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底，陈侃理的《重写秦汉史：出土文献的视野》出版，这是全球秦汉史学界的标志性事件。他要我为此撰写书评，对我而言不仅荣幸，还责无旁贷。因为我原先忝列《重写秦汉史》群内，最终拖沓掉队未能交稿（原因详下），以书评稍赎前愆，自是义不容辞；而我参与此书的写作历程长达十年，浸淫日久且具备某种程度的内部视角，有机会以书评的形式呈现若干所见所思，亦有独特意义。当然本文的观点全部是我个人的立场，所有问题皆由我自行负责。
《重写秦汉史：出土文献的视野》书封
我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曾听闻先秦领域的老师怀古：她们当年选择研究领域时，对古典中国感兴趣，但不想研究出土文献的学生，就会选择后段的秦汉时期。显而易见，当出土文献研究已足以重写秦汉史的时代到来，古典中国研究者也就不再能回避出土文献的挑战，必须直视出土文献所呈现的崭新且全面的秦汉史图景，本书乃应运而生。
本书的出版适足提供一条沟通出土文献与秦汉史之间的捷径，书中九章《文字发展》《文书行政》《律令法系》《徭役制度》《军事制度》《政区地理》《信仰世界》《时间秩序》《里耶秦简》，若非有深厚传统的旧领域，便是能引人入胜的新领域。对新一代的秦汉史学子来说，《重写秦汉史》必须花时间通读，借以初步建立出土文献与秦汉史的基本知识框架；对当代的秦汉史研究者来说，《重写秦汉史》更须时时置于案头，藉此掌握自己专业领域及其之外的重要学术进展。
但《重写秦汉史》并非一本新的《秦汉史》。正如陈侃理在后记所言：“‘重写’不是完成，而是一个开始，一种希望，一份邀请。”本书更准确的名称其实是《重写秦汉史之前》，《重写秦汉史》是一项阶段性任务，是重写秦汉史的必要准备工作。
今人提及《秦汉史》，很难不想到下列诸家及其著作：民国初年钱穆（1931）、翦伯赞（1942）、吕思勉（1947）等人的早期经典，都是史料全凭传世文献之作；数十年后林剑鸣的《秦汉史》（1988）、西嶋定生的旧版讲谈社中国史《秦汉帝国》（1974）、杜希德（Denis Twitchett）与鲁惟一（Michael Loewe）的《剑桥中国秦汉史》（1986）等后期经典，受时代所限，出土文献在全书里的分量也只是稍有补益；直到近十来年王子今的《秦汉史》（2009）、鹤间和幸的新版讲谈社中国史《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2004）、陆威仪（Mark E. Lewis）的《哈佛中国史·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2007），方因地不爱宝，对出土文献已多有参考，然而究其实质，当代名家的学术底色仍未深受出土文献的浸染，其作品仍可视为传统秦汉史的殿军。
正因如此，今人要想追步前辈名家，根据出土文献重写秦汉史，已不能仅止于书写内容的更新，更应进一步作出书写思维的改易，乃至书写结构的变革。要做到这点，群的世代交替几乎不可或缺，2013年陈侃理对《重写秦汉史》一书的筹划可谓切中肯綮：
本书的都是不满35岁的道地青年。
大都在世纪之交开始接受学术训练，得益于前辈的开拓、资料的喷涌，以及那十余年间相对宽松的时代氛围、学术环境，已在各自的领域初露头角。
《重写秦汉史》的群都是青年，他们从踏入秦汉史领域开始，至今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新世代学者，其学思历程无不受到近年出土文献尤其简牍井喷式出版的密切影响。二重证据法仍是二重证据法，但主从轻重已经有所更易。无论新世代学者怎么看待秦汉史，无论传世文献再怎么不可偏废，出土文献都已经内化到他们的学术血液之中，成为他们思考不可或缺的养分，这是新世代学者的“原罪”。根据出土文献重写秦汉史，是孔恩所谓学术典范转移的革命，是新世代学者应有的学术担当，是死而后已的事业。孙闻博在写作本书时，感受到一种“英雄气概”，或可如此诠释。
秦汉史的书写思维要如何改易？陈侃理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譬喻：
历史上的研究对象好比业已消融的冰山，古人图画了它的轮廓，而出土文献则是偶然崩落到我们手中的碎片。这块碎片来自冰山本身，有着任何图像都描摹不出的温度、质感、味道。但冰山毕竟不是冰块，只有把碎片放到整座冰山的影像中去，才能充分认识两者，并获得一种想象的能力，去思考潜藏在海平面以下的巨大存在。
此说阐述了出土文献与秦汉史的关系，凸显了出土文献原始性与碎片化的特征，特别精彩的是利用海平面下的冰山意象，呈现出过往历史确实存在，却又不可捉摸的性质，历史学者必须在史料的基础上想象，才可能对整体历史有所把握。但若求全责备，我认为此譬喻对传世文献的着墨有所不足，而冰山与冰块的自然性质，强调了历史现象的客观存在，多少削弱了历史的另一个面相，也就是史料的主观意图：今人所能得知的历史现象，必定都来自于根据人类某种意图方得以保存下来的史料，无论该行为是否为狭义的历史书写，无论书写之物最终成为传世文献抑或出土文献。因此历史既不绝对客观，也不全然主观，历史是主客观交融下的产物。正因如此，傅斯年说“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罗新则说“一切史料都是史学”。
在此视角下，我想提供另一个譬喻，作为互补：如果将过往的历史视为一幅失传的古画，那么传世文献可以视为古画真迹在后世的摹本，勾勒全局，但细节难免失真；出土文献则可视为古画真迹的残卷，局部真实流畅，但无法复原全景。我们还可以把譬喻想得更复杂：过往的历史就是过往的历史，稍纵即逝，无可留存。各路画家留下的一幅幅画作，都是史料。有的画家，精细描绘近在眼前的景物，工笔画作有如巨细弥遗的日常行政文书。有的画家，为了呈现远方的飘渺山水而采用泼墨，视野宏阔，但细节疏略，略似概括整个时代的正史笔法；有的画家不写生，直接摹仿他人的画作，作品却又留下种种个人特征，正像书籍的代代传抄；至于意在画外的文人画、兼具全局与细节的长卷……在史料里也都有可供比附的例子。然而可以断言的是：即便古画再多幅且完好无缺，将它们全部拼凑在一起，也绝不可能复原完整的风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与森罗万千的历史现象相比，数量实在太过有限，要想彻底还原历史的真相绝无可能。但史料就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全部，一切的史学工夫都只能在螺狮壳里做道场。以管窥天，诚哉斯言！
写作的思维与结构
回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重写秦汉史》群对其理解当然不完全一致，但考虑都十分精审，因此对秦汉史书写思维改易的把握也十分鲜明，往往能在专业领域提出独到之见，本节略举数例：
陈侃理在第八章《时间秩序》里全面回顾了秦汉历法研究，最终他独到地指出不同出土文献所见具体朔日、闰日的落差，并非书手的抄写谬误，反而应视为当时地方行政与区域社会使用历法的实态；过往学者受制于传世文献与自身经验，相信秦汉王朝跟当代政府一样，由中央政府建立且在全国执行一套完全划一的大一统历日秩序，因而引发历法构拟与复原的争议，对他来说，几乎可谓之“假问题”。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所见秦汉历法高度相似，却又有微幅落差，这才是当时大一统理想与实践关系的真实样貌。如此彻底站在出土文献的“立场”，进而反思传世文献的“立场”，非常适切地说明了何谓秦汉史书写思维的改易。然而这样的研究实例十分难得，即使在《重写秦汉史》各章里亦不多见，更非出土文献研究的常态。而且根据如此彻底的书写思维改易进行研究，必须奠基于对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性质及适用范围皆有精准且全面的把握，否则极易“站错队”，发生过犹不及的诠释失当。
同样成功的例子，又见于张忠炜在第三章《律令法系》对秦汉法典起源的回顾。出于唐人之手的《晋书·刑法志》所建构的传统中国法典发展谱系屹立不摇长达千余年，迄今却受到出土律篇强而有力的挑战。近年湖北荆州张家山247号、336号墓，胡家草场12号墓与云梦睡虎地77号墓随葬的竹简律令，以及湖南益阳兔子山古井出土的律篇目录木牍，使学界首次得知汉初律篇至少已有五十种，且种类与数量相对稳定。《晋书》所谓汉初萧何作《九章律》与叔孙通作《傍章》十八篇的说法，至少在律篇数量上几乎完全破产。然而《晋书·刑法志》之说亦非一无是处，上述出土文献还呈现了汉初律篇存在“狱律”与“旁律”的分类，与传世文献所见《九章律》和《傍章》的区别若合符节。张忠炜进而主张《晋书·刑法志》之说并非空穴来风，或来自汉唐律令学家的发明，深化了我们对传世文献性质的认识。
相较于时间与律令研究的方兴未艾，马孟龙在第六章《政区地理》的回顾反映出土文献早已成为秦汉历史地理学界的基础史料，无数新研究皆赖以展开，许多旧认识也得而更新：凭借岳麓秦简与西安相家巷秦封泥等新材料，打破以裴駰《史记集解》秦三十六郡清单与特定郡数系统为基础的秦代政区地理断面，可谓突破旧体系的代表；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体例“不书王国辖县”与“同郡属县集中排列”，复原汉初吕后元年的政区地理断面，则是建立新体系的代表。在《秩律》、江苏连云港尹湾汉牍《东海郡集簿》与湖南郴州西晋简“上计书”等出土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马孟龙重新检讨《汉书·地理志》的性质及适用范围，指出其户口数、县邑名目与统计数据皆无法对应的原因，在于《汉志》的书写根据了三种不同的资料：郡国名目及户口数来自元始二年全国户口簿、县邑名目来自元延三年全国行政版籍，相关统计数据来自绥和二年全国集簿。根据出土文献反思传世文献，不代表二者是对立关系，出土文献也可以是传世文献研究的功臣，反之亦然。毕竟出土文献其实就是未能留存至今的传世文献，而传世文献几乎可视为失去了发掘讯息的出土文献。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辅相成的例子，以孙闻博第五章《军事制度》最为鲜明。孙闻博打通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构建了整个秦汉军事体系：秦至汉初军事组织的特色是京师与诸郡平等，内郡与边郡差别不明显；武帝以降的军事组织，不管是京师与诸郡的中外之别，还是边郡的“边地化”都明确成型。随着秦汉军国体制向日常行政体制过渡，以二十等爵制为基础而建构的身份秩序、边境居民的日常生活等形形色色的史学课题，都需要从军事制度的角度切入，方能准确把握。本章已不只是重写秦汉史的“邀请”，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视为重写的具体实践。
打通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取径，已十分不易。若进一步追究出土文献的性质，关注文献的出土环境，重视考古学的发掘视角，解析文字之外所承载的讯息，难度自然更大，但成果也更令人期待。田天第七章《信仰世界》里对遣策、衣物疏与告地策的整合研究便是如此。出土文献里的“遣策”一词，来自《仪礼·士丧礼》的“书遣于策”，指随葬品的清单。西汉中晚期所见的遣策限缩为“衣物疏”，记载的随葬品范围缩小到以衣物为主。从遣策到衣物疏的变迁，该如何深入理解呢？田天首先指出“告地策”是汉初遣策的一种特殊形态，与记录人俑的遣策相配合，是墓主带“人”到地下去的必要手段。西汉中晚期衣物疏并不纪录人俑，告地策也随之消失。换言之，从遣策到衣物疏的变迁，必须置于整体墓葬乃至丧葬礼仪文化的环境里去理解。
