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 据“北京文博”微信公众号消息，近年来，“公众考古”这一概念越来越多被大众所认知，为正确传播考古工作的内容和意义，让公众走近文化遗产，也让文化遗产融入公众，2024年北京公众考古季即将开幕，希望广大人民群众能在丰富的活动中深入感受北京历史的文化精髓和时代价值。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拟于2024年北京公众考古季期间举办“北京考古·寻找燕都——琉璃河遗址考古体验特别活动”，邀请15个家庭走进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以及首都博物馆，体验考古工作流程，感受考古的魅力。
活动时间：2024年10月19日（星期六）
活动地点：首都博物馆、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琉璃河遗址发掘现场
作业提交：参加活动的同学或家庭需在结束之后一周之内提交一份学习收获发至邮箱bwgyjb@126.com，形式不限，可以是作文、日记，也可以是画作、视频。组织方将选择优秀作品进行宣传推广。
活动费用：全程免费，包括从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至首都博物馆及琉璃河遗址的往返车程和当日午餐。
张磊
王巍：新中国70年考古学回顾与思考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的伟大祖国由弱变强，各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考古学也不例外。 作为一个诞生不到100年的年轻学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70年，也是人才辈出、硕果累累的70年。 70年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学科建设经验，为建立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对增强文化自信和中华文化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新中国成立后，因战争而被迫中断多年的中国考古学开始复苏。
在机构设置上，1950年8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 由郑振铎兼任所长，梁思永和夏鼐任副所长。 这一阶段，很多省区建立了文物工作队，负责本省区的考古工作。
在人才培养方面，1952年至1954年，为应对当时全国基本建设逐步展开、考古队伍人才匮乏的局面，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文物局）、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4期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来自全国各地的341位学员参加了培训。 这些学员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各地考古工作的骨干。
在高校考古专业的设置上，为了培养经过系统训练的年轻考古人才，保证考古事业后继有人，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创立了国内第一个考古学专业，招收考古学专业本科生。 此后，四川大学和西北大学等高校也相继成立考古专业，招收本科生。 这些学生毕业后补充到了各地各级文物考古机构。
在学术期刊方面，1936年创刊的《田野考古报告》于1953年更名为《考古学报》；1950年创刊的《文物参考资料》于1959年更名为《文物》；1955年创刊的《考古通讯》于1959年更名为《考古》。 在中国考古学界享有盛誉的“三大杂志”对促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考古发掘方面，1949年，首先恢复了对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掘。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前后，实施了新中国第一批考古发掘项目——对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冈武官村大墓和河南辉县战国墓葬的发掘。 同年，裴文中率队对吉林西团山墓地进行了发掘，曾昭燏对南唐二陵进行了发掘。 这些发掘标志着新中国的考古学开始迈出前进步伐。 这个时期获得了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如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山西丁村人和广东马坝人化石。 新石器时代的重要发现有陕西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华县元君庙和泉护村遗址，以及河南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等一批仰韶文化聚落遗址，不仅初步建立了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序列，而且开始通过聚落内建筑遗址和墓地内墓葬布局探讨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 在中原地区之外，也发掘了很多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遗址，如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青莲岗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等，这些发现使我们对各个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序列有了大体轮廓。 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发现主要有夏商时期的都城发掘，如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遗址，陕西长安西周都城丰镐遗址，山西侯马晋国遗址。 墓葬有山东益都苏埠屯商代大墓、河南陕县三门峡虢国墓地和洛阳中州路东周墓葬、湖南长沙楚墓等。 秦汉以后都城遗址发掘的主要成果有：汉长安城和汉魏洛阳城、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北京元大都等。 墓葬的发掘有洛阳烧沟汉墓、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墓、南朝帝陵、白沙水库宋代墓葬、明十三陵中定陵等。 手工业遗址有河南巩县铁生沟和荥阳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以及各地唐宋时代的瓷窑遗址。
考古研究方面也涌现了大量成果。 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框架基本建立起来，对我国各个历史时期都城的内涵和布局也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 《西安半坡》《庙底沟与三里桥》《郑州二里冈》《辉县发掘报告》《洛阳烧沟汉墓》《白沙宋墓》等一批考古发掘报告问世，为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也树立了考古发掘后及时编写发掘报告的榜样。 这些发掘报告至今仍是中国考古学的经典之作。 这一阶段，学者们围绕“仰韶文化的社会是母系社会还是父系社会”“仰韶文化是本土起源还是从西方传入”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针对当时学术界存在的对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理解和命名的不同做法，夏鼐发表了《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对考古学文化做了精确的定义，认为考古学文化是指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范围内反复出现的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迹、遗物的总和。 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应以最早发现的遗址的小地名予以命名。 这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为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 苏秉琦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对仰韶文化的分区、分期、类型、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以及社会发展阶段进行了全面探讨和深入分析。 上述两篇文章是这一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论文。
