反而更受限制，因为其敏感性，牵涉民族问题的文章都不太好发表。最近情况应该好一点，但在过去十多年，一提到民族问题就会有些敏感。国内的民族问题研究，主要有几类：一是民族语言研究，比如某个民族的语言是不是属于汉藏语系；二是民族人种的起源，比如南方汉族和北方汉族之间有什么相近的地方；三是宗教和文化，比如不同民族文化传统有没有相通的地方，衣食住行有哪些互相交流和融合的地方。还有个更新的民族研究，我也不太清楚它应该怎么归类，比如说农民工问题。如果是少数民族农民工问题，那它会很快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但其实少数民族农民工问题和本地农民工问题有多大差别？这类是不是叫民族问题我还搞不清楚，但目前得到了民族研究的支持。那么相对而言，汉族却在民族研究的范畴之外，就没有汉族研究，这就很有趣。民族研究恰好把汉族排除出去，国外的民族研究和国内的民族研究的不同，大概就是主体民族肯定是包括在内。我一直觉得这种划分不太好，有一种逆向歧视的感觉。
关于国内研究民族主义的历史，实际上，之前已经有很多文章涉及到民族主义的话题，但我好像还没有看到系统性的相关成果。对于我自己的这本书，我其实还有一些遗憾。首先，因为这本书拖太久了，后面发生的一些变化还没有完全跟进。另外，这本书在语言上还有一些缺陷。比如，针对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研究，我们还缺少足够的外语人才和相关的设施。当然，这两个国家的民族也不属于欧洲民族，欧洲民族主义主要还是以英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为研究对象，所以针对这两个国家的研究短板影响不是很大。
我们国家对欧洲民族主义的关注实际上在解放前就有。当时很多民族主义相关的概念对中国人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启发作用，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很多民族概念都是从西方过来的，我们过去对自己原本的东西了解还不是很完整。在建国以后，许多欧洲研究学者就在关注欧洲民族主义这个话题，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出现成体系的大部头作品。
方法上，我们国内针对欧洲或者其他地区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还是依赖历史的方法。在历史过程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他政治或国际体系等方面的独特之处。但是历史研究实际上还只能把这个脉络梳理出来，从这些过程来发现他们的共同之处。欧洲民族主义，在我看来是有很多共性的，这种共性就是它们处于同一种基督文化之中。民族主义使得欧洲的一统天下非常困难，但却有其实际的历史作用——大家先分家过日子，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再说。
魏：相比于欧洲的民族主义研究，您认为国内民族主义研究有哪些优劣势？
陈： 前面说到国内民族主义研究，因其敏感性会有不少限制。除此之外，相比于西方国家的欧洲民族主义研究，我们国内学界还有不少劣势。比如，我们起步较晚，国外学术团队的研究严肃性比我们强，国内学者很多时候还只能依靠个人努力，缺乏体系的支持。我们也没有机构统筹，我认为欧洲民族主义研究需要国家来确定方向，在什么学科设置什么研究点，不能完全自由式地无序发展，老师退休了这一方向就会熄火，年轻人很难接上去。
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我们强调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要紧紧抱在一起，这就是民族团结。各民族最终要融入到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园之中，强调民族融合，这就是我们的研究优势。研究民族的目的是什么，研究这个民族是要跟他们分家，还是融合在一起，研究目的要明确。过去我们这些民族，还不叫“族”，都以“人”来称呼，比如藏人、维吾尔人、回人等，后来我们才称此为民族。这些民族中，有的人口很少，只有几千人，甚至几百人。我们把各民族融合起来，让他们建立正常的融入性思维，这非常有意思，也很有成效。比如云南有很多少数民族，帮助他们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些工作应该说还比较有效果。早在1954年，周恩来总理就强调过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民族融合。只要融合在一起了，民族问题就解决了。
魏：您觉得今后民族主义研究有什么需要特别关注的领域吗？
陈： 我认为，国内外现在的民族主义研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民族融合问题。实际上，很多民族在历史上消失了，很多民族和其他民族融合了。总体上看，民族融合是避免民族矛盾的一种现实的选择。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我们的民族研究更应该体现这种取向。在现存的国际秩序内，以现存的合法国家为基础，以公民身份整合民族差异，应该是一个好的方向。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同仁应该携手完成这一国家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使命。
四、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民族主义研究
魏：您的专著应该是国内第一本系统完整介绍欧洲民族主义的成果，您认为欧洲民族主义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有何联系？欧洲民族主义研究如何助推区域国别研究？
陈： 我的欧洲民族主义研究主要还是从世界史学科的角度展开，所以针对欧洲民族主义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的联系，我的视角更多地会从世界史学科出发。首先，夸张点说，世界史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人类总是希望从自己过去的经历中获得某些感悟，以此来对未来做出预判。所以，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本来就是区域国别研究的第一步工作。第二，世界史是所有涉外学科的基础学科，所以也是区域国别学的基础。区域国别研究是一门交叉学科，他的内部也有一定的学科排序。区域国别研究首先应该从语言开始，然后由历史奠定基础，再延伸到政治、经济、法律等其他学科。