田天又指出遣策可以用来宣读、核对随葬品的种类与数量，可谓“读遣”。但《仪礼》的“读遣”仪式进行之前，死者衣物便已随尸体封入棺内，因此“读遣”的范围只限于其他随葬品。在汉初遣策里，衣物与其他随葬品可以区隔开来，随葬衣物的遣策或单独成卷，或无核对的勾画符号，大抵均未在“读遣”仪式中使用，与《仪礼》的记载若合符节。然而西汉中晚期遣策被衣物疏取代，而衣物疏木牍上头多半没有勾画符号，田天认为这反映《仪礼》的“读遣”仪式在西汉后期已被取消，丧葬礼仪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此说挽合了各种性质不同的资料，富于解释力，也提醒我们有些传世文献的记载较为笼统，其适用范围有必要根据出土材料进一步确认。但若我们更相信传世文献的效力，那也可以主张“读遣”仪式本就用不到衣物疏，西汉中晚期之后只见衣物疏，不见记载其他随葬品的遣策，不一定能说明《仪礼》的“读遣”仪式被取消，遣策形态的变化不一定能反映丧葬礼仪的变迁。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考古环境整合在一起探讨，会导致历史问题复杂化，诠释的各种可能性自然而然增加，追求定论逐渐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即使不考虑考古环境，在一些特例里，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关系仍旧复杂难解，例如凌文超第四章《徭役制度》。所有探讨秦汉徭役制度的学者，都必须处理下面两条史料的关系，一为《汉书·食货志》：
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
一为《汉旧仪》：
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而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
至少从唐代颜师古开始，学者对读这两条传世文献，从断句到内涵迄今仍争论不休，凌文超扼要归纳为四种说法。他进而指出，不管传统学者如何深入辨析秦汉军制与徭役的关系与结构，即便当代学者有幸参照出土秦汉律令与行政文书，乃至援引山东青岛土山屯木牍等最新刊布资料，都不能对这两条史料提出圆满的解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相关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性质殊异，两者难以结合起来分析；勉强将出土简牍纳入传世正史与政书的框架，反而治丝益棼。虽然如此，凌文超仍对出土简牍里的“更”与“月为更卒”的关系、秦代傅籍标准为何（身高与年龄）、汉晋课役身份的变迁（小大丁老）等具体课题，提出详实可信的论述，反映出即便史料造成的难题无可索解，有识的史家仍可见缝插针，在现阶段取得应有的学术推进，不徒呼负负，只作巧妇难为无米炊之叹。
上文用了六章呈现《重写秦汉史》群在秦汉史书写思维上的改易，下文想用其余三章说明《重写秦汉史》必须面对的秦汉史书写结构变革。
在第一章《文字发展》里，郭永秉除了根据书写方式与载体的差异介绍秦汉文字，还重点探讨了六国古文、汉隶发展与《说文解字》等专题。他还指出除了殷商史会介绍甲骨文，过往的断代史尤其是秦汉以后通常不将该时代的文字情况纳入主题。而陈侃理不仅打破常规，甚至还将《文字发展》列为首章，反映他所理解的秦汉史书写结构已不同以往。我认为这样的规划可从两个层面加以解析：首先，想要从出土文献的视野重写秦汉史，文字释读的基本功必不可少，连真实可靠的史料都无法掌握，重写自然难以开展。过去某些秦汉史研究并不重视出土文献的图版乃至原物，甚至只参考释文，显然已不能适应新时代重写秦汉史的需求。再者，文字学者指出秦汉时期的文字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众体具备”的时代，不管是传统的篆体与六国古文，抑或是古隶、八分、草书、新隶体、行书、楷书等新书体，皆活跃于出土文字的载体之上。面对此时期的出土文献，单单隶定还不够，必须同时关注文字的书体，才能更深入解读史料，进一步重写秦汉史。然而上述两项要求，是目前秦汉史学术训练的弱项，因此必须有古文字学者加入重写秦汉史的行列，才可能补足拼图。2016年古文字名家陈剑先生来台中访学时，我曾向他请益：历史学与古文字学应该如何进一步交流？陈剑先生觉得不容易，但他并不悲观：你我有机缘认识，这就是进一步交流的基础。陈侃理《重写秦汉史》邀请郭永秉撰写第一章《文字发展》，可视为陈剑先生观点的有力印证。
同样不被过往秦汉史纳入主题的还有刘欣宁的第二章《文书行政》。虽说“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但传世文献保留的文书实例过于寡少，几乎无从研究，更别提具体写进秦汉史之中。学界开始了解秦汉帝国日常行政所倚赖的文书，真正透过文书去了解秦汉帝国的日常行政，几乎全拜出土简牍文书所赐。刘欣宁从文书格式、传递方式、官署内部处理流程三大层面切入，比较全面整理了居延、敦煌等西北汉简与里耶秦简、五一广场东汉简等湖南井窖简所见情况以及中日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未来凡是想要运用这些简牍文书的研究者势必都要参考。当代出土简牍往往被分为两大类“典籍简”与“文书简”，本章内容的涵盖面及于半壁江山，这应是陈侃理《重写秦汉史》将其置于第二章的第一个原因。除此之外，百年来的简牍文书研究自王国维、劳干、陈梦家发其端绪，发展到森鹿三、大庭脩、鲁惟一（Michael Loewe）、永田英正等海外学者引进古文书学的方法，再经谢桂华、李均明、邢义田、侯旭东等学者长期耕耘，今天中文简牍学界已经确立了简牍文书研究必须从古文书学入手的信念。若不“目验原物”，不管是文书格式，抑或传递方式，甚至连官署内部的处理流程，都无法根据鲜活的简牍文书准确掌握，有如入宝山而空手回。如果说《重写秦汉史》第一章《文字发展》提示了读者必须关注出土文献的文字本身，那么第二章《文书行政》便引领读者进一步关注出土文献的物质载体，这应是《文书行政》被置于第二章，改变了秦汉史书写结构的第二个原因。
此外由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少轩撰写的《数术文献》一章，亦是奠基于数十年来大量出土的秦汉数术文献，大大深化我们对秦汉数术文化的认识，改变了秦汉史书写结构的一章。但成也新材料，败也新材料，本章意外受到新的数术简牍即将刊布的影响，暂时不克推出，只能寄望于《重写秦汉史》的第二版。
《重写秦汉史》最后一章是鲁家亮的《里耶秦简》，与其他诸章相比，特殊性甚强；此章原名为《区域社会》，违和感便不存在。为何本章最终会放弃《区域社会》的主题取向，易之以《里耶秦简》的材料取向呢？鲁家亮指出他原来计划系统清理不同时段、地域的出土文献，再尝试介绍秦汉时代不同区域的社会面貌。穷举法是历史研究之正路，但也容易旷日费时，不见功效。然而穷举法是不是唯一的研究途径呢？纵观近年如此流行的全球史，其研究逻辑显然不可能是穷尽全球各个区域，再行书写。事实上全球史研究已开展至微观史，所谓“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甚或“什么样的个人才能拥有一部全球史”等微观全球史论述，其“纳须弥于芥子”的研究特色，恰恰提示我们：秦汉区域社会的研究取径不一定要是穷举法，也可以是微观史。正因如此，鲁家亮写作时引用了我的写作心得：“迁陵县是迁陵县，迁陵县又不只是迁陵县。”如果能让里耶秦简研究在呈现迁陵县基本情况的同时，还能折射出广大无垠的秦朝天下面貌，那就是“微观秦汉史”研究的成功实践。过往我们习惯的通史、断代史书写结构仍不可或缺，但它们不是唯一，新世代学者有必要设想乃至实践新的秦汉史书写结构，“微观秦汉史”便是其中一种可能性。
鲁家亮本章全面回顾里耶秦简的刊布与整理，然后透过秦代迁陵县的个案研究揭示里耶秦简与秦史研究的关系。他将迁陵县个案研究的重点置于政区体系（三乡六里与津、亭、邮）、官僚组织（诸官与列曹）与吏员人事（长吏、官啬夫、令史、官佐、校长、牢监、学佴与医），这样的安排可能会令后代的区域社会研究者大惑不解：这不是地方行政的制度史研究吗？怎么会是区域结构的社会史研究？这不仅仅因为里耶秦简是迁陵县的官府档案，要根据这批资料复原迁陵县的基层社会，必须先梳理清楚制度史背景，才能准确把握其性质。还因为迁陵县是中原王朝势力深入南方湘西山地的桥头堡，小小的迁陵县城内外驻扎着大量来自外地的戍卒、官吏与黔首，本地土著（少数民族）可能都住在城外山林之中。想要了解迁陵县在地社会的居民生态，官民关系乃重中之重的研究角度，迁陵县政府也就顺理成章成为社会史研究对象的首选。事实上官府本来就是社会的一部分，政治制度史与社会史研究没道理不打通。
亦因如此，我原来撰写《地方行政》一章，与鲁家亮撰写《区域社会》共享了类似的研究体验，然而我没有他壮士断腕的智慧，自陷于进退失据的死地，最终未能交稿，这是我在《重写秦汉史》行列中掉队的第一个原因。此处我想将未完成的《地方行政》一章之所思也呈现出来，略作弥补：
出土文献研究“碎片化”的批评固然在理，但什么样的材料才能避免“碎片化”，反映出一整个时代与中国呢？若以同样严格的标准，检视传世文献的时空坐标，史传人物所能反映的历史现象其实也只局限于某一时期与地域；传世文献对历史现象的概括描述，更不宜轻信其证据力度足以涵盖整个时代与整个中国，反而可能只代表文献书写之际的时期与所在地域，甚至可能只反映文献的个人观点。我们需要将传世文献“碎片化”，承认传世文献也同样是一个个小碎片的丛聚整合，而我们对古代中国的诸种整体印象，或多或少来自于文献碎片的放大，并非完全精准可靠。“碎片化”在当代历史学界无疑为负面用语，但出土文献的碎片性质恰恰刺激我们去认清过去诸种辉煌宏大的整体史观，实来自于一个个传世碎片叠聚的建构与幻化。“碎片化”既有助于我们破除既有的历史成见，更有益于我们去建构新的历史认识。既破且立，“碎片化”也就有了积极意义，不宜迳以负面视之。
与普适性的建构背道而驰，是批评研究“碎片化”的主要理由。但“碎片化”并不等于特殊性。出土文献的特殊性看似显而易见，普适性则不易论证。其实特殊性与普适性往往交织于史料之中，并未清楚标示。出土文献固可清晰反映某一时期与地域的现象，但该现象究竟是一时一地的特殊性，还是整个时代与中国的普适性，若无相参照的史料，则不易辨明。重视出土文献的普适性，以之代表整个时代与中国，有论证跳跃之嫌；强调出土文献的特殊性，认为其反映某一时期与地域的特色，亦难免滥用默证之讥。只有不阐释出土文献的普适性与特殊性，单纯描述其所反映的现象，方可避免出错的可能。但随着碎片的不断叠聚，当各地、各类出土文献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质量达到一定水平时，某些出土文献的普适性与特殊性已有阐发的可能。事实上，出土文献就是没有被保存下来的传世文献。只要在条件成熟时全面研究出土文献，必然可以在一定程度达到与某些传世文献相同的“普适性”。当此之时，学者若仍保守以对，难免陷入材料新颖、结论陈旧的“似新还旧”窘境，未免辜负了大好材料提供的契机。
写作的基础
我最终掉队的原因，当然不只因为《地方行政》一章的写法究竟宜穷举抑或微观的问题，更大的原因还在于自己的写作基础不足，这是我在《重写秦汉史》行列中掉队的第二个原因，也是主因。《重写秦汉史》群均为一时之选，其选题与学识、研究方向又能密切配合，写作基础厚实是此书得以成功的主因之一。下表以群的自引论著为例，管窥其写作基础：
据上表13本、110篇论著可知，《重写秦汉史》九位的自引论著不仅与诸章主题密切相关，还洋洋洒洒，每人动辄是两本专书或两位数论文篇数的分量。当他们写作诸章时，这些自引论著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写作基础。如果没有这些自引论著打底，诸章写作的难度必然大为提高，内容也很难维持今日的水平。就《重写秦汉史》而言，如此多的研究论著皆为它而生、为它所用，这样的编纂工作何等奢侈且幸福！正如郭永秉所言：
这本书产生拖了十年，某种角度看也是一件好事。当时承诺撰写的各位，在各自领域和题目上的认识都有很多提升。
是九位十余年来持续且集中的高强度写作，造就了这九章专题回顾与《重写秦汉史》整本书的诞生，这样的集体事业何其不易且难得！
然而上述分析其实是一种后见之明。回到2013年底的历史当下，陈侃理决定以“不满35岁的道地青年”组织《重写秦汉史》的写作团队。所谓的“青年”不只是物理性的，更是学术性的。当时大家虽然多已找到教职，逐渐崭露头角，但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到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程度，也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换而言之，在2013年，群如果尚未发表若干自引论著，恐怕不易得到的青睐，获邀入伙（或因如此，《重写秦汉史》的规划明显阙失了典籍思想一章）。事实上大家当时大抵均已有重要论著发表，正如凌文超自述：