科技考古方面，这一阶段的“科技考古”主要是对考古发掘中出土人骨性别、年龄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同行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明了碳14测年技术后，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仇士华和蔡莲珍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碳14实验室，结束了我国考古学界无法对出土遗存进行科学测年的历史。
在对外交流上，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界主要是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同行交流往来。 1964年，中国和朝鲜学者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大连岗上、楼上、双驼子等青铜时代遗址和黑龙江宁安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开展了合作发掘。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与外国学术界联合在中国进行的合作发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国考古学的发展一度陷入停滞，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考古活动逐渐恢复。 1972年，停刊多年的《考古》《考古学报》和《文物》率先复刊。 1975年，苏秉琦提出，要把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作为我国今后考古工作一个重要课题，并首次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考古学”的任务。 此时期，随基建的开展仍有一些考古发掘，其中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河北保定满城汉墓、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最为令人瞩目。 各王朝都城考古工作逐步恢复的同时还新发掘了一些各时期重要遗址，旧石器时代有山西阳高许家窑人化石和沁水下川遗址、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湖北郧县人化石；新石器时代有河北磁山遗址、陕西临潼姜寨、青海乐都柳湾、浙江余姚河姆渡、广西桂林甑皮岩等遗址；青铜时代有北京房山琉璃河、河北定州北庄子和平山中山王墓、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陕西周原西周宫殿和宝鸡渔国墓地、湖北黄陂盘龙城和江陵楚都纪南城等遗址；秦汉时期及以后发现有陕西咸阳秦都、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汉长安城未央宫、杨家湾汉墓、汉宣帝杜陵、乾县唐章怀太子墓、江苏徐州汉代楚王墓、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北京大葆台汉墓、山西大同北魏方山永固陵和琅琊康王司马金龙墓、黑龙江绥滨中兴金代贵族墓等遗址。 这些考古发现取得了一些弥足珍贵的成果。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考古学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地方机构相继更名，队伍规模逐渐扩大。 20世纪80年代前半段，各省市自治区的文物工作队纷纷更名为考古研究所，人数由原来的一二十人增加到数十人乃至近百人。 这些省级考古研究机构主要承担各省市自治区范围内基本建设考古工作，还有一部分工作是围绕学术课题开展主动发掘，有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如浙江良渚遗址、陕西石峁遗址、安徽凌家滩遗址、辽宁牛河梁遗址、四川三星堆遗址、江西海昏侯遗址等）是由这些地方的研究机构承担的。 除此之外，十几个省会城市和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非省会地级城市也相继建立了考古研究所或研究院。 目前，全国从事考古钻探、发掘和文物保护的从业人员已达数万人之多。
考古工作遍地开花，调查发掘数量激增。 随着各地经济发展特别是城市建设，全国实施的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数量呈井喷式增长。 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每年百项左右，发展到近年的每年1000项左右。 40多年来，考古发掘的总面积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发掘面积总数的百倍以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展的配合三峡工程的大规模考古发掘。 该发掘动员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市级考古机构以及部分大学和博物馆的专业人员，约百支考古队共同展开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考古，获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 之后开展的配合南水北调工程的考古工作规模也相当惊人。 这一时期，我国还分别于1982年和2005年实施了全国文物普查和目前还在进行的可移动文物普查，对于了解我国遗址分布情况、摸清各单位保存的出土文物数量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发现层出不穷，重要成果改写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要的考古发现不胜枚举，很多发现改写了我们对中华历史文化的传统认识。