第二个问题，欧洲民族主义研究如何推动区域国别研究，我认为这个问题还可以从更加广泛的视角来考虑。欧洲民族主义是欧洲研究当中的一个具体话题，欧洲研究又是区域国别研究当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所以我们可以从更广泛的学术研究视角来考虑特定研究方向或研究领域对区域国别学的推动作用。我认为，做研究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选题，选好了题目才能和现在的区域国别研究真正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区域国别学科发展的需要。过去，在资料匮乏的时代，选题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能找到什么样的资料就做什么样的题目，但是现在我们能找到的资料非常多，使得这个过去不是问题的问题也变得棘手了。我认为，我们的研究选题应该遵循一个大致的优先排序，这种排序也能够解决资源有效分配的问题。我知道，排序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难题，每一种分级或归类都有他自身的道理。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来的一个排序：第一是国外的热点问题，第二是国外的冷门问题，第三则是国外的基础研究。在做好排序之后，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要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努力不能轻易受到其他专业同行的影响，比如世界史研究人员不能简单重复中国史的研究标准，世界史同行在一些现实难题下，还需要耐得住寂寞。只有从更加全面深入的角度去研究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我们才能进一步进行区域国别研究。
魏：南京大学的民族主义研究有何特点？
陈： 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就设立了边疆政治系，它实际上也和民族问题紧密相关，这种传统也延续到了今天。历史学院还有几位老师正在继续做这些主题的研究，比如规律的民族主义；我在《世界历史》的一篇论文《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提出了强势民族主义和弱势民族主义的概念。还有蒙元与边疆史地研究的华涛老师，徐新老师的犹太研究做得也不错，国际关系学院的吕磊老师在德国民族主义方面具有很深入的研究。但这都是比较零散的分布，而且都和历史研究有关系。虽然我在做欧洲民族主义研究，但从语言条件来说还十分受限。我们也有俄语专业人才加入到研究团队中，我还希望有更多的外语专业人才加入到欧洲民族主义研究之中。南京大学有非常好的资源，但是缺少整合，所以希望校领导能有长远的眼光来发展我们学科。
学人简介
陈晓律，师从著名英国史专家蒋孟引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欧洲学会历史分会副会长，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世界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英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周边平台平台长。专著《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获国家教委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专著《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获国家教委第二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此外在《世界历史》《南京大学学报》《世界史研究动态》《史学理论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史学集刊》《史学月刊》《读书》《国际学术研究》《江海学刊》《历史教学问题》《探索与争鸣》等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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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文化的特点体现在哪里
一、民族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这里强调的是文化的民族形式。 这种文化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奴化思想，主张坚持和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与独立。 它是中华民族的，带有民族的特性，是以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相互吸引和相互发展的联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 二、科学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这里强调的是科学的内容。 这种文化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对于中国古代文化，要有批判地吸收，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同时，要尊重中国历史的辩证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 三、大众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这里强调的是文化的大众方向。 