侃理兄注意到我曾经发表过一篇《秦汉魏晋“丁中制”之衍生》（《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便力邀我来写作“赋役制度”这一章。
但我想再次强调，十年前群都还只是“道地青年”，不少人发表的井喷期要等到2014年之后，甚至更晚。正因如此，十年前陈侃理就能慧眼识荆，纠集一批青年学者同撰《重写秦汉史》；十年后，不仅《重写秦汉史》顺利成书，群也都成为各领域的代表人物。如此高的选秀投资报酬率，实在可喜可畏可羡可叹。虽说陈侃理在2013年便身处北大中古史中心，要想《重写秦汉史》，在全球独具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但他精准的识人眼光与不徇私的组织气度，无疑也是《重写秦汉史》成功的必要条件。
回到检讨书的主题，在群中，我一本专书（《制造“地方政府”》）、数十篇论文的写作基础，在数量上并不算少。然而我的实证研究范围大抵可用专书副标题“战国至汉初郡制新考”概括，与《重写秦汉史》之一章“地方行政”的范围相比，不管是时代、抑或行政层级，均明显狭窄不少。相较于其他研究范围与诸章主题的密合无间，我的写作基础确实瞠乎其后。
写作基础不足的问题，我当然不能也不愿归咎于识人不明。毕竟我对战国至汉初郡制的实证研究，大抵在2014年博士毕业时便已完成主体，还以此为基础写出《战国秦汉郡县制研究新境》一文。此后十年，我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将研究的时段下延至东汉甚至三国、行政层级下延至县乃至乡里，完成《重写秦汉史》的写作任务。正如上述，夯实自己的写作基础，无疑是群在这十年间所做的主要学术工作之一，我不应例外。
那么我这十年间的学术工作，为何逸出了这条轨道呢？首先可以借用“第一个交稿的”马孟龙的自述加以说明：
2015年，此后我陷于漫长的等待……我脱离了高效的单身青年学者状态，不仅成家生子，还要承担比较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很难像以往那样随时追踪最新研究。
这是我在《重写秦汉史》行列中掉队的第三个原因。这个原因当然不那么重要，毕竟这十年来《重写秦汉史》的群超过一半都已不再是“高效的单身青年”，但最终都能如期交稿；即便马孟龙自己，在这十年间仍发表了近十篇论文，《政区地理》一章的内容仍颇有精进。
我在《重写秦汉史》行列中掉队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原因，来自这十年间我虽仍关注出土文献与地方行政的新材料与新研究，但精力更多投入到文物考古领域，在秦汉史的教学与研究上力求结合文字与非文字史料，窥探更完整的历史全景。非文字的考古文物，更适合用于研究秦汉人的社会与日常生活，于焉我写作《地方行政》一章遂从踌躇满志逐渐变得力不从心。我的学术转向大抵得益于台湾地区这十年间大致仍能维持“相对宽松的时代氛围、学术环境”，是自发之渐变而非被动之突变，连十年前的自己都未能料及，遑论他人。但自由徜徉的背面是散漫无所归，我最终未能完成《重写秦汉史》的任务，主因无疑在于自己的心态，实在愧对良友与学界，期待日后得以弥补。
余论
一篇书评，似乎少不了鸡蛋里挑骨头、瑕不掩瑜的商榷意见。本节略举一些零散的《重写秦汉史》读后心得，以供群再版修订时参考。
上文费了不少笔墨揭示《重写秦汉史》群新颖的书写思维。然而本书书写思维之新，不只是读者的感受，同时也是青年的所思所感。换言之，这些新颖的书写思维，可能尚未充分内化到己身；诸章质量虽佳，但写作未必臻于圆转如意的境界。
就像陈侃理在《时间秩序》里，针对历朔问题，挑战了秦汉大一统时间秩序理念带来的迷思。然而他探讨时刻问题时，对西北汉简的“时分”测量方式感到疑惑，在第482页提出：
汉简中常见“某时若干分”的记载，可知将十六时的每时分成十分。如此，则一天有160分，与昼夜100刻难以换算，似乎不是通过漏刻测量得到的。
其实“昼夜百刻”之说来自《续汉书·律历志》等传世文献，自有其适用范围，但非普世真理。我们不一定要根据出土文献挑战传世文献，但也不必相信《律历志》的记载一定会规范到西北汉简。陈侃理在此处有所疑惑，固可谓之审慎，但也可以说他并未贯彻其对大一统时间秩序理念的挑战，历朔与时刻两处的书写思维并不统一。
类似的情况也见于刘欣宁的《文书行政》。她在第78页梳理了秦汉文书所见称谓“主”的用法，指出“敬称、虚称”的说法可能成立。然而有敬称就有谦称，既然秦汉文书里有敬称“主”，那与之相对的谦称是什么呢？邬文玲《“守”“主”称谓与秦代官文书用语》认为就是“守”。刘欣宁则在第72页指出学界目前比较倾向“守”乃“代理”之说。其实秦汉文书所见的“守”字，其意义除了“郡守”，多指“代理”，这一事实并不直接否定“守”为“谦称”之说。虽然我们目前尚未找到“谦称”说的铁证，但“谦称”之“守”仍可能隐藏在所谓“代理”之“守”之中，两说仍可并存，书写思维便更统一。
除了书写思维的问题，陈侃理曾指出《重写秦汉史》一书采取多人共撰的理由之一是：
秦汉史研究积累很深，出土文献更新又快，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同时掌握全部资料和所有领域的前沿。
然而群在写作时，仍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自己领域以外的出土文献与研究前沿。虽然在成书前我们便已开过两次工作坊，陈侃理也花了很多时间统稿，但跨领域、跨学科的内容仍难免产生未能觉察的疏失。
例如，郭永秉《文字发展》第13页探讨西汉诸侯王墓塞石文字时，误信考古简报，以为山东巨野红土山墓墓主是昌邑哀王刘髆，其实刘瑞与吕健均已指出墓主应为山阳王刘定。
田天《信仰世界》第412页探讨战国秦汉出土随葬品清单的命名问题时，同样相信考古简报，以为湖北荆州松柏汉墓出土一枚上写“右方遣书”的木简，是记录随葬品的木牍的标题简。然而《荆州重要考古发现》一书并未将“遣书”木简与随葬品木牍联系在一起，仅简短描述：
遣册，记录部分随葬器物的名称和数量。
荆州博物馆前馆长彭浩老师则对木简与木牍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
墓中出土的周偃自占功劳文书和“遣书”的形成时间跨度从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到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同时还记录周偃先后数次调任、升迁的具体时间。“遣书”记录周偃的最高职务是南平尉。
彭老师显然认为那枚上写“右方遣书”的木简，是墓主周偃任官纪录木牍的标题简，与记录随葬品的木牍无关。此争议或须待完整的考古报告公布后，再据木简与木牍之间的位置关系加以解决。
马孟龙《政区地理》第362页探讨江苏徐州楚王陵随葬印章、封泥与政区的关系时，也涉及考古材料的解读问题：
首先，北洞山、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封泥所见县名仅仅是汉初楚国辖县的一部分，并不能反映楚国行政建制的全貌。其次印章、封泥地名年代信息并不清楚，即便是出自同一座墓葬，也不能证明印章、封泥所见县邑为同一时期的行政建制。而且关于北洞山、狮子山楚王陵的墓主存在很大争议。所以我们目前无法利用这批资料复原出一幅年代清晰、内容可靠的楚国疆域图，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种种讨论也不能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
此说自是谨慎的一家之言，但就《重写秦汉史》的宗旨而言，呈现学界现有认识的全貌仍旧十分重要。首先，马孟龙上述讨论的脚注引用了韦正、郑宗贤、张莉三例，似乎善意地略过了拙文《汉初楚国无郡论》。其次，江苏徐州已知八座楚王陵的发掘与研究是逐步开展的过程，而任何一座楚王陵墓主身份的确定，都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狮子山楚王陵甫发掘时，墓主身份确实“存在很大争议”，但近年学界已有共识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北洞山楚王陵的墓主身份尚未定论，我个人认为刘瑞首倡的第一代楚王刘交之说应可定谳。再者，目前北洞山、狮子山随葬官印“不能反映楚国行政建制的全貌”是因为它们都是盗掘孑遗。楚王陵原先随葬的百官官印，可称为“百官藏”，是楚国政府与疆域的象征，宣示了楚王的统治权力，理应可以反映楚国政府与疆域的大致面貌。最后，北洞山、狮子山随葬的“百官藏”官印既为墓主死后的陪葬品，便可反映该楚王卒年时楚国政府与疆域的大致面貌。楚王卒年与“百官藏”官印的关系，正如马孟龙考证《汉书·地理志》所据簿籍年份与其内容的关系，两者应一致对待。
行文至此，我也就不再藏着掖着，进一步交代我在《重写秦汉史》里还有哪些掉队的情况：
首先与我研究关系最密切的孙闻博《军事制度》并未引用任何拙著。这是因为《重写秦汉史》为了节约篇幅，比较严格地控制了字数。诸章彼此既可互见，群便尽量减少互引、共引，以避重复、以省字数。我的《地方行政》一章既被预期存在，拙著落此下场，纯属自找。
郭永秉《文字发展》第25页探讨湖南里耶“秦更名方”时，引用了陈侃理与田炜两文，侧重他们在古文字学上的贡献。然而见于鲁家亮《里耶秦简》第512页的拙文数篇，应是最早的“秦更名方”专论，提出的不少意见包括命名更流行至今，似乎可不省略。
刘欣宁《文书行政》第122页探讨里耶秦简8-157的文书构成与阅读次序时，曾引用“里耶秦简初公布时”，胡平生与邢义田两位老师的研究。在《里耶秦简》壹、贰出版前，关于简8-157的讨论确实很多，但拙文《再论里耶秦牍8-157的文书构成与存放形式》的观点与上述二文不完全相同，与刘欣宁目前的认识已十分接近，我认为拙文值得厕身其后。
上述大抵是我私心关注的个人之例，挂一漏万，但由此可知多人共撰《重写秦汉史》的方式，并未彻底解决书写的问题。只要《重写秦汉史》的读者专业是出土文献与秦汉史，均可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提出各种批评意见。虽然相较于“秦汉史”与“重写秦汉史”，任何一条史料与一种研究皆微不足道。但这些《重写秦汉史》未能顾及的一砖一瓦，皆可能成为下一次《重写秦汉史》的写作基础。此处容我再次征引陈侃理的话：
“重写”不是完成，而是一个开始，一种希望，一份邀请。
他向我发出的书评邀请，无疑就是“重写”的再次实践。希望这样的“重写”可以不断延续下去，这无疑是重写秦汉史的真正开始。
（原文注释从略）
三国演义里最经典的一段故事