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十分丰富。 在山西和安徽等地，都发现了200万年前的古猿人生活过的遗址，把人类出现在东亚大陆的年代提早到距今200万年前。 湖南道县玉蟾岩、广西桂林大岩等遗址，都出土了距今一万五六千年至一万二千年的陶器，证明中国的华南地区和北方地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地区之一。 在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出土了世界上最早、距今一万年前的栽培稻，表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水稻的起源地。 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出土的距今接近一万年的栽培粟和黍，证明这两种旱地农作物起源于中国北方地区。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多年、用鹤类翅骨做的七孔古笛，可以吹奏出音准很准的曲调，反映了中国古代先民的艺术水准。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距今6000年前的墓葬中，尸体的东西两侧分别用贝壳堆塑出龙和虎的图形，与战国到汉代流行的“东青龙、西白虎”如出一辙。 在辽宁西部牛河梁遗址群发现距今5500年、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巨型石砌平台，附近发现内有大大小小女神像和动物塑像的神庙，很多山头上有用石块堆砌的三重圆形祭坛，以及出土精美玉龙、玉人等的大型方形积石墓，据此推测应当存在一个影响遍及辽西和内蒙古赤峰地区的神权古国。 在与牛河梁遗址大体同时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中，也发现大型祭祀场所，附近的墓地中有的随葬品达数百件，反映出距今5500~5300年前后，各地区都相继迎来文明曙光，且不同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存在着远距离的信息交流，形成了一个最早的中华文化圈。 位于杭州余杭、修建于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古城，内城和外城的面积分别达300万和630万平方米，并在古城以北靠近丘陵的地带修建了长五公里、由多条水坝构成的巨型防洪堤坝，古城内几处祭坛上发现了象征墓主人掌控祭祀权力的玉琮、玉璧和掌握军事权力的玉石钺。 该文化分布遍及长江下游地区，反映了当时在长三角地区已经出现了以良渚古城为都城、苏南浙北和上海各地有区域性中心的早期国家，进入古国文明的社会。 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建造于距今5000年前的谭家岭城址和距今4600年前、面积在120万平方米左右的石家河城址，说明这里可能是当时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政治和文化中心，可能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三苗集团。 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距今4300~4000年、面积接近300万平方米的巨型古城，发现屋顶用瓦、室内墙壁施彩绘装饰的宫殿基址和规模巨大、随葬数以百计高等级随葬品的大型墓葬和大量墓圹狭小且没有任何随葬品的小型墓葬。 这表明当时黄河中游地区的阶级分化已经相当严重。 在陶寺遗址还发现了观测天象、决定农时节气的观象台，是世界上能够确认的年代最早的观象台。 陶寺遗址的位置、年代、文化面貌和观测天象的设施，都与文献记载中尧的都城——平阳十分吻合。 近年来，在陕西北部神木石峁城址发现了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大型山城，中心部位的皇城台周围有高大的围墙环绕，台上有宫殿基址和广场，并有石雕的神像。 这是一个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强大文明古国。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夏商时期古蜀国的祭祀仪式使用真人大小铜人像和比真人大数倍的巨型铜制人头像以及铜神树等，推测其应是古蜀国的都城。 夏代后期都城——二里头遗址发现宫城和具有中轴线理念的宫殿建筑，附近有制作青铜器和绿松石制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和祭祀区。 郑州商城发现规模巨大的外城，殷墟则发现纵横交错的路网、大型的手工业作坊和新发现的甲骨坑。 除此之外，新发现了商代早期的都城——河南偃师商城和盘庚迁殷之前、先代商王所建的都城——洹北商城以及位于郑州商城附近、可能与都城有密切关系的郑州小双桥遗址。 这一阶段发现多处商代高等级墓葬，主要有江西新干大墓、陕西李家崖鬼方墓葬、山东前掌大史氏贵族墓地、河南鹿邑长子口贵族墓，这些墓葬的随葬品中既有商王朝风格的青铜器，又有具备浓郁自身特点的青铜器，反映了各地区存在着与商王朝关系密切、同时又保留一定独立性的方国。 西周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有宗庙遗迹和手工业作坊、路网和水系以及一批西周铜器窖藏，还发现极有可能是周公封邑的遗址。 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列国都城开展较大规模考古工作的有：山东临淄齐故城和曲阜鲁故国、河北易县燕下都和邯郸赵国、湖北江陵楚国等。 周代诸侯国墓葬在各地屡有发现，主要有山西天马曲村晋国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湖北随州曾国墓地、山西晋国赵卿墓、苏州真山东周墓地、无锡鸿山越墓、浙江印山越王陵，等等。
秦汉及以后时期都城的重要发掘有：秦都咸阳和栎阳城，汉长安城桂宫和长乐宫，汉魏洛阳城宫城太极殿，曹魏和北齐都城邺城，隋唐长安城大明宫和太液池，隋唐洛阳城的宫城、明堂及部分里坊，渤海上京龙泉府，开封汴梁城，南宋临安城，辽上京，金上京和金中都，元上都，元中都。 秦汉及以后的重要墓葬发掘或调查的有：秦始皇陵园的整体勘探和包括铜车马、铜水禽等为数众多的陪葬坑，广州汉南越王墓，河南永城西汉梁王墓地，徐州北洞山和狮子山汉楚王墓，以及近年发掘的江西南昌海昏侯墓、河南安阳曹操墓、扬州隋炀帝墓等。 古代寺院的发掘有汉魏洛阳永宁寺、唐长安城西明寺，石窟寺有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 这一阶段各地发掘了许多窑址，包括定窑、磁州窑、龙泉窑、长沙窑、景德镇窑以及很多地方窑址，同时发掘了多处冶铜和冶铁作坊遗址，对当时的手工业发展状况有了较为详尽的了解。
水下考古发展。 我国水下考古是改革开放后开展的新的工作领域。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训练水下考古专业人员。 经过30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立的国家级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拥有上百位具有水下考古资质的专业人员。 南海一号、南澳一号、致远舰、经远舰等一批水下考古项目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国正在成为国际水下考古大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考古学界课题意识日益增强，相关研究不断深化。 国家社科基金等课题促进了考古学研究的开展。 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人地关系、古代城市、古代手工业技术与组织、古代宗教信仰、人群迁徙、中外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其中，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三大考古学课题尤为令人瞩目。
在人类起源课题上，从中国各地发现的距今十万到两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所反映出的文化面貌来看，在石器制作技术等方面一脉相承，看不到原有传统的断裂。 特别是针对所谓“中国缺乏距今十万到三四万年期间遗址发现，所以不能否认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于东非”等观点，近十年来，我国考古学者在华北、华南等地发掘多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其中除新疆或山西水洞沟等少数遗址外，华南和华北地区的石器保持了中国本土沿袭上百万年的传统，这表明中华大地的远古先民始终以本土为主，自成体系。
在农业起源课题上，距今一万年的水稻和粟黍分别被发现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北地区，考古发现和包括测年和遗传基因在内的多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证明了这几种农作物确实原产于中国。 这是中华先民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卓越贡献。