这种文化应该为全民族90%以上的工农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因此，是最民主的文化。 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因此，文化工要接近民众。 民众是革命文化的丰富源泉。 四、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居于指导思想地位的是共产主义思想。 是否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同旧民主主义文化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基本内容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指导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
流动的现代性目录
在现代性的流动目录中，我们首先探讨了前言中的轻灵与流动概念，揭示了解放这一复杂议题，批判性地审视了身份的偶然性和变化，个体在公民斗争中的角色，以及在个体化社会中批判理论所面临的困境。 进一步，我们重申了批判理论的重要性，并讨论了生活政治批判的实际应用。 在个体性章节，我们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双重性，既有汽车带来的便捷，又有购物的驱逐妖魔仪式。 消费行为如何从被迫转变成上瘾，消费者的生理与心理状态，以及购物作为自由表达的表征，都被细致地揭示。 时间与空间的章节探讨了现代性中的陌生人关系，从禁绝之地到诱人的轻巧，以及从沉重到轻快的时间变迁。 短暂生存的哲学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 关于劳动，我们审视了发展进步与信任历史的关系，劳动的兴衰变迁，以及从结合到共处的转变。 附带探讨了延迟的发展史与人类在不稳定世界中的结合难题，以及不信任如何影响自我存续。 最后，我们触及了共同体议题，民族主义的符号意义，团结的建立途径以及民族国家之后的社区构建。 在补论中，我们关注写作与写作社会学的关联，揭示其在理解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和影响。
在全球化影响下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
维普网上的论文“全球化”和“文化”都是内涵复杂定义纷呈的概念。 总的来说，全球化的研究具有了跨学科、整体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其中经济全球化概念基本上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科技信息时代的到来，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密切交往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对一些共同规则的诉求，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化全球化的研究。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文化全球化问题研究的路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过去只关注经济因素转变到经济文化因素同时关注，例如世界体系论代表人物、美国学者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对自己理论的修正；另一种是直接用文明和文化来解释全球化进程，例如哥本哈根大学的弗里德曼就认为全球化体系的变化过程是不同文化的替代过程。 [1]综观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主要有如下问题：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全球文化的构建以及文化全球化问题。 一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全球化研究的前提是对全球化与文化关系的把握。 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理论在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就是把文化的概念引进了研究领域，扩大了全球化理论的包容力，提高了理论的解释效力。 [2]英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在《全球化与文化》一书中明确提出：“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 ”[3]在他看来，全球化与文化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汤姆林森认为把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传播学领域引向文化领域，旨在揭示全球化的文化实践内涵。 关于全球化，他提出要从日常生活体验角度去思考，要分析其中的亲近感、独特性。 关于文化，他认为必须要从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错综复杂的实践关系去阐明文化目的性，即什么样的感受使得生活充满了意义。 他更为关注的是文化广为人们接受的特征，他借用威廉斯的名言“文化是普普通通的”这一理念来为自己的文化做注解。 事实上，汤姆林森是从杂交化、传媒亲近感、世界主义等方面探讨全球化与文化的联结，提出全球化不仅是资本、劳动力和商品在全球的流动，它还带来了我们文化体验的转型。 这种文化体验，既是世俗的、普遍的，更是深刻的。 他集中探讨了“非领土扩张化”概念,认为非领土扩张化是我们目前全球化的文化状况,它存在于日常体验之中,把握住了全球化文化的诸多方面。 “非领土扩张化”概念所要表达是，全球化从根本上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它使我们的文化实践、文化体验和文化认同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型，它削弱或消解了日常充满活力的文化与领土定位之间的联系；这对于民族文化而言，机遇与危险并存。 所以，他呼吁全世界团结一致。 美国文论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对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也有自己的思考。 关于全球化，他认为这是一个传播性概念，它交替地掩盖与传递文化或经济含义。 但他又认为单将传播作为全球化概念的焦点在本质上是不完整的。 在他看来，当代传播的发展再也不具有“启蒙”的寓意，而是具有新科技的内涵。 这一传播性概念既具有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层面，即被赋予了一个更为恰当的文化层面的所指或意义，对于传播网络扩展的假设已被暗中改换成某种关于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的消息。 同时，又被暗中改换为一种对于世界市场与其新建立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看法。 一场特大范围内的全球性劳动分工，以及充斥着商贸与金融内涵的新的电子商务路径，即它的经济方向。 所以，詹姆逊认为作为与传播性概念的全球化密切相关却并不相称的两面，产生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观点：如果只强调这种新传播形式的文化内涵，那它将会逐渐表现出对差异与分化的一种后现代的颂扬，瞬间会感到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处于彼此相容的关系中，形成了一种广瀚的文化多元主义，让人很难抗拒；但如果倾向于对全球化经济方面问题的思考，那么它又会受到那些经济准则和意义的影响，人们会发现这一概念变得愈来愈暗淡晦涩。 他认为，这里占据显著地位的是不断加强的同一性，而不是差异性。 [4]可以看出，詹姆逊是以经济文化的互动交织来定位传播性的全球化概念，对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做出了“经济文化式”分析。 诚如他的发问：“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和经济的关系是否有根本的改变？”[5] 二现实与想象的文化全球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经济与文化的密切渗透，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由此，文化全球化问题日益提上日程。 关于“文化全球化”的内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界定，学者们更多是从全球化研究的范围及影响谈到文化的全球化现象与可能。 戴维·赫尔德等在其所著的《全球大变革》中指出，在关于文化全球化的性质和影响的当代争论中，主要有极端主义者、怀疑论者和变革论者三种。 在美国大众文化或西方消费主义的支持下，各种超全球化论者描述或预测的世界是同质性的。 但超全球化论者也受到怀疑论者的挑战。 怀疑论者认为，与民族文化相比较，全球文化具有空洞性和暂时性，而且，由于世界主要文明的地理政治隔阂，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具有持续的重要性。 持变革论的人认为，文化与人口的相互融合与交流将产生混合文化和新的全球文化网络。 关于文化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赫尔德等人认为，跨区域、跨文明以及跨洲际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制度的存在——文化全球化——有着深深的历史根源。 3000年前社会之间的文化互动已经非常复杂，但是形象与符号的剧烈运动以及思维模式与交流模式的广泛传播则是20世纪晚期和新千禧年的独有特征。 由于当代电信、广播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交流在全球范围覆盖的区域以及文化交流量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6]他具体分析了文化全球化的不同历史形态。 他们的这种分类基本上概括了当前对待文化全球化的不同态度。 极端主义者和怀疑论者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思维的单线性，这显然不符合复杂的多元化现实。 其实，不论何种态度都表明文化全球化正在进行中。 文化全球化既是现实的，又是想象的。 文化全球化是现实的。 首先，随着文化消费的全球化，文化在全球迅速普及。 消费文化以其通俗性与普及性极大地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以消费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文化得到包装并借助商品而传播， 这是非常有效的传播方式。 其次，信息时代的到来，借助网络这个工具，资讯传播更加方便迅捷，整个世界犹如一个小村庄， 一个消息、一条信息瞬时间就能传遍整个村落。 “地球村”表明了文化全球化的现实性。 另外，文化不是空穴来风，它的存在与发展依赖于个人、组织、民族等实体，随着这些实体在经济全球化交往的不断深入和广泛进行， 文化负载着经济，经济传播着文化，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传播，文化全球化得以实现。 文化全球化又是想象的。 从消费文化的层次上看，初看起来似乎是同质化过程，但实际上呈现出的是混合化特征，没有任何文化会存在于不受时空限制的文化真空之中。 从文化的接受者和消费者角度来看，文化的生产和传播环境最终总会遇见一种已经存在的参照框架的影响与制约。 后者涉及一个更复杂的过程，简单的同质化概念并不能正确地记录这些问题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性质以及他们产生出来的文化创造性。 所以，文化多元与文化多样是必然的。 但有一个前提同样重要，那就是文化多元与文化多样的前提——文化主体平等。 