三国十字歌七神：华佗神医，孔明神算，赵云神将，关公神威，张飞神声，黄忠神煎，管辂神卜。 八献：孙策献玉玺，曹操献刀，王充献貂婵，庞统献连环，黄忠献苦肉，阚泽献降书，孔明献空城，张松献地图。 十字伏改歌：单刀赴会，二嫂过关，三请诸葛，四别徐庶，五马破曹，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八卦阵图，九罚中原，舌战群儒。 七神：华佗神医，孔明神算，赵云神将，关公神威，张飞神声，黄忠神煎，管辂神卜。 八献：孙策献玉玺，曹操献刀，王充献貂婵，庞统献连环，黄忠献苦肉，阚泽献降书，孔明献空城，张松献地图。 十字歌：单刀赴会，二嫂过关，三请诸葛，四别徐庶，五马破曹，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八卦阵图，九罚缺备判中原，舌战群儒。 回答者：依凌迟 - 举人 五级 5-6 19:34《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 小说描写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语言生动、场面宏大、个性鲜明，塑造出曹操、刘备、关羽、张飞等许多不朽的历史人物形象，其出色的文学成就，使它的影响事实上已深入到中国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三国演义》全书出现以前，中国各类小说一般都篇幅短小，有些甚至只有几十个字。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小说如何由短篇发展至长篇，这点我们要注意。 原来宋代讲故事的风气盛行，说书成为一种职业，说书人喜欢拿古代人物的故事作为题材来敷演，而陈寿《三国志》里面的人物众多，事件纷繁，正是敷演故事的最好素材。 三国故事某些零星片段原来在民间也已流传，加上说书人长期取材，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最后由许多独立的故事逐渐组合而成长篇巨著。 这些各自孤立的故事在社会上经过漫长时间口耳相传，最后得到辗滚吵转加工，集合成书，成为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集体创造。 与由单一撰写完成的小说在形态上有所不同，很值得我们注意。 这种源出众手的小说，后来还有神魔小说《西游记》和另一讲史小说《水浒传》。 三国演义对后来的小说相信有一定的启导作用。 讲史文学的源流，这部巨著本身的文学价值，以及它对后世的影响，都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一、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拥刘反曹1、 拥刘反曹思想在作品中的表现；2、 拥刘反曹思想的形成：四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形成的，罗贯中继承并将它熔铸到了作品中，毛宗冈在修改时又加强了它；3、 拥刘反曹的内涵：反映了人们对德治仁政的理想和反对暴政的意愿；是民族思想的反映；是正统思想的反映。 二、刘备、曹操形象。 1、 曹操：奸诈、残忍、虚伪；雄才大略、远见卓识；——这是一个复杂的形象，罗贯中即写其短，也写其长，又不影响他的倾向性。 2、 刘备：即理想化的人君形象，同时又有统治阶级代表人物所特有的虚伪一面。 三、战争描写。 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相似处：都是以弱对强、都用了火功、结局都是弱者胜。 不同的特点：斗争双方的特点不同、面临的情况不同等，使之写来绝不雷同。 学习内容一、讲史文学之源流宋代说话技艺十分发达。 说话的演出地点不限于勾栏瓦肆，一般村野寺庙也有演出。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首都汴京著名艺人霍四究以“说三分”著名，说三分即讲三国故事，而尹常卖以说五代史见称，二人都是讲史好手。 说话人无论是否高手，都需要讲稿。 当时有专门编写讲稿的“书会”。 书会中人既要编写故事，就不能不具备较为深厚的文艺修养和广博的历史知识。 说话人的稿本经过不断润色增删，就有可能演变成为篇幅越来越长的小说。 宋代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录说话四家：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 说公案，皆是扑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 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 说经，谓演说佛书。 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 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其中第四家为“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 ”说三国故事应属于这一类。 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汇集了唐宋流传的三国故事，特别是小说者所讲“一朝一代故事”之讲稿材料，是经过无数次增饰修改而成的作品。 下面提到的《全相平话三国志》虽是元代产物，但它的祖本可能源自宋代说话人的手稿。 说话材料如何成为话本小说？大概说话人起初靠口耳相传，不靠文本，但口耳相传，容易忘记，故事越增饰，则内容越繁复，越不易记忆，唯有利用文字记录下来，以免讲说时遗漏。 文字记录不断整理，则篇幅越来越大。 这里有两个小问题值得思考：一是最初稿本可能会较为简单粗糙，后来的整理增订本可能较为繁富复杂，但删节本却相反；二是初稿一旦钞写流传出去，因为由不同的艺人或文人各自润色演绎，同一故事稍后可能出现众多不同的版本。 这里举一两个例子说明。 现存《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卷，是元朝英宗至治年间（1321年一1323年）建安（在今福建北部）虞氏刊本，每卷卷首都刻“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一般简称《三国志平话》，原姓名已佚，学术界认为是元代讲史艺人说话的底本。 这个本子现藏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有一百三十八页，每页上下两栏，左右两页合起来，上面为一图，下面为文字。 说话人拿着这个本子，看图览字，可以口沫横飞，随机敷衍。 这不一定是说话人的初稿，却是一个较早版本的稿子，可以看出它较为简单粗糙的特点。 另外一个例子是《三分事略》，又题为《三国志故事》，上图下文，三卷，不题撰人，也属建安书坊刻本。 虽然上、中卷首行题刻“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上”、“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中”，又封面有“甲午新刻”四字，学术界大多认为并非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1294年）之刻本；乃书商故弄玄虚，实是元至正十四年或元明易代期间之产物。 因为上、中、下三卷，每卷最后一页或二页之前，均故意漏刻二至三页故事，但页码却连接而无中断，明显是书商偷工减料，为欺骗顾客而做的手脚。 删节本通常都是为了减省成本而印制的。 鲁迅称宋之说话人多高手，而不闻有著作；现存讲史平话多为元人作品（1982，127页）。 其中《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和《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均具备《三国演义》的主要情节，是其雏形。 总括这一小节内容：中国讲故事的源流很早，宋代说书人尤其喜欢讲史。 北宋时已有霍三究以说三分著名。 但三国故事的零星片段流传甚早，于唐代已有记载。 宋人致力增饰铺张，因而内容更丰富，情节更精彩。 现存《全相平话三国志》是元人作品，应该是《三国志演义》的胚胎。 二、《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和版本这一节“、版本和成书年代”提供的资料，其中涉及争论的问题甚多，建议不要死记材料，知其梗概便可。 在漫长的专制帝王统治时代，很奇怪的是，中国小说和戏剧一直遭受正统文士的忽略和歧视，以致这类作品多半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的出现。 其或用化名，或不留名，总是难得清清楚楚知其生平，使人遗憾。 我们这个课程选讲的几部巨著，其无一不有类似的情况。 《三国演义》的，一般说是罗贯中。 有关其籍贯、生平事迹的记载很是分歧，材料也都很简略。 关于罗贯中的籍贯主要有四说：一是太原人，二是杭州人，三是东原（山东东平）人，四是庐陵人。 数十年来，以前两种说法为多，但迄无定论。 今人刘知渐、王利器、沈伯俊、周楞伽等人均持东原说。 从现有资料看，以东原说较为可信。 —、太原说明佚名《录鬼簿续编》云：“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 与人寡合。 乐府、隐语极为清新。 ”二、杭州说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 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五“委巷丛谈”云：“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经籍考·传记”类云：“《水浒传》罗贯著。 贯字本中，杭州人。 ”三、东原（东平）说明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云：“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 ”王利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1983，240-265页）从元代赵偕（字子永，慈溪人）《 赵宝峰 先生集》卷首所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所列三十一门人中找到罗本和高克柔二人，认为罗本即罗贯中。 这涉及《水浒传》的，《水浒传》中唯一的好官是东平太守陈文昭，何以如此？原来慈溪县令陈文昭向邑人赵宝峰执经请业，行弟子礼，宝峰以治民事告之。 因此清人编《宋元学案》就将陈文昭也列为宝峰先生门人，于是不难解释《水浒传》唯一好官是陈文昭之谜。 《水浒传》“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罗贯中分明是罗本，东平是其父母之邦。 把这个好官说成是东平太守，王利器认为是“罗贯中精心安排的”。 周楞伽《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谭洛非编，1992，119-130页）也从《 赵宝峰 先生集》和《宋元学案》找寻资料，认为罗贯中原来名本，字彦直，东平人。 元亡后投奔居于浙江慈溪的兄长罗拱字彦威，罗拱为宋宗室后裔赵宝峰的门人，所以罗本也师事赵宝峰。 贯中恐是别号。 至于罗贯中的生平，有以为是南宋人。 有以为是元未明初人，《漫稿》以为元未明初人这说法较合理，理由是元末明初动乱的经历和作家的政治抱负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有实质的影响。 以下引述周邨、冯其庸、章培恒、周楞伽等人的说法：—、南宋人（周邨）周邨《书元人所见罗贯中〈水浒传〉和王实甫〈西厢记〉》（1985，76－82页）一文，认为“罗贯中可能是南宋人或宋元间人。 ”其说可约略参考前面“讲史文学之源流”一节我们所引周邨的意见。 二、约生于 1295年前后（冯其庸、章培恒）冯其庸《论罗贯中的时代》（1991，80－93页），认为既然罗贯中与葛可久并提，葛是元人，罗当然也是元人。 从《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推算，罗贯中大约生于元贞元年（1295年）前后，死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前后，大约活了八十五岁。 章培恒《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1982，第三期，120－126页）坚持以书中今地名来考证一本书的成书年代，并藉以追查在生时间，他认为《三国演义》约成书于1329年前后，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 三、约生于1330年（鲁迅、周楞伽）鲁迅《史略》（129页）认为是“元明间人”（约1330-1400年）周楞伽《小说札记》（1981，第四期，76－82页）同意鲁迅的说法，认为罗贯中“是由元入明的元末明初人”，且可能是慈溪人。 结合各家意见，大致是这样：罗贯中东平人，原名罗本，字彦直，别号贯中，又号湖海散人。 大约为元末明初时人，曾入张士诚幕府，后来隐居浙江慈溪，从事创作，明初去世。 