在文明起源课题上，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和“古国、方国、帝国”理论，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 苏秉琦等学者对作为考古学基本方法论的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进行了提炼和阐述，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在促进全国考古学文化研究、建立和完善考古学文化谱系方面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组织了中国文明起源课题研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乃至世界上参加学科和人员最多的人文科研项目。 共有近20个学科的400多位知名学者参加工程，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地开展了中华文明形成过程、背景、原因、机制的研究。 工程最重要的成果是，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论证了距今五千年前后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和辽河流域形成了早期文明社会的观点。 2019年7月，“探源工程”重点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对外交流与日俱增，中外合作硕果累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经历了以“请进来”为主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请进来”和“走出去”并行的21世纪前十年，以及以“走出去”为突出特点的近十年。 70年来，我国与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我国开展了近百项合作调查与发掘，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同时，我国学者也参与到国外考古研究中。 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王仲殊先生历时30年，对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很多不同于日本学界传统观点的新认识。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考古队走出国门，到俄罗斯、蒙古、乌兹别克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印度、巴基斯坦、柬埔寨等国进行合作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 一些考古学家还把开展合作发掘的区域扩展到其他古代文明重要发祥地，如埃及、肯尼亚、洪都拉斯等，积极参与世界范围内人类文明的研究。 这些境外的合作发掘和文化遗产保护，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誉。
研究手段日益多样，获得信息爆发增长。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的应用取得了十分显著的进步。 考古测年，物质结构与化学成分分析，古人类和古代动、植物的DNA分析，金属、玉石、陶瓷的原料产地和制作工艺技术研究，遥感和各类物理探测技术，古环境、古人类的体质和饮食结构，古代天文、古代环境与人们生活的关系等各种应用自然科学技术与方法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于中国考古学研究之中，从古代遗存中获取的信息量以及由此获得的对过去人们生活状况的了解与40年前相比呈爆炸式增长。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断代工程”中利用了加速器质谱仪进行精确测年，可称得上是测年技术的革命。 文明探源工程以考古学为基础，有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农学、医学、动物学、植物学、遗传学、环境科学、遥感和空间技术、计算机科学、冶金学、文物保护技术以及文献历史学等近20个学科参加，提出了相关学科的技术规范，极大地拓展了自然科学在考古学中应用的深度与广度。
文保技术长足进步，珍贵遗产得到有效保护。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入，我国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保护技术取得长足进步。 出土漆木器、纺织品、竹简、壁画等大量易损文物被成功提取和有效保护，有不少技术属于国际首创，水平居于世界前列，为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作出了贡献。
大批遗址得到保护，传承文明贡献巨大。 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一大批各个时期十分重要的遗址被发掘，这些遗址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被揭示，其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也被社会认识。 很多古遗址和古墓葬被评为国家级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使这些遗址得以依法受到保护，有的遗址还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进入21世纪，国家先后遴选了150个大遗址，率先进行保护。 同时启动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计划，先后三批36个经系统考古发掘和研究、文化内涵被比较清楚地展现出来的重要遗址（如北京周口店、浙江良渚、郑州商城、汉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等）被批准挂牌接待游客，还有一些遗址陆续获准立项。
考古人才培养蓬勃发展，考古队伍后继有人。 40年来，国家十分重视考古和文博人才的培养。 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只有约十所大学在历史系下设置考古专业招收本科生。 随着中国考古和文物保护以及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一批又一批高等院校加入到培养考古与文博人才的队伍之中。 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高校设立考古、文博、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相关专业的已近百个。 40年来，我国培养了成千上万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成为中国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生力军。 同时，国家文物局还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组织开展了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博物馆馆长培训班、考古领队提高班等不同层次的培训班，对于提高我国考古和文物保护人才的专业水平，促进我国考古和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中国考古学会为中心，各相关专业委员会各显神通。 1979年，我国唯一的全国性考古学团体——中国考古学会成立。 40年来，中国考古学会作为全国考古学界的中心，通过举办学术年会、专题研讨会、区域考古工作会议等多种形式，带领全国考古工团结一心，砥砺前行。