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多元与多样。 从文化全球化的实现路径来看，国内学者王宁认为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有两个方向：一是随着资本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展，（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会渗透到这些地区；二是（ 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 这样便出现了边缘文化渗入到主流文化之主体并消解主流文化霸权的现象。 [7]可以看出，王宁是以资本输出的路径来分析文化全球化的路径的。 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输入与输出，它预示着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与渗透，但根本上这是一个经济的做法。 经济的逐渐演变成文化的，同时文化的也逐渐演变成经济的。 文化是重要的经济产品，离开这一点，经济体系无法发展和扩张。 同时，也有观点认为文化担负着诸如公民权这样的理念和运作，可充当民主政治的试验场，显然这是在设置文化与政治层面的“融合”。 三“全球文化”的构建 随着不同民族文化渐渐走向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与渗透日益广泛、深入，这也渐渐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全球文化的构建。 对此，也有不同观点。 第一，一元为主的“全球文化”。 汤姆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公开质疑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指出文化帝国主义本没有原初形式可言，有的只是对它的不同解读；只有剖析其在不同话语中的内涵，才能得出其实质。 他认为一些学者过于维护文化的差异性，否定其同质性，这很容易陷入文化相对主义。 文化发展的前提是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平衡，而某种程度的同一性则有利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对话与沟通以及人类的和睦与进步。 现代文化的全球化是我们的文化宿命。 基于其自身的文化经验背景，他否定同一文化有“文化支配”以及相应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说法。 事实上，在全球有无一元文化的分析中始终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即如何看待美国文化。 在当今世界上，美国文化并不是唯一能够在全球扩张的文化，但同时也必须肯定美国在全球文化的许多方面仍然领世界风气之先这一事实。 这不仅因为美国拥有制造并在全球传播自己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无与伦比的手段，而且还因为美国具有一整套能够使其成为全球文化传播者的文化与历史特质。 这种状况虽然并不意味着世界打上了文化同质性的烙印，但也确实表明，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人们不得不把美国文化与本土文化当成共存的现象看待。 美国流行文化具有约瑟夫·奈所谓的“软权力”——劝说或合作的权力。 实际上，汤姆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正是想在世界范围内肯定和推广美国文化。 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明眼人一眼便能揭穿。 詹姆逊认为，主张同一的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肯定了美国文化。 他提醒人们谈到文化全球化时民族主义问题或民族自豪和民族尊严不是唯一面临危险的东西，人们更应该警惕其中蕴含的另一种倾向。 他提出文化和民族（或种族-民族）与流行或传统文化的形式是一致的，而这些文化形式似乎正在被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电视演出、服装、音乐、电影等等）逐出并取而代之。 对许多人而言（特别是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工作的人），美国文化已渐渐成为他们界定全球化文化的真正核心。 他说：“美国的电视，音乐，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 ”[8]对此，依附理论学派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美国今天仍处于称霸的阶段，但是这一霸权地位却因欧洲和日本的赶超而不断被削弱，而且用新自由主义构架来管理长期受危机打击的体系，已经进入它的崩溃阶段。 近年来，后殖民主义和新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与此直接相关，美籍印度学者萨义德（Edward ）就是这方面的著名代表。 第二，多元共存的“全球文化”。 在“全球文化”的构建中，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文化的多元共存。 英国学者M.费舍斯通(Featherstone)在给一专题杂志写的导言中提出了全球文化出现的可能性问题。 他认为全球文化的相互联系状态的扩展也是全球化进程，它可以被理解为导致全球共同体即“文化持续互动和交流的地区”的出现。 这种全球文化应该是文化的多元化。 因此，在他看来，全球化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而不只是普遍主义的特殊化。 日趋全球化的世界文化中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实际上已成为全球化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认为全球化和本土化相互作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现象的出现，即全球化不可能全然取代本土化，本土化也不可能阻挡住全球化的浪潮。 