著有杂剧三种，今存《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又著小说六种《三国演义》、《小秦王词话》、《隋唐志话》、《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 一般相信，《水浒传》这部小说也包含了罗贯中的心血。 成书年代《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主要有四说：一是宋或以前，二是元代中期，三是明初，四是明中叶。 无论如何，因为不能否定罗贯中为《三国演义》的编撰者，则写作年代就无法跳出罗贯中生活的时代，成书年代必须结合罗贯中的生卒岁月来看。 一、宋以前说周邨主张《三国演义》成书于宋或北宋以前，我们前面已引述他的说法（见本单元，第3页）二、元代中期说袁世硕《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1991，94－108页）一文认为该书用三百三十多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与宋元间的平话很近似。 且引用时或言唐贤，或言宋贤，不言“元贤”，实是元人口吻；书中小字注中所提及的今地名，除了个别几个笔误外，几乎全与元代行政区名称相符。 因为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的旧地名，因此将作注的时间断在此年，再往后延伸十几年，基本上可以确定书成于元中期，大约是十四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 他并认为罗贯中生卒年约为1300年至1370年，而嘉靖刊本可视为罗贯中原作。 三、明初说欧阳健《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3，280－295页）一文认为《三国演义》成书于明初。 他不同意袁世硕断书中小注年代于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认为地名情况复杂。 他认为罗贯中在明初开笔，第十二卷写作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年），全书初稿完成于1371年以后。 他还认为根据《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以齿序排名，罗本处于第八位乌斯道（1314年生）和第十三位王桓（1314年生）之间，生年约在1315年至1318年之间，卒年估计在1385年1388年之间。 开笔时罗本贯中约五十馀岁。 四、明中叶说张国光《〈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1983，266－279页）一文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写成，而元刊《三国志平话》为新安虞氏至治年间（1321-1323）所刊五种平话之一，篇幅仅有八万字，文笔粗糙简陋，《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为其十倍，手法成熟，从发展过程看，必远远产生于平话之后。 张国光因此认为，“此书的撰成，既不会是元代，也难以肯定是明初，其时当在明中叶。 为此书写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 ”他估计由于蒋大器写序后无钱刻书，过了二十年才由修髯子印行。 值得注意的是，张国光是抛开罗贯中作为《三国演义》来立论的，这样就不必顾虑成书年代是否与罗贯中生卒年配合。 如若结合罗贯中生平来看，以第二和第三两种说法较为接近事实。 如果第四种说法合理，则明中叶是开始流传的时间。 版本—、嘉靖本现存明嘉靖壬午（1522年）刊本。 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各则题目唯七字。 书署名“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 要注意的是，以前很多学者认为它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甚至是罗的原著，但现在怀疑者不少。 二、志传本现存有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刊刻的几个版本，简称“万历诸本”。 以刘龙田乔山堂刊本、余氏双峰堂刊本较早。 值得注意的是，内容与嘉靖本有些不同，文字较质朴。 不少学者认为“志传本”的祖本较嘉靖本早。 三、李评本“ 李卓吾 先生批评三国志”，系万历后、天启间无锡人叶画假李卓吾之名伪作评语刊行，故又称“伪李评本”。 将嘉靖本回目每两则并为一回成一百二十回本，不分卷。 现存明建阳吴观明刊本等几种。 清代毛宗岗据以删削修订为毛评本。 四、毛本（毛评本）“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清康熙刊本，六十卷一百二十回。 毛纶、毛宗岗父子假借金圣叹名义评改“伪李评本”，全面修订而成。 鲁迅说毛氏父子主要进行三项工作，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其余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 应该注意的是，李悔吾认为该书比以前的版本更强化封建正统思想，而在艺术加工方面则大大超越以前各本。 这四个版本系统，总归起来，实际只是三种而已：一是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二是《三国志传》系统，三是毛评本系统。 至与“李评本”因为被毛宗岗修订后已融入毛评本，跟毛评本应属同一系统。 目前书坊排印的本子，绝大多数是毛评本系统，不过在校勘时通常会参考嘉靖本的异文做些改动。 三、三国故事的形成经过晋陈寿编撰《三国志》，刘宋时裴松之引书四百馀种为之注。 我们知道魏晋六朝品评人物风气盛行，品评人物总须根据具体事迹；后来《世说新语》更具载不少魏晋时期各种人物的妙人妙事。 品评人物风气流传一段时间，影响所及，许多人对于当时人物的言行十分熟悉。 在谈说过程中，一方面兴趣浓厚不减，而口耳相传之间又增添讲者的主观意见和个人色彩，对于人物和事件的描述刻画遂有越来越精彩的现象。 例如说两晋南北朝记叙、描写、歌咏三国故事和人物的文献有三十多种。 这是现存文献而言，实际一定不止此数。 唐代论述三国的诗文一百四十多篇，宋代则有约八十篇。 这些也都是指今日所知材料而言，当时出现而遗佚的必定更多。 元朝除诗文外，元杂剧以三国故事入戏的有六十多本。 这更值得注意，一是当时三国故事个别片段巳发展得很成熟，才能编为戏本，二是戏比诗文流传更广泛，影响更大，与小说发展变作互为因果。 而宋以来流传的说三分，此时成为平话小说《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更成为三国演义小说的基础。 《三国演义》是长篇小说，但原来的故事却是零星存在的。 这些零星材料如何最终组织成长篇巨著，实是一个有趣的过程。 这过程可说是年深月久。 由于它根本不是正史——如果雷同正史，则《三国志》成书后就无须再编撰甚么《三国演义》了。 当然《三国演义》的取材，既有直接取自《三国志》的，也有间接取自《三国志》的注文以及其它六朝文献的史料，更多的则是后世已敷演充实的（俗语“加料”）故事材料。 尤其是元代戏剧作品，已将三国故事贯串成有血有肉的生命。 综论三国故事的形成经过，可以分为下述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陈寿《三国志》成书以前的记载，大部分是史料，包括历史人物的出身、言行等记录和传说。 陈寿《三国志》录取其中一部分做材料，编撰正史，但更多的材料则遗留在文人笔下或民间。 第二个阶段是《三国志》成书后初期，尤其是东晋、南北朝，因为去三国未远，仍有大量文献和民间传说流行，但故事内容大约无可避免开始出现增添或转变的情形。 第三个阶段是唐，宋时代文人的歌咏和说故事者的敷演，前者可使故事传说走向理趣，后者则使零星故事组合成较长的单元。 第四个阶段是元剧作品。 元代许多剧作家都尝试将三国故事敷写成情节精彩的剧本。 就以吕布和貂禅的故事为例，现存的剧本有无名氏《锦云堂暗定连环计》，郑光祖《虎牢关三战吕布》，武汉臣《虎牢关三战吕布》（残缺），于伯渊有《白间斩吕布》。 另外元南戏有《貂蝉女》（残缺）。 见微知著，可以估计元剧作家对全部三国故事发扬光大之贡献。 第五个阶段是罗贯中的成书。 “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确是的论，尤其是博采各种典籍包括史注、笔记、传说、平话、剧本、诗文等，共冶一炉，成为巨著。 这当中实际上汇集了千千万万人的心血；在罗贯中以前，在故事文字和情节方面进行修改加工的无名，也同样功不可没。 罗贯中可以说是后期一个集大成者。 四、《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坊间流行的《三国演义》毛评本在书前有一篇《读〈三国志〉法》。 这是一篇教人如何欣赏《三国演义》的文章，包括内容和文学技巧的剖析。 当中不是每一个观点都正确，但却是很有启发性的，不可不读。 主题思想三国演义这部巨著大致上以陈寿《三国志》的历史范围为基础，从文学角度再现了汉末黄巾起义到西晋统一这八九十年间的演变过程。 因为历史大事不便随意纂改，但其中细节却可尽情发挥，在编写时可以融入个人的主观成分，成为思想性较明显的文学作品。 《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处处尊刘贬曹，与陈寿《三国志》以魏晋为正统有别，历来视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 扬刘抑曹是《三国演义》的主调，尤其是现在流行的毛评本，说“强调正统”是该书主题，应该不会错。 而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观念，也与所处元未明初的时代背景有些关系。 五、《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一、描写战争：二、塑造人物形象；三、结构艺术；四、语言特色。 描写战争第一点是战争的多样化。 书中描述了上百次战争，可以分为陆战、水战，或水陆混合战，例如水淹七军；又可分为攻战、守战；或分伏击战、偷袭战；或分阵地战，游击战；或主将比试，或两军混战，形式多样化。 第二点是军事行动与政治策略相结合。 如曹操南侵并非毫无目的，是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刘备联吴抗曹是为了有立足之地，然后振兴刘氏的汉室基业。 诸葛亮南征是为了解决与南方少数民族的纠纷，稳定后方，以便全力对付势力强大的曹魏。 第三点，战争的胜负系于智谋。 关键在于运筹者的智能，能不能采纳部下的善计良策，能不能正确判断敌情，能不能客观分辨忠奸，能不能冷静处事。 大小战争的胜负无不与斗智用计拉上了关系。 《漫稿》举了许多例子，建议翻阅原书。 第四点，着重写人，不着重写战争过程。 吸收《左传》描写战争的经验而详写谋略，略写战斗过程；详写占得上风者，略写位处下风者；详写将胜者，略写将败者。 通过几场交锋，逐步将人物性格形象塑造出来。 塑造人物形象由于鲁迅在《史略》批评《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 ”过去的评论家多受影响，不敢推翻其说，几成定论。 其实鲁迅的看法是有偏颇的，《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方面或有忠奸分明的主观意图，但并非黑白分明一面倒。 孔明料事如神，但并非永无错误，曹操是奸雄，也不是毫无优点。 关羽忠义勇俱全，然而骄傲自用，不顾大局，屡屡如此。 例如：要与马超比试武功；谩骂孙权，拒不联婚；耻与黄忠并列，不受五虎将印；四是轻视陆逊，因而招致失败。 结构艺术三国故事基本上以魏、蜀、吴三国兴亡为纵线，以战争发展和人物活动为材料。 九十多年的兴亡史大约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由黄巾之乱至赤壁之战为第一阶段；三国鼎立至诸葛亮病逝为第二阶段：此后至晋统一天下为第三阶段。 