考古论著大量出版，考古成果加快普及。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文物局设立专项经费资助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国家社科基金也设立重大课题基金，重点支持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和出版。 40年来，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达数百种之多，学术专著数量更多。 与此同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大辞海·考古学卷》《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相继问世，满足了学术界和社会的需要。 目前，我国考古学界已有十几种核心期刊，还有数十种非核心期刊或非正式出版学术刊物。 考古工社会责任感不断增强，纷纷致力于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普及。 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共同举办的“年度十大考古发现评选”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评选的“年度六大考古发现”等活动，使社会公众得以了解最新的考古成果。 与此同时，各种社会媒体逐渐加大对考古成果的宣传，《探索发现》《国家宝藏》《考古进行时》等纷纷亮相。 一些研究机构也主动进行考古成果的普及，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了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统筹指导全国的公共考古活动。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几代中国考古学者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鞠躬尽瘁，砥砺前行。 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苏秉琦，以及王仲殊、安志敏、宿白、邹衡、俞伟超、徐苹芳、张忠培等一批老一辈学者为中国的考古事业作出卓越贡献，严文明、仇士华、张长寿、杨泓、徐光冀、殷玮璋、李伯谦、郭大顺、刘庆柱等一批权威专家仍活跃在中国考古学的舞台，与此同时，更多的青年学者和学术精英正在成长，昭示着中国考古学更加辉煌的明天。
（：王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河南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谁知道中国古代遗址（详细描写一个）
半坡遗址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灞桥区滻河东岸，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距今6000年左右。 1952年发现，1954—1957年发掘，面积约5万平方米，已发掘出45座房屋、200多个窖穴、6座陶窑遗址、250座墓葬，出土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约1万件，还有粟、菜籽遗存。 其中房屋有圆形、方形半地穴式和地面架木构筑之分。 半坡遗址是我国首次大规模揭露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1957年建成博物馆。 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聚落遗址，距今5600－6700年之间。 该遗址1953年春发现，遗址面积平方米。 从1954年9月到1957年夏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近200名考古工，前后发掘5次，延续近4年时间，揭露遗址面积达平方米，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科学资料。 共发现房屋遗迹45座、圈栏2处、窖穴200多处、陶窑6座、各类墓葬250座（其中成人墓葬174座、幼儿瓮棺73座）以及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约近万件文物。 半坡聚落的范围为不规则圆形。 居住区在中央，分南北两片，每片有一座供公共活动用的大房屋，还有若干小房子，其间分布着窖穴和牲畜圈栏。 居住区有濠沟环绕，沟北是公共墓地，沟东有陶窑场。 据研究，此聚落是集聚两个氏族的部落住地。 半坡居民的经济生活为农业和渔猎并重。 出土斧、锄、铲、刀、磨盘、磨棒等石制农具，镞、矛、网坠、鱼钩等渔猎工具。 还发现粟的遗存和蔬菜籽粒，以及家畜和野生动物骨骸。 常见陶器有粗砂罐、小口尖底瓶和钵。 彩陶十分出色，红地黑彩，花纹简练朴素，绘人面、鱼、鹿、植物枝叶及几何形纹样。 从陶器上发现22种刻划符号，有人认为可能是一种原始文字。 半坡成人死后埋入公共墓地，常随葬陶器及骨珠等装饰品。 发现两座同性合葬墓，分别埋着 2个男子和4个女子 ，一般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的葬俗。 死亡儿童埋在居住区，多采用瓮棺葬。 一座女孩土坑墓中随葬品精致丰富，有木板葬具，表明当时对女孩的爱重。 遗址占地面积约平方米，大致形状为南北稍长、东西略短的不规则椭圆形，分为大围沟围绕的居住区、围沟以北的氏族公共墓地和以东的制陶区三部分。 在发掘的大约平方米范围内，发现和出土了丰富的遗迹和大量的遗物。 中国黄河中游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 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半坡村。 1953年发现，1954～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5次发掘，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 揭露面积达1万平方米。 文化遗存包含有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等。 以半坡类型丰富而典型，是遗址的主要堆积，据碳14测定并经校正，年代为公元前4800～前4300年。 1958年在遗址上建成半坡遗址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除建造文物展室外，还在3000平方米的原始村落居住区盖起保护大厅。 半坡遗址中的房屋、地窖、灶坑、男女分葬的集体墓地、各种生产及生活用品等遗迹遗物，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6000多年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的先民生产与生活情况。 对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历史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 该馆于1958年4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迄今已接待中外游客2000多万人次。 [本段]【简史】1952年，半坡遗址被发现。 1954年9月到1957年夏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近200名考古工，前后发掘5次。 1958年，在遗址上建成半坡遗址博物馆，1958年4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半坡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半坡博物馆被确定为全国一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 1997年，西安市政府将半坡博物馆评定为“西安旅游十大景”之一，半坡遗址为国务院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3月，半坡遗址进行回填保护。 2006年，半坡遗址重新开放。 [本段]【特征】具有原始村落风格的大门装饰，鱼池中耸立的正在汲水的半坡姑娘的石雕以及遗址大厅正面郭沫若先生题写的“半坡遗址”四个遒劲隽美的大字，都为半坡博物馆的文化氛围平添了一种情趣，使人们产生一种回归自然、回归历史、回归艺术的真情实感，此情此景，常使许多观众留恋忘返。 半坡遗址分为居住、制陶、墓葬三个区，居住区是村落的主体。 半坡人属于新石器时代，使用的工具主要是木制和石器。 妇女是半坡人中主要的生产力，制陶、纺织、饲养家畜都由她们承担，男人则多从事渔猎。 