这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可伸缩和谈判的张力，有时全球化占主导地位，有时本土化占主导的地位。 这种情况在文化领域中最为明显。 因此，他认为文化上出现的全球化现象并非只是单一的趋同性，它也可以带来多元的发展。 因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着自己的特性，若想掩盖或者抹去这种特性，就只能导致世界文化的倒退。 所以，他将全球化描绘为“普遍的特殊化和特殊的普遍化的双重过程”。 另外，世界体系论代表人物沃勒斯坦也同样认为单一世界文化的概念面临强烈抵制，它必然会受到政治沙文主义和多种反主流文化的反对。 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与其说是朝向文化同质化，毋宁说是走向文化分化与复杂化。 全球文明论者玻尔马特（）也指出，目前的全球化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文明的前导，全球化就是为了要创造一个世界文明，在这个世界文明中有一种全球“融合”的动态形式。 他把这种动态“融合”看做一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方面的相互协调的过程。 〔9〕 第三，文化的冲突与对话。 谈到“全球文化”的构建，必然要谈及文明的冲突与对话。 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用文明替代了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并设计出一幅未来多种文明冲突的景象，声称西方文明的最大对手是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 他实际上是把现实政治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系统化和抽象化了。 虽然在以后的著作中有所调整，但不难看出他在文明关系上的竞争论立场。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福山（Francis Fuknyama）的历史终结论。 他认为，自由民主作为一种人类的理念已经很完美、无可匹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取得了主宰世界的正统性，因此，历史终结了，即历史上的许多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已经形成了合理的制度与行为模式。 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趋同论，即世界统一于自由民主。 其实，福山与亨廷顿的观点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两者都在为西方的文明地位考虑——福山认为西方的文明已经取胜，体现出一种优越感；而亨廷顿却在为西方文明的主体地位忧虑和担心。 杜维明在为联合国2001年《文明对话宣言》所写的“全球化与多样性”中谈到，在21世纪，对国际安全的最大威胁不是经济的或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就此而论，文明冲突理论比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更具说服力，因为它承认文化的重要地位并希望妥善处理宗教差异。 不过，杜维明明确反对文明之间的冲突，他的立足点是坚持跨文明对话，实现文化的多样化，超越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以达于各文明间的真正和解，用来标志这种和解的概念被称做“全球共同体”或另外“地球村共同体”。 〔10〕 另外，德国学者哈德尔拉·米勒也表现了一种不同于亨廷顿的立场，并在《文明的共存》中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进行了批判。 米勒认为，文化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对历史的发展真正起重要影响的还是经济与政治力量。 在他看来，文化之间冲突与融合，主要不是取决于文化自身以及各个民族的文化态度，而是取决于经济与政治的发展。 他认为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既可能导致文化的冲突，也可能导致文化的融合。 他呼吁人们要加强文化对话，促进文化融合。 不过，对于文化对话与融合，他将更多希望寄托在西方人特别是美国身上。 他说：“在21世纪，人类将走向何方，文化的差异是成为划分界限的原因，还是会演化为促进合作的原动力，这一切取决于我们西方国家对待文化的态度。 美国作为西方的领头羊，理所当然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 〔11〕 结语 当今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一方面加速了文化之间的交流，拓展了文化交流的范围，强化了文化精神中的人类整体意识；另一方面也伴随着文化、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引起传统文化的危机和失落，使真正的文化精神难以升华。 可以看出，实际上全球化文化研究必须要遵循文化自律和他律两条逻辑，其内涵和影响是复杂而深刻的。 但不管如何，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两个事实：一是全球化文化的发展不单单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交织过程；二是美国文化在全球化文化发展中有着重要影响力，它的扩张造成了文化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因此，在全球化文化的研究与发展过程中，民族狭隘主义与普世主义都有明显的局限，文化的交流要通过平等对话来实现，而真正的平等不仅仅是文化身份的平等，更是一种经济与政治地位上的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