其间穿插以魏、蜀、吴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纷争，把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文臣武将的奇谋险计逐一带出，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大故事。 由于传统章回小说的结构回合之间前后呼应，在紧随主线发展之下，分散之中有集中，首尾一贯，形成一个统一的小说系统。 但是，在处理长达九十七年的历史事件中，由开始至诸葛亮病逝共五十一年用了一百零四回，而后面的四十六年，时间长度其实几近一半，却只用了十六回来概括历史演变，其分量安排明显并不平均。 原因何在呢，因为《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前五十年正是蜀汉由无至有，由弱至强，遂能联吴抗曹，三分天下这些光辉事迹自然值得大书特书，但诸葛亮一死，形势急转直下，蜀汉开始面临溃亡，时日无多，因而篇幅大为缩小。 可见在结构方面，处理时间这一因素是有轻重之分的。 对魏、蜀、吴三国的描写，蜀、魏之间有战无和，蜀吴之间和多于战，吴魏之间则战多于和。 然而重点始终放在蜀、魏这边，对吴国描写是有些忽略的。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研究三国人物者也有意无意间偏重于蜀、 魏 君臣方面。 换句话说，在确定主次方面，也是颇用心思的。 由于《三国演义》是战争小说，描写战争题材，从围绕大小战争故事所形成的特殊情节去观察，也可以理出一个结构脉络。 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就尝试这样去分析其结构，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三大战役为主线，中间夹杂一些较次要的辅助性战役，贯串了全书，形成一个战争系统（1992，246－273页）。 冒忻和叶胥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以赤壁之战为例：从起因到结束，共计八回，其间包括曹操下书，诸葛亮舌战群儒，蒋干中计，黄盖用苦肉计，孔明借箭，借东风，华容道释曹操等一系列小故事，各小重点组成了大重点，成为组织严谨的结构。 语言特色《三国演义》是用浅白的文言写成的，言简意赅，语气明快。 这在封建时代一般稍能识字者，大约均可欣赏，有利于传播。 《三国演义》一书，特别是毛评本，移用了古代文学家很多诗词，与白话文比较，使用浅白文言文，更能够使之与这些诗词在语言风格上较为统一和谐。 《三国演义》一书创造了很多成语，引用或自造许多谚语，生动活泼，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语言。 六、《三国演义》对后世文学之影响《三国演义》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有几个方面，一是该书是历史小说鼻祖，后世历史小说不少以之为典范，模仿其体制结构；二是该书故事精彩，明清以至近世戏剧家多从中取材改编为剧本；三是后世诗文作品取以为典故，或作为咏唱题材；四是《三国演义》语言精警，能丰富后世作家之用语。 参考资料：
我要怎么学习经济学呢？
如何学习经济学，工作了利用多余的时间学习一些觉得对自己实用的书籍，觉得经济学是首选，现在在看经济学原理学习这本书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看完了这本书后面该接触什么书了，知道的告诉我啊，与此同时也想听听学经济学的建议，谢谢一、入门教材： 1、曼昆《经济学原理》上下册，88元。 梁小民教授翻译。 曼昆为哈佛高才生，天才横溢，属新古典凯恩斯主义学派，研究范围偏重宏观经济分析。 该书为大学一年级学生而写，主要特点是行文简单、说理浅显、语言有趣。 界面相当友好，引用大量的案例和报刊文摘，与生活极其贴近，诸如美联储为何存在，如何运作，Greenspan 如何降息以应付经济低迷等措施背后的经济学道理。 该书几乎没有用到数学，而且自创归纳出“经济学10大原理”，为初学者解说，极其便利完全没有接触过经济学的人阅读。 学此书，可了解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常用的基本原理，用于看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 可知经济学之功用及有趣，远超一般想象之外。 推荐入门首选阅读。 目前国内已经有某些教授依据此书编著《西方经济学》教材，在书中出现“经济学10大原理”一词，一眼便可看出是抄袭而来。 2、 萨缪尔森《经济学》(Economics) 萨缪尔森，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1970年成为第一个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 研究范围横跨经济学、统计学和数学多个领域，对政治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有独到的见解。 目前经济学各种教科书，所使用的分析框架及分析方法，多采用由他1947年的《微观经济分析》发展糅合凯恩斯主义和传统微观经济学而成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理论框架。 他一直热衷于把数学工具运用于静态均衡和动态过程的分析，以物理学和数学论证推理方式研究经济。 目前经济学理论数学化大行其道，此翁实始作俑者。 《经济学》由美国麦格劳——希尔图公司1948年初版。 现已出第16版，通行全世界橘神肢。 国内50年代由高鸿业教授根据英文第10版翻译，商务印书馆于1981年出版。 市面之16版，是和诺德豪斯合写，由萧深教授翻译，并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个单行本出版。 全书结构宏伟，篇幅巨大。 可谓博大精深。 渗透老萨数十年经济学见解。 字里行间，三言两语，每有深意。 其中诸如“热情的心，冷静的头脑”、“相关未必因果”等言语，可谓经济学之《老子》。 读完该书，可了解经济学所探讨问题在经济学体系中之位置及分析框架，对经济学有一个完备之认识框架。 知识庞杂，有一体系框架，则适宜以后更进一步学 习。 学之愈深，愈知此框架之重要。 瞎埋尽管该框架在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方面仍有断层，但不失为一个好框架。 此书国内有机工版发行之英文版。 建议直接阅读英文版。 3、斯蒂格利姿《经济学》及系列辅助教材。 斯蒂格利姿在信息经济学成就甚高，此书可作为前二者的补充，前二者所涉及经济学内容主要是以价格理论及边际分析为基础，不包括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不确定性分析部分。 斯蒂格利姿之《经济学》可填充前二者之空白。 尽管三位政策倾向不同，但教材体现凯恩斯主义的特征稍多一点，总体上讲，教材相当客观和公允圆世。 很适宜做入门教材。 4、《经济学、原理、问题与政策》及《经济学原理与问题》、〈经济学案例〉、〈经济学小品〉、《经济学悖论》、〈社会问题经济学〉等。 此类书之特点是先提问题，再论原理，主要是针对社会习见问题，逐步解释原理，水平、内容大多较好，唯缺乏体系与框架，适宜略懂经济学者补充学习。 5、国内老师自行编写之《西方经济学》教材：目前国内各大学自己编写的直接冠以《西方经济学》或〈经济学原理〉均属入门教材。 如高鸿业、历以宁、宋承先、梁小民、朱锡庆、尹伯成、司春林等等。 然皆远逊外国教材。 说明： 1、越基础性之教材越需深入浅出，将复杂抽象的道理联系到生活实际上，才讲的透彻，又能调起初学者之兴趣。 国外教材，形成一竞争市场，多极高明之著作，教材之撰写也充分考虑学生学习之便利，如曼昆之教材，以完全不带数学式而著称，又或更新换版本极快，以及时吸收新知识，如斯蒂格利姿《经济学》之增加不对称信息部分。 低手所写教材自然被市场淘汰。 故市面之基础教材，多为大高手所写就。 2、国内教材，建国以来，除商务系列丛书初期之100年前古典学派部分，政府同意翻译以作为马克思批判之反面教材得以出版外，80年代以前，近50年间国外经济学研究学问之成就，国人皆不得见。 80年代末期，邹至庄先生力倡西方经济学，邓大人首肯之后，国内始渐有〈西方经济学〉之类教材出现。 此类教材，多为新出道之老师，为进阶升职，凑出版物之数而编抄西人著作而成，机制所限，不敢添加“反动”之知识，又无竞争机制，购买者多为其听课学生。 故质量甚差，若非特殊目的如考研指定者，慎勿购买。 3、按经济学有入门低、中级、高级之分。 高级乃指其运用之数学工具及阐述观点之纷争更多而言，并非此学问高人一等。 一如高等数学未必高初等数学一等之意。 越是高级，则越多分歧，也越追求数理逻辑之严谨，反不如低级来的实用。 初级的入门教材一般是针对初学者，所以大多举案例和现象，加以文字解释，偶尔插加二维图案，高级教材注重数理逻辑，而二维图案及文字已难以表达、解决所说明之问题，故多用数学证明或代数方程，夹杂现代数学工具。 中级教材则介乎其中，界定甚为模糊。 教材难度不同，跨度也相差很大。 二、中级微观教材 中级教材一般以微观、宏观两科为主，兼修其他应用科目。 传统经济学，本无宏观、微观之分，自凯恩斯针对名义变量进行宏观经济分析之后，始有宏观一科。 故历来次序，先修微观，再修宏观，后及其他。 微观经济学为各科之基础。 其分析，乃基于马歇尔的一般均衡分析及边际效用学派之边际分析，而后由萨谬而森发展数学方法及框架而成，涵盖范围甚广，大致包括： 基础部分：传统厂商理论（技术、利润、成本）、传统消费者理论（效用、偏好、选择、需求）、局部均衡理论（完全竞争市场之稳定性）、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二大定理、交换方框图） 分支部分：寡占市场理论（寡头、定价、市场细分）、博奕论（纯策略均衡、混合博奕、广延型结构、厂商博奕、颤抖的手）、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税收制度设计、投票、外部效应）、不确定性经济学（风险、博采、保险、投资）、信息经济学（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信号）、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契约理论）、法和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企业性质分析、法律）、拍卖理论（拍卖机制设计）、匹配理论等。 学习者可根据上述容，与教材所列提纲比较，则可知教材侧重点之所在. 6、《管理经济学》，有版本数种，特点各不相同。 此类教材多为mba系列教材。 其目的针对生产过程决策而设，故与经济学之中级微观教材相较而言，减少少量分支部分理论，增加回归分析及计量统计部分。 目前数种版本中，以人大版〈工商管理经典译从〉难度最低。 机工版哈耶所写之〈管理经济学 -战略与决策〉与标准中级教材难度大致相当，内容也接近。 唯其中也已采用函数表达式。 机工版莫瑞斯（有英文版及中文版，中文为陈章武所译）〈管理经济学〉难度最高，其侧重内容与中级教材大不相同，除回归分析已采用大量数据，要求建立模型，内容接近计量预测外，内容涉及对偶理论、不同代替效应之图解，附录采用微分法，难度较高。 此类书籍，侧重经济学中与管理交叉管理。 7、平狄克《微观经济学》。 人大版，此书乃标准中级微观经济学教材。 在美国多个大学供mba采用，国内英文版有清华版，中文版有人大版。 此书内容适中，主题广泛，均是各部分理论之要点，不旁及其他分歧内容，其中定价部分较为详细。 图形清晰，语言流畅。 所采用数学工具甚浅，有函数但不涉及微分，只用差值。 曲线只用标准严格凹性曲线，不及拟凹部分、线性仿射内容，成本函数也均为线性。 建议此书应通读，可作进阶之用。 8、曼斯非尔特《微观经济学》人大版，内容、难度、书价与平狄克相仿，唯编排次序不同。 