该馆现有陈列室三个，遗址大厅一个。 在这里，您既能看到人类童年时代的纯朴，也能寻觅到中华先祖艰辛的足迹。 半坡母系氏族村是半坡博物馆陈列的有机延伸。 它以积极保护遗址为前提，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将珍贵的遗产从地下搬到地上，立体地再现人类母系氏族社会。 它丰富博物馆的内涵，弘扬华夏悠久文化历史，荟萃了黄河流域史前艺术、风俗人情、民居田园的生活。 它发挥了文物的优势，集科研、考古、教学、旅游、娱乐于一体，被中外游客誉为“华夏第一村”。 聚落布局：遗址大致分为 3个区，即居住区、墓葬区和制陶作坊区。 居住区在聚落的中心，周围有一条人工挖掘的宽6～8米，深5～6米的大壕沟围绕，中间又有一条宽2米、深1.5米的小沟将居住区分为两片，形成两个既有联系，又相区分的两组布局。 大壕沟外北边是公共墓地，东边是制陶作坊窑址群。 半坡类型的房子发现46座，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有的是半地穴式建筑，有的是地面建筑。 每座房子在门道和居室之间都有泥土堆砌的门坎，房子中心有圆形或瓢形灶坑，周围有1～6个不等的柱洞。 居住面和墙壁都用草拌泥涂抹，并经火烤以使坚固和防潮。 圆形房子直径一般在4～6米，墙壁是用密集的小柱上编篱笆并涂以草拌泥作成。 方形或长方形房子面积小的12～20平方米，中型的30～40平方米,最大的复原面积达160平方米。 储藏东西的窑穴分布于各房子之间，形状多为口小底大圆袋状。 家畜饲养圈栏两个均作长方形。 烧制陶器的窑址发现：6座，分布集中，可分为竖穴式和横穴式，窑室较小，直径只有 1米左右。 半坡类型的墓葬发现：250座。 埋葬小孩的瓮棺葬73座，均在居住区内房子周围，以钵、盆与瓮或两瓮相对扣为葬具，往往在葬具器盖的底部有意识凿一小孔，似为灵魂出入口。 小孩土坑墓3座，其中1座使用木板作葬具，并有较丰富而精致的随葬品。 这是半坡遗址中发现的唯一有木板葬具的墓成人墓葬均为浅竖穴墓坑，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西北,也有少数二次葬、屈肢葬和俯身葬，另有 2座同性合葬墓。 随葬品多为日常生活实用器及装饰品等，到了晚期已有专门为死者做的明器随葬。
北京历史的四大时期及15个阶段
北京的历史文化
北京是人类发源地之一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和古都之一。 早在70万年前，「北京人」即生活于周口店地区。
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 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建于蓟，辽的南京、金的中都均在此地区，元、明、清叁代，北京更成为全国的政治及文化中心。 因此，皇家宫廷、园林、朝坛及宗教建筑遍布，且大多保存完好。 长城、古运河均以此为北端。
北京现存名胜古迹极为丰富，有世界上最大的皇宫紫禁城故宫、祭天神庙天坛、皇家花园北海、皇家园林颐和园、八达岭长城、慕田峪、明十叁陵、周口店古人类遗址及展览馆、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四合院恭王府等名胜古迹。 全市共有文物古迹7309项，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42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22个。
北京旧城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宏大的完整古城。 其南北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高大城楼、典型街区、四合院群仍保存较完好，为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史学界通常是把北京历史分成四个大时期，十五个阶段
1，第一个时期(50多万年前——公元前222年)，是北京地区出现古代人类活动，到城市的起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又可分成四个阶段：
一、北京地区的古代人类活动阶段，时间自50多万年前至四千多年前，即通常所说的旧石器，新石器时代。 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算是属于原始社会时期。 这一阶段，北京地区活跃着著名的“北京人”、“新洞人”、“山顶洞人”、“东胡林人”等北京先民，并留下了一系列的文化遗存。
二、夏商时期北京地区的方国阶段，时间自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余年。 时属青铜时代，人类社会也已进入奴隶社会时期。 这时北京地区已出现臣属于殷商的小国及其都邑——蓟和燕。
三、西周、春秋时期的燕、蓟古城阶段，时间自公元前1000余年至公元前475年。 这一阶段，北京地区出现了两个西周的分封国——蓟和燕。 于是，北京成为西周王朝北方封国的统治中心，诸侯领地的中心。
四、战国时期的燕都蓟城阶段，时间自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2年。 这一阶段，北京地区是战国七雄之一燕国的统治中心。 ,
2，第二个时期(公元前221——公元937年)，是北京地区从封建统一国家的东北军事重镇，交通贸易枢纽到北部地区的多民族大城市时期。这个时期内，又可分成四个阶段：
一、秦汉时期的燕地蓟城阶段，时间是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20年。 这一阶段秦、汉(西汉、东汉)两朝政府在北京地区设置郡(国)、州、县等行政机构，北京成为中原封建王朝的北方军事重镇和交通贸易枢纽。
二、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幽州蓟城阶段，时间是从公元220年至公元581年。 这一阶段北京地区往往是北方封建割据势力的盘踞中心，又常常是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的军事前哨基地。
三、隋及唐前期的幽州阶段，时间是从公元581年至755年，这一阶段隋唐两代政府大力营建这一地区，使幽州成为统一中原王朝控制下的北部地区的多民族大城市。
四、唐后期及五代时期的幽州阶段，时间是从公元755年至937年。 这一阶段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封建王朝丧失了对幽州的控制，使这里成为了藩镇割据的中心。
3，第三个时期(公元938——公元1949年)，是北京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逐渐上升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时期。这个时期内，可分为七个阶段：
一、辽代的南京(又称燕京)，时间是从公元938至公元1122年。 这一阶段燕京是辽代的陪都，是契丹人与汉人融合、凝聚的中心。
二、北宋的燕山府，时间是从公元1123年至公元1125年，这一阶段燕山府是北京政府的北方边郡，但中维持了不到三年就又归于金人之手。
三、金代的中都，时间是从公元1126年至公元1215年。 这一阶段中都是金朝的皇都，是中国北半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四、元代的大都，时间是从公元1215年至公元1368年，这一阶段大都是元朝的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五、明代的北平、北京，时间是从公元1318年至公元1644年，这一阶段北京是明代的首都，全国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六、清代的京师，时间是从公元1644年至公元1911年。 这一阶段的京师是清朝的首都，也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过程中的全国统治中心。
七、民国时期的北京、北平，时间是从公元1912年至1949年，这一阶段北京先为民国首都，
1928年6月以后，设北平特别市，直隶南京“国民政府”。,
4，第四个时期(公元1949年至今)，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以上四个时期十五个阶段基本囊括了北京从古至今的历史概貌。 这其中第四个时期由于以后开设的“当代北京”要讲到，所以本课就不再涉及。 前三个时期中，以第三个时期最为重要。 原因很显然，因为自辽以来北京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地位，职能作用都远非前两个时期所能比。 因此，也是重点部分。