体系稍显庞杂，不如平狄克之明晰，然也为一国外通行教材。 若修习平狄克有不明之处，则可先参照此教材或先修学其他国内出版之书籍。 如北大系列教材之周惠中〈微观经济学〉，北大版朱善利之《微观经济学》等。 此书不属必读。 9、《国外经济学教材库》系列之《应用微观经济学》，32开，经济科学出版社。 此书有大量案例及微观经济原理之运用，所用数学甚少，读此书，可补充平狄克教材之案例。 加深对经济学之了解。 10、〈微观经济学: 现代观点〉(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美] 范里安 (Varian, Hal R.)著,费方域翻译。 据美国W.W.诺顿图书公司 1990年版译出,三联版。 此书是极规范之经济学专业的中级微观教材。 美国MIT，哈佛、伯克利经济学本科指定教材。 32开，800多页。 易懂而深刻。 本书为第二版，内容除论述了市场、消费者偏好、需求、技术、利润、生产等问题,还增加了两章, 分别论述了要素供给和信息经济等。 内容上相当关注技术细节问题，比平狄克要更深一些。 范里安微观经济学与数学造诣极深。 然此书乃其为学生所写之中级教材，刻意避免数学之应用，大部分数学推导放于附录，微分运用相当少，适宜学完平狄克后重点阅读。 可作平狄克中各部分理论内容之拓展。 三、中级宏观教材 若无意进一步学习高级微观经济学，则可同时学习宏观经济学。 微观的特点是精深，宏观则是驳杂。 因为宏观流派很多，观点各不相同。 11、《宏观经济学》曼昆，人大版。 中文翻译。 此书秉承曼昆〈经济学原理〉之优点，以简单，浅显为特点。 虽只有很少量的数学，但对原理及内容均提炼得甚为简洁。 前半部分写得相当清晰。 可读完萨谬而森《经济学》并略懂一点微观后直接学习。 适宜一个循环学习，即以书入手，修完《全球视角》后，再回头重修此书，有提纲挈领之用。 缺点是似乎限于门户之见，对真实周期学派、奥地利学派等其他学派提得很少。 建议阅读。 12、《宏观经济学》多恩布什。 人大版中文翻译，东北财大有影印英文版。 此书是标准的中级宏观教材，属正统教材。 体系清楚，描述准确，通行于美国各大学多年。 采用凯恩斯IS-LM体系为框架，对各个流派评价及描述相当公平。 推荐必读。 13、《宏观经济学》人大版，中文翻译。 罗伯特霍尔，整本书显得有点凌乱，适宜读过其他中级宏观再做印证之用，内容比上述两本教材略深。 不属必读范围。 14、《宏观经济学》巴罗。 清华，影印英文版。 巴罗宏观经济学造诣很深，主要研究领域在经济增长理论。 但写的书却销路很差。 学这本书可作为对上述教材所属凯恩斯学派的一个补充。 不属必读范围。 15、《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三联版杰佛里萨克斯，32开，1000页。 萨克斯成功处理了南美高通货膨胀的问题，但书一样写的相当好，整本书注意细节而有条理。 很适宜读完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后进一步阅读。 以拓展知识。 上述5种教材所用符号各不相同，对学习者实在甚为不便。 16、《国际经济学》 保罗克鲁格曼，今日之宏观经济学，已很难讨论封闭的宏观经济，此书可谓进一步拓展的宏观经济学，包括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两个部分，渗透克鲁格曼的经济思想，所采用框架为AS-AD框架，可作IS-LM框架的补充。 推荐阅读。 17、《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与反思》及《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 -各思想流派分析》及《与经济学大师对话》此系列三册，前两册为商务版。 此书乃对各不同流派经济学大师的采访和评论，对各个流派的异同可以有清楚的了解，而且是直面经济学大师，可以看到各个大师之间彼此的观点不同，甚至成见立场，互相抨击之处，实在有趣。 推荐阅读。 四、其他教材 18、人大版《经济科学译丛》系列之其他大多数教材：《经济思想史》、《财政学》、《公共部门经济学》、《人事经济学》、《金融学》（博迪）、《投资学》、《货币银行学》（米十金）等等实务应用之科目。 适当补充阅读〈公共选择理论〉、奥地利学派、哈耶克、剑桥之争、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等等内容。 19、三联丛书黄皮书系列，其中显要者如《公共经济学》(Lectures on public economics)（阿特金森(Atkinson, Anthony B.) [美] 斯蒂格里茨(Stiglitz, Joseph E.)著）、〈政治与市场: 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货币、银行与经济》(Money, Banking, and the Economy)〔美国〕托马斯·梅耶(Thomas Mayer)、〈法和经济学〉等等。 可对经济学之应用领域获得一个深刻视角。 三联丛书，推荐全部阅读。 20、张五常《卖橘者言》、《佃农理论》、《经济解释》。 张老先生近年是国内焦点所在，也写了几本〈随笔〉，发表不少演讲，大体而言，〈随笔〉不堪一读，其中论书法、摄影部分，不关主旨，且水平甚低，多属偏颇之见，今不论之。 唯上述专著中之〈佃农理论〉，见解独到，尤有过人之处。 建议修完中级微观后仔细阅读。 《经济解释》则为论文集，然其中也有不少过激之言论及偏见，不可以教材视之。 其中“合约理论”部分，可以一读。 论“共产主义”部分，则未必有理。 21、杨小凯〈经济学原理〉〈新兴超边际古典经济学〉，杨先生气魄甚大，欲以一己之力重写传统经济学体系，与汪丁丁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谓经济学之异端，读之可开阔视野。 推荐阅读。 22、〈波斯纳文集〉苏力翻译。 老先生以法学专才，写〈法之经济学分析〉，实一极高明之人士，于此不可不提。 推荐阅读。 23、商务丛书《汉译世界名著》系列：此丛书系列，自二十世纪初商务王云五先生主持，与是事者不计其数，除文革中断十余年外，每年陆续出版，涵盖哲学（红皮）、历史（黄皮）、政治（绿皮）、经济（蓝皮）、语言学、人类学（未成），所翻译者，非经典不收，皆大师之精华，所主持翻译之人，多博学鸿儒或一代大师。 单经济一门，翻译之著作，至今已近百种。 百年间，传播知识无数，可谓功德无量。 读完蓝皮经济类之全部，则可通晓经济学之来龙去脉。 至此，无意于经济学一门谋生者，已然足够。 然上述书籍，常人阅读，少者耗时约需1、2年以上。 多者3、5年。 且其中论著，多高明之作，或有一读再读之需，而读完，也或有“屠龙之技”之感也未之定，一笑！ 五、数学工具： 即所谓数理经济学一科。 若数学水平较高，有意进一步玩弄经济学之数学智力游戏，则可参读以下数学工具：中国大学本科考研究生之数学三（高数、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为必修之基础课，其他之数学工具则包括拓扑学初步（凸集、凹集、微分方程稳定性）、线性规划（代数理论、几何理论、对偶理论）、非线性规划（不等式约束规划）、变分法（欧拉方程、泛函函数、收敛问题、可变端点、横截条件、勒让得必要条件、相图分析）、最优控制理论（最大值原理、汉密尔顿函数）、连续时间优化规划、离散时间优化规划（不动点性质、值函数）、时间序列分析、非线性混沌系统、随机变量等等。 24、 《经济学中的数学》（入门水平） 25、 蒋中一《数理经济学基础》（基础水平） 26、 《动态优化基础》（进阶水平） 27、 高山成（takayama）《经济学中的优化方法》（推荐阅读） 28、 龚六堂《经济学中的优化方法》（推荐阅读） 29、 《经济学中的动态递归方法》（推荐阅读） 30、 〈数理经济学手册〉人大版（重点阅读） 六、中高级微观经济学： 下文书籍，未必尽是高明著作，然国内此类教材甚少，下述书籍，聊胜于无。 31、平新乔的《微观经济学18讲》，北大出版。 内容属于中高级微观经济学，涉及微观领域较多，引入大量的数学运算，除文字内容外，强调逻辑推理。 惟书中有不少印刷错误，且理论内容跳跃太快，不利学习理解，数学运用庞杂，不够明快清晰。 在国内中高级教材中属中上之作，接近国外大学本科高年级水平。 最大的优点是书后付有大量需要运算的习题，均需花时间读书和思考才能解决，很适宜学习训练。 对从中级到高级过渡有帮助。 不属必读范围。 32、张定胜《高级微观经济学》。 武大出版。 此书属于中高级内容，因涉及主题较少，故比平新乔之〈18讲〉显得清晰。 适宜找不到其他中高级教材，而高级教材又甚困难，可以此书做过渡。 33、 Nicholson < Microeconomic Theory>>。 国内中文翻译出版。 此书微积分运用、数学运算简洁明晰，全书难度、体系一致，排版清楚、内容重点突出，主题有深度，实为一极佳之中高级教材。 书后之参考书目适宜进一步学习参考，为中级教材之中，最适宜和高级教材接轨者，唯书价稍贵，习题难度不深，习题量稍显不足。 此书似乎出版发行量不多 ，除北大、复旦等处书店有少量可见外，其他大学及城市似甚少见。 推荐阅读。 34、蒋殿春《高级微观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 此书主题基础部分已达高级水平，难度甚大。 至博奕论以后部分，则难度甚浅。 或与日本经济学之教授方法有关。 对传统的价格理论的数学描述相当清楚。 数学证明部分清楚。 推荐阅读。 35、张维迎〈高级微观经济学〉，此书张教授5、6年前在香港做访问学者时已准备出版，张五常之论著中，多处注释引自此教材，多种丛书翘首以待，均将此书名印于丛书之中，以待出版。 然数年一去悠悠，至今未见面世。 张教授微观造诣甚深，想来此书必也不错。 估列于此处，他日或可望出版，若有见张教授者，也可代问此书出版之日。 呵呵。 36、范里安《高级微观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 这是范里安在《微观经济学 -现代观点》的基础上的标准高级教材。 每一章均相当简短但精要。 阅读时需要对中级教材有比较深入的学习。 但翻译质量不佳。 建议直接读英文版。 接近研究生一年级水平。 推荐阅读。 37、武康平《高级微观经济学》，清华版。 进一步学习数理经济学之用。 不属于必读范围。 38、《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 theory》-colell Green等，社科院，中文版，北大翻译。 110元。 经典中的经典目前所见，顶级教材，研究生一年级水平。 推荐阅读。 七、高级宏观经济学 39、 《高级宏观经济学》戴维 罗默。 商务版。 推荐阅读 40、 布兰查德《高级宏观经济学》 41、 萨金特《动态宏观经济理论》 42、 龚六堂《高级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 推荐阅读 八、其他教材： 43、《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泰勒尔）。 属于研究生初级教材。 44、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哈佛剑桥经济学著作译丛》：《经济理论的进展》（上下）、《公共选择理论》、《治理机制》、《不确定性与信息分析》、《经济学中的制度》推荐全部阅读。 45、社会科学出版社〈国外经济学名著丛书〉系列：《企业经济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速水右次郎）、《同意的计算》（布坎南）、《货币数量论研究》（佛里德曼）推荐全部阅读。 46、经济科学出版社《国外经济学教材库》系列：此系列水平介于本科与研究生之间，若学完上述其他教材，此系列可不必阅读。 聊记于此。 47、邹恒甫：〈金融丛书系列〉：以让拉丰〈激励理论〉为最高水平，其他尚可。 4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经济学教科书译丛》系列：目前国内所见最好教材系列，学完这个系列，建议找老师报考研究生进一步学习。
如何提高阅读现代文的能力，我觉得我学的不好。看文章不知道该怎么办。请求有经验的人回答