北京历史悠久，内容十分丰富，初始接触，甚至给人以纷繁驳杂之感。 但还是有规律可寻的。 总结起来，北京历史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
总体上讲，北京的历史特点，离不开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总体规律。 但由于它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使得它又有自己独有的特点。
(一)、文化源远流长，历史非常连贯，地位不断递升。 由此又造成了北京历史文化的丰富，厚重和区域特点非常鲜明。 如我前面介绍的，北京从50多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开始，到距今20万年～10万年的“新洞人”，再到距今一万八千年的“山顶洞人”。 新石器时期，又有东胡林人，上宅遗址和雪山文化。 这些不同阶段文化的连绵不断，反映了人类在北京地区发源、成长、演进的连续过程。 进入阶段社会，北京又由方国中心，到北京重镇，最后逐渐上升为陪都，北半个中国的都城，一直到全国的政治中心，这种既久远又连贯，而且持续递升的历史特点，在我国其他古都的历史上是少有的。
(二)、北京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大融合、大交汇之地，尤其是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农业文化的交接地带。 这造成北京文化的丰富多彩，又造成北京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北京处在我国南北两大文化区——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农业文化的交接地带。 各民族长期在这里交融、汇合，所以这里民族矛盾、民族斗争表现的十分突出。 由此，一方面造成这一地区战争特点多，而且大多是民族战争，另一方面在战或和之日，也正是各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之时。 当然在南北文化的撞击过程中，尤其是辽、金以后，由于北方少数族军事力量强大，南进的政治目的明确，但其经济方式相对落后，使得北京在政治、军事地位上不断上升，而经济发展却常常出现短期倒退，社会发展也呈现复杂性。
(三)、由于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和北方民族较之后期中原政权封闭性小，使北京文化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内容丰富、斑斓多彩、吸收力强、开放性大。 但另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原来的文化层次较低，使北京文化又有一个突出的缺点：在中后期趋向肤浅。 北京整个历史文化的丰富、厚重，与中后期的粗放、肤浅;文化上的开放、宽容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特色，形成明显的反差。 这一特点与中原其地方古都(如西安、洛阳)也有很大区别。
(四)北京中后期政治、军事地位的急剧上升，与它经济发展的落后状况极不相称。 北京在历史上从来不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但它军事、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又造成极大的经济需要。 这使得它对全国的经济依赖性极大。 这种突出的矛盾，也使得北京无论在经济生活、城市建设、交通水利、人口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形成不同一般中原古都的特殊需要和布局。 如：
北京与周围城镇关系非常密切，这些城镇担负着军事防御、经济补给等不同任务，于是在北京周围形成一个“首都圈”，与北京形成一个相辅相成，共存共长的整体。 这一特点在中原其他古都周围并不明显。
城市空间特征是城市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 通过对北京发展历史的分析，可看到北京城市发展的优势在于其独特的空间区位优势、且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空间位置上的过渡性及政治地位的重要性，是北京城市空间的主要特征，而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北京作为多民族政治与文化交融的边缘与门户的区位特征，将有助于北京向国际化城市的发展。 作为国都的北京，其空间区位与其它都城相比，既不位于大河流域的平原地区，也不是位置适中或靠近经济发达的地区，粮食的供给一致困扰着城市的发展。 但北京依据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多方位的衔接性而成为首都的首选区位。 同时，还应注意到，对北京空间格局的认识应从发展的观点出发。 分析北京与中原文化间的关系和作用，分析北京的边缘和门户的含义及其对北京城市的发展的意义。
首先，北京处于中原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点，亦或是北京地处汉族文化的边缘而承担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南下的门户作用。 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河宽厚的包容性，是任何一个民族所不能抗拒;而游牧民族的粗狂和质朴。 也为兼收并容的汉族文化所赏识。 因此，多民族文化的融合性在北京得到完美的体现。 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城市所不具备的。
其次，民族矛盾始终是影响多民族国家的主要矛盾。 中国的少数民族虽然众多，自古就有北狄、南蛮、西戎、东夷之称。
再者，中国北方和南方的矛盾不仅是政治矛盾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矛盾，最主要的是反映了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间的差异。
最后，北京的边缘与门户作用，在当代北京城市向国际化城市发展的进程中依然重要。 中国东部地区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中处于世界核心区的边缘，同时又处于中国的核心区，而北京作为首都，依据其城市发展的空间区位优势，仍将处于城市发展的前沿。
从空间演变的角度来研究区域城市体系。 个人认为，自秦汉开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地狱开发强度的提高，频海地区社会经济逐渐发达，因此，区域城市体系的格局呈现由山前向频海延伸的过程。 区域的空间布局的发展，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城市交通体系。 城市交通体系的形成与城市区域体系的发展过程有着很重要的联系。 因此，2005年1月被正式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提出建立郊区新城为核心的内容，以快速轨道交通为导向，实现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协调发展，‘‘构建北京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
再谈谈北京的建筑的发展：北京建筑的特点
历史悠久 千年古都
北京先70人万年前穴居在西南郊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中。 近年王府井南口东方广场工地发掘出#万余年前古人类遗迹，在门头沟东胡林村清水河畔的台地上发掘出距今2万年左右的墓葬，证明此时北京先人已从山洞穴居进入河谷和平原地带生活。
北京迄今考古发掘出最早的建筑遗址为距今6000余年的平谷北埝头村10座残存房址，平面呈椭圆形，周边有木柱穴，内有夯土痕迹和朽木灰，为半地穴房屋。
北京最早建城于西周初年燕国，距今已)3000余年，位于房山琉璃河董家林村，现仍保存古城墙、殉葬墓、车马坑等，今建为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周、秦、汉、三国、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200多年中北京一直为北方军事重镇。 公元)年，辽太宗将当时的幽州(今北京)定为陪都，称南京，又称燕京;)年金海陵王迁都燕京，改称中都。 位于右安门西玉林小区的金中都南城垣下水关遗址，今建为辽金城垣博物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元大都基本建成，今存北城垣和西城垣北端的土城已建为遗址公园。 明清北京城建成后，紫禁城作为故宫博物院保存至今。
北京从辽代作为陪都建成燕京已有千年，从金代建成中都作为帝都已有很多年。 建筑遗产丰富技术进步显著北京各个历史时期都留下宝贵的文化遗存和文物建筑，其数量之多、品位之高，在全国乃至世界均属罕见。 北京现有文物保护单位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的有：长城、明清故宫、北京猿人遗址、天坛、颐和园和明清皇家陵寝。 北京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保存至今最早的为大葆台西汉墓的地下墓室，地上建筑最早为建于西晋的潭柘寺。 构造多采用抬梁式，昆明湖西北大船坞跨 (。 重要建筑外檐采用斗拱，兼有结构和装饰功能。 北京古代砖石结构主要用于地下陵墓(如明十三陵)、塔(如辽天宁寺塔)、城墙、古崖居和有特殊要求的建筑(如皇史宬、钟楼、斋宫)等。
北京近代建筑以砖木结构为主，砖(石)墙、柱和木屋架、木楼板、木楼梯承重，外墙用磨砖对缝、砖雕、砖拱等;如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东交民民巷使馆建筑群、北京大学红楼、清华学堂等。 钢筋混凝土技术于,世纪初传入北京，形成砖混结构和内框架、框架;其代表为未名湖燕园建筑、清华大学早期建筑和北京饭店中楼等。
2000年以来，北京当代建筑迅猛发展。,学习苏联和东欧建筑科学技术，走上了建筑工业化道路，自力更生，完成国庆十周年十大建筑和一大批工业、民用建筑;一些领域已接近当时的国际水平;十年动乱扩大了差距，从1977年代中期开始，充分吸取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理念，完成较大规模住房、教科文卫建筑、旅游饭店、办公商业服务建筑以及亚运会场馆等建设;近年来，建筑向高大精深和多功能、综合性方向发展;
代住宅四合院是北京古代遗存庭院式住宅的代表，采用传统木构架双坡瓦屋面，典型
布局是在南北向主轴线上建坐北朝南的正房，前面建东西厢房和与正房相对的南房(倒座)，以房屋后墙及院墙围成封闭的宅院。 较大的宅院沿主轴线布置成“一正两厢”多进院;更大的宅院则有几个多进院并列，并附有花园。 现存的传统四合院多为清代所建。
北京典型四合院住宅和胡同示意图。
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东四六条崇礼住宅，建于清光绪年间，四合院建筑群有三条中轴线分成三路三进院落，北为花园。 西城区郭沫若故居、东城区府学胡同等一批有保存价值的四合院，分别列为全国和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近年在景山东街、什刹海沿岸等处，拆除旧房，建成一些新四合院，布局和外观基本不变，但功能提高，材料设备更新。 20世纪初，北京建成一批以!层砖木结构为主的西式住宅。 例如位于东单东北的北极阁三条协和医学院南院住宅区为地下层、地上为单元式住宅，屋顶设有通风窗;清华园内照澜院等联排平房住宅，每户各有小院。
当然，在北京也能看到高楼耸立。 这也是当代建筑的一个显著标志。
2008年的奥运会上鸟巢的这个建筑可谓是让国人骄傲，让外国人赞美。 这也代表着中国与时俱进的发展现状。
北京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和古都之一。 早在七十万年前，北京周口店地区就出现了原始人群部落“北京人”。 而北京建城也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 公元前1045年北京成为蓟、燕等诸侯国的都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国北方重镇和地方中心;自公元938年以来，北京又先后成为辽陪都、金上都、元大都、明清国都。 1949年10月1日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旅游资源
北京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达200多处，有世界上最大的皇宫紫禁城、祭天神庙天坛、皇家花园北海、皇家园林颐和园，还有八达岭、慕田峪、司马台长城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四合院恭王府等各胜古迹。 全市共有文物古迹7309项，其中国家文物保护单位42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22个。 北京的市树为国槐和侧柏，市花为月季和菊花。 另外，北京出产的象牙雕刻、玉器雕刻、景泰蓝、地毯等传统手工艺品驰誉世界。
交通电讯
城市道路总长4125.8公里，道路面积4921.4万平方米。 城市公路总长公里，公路密度每百平方公里80.9公里。 地铁线路有2条，总长54公里，年运送乘客4.3亿人次。 首都机场已开通200多条国际国内航线，通往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和国内大部分城市。 首都国际机场年吞吐旅客2169万人次，进入亚洲最繁忙机场的行列。 北京已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通邮，国内直播电话可达2300个城市，国际直播电话可达260个国家和地区。 2000年底，全市公众网固定电话普及率50.8部/百人， 其中市内普及率为66.4部/百人;移动电话用户达到266万户;电子计算器互联网用户达到56.3万户。 科学教育
北京是全国最大的科学技术研究基地，有中国科学院等科学研究机构和号称中国硅谷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每年获国家奖励的成果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北京也是全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2000年调整后高等院校59所，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全国最著名的学府。 北京拥有亚洲最大的图书馆在内的24家图书馆，门类众多的博物馆已超过百家。
对外交往
北京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贸易、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日益加强。 政府、民间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友好往来十分活跃。 北京市与72个国家的124个首都和大城市有友好往来关系，其中已与24个国家的27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 北京现有外国驻华大使馆137个，国际组织和地区代表机构17个，外国新闻机构190个。 在北京设立的国外驻京代表机构已超过7000家，外国留学生多人。 北京曾成功地举办了第11届亚运会，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大型国际会议。 1998年来，每年都成功举办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题的大型国际活动-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 2002年，北京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525.1亿美元，其中出口总值126.1亿美元。 2002年，实际利用外资51亿美元。 全球最大500家跨国公司已有160多家来京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