一、更新观念 摆正位置 写作和阅读，是语文教学的两大要项。 长期以来，人们的观念是：读为写服务，写是读的终极目的；写比 读难，写最能表现一个人的语文水平。 据此观念，进而提出：以写作为中心，中学只要抓写作能力的培养，阅 读能力自然会形成。 一句话：重写轻读。 写和读，固然有密切的联系，写以读为基础，读因写而得益。 但，写与读毕竟是两种本质不同的独立能力 。 “读是用眼睛来听““写是用笔去说”（叶圣陶）即读是人们用视学来感受信息，写是人们通过信息载体— —文字来表达思想感情。 显然，阅读是一种感受信息、获取信息的能力，属于吸收范畴；写作是用知识信息来 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属于表达范畴。 没有吸收，何来表达和竖？ 写作能力的培养不易，阅读能力的培养更难。 写作虽说无定式，但有范文可仿，有模式可套，有丽词可采 ，有佳句可剽。 阅读却无可仿可套可采的东西，连剽窃也不可能，因为扑入视野的文字材料，是千变万化的， 只有靠理解的向导才能步入灵活多变的意境。 而理解能力的培养提高，谈何容易！ 书本是保存和传播知识信息的最重要形式阅读是学习和获取知识信息主要手段，阅读的目的不全是为了写 作。 据英国技术预测专家詹姆斯·马丁测算，人类知识目前大约每三年增加一倍。 全世界一年新出的书就有五 十多万种，在知识成倍增加、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没有较强的阅读理解能力，怎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未来的文盲将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不善阅读、不懂得如何学习的人。 我们要从培养适应未来建设需要的 新智能型人才的战略高度着眼，狠抓现代文阅读能力的培养。 二、确定目标 授予方法 一个中学生的阅读能力应具有以下水平：1.运用工具书、参考资料来解决阅读中的文字障碍和知识疑难； 2.正确理解全文的中心内容，归纳中心思想；3.能正确理清文脉、分析层次段落；4.能正确分析文章的主要写 作手法与特点；5.能辨析文章的意蕴（言外之意），有一定的鉴定能力，能理解的写作中心所在；6.能对 文章作出基本的评价批注。 阅读的内容广而杂，下面分三大部分来说明，即：怎样读一篇作品，怎样读一类文章，怎样读一册课文。 而着重谈前者，将其细分为五个方面详述。 A：怎样读一篇作品？语文形式与思想内容，是构成一篇作品的互为依存的两个方面。 读一篇作品，就从这 两个方面着手。 语文形式指拼音、标点符号、文字、词汇、句子、语法修辞以及记叙、描写、议论、抒情、说 明的表达方法等等；思想内容，指作品的主题思想，精华与糟粕，人格与作品风格、作品的人物形象、社 会意义与现实意义等。 阅读的方法，遵循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进行，采取“四步读法”——第一步速读记梗概，把握 文章的大意；第二步跳读捕捉主要人、事、物或观点、生字难词；第三步细读划分层次段落、归纳中心思想； 第四步精读分析写作特点。 怎样解词释句？务须遵循“词不离句，句不离文”的原则，切忌脱离文字环境去孤立的解释词语的句子。 字词解释，字典词典可以参考，但不可死搬硬套。 如“这藤野先生，据说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 结”，其中“模糊”一词，照词典则释为“看不清楚的样子”，岂不笑话？据文意猜度，当是马虎、随便、不 讲究之意。 有的词，查词典根本查不到，可从构词方式来思考。 如“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其“高慢”一词 ，是并列式合成词，据上下文推断，当是自高傲慢之意。 对于结构复杂的句子理解犯难时，复杂单句则须分析 句子成分，抓住主干，简缩为短句去理解；复句则须划分层次，弄清层次关系，便可明了句意了。 怎样划分层次段落？据叶正拦老“逐句循读”和摸清“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唤清大”的“路”的思想，必先抓语段的 思路，即对每一自然段，特别是重点段进行剖析，“得用分析的方法，解剖作品的各部，再求其综合”（《论 集》P69）划分语段层次分四步进行： (1)标出语段各句的序号 (2)逐句简言概括 (3)分析句与句间的内在联系 (4)综合层意，概括段意 以《茶花赋》第14自然段为例，这段共有五个句子，各句意用简明的话加以归纳，话语要准确（抓住实质 ）、概括（凝炼集中）、鲜明（体现出思想性和倾向性）： 第一句：“我热切地望着他的手，那双手满是茧子，沾着新鲜的泥土。 ”可压缩为：茧满双手。 第二句： “我又望着他的脸，他的眼角刻着很深的皱纹，不必多问他的身世，猜得出他是个曾经忧患的中年人。 ”可节 缩为：曾经忧患。 第三句：“如果他离开你，走进人丛里去，立刻便消逝了，再也不容易寻到他——他就是这 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劳动者。 ”可精简为：普通人。 第四句：“然而正是这样的人，整年整月，劳心劳力，拿出 全部精力培植着花木，美化我们的生活。 ”可提炼为：创造美。 第五句：“美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可简言 为：美的源泉。 经这样逐句概括，句与句间的关系一目了然，思路的轨迹也明晰可见。 一、二、三句为一层，层意是 ：普之仁是个曾经忧患的勤劳的普通人；四、五句为第二层，意思是普之仁是美的创造者。 两层意思综合起来 便是段意：美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 由此，赞扬祖国建设者的文脉，便伸手可触了。 分析语段是基本功，这套功夫掌握了，推而广之，便可扩大到段落的分析。 归并意思相同的语段，便为意 义段（段落）；如法炮制，并意义段即为“部分”。 最后综合各部的意思，便可得出文章的中心思想。 记叙文的段落层次较为复杂，划分它可从如下七个方面去考虑： 1.按照事物本身发展的顺序分段。 以记事为主的文章多用此法。 a.写一件事的始末，分段时，以事件发展 的顺序（或转折变化）为依据。 如《我的叔叔于勒》——高潮（遇于勒）——结局（躲于勒）。 b.记叙某些有 代表性事件的侧面，分段时，以甲事转到乙事的界限为依凭。 如《分马》分为二部：分马——换马。 2.按照人物活动的情况分段。 以写人为主的文章多用此法。 a.写一个人的，如《哥白尼》按哥白尼从事科 学活动的情况分为四部：学习经历——确立地动学说经过——赞哥白尼重视科学实践和坚持真理的革命精神— —哥白尼学说战胜神权的过程。 b.写几个人或一个集体的，分段时即以人物的转换为界限。 如《猎户》，作为 正衬人物的尚二叔、“百中”老人，划为一个段中的两个层次。 主要人物董昆划为一段。 3.按时间的推移分段。 以时间推移为线索安排情节或描写人物的文章多用此法，分段时以时间转移为分段 依据。 如《故乡》按时间推移分为三部：回故乡——在故乡——离故乡。 4.按照空间的变换分段。 参观、游记等多用此法，小说也有用的。 如《老杨同志》可以在区农会——在村 公所——在老秦家——在打谷场的地点转移分为四部。 5.夹叙夹议的文章按不同的表达方式分段。 如《谁是最可爱的人》首尾两处抒情议论，中间记叙，则以抒 情、记叙、议论三种表达形式所包含的内容分成三段。 6.按倒叙或插叙的顺序分段。 先找出顺叙倒叙和插叙的起讫界限，然后把倒叙部分划为一段，顺叙分为另 一段。 如《祝福》把倒叙祥林嫂在人们祝福时悲惨的死去作为一部分，把顺叙（追叙部分）祥林嫂的悲惨遭遇 划分为另一部分。 7.按认识变化过程的顺序分段。 如《秋色赋》可以的认识为序分为四部：秋色可爱——秋色怎样 可爱——可爱的秋色怎样来的——愿可爱的秋色长在。 上述分段方法，并不是孤立的，在有些文间中，它们常交错在一起，生搬硬套是不可能准确的分段的。 如 叙事散文《藤野先生》，可以时间为“经”分为三部：见藤野前——见藤野间——别藤野后；也可以地点为“ 纬”分为三部：在东京——在仙台——在北京。 怎样归纳中心思想？综合朱自清和叶圣陶的指教，阅读分析课文时，弄清文脉，理清思路，就抓住了理解 和把握文章中心的纲。 欲弄清文脉、理清思路，可从这八个方面去考虑： 1.标题的提示。 文章的题目与文章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有着紧密的联系。 它常常能反映文章的主题或艺术 特点。 它一般有四个作用：（一）体现作品的线索，（二）暗示作品的重点段落。 如鲁迅的《药》，标题蕴含 的意思是：要毁掉封建社会这座“铁屋子”，必须找到一剂能使人民觉醒的良药，这就是唤起民众。 有的标题 就是文章的中心思想，如《反对自由主义》。 2.开头结尾的提示。 如《记一辆纺车》，首段点明常常想起、深切怀念在延安使用过的一辆纺车。 这 辆纺车普通、旧式，并无特别之处，何以引起深切怀念呢？结尾说“跟困难斗争，其乐无穷”，因此“诩 辆纺车联系首尾两段思考，文章主旨显而易见：纺车是延安军民战胜敌人封锁、渡过暂时困难的战斗武器，写 它是为了表现延安军民艰苦奋斗的乐观精神。 3.抒情议论部分的提示。 抒情议论，起深化主题的作用，它可以透视出作品的内涵。 如《谁是最可爱的人 》，文章每记叙完一件事，便有议论抒情的语段，其中一段写道：“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而对朝鲜人 民却是那么地爱，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 ”此句明显的揭示出文章的旨意：赞扬志愿军战士的革命英雄主 义、国际主义精神。 4.抓住中心句。 中心句是作品艺术构思的凝聚思想感情的一句、几句或一两段话。 散文称之为“文眼 ”，它如同音乐中的主旋律那样，给整个抒情定下基调，统领全文线索，使主题鲜明突出。 比如《荷塘月色》 中“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这句话便是本文的文眼。 抓住这一中心句，就把握住思想感情的脉搏：步月 赏景、遐想江南采莲风情，都无非想使自己从“颇不宁静”中解脱出来。 联系写作背景，便不难得出对当 时白色恐怖的现实极为不满，对祖国前途甚是忧虑的结论。 5.抓住线索。 线索的表现形式可以是人物的活动、事件的发展或某一贯穿始终的事物、感情等。 抓住了线 索，就能够理清文章的脉络，从而有助于把握文章的内容。 比如，朱自清的《背影》，文章以其父的“背影” 为线索贯穿全文。 “背影”在文中出现四次：第一次开篇点题，第二次具体描绘“背影”，第三次惜别时“背 影”在人群里消失，第四次别后泪光中浮现“背影”。 通过对“背影”的描述，说明“背影”刻下了父亲饱经 忧患的印记，“背影”表现出父亲深挚的爱，“背影”是父亲最后留给儿子的印象。 由此可知：“背影”反映 了父子相爱相思之情，“背影”是旧社会穷困知识分子颠沛流离生活的缩影。 6.分析人物形象。 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形象，是作品内容的重要构成因素，主人公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直 接体现作品的主题思想。 比如赵树理的《老杨同志》，老杨下乡到村公所时，发现广聚、小元工作时下棋，老 杨的一席话透露出他的政治敏锐性极强；到老秦家同吃一锅粥，表现了老杨密切联系群众的品质；在打谷场上 边劳动边访问及软顶广聚，表现了老杨深入调查研究、讲究策略的作风。 由此便捕捉到本文的主旨：赞扬农村 干部老杨同志的优秀品质。 7.联系时代背景。 时代背景是作品中故事发生和人物活动的社会历史条件，它是孕育作品主题思想的土壤 。 有的作品离开时代背景去分析文意，便捕不准或捉不到。 比如鲁迅的《故乡》，若脱离时代背景去分析，怎 晓得作品反映的是辛亥革命后农村破产的景象、所揭示的社会根源及的强烈愿望？ 8.综合各段段意。 比如贺敬之的《回延安》全诗共五节： 一节，回延安，激动满情怀 中心思想 二节，忆延安，圣地养育我 表达热 三节，会亲人，欢聚话今昔 爱延安、热爱 四节，逛新城，旧貌换新颜 革命、热爱人 五节，赞延安，圣地大贡献 民的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