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4日，由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元史研究室、内蒙古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蒙古史学会2024年会员大会暨北部边疆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成功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6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交流发言。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蒙古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内蒙古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乌云格日勒研究员主持；中国蒙古史学会名誉会长、呼伦贝尔学院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院院长孟松林教授致辞；内蒙古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阿拉坦宝力格教授致欢迎辞；中国蒙古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张永江教授致辞并宣布大会开幕。致辞强调深入研究中国蒙古史和中国北部边疆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并指出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学术支撑；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和文化特征。致辞中还强调中国蒙古史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历史学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本次研讨会旨在深化对中国蒙古史和北部边疆历史文化的研究，促进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和理解。
乌云格日勒研究员主持开幕式
孟松林院长致辞
阿拉坦宝力格教授致辞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蒙古史与北部边疆的历史文化”。会议的主旨发言分上下两场。第一时段由内蒙古大学民族古典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乌云毕力格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乌兰研究员发表以《亦邻真师故乡行散记》题的报告，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讲述其前往亦邻真先生故乡探寻的考察经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白拉都格其教授做题为《关于成吉思汗生年问题的新思考》的报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帆教授做题为《王恽<大贤诗>反映出的伯颜形象》的报告，以其独到的视角，深入剖析了元代名臣“伯颜”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乌兰研究员发言
张帆教授发言
主旨发言环节第二时段，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张帆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永江教授，带来了一场题为《近代北疆文化发展的特点与趋势》的主旨演讲。他深入剖析了北疆的原生文化系统，以及近代以来文化交融的多元面貌，为我们探索中华民族史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角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元史研究室主任乌云高娃研究员，发表了题为《明代鞑靼、女真卫所与东北亚驿站交通网》的主旨演讲，详细探讨了明朝在东北地区设立鞑靼、女真羁縻卫所的历史背景，以及如何通过这些卫所安置招降的故元将领和女真诸部。同时，还揭示了明朝沿途设立驿站，为与东北地区的蒙古、女真部族进行朝贡贸易提供便利的交通网络等重要历史问题。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的宝音德力根教授，以《成吉思汗“兀忽可吾行宫”考——兼论元太祖“定都和林”说》为题，深入考察了“阿鲁兀忽可吾”与“兀必思”等名词的涵义，以及元太祖定都和林等历史问题。
乌云高娃研究员发言
宝音德力根教授发言
下午的四场学术专题研讨，分别为“北疆历史文化主题”“元明及清初蒙古史主题”“清代蒙古史主题”“清末及近现代蒙古史主题”。四场专题研讨会共有中国边疆史、中国民族史、辽夏金元史、清史等领域的五十余位专家学者作了丰富而精彩的发言。
第一小组 陈永志发言
第二小组 乌罕奇发言
第三小组 李刚发言
第四小组 周太平发言
四场学术报告均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是学术报告内容丰富多彩。有考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文献方面的研究，也有探讨北疆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交流的研究，选题新颖、内容丰富多彩。二是青年学者展现出了扎实的学术功底。从他们的报告能够充分感受到他们对历史研究事业的热爱与执着。三是老一辈学者均有新的成果，为中青年学者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闭幕式由乌云毕力格教授主持。四个会场的代表孙靖国、李俊义、玉海、锡莉等四位专家分别就各自小组所讨论议题做了精彩总结，他们回顾会议期间主要讨论点和研究成果，对未来可行性研究方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张永江教授致闭幕词。他首先对各位专家和与会者的积极参与和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指出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元史研究室、内蒙古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此次会议的重要性，充分肯定了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在总结大会提交论文议题和特点之外，还展望了未来中国蒙古史学会的发展前景，激发了与会者的热情和信心。
张永江教授闭幕致辞
本次大会对促进中国蒙古史学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具体而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元史研究室与内蒙古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之间的深度交流与合作，对推动学术研究与学科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孙靖国代表第一小组总结发言
李俊义代表第二小组总结发言
玉海代表第三小组总结发言
锡莉代表第四小组总结发言
在各位专家及与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大会圆满闭幕。此次盛会不仅成功搭建了供中国蒙古史学者交流与学习的平台，更为中国蒙古史学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其持续向前发展。
大会会议现场
蒙古高原文物古迹
中国北部的边疆，蒙古高原上保存着丰富的历史遗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蜿蜒于其上的长城。 战国时期的赵北界长城沿阴山山脉南麓延伸，从张北开始，经过集宁、呼和浩特、固阳、五原，直至高阙，这段长城在内蒙古高原上留下了重要的痕迹。 燕北界长城则起始于张家口以南的怀来县，穿越围场、晌卖赤峰，直抵辽东，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秦、赵和燕的长城连成一体，形成了闻名世界的万里长城，其中大部分遗迹位于内蒙古高原。
西汉时期，汉武帝又在秦长城的基础上增建了“河西长城”和“武帝外长城”。 河西长城从甘肃永登开始，直至玉门以西的罗布泊，而“武帝外长城”则从百灵庙西南出发敏谨搏，沿北纬42°线西行，穿越内蒙古和蒙古国，最后在额济纳旗苏古诺尔湖东北与居延塞相连，沿途穿越林肯河和额济纳河，直至酒泉与河西长城相接。
辽代，蒙古高原上的“辽代长城”（又称辽代边壕）同样引人注目，从额尔古纳市上库力乡西开始，向西延伸至俄罗斯境内，总长度约738千米，其中在中国境内约210千米，蒙古国境内约416千米。 明代长城南移，主要沿着内蒙古高原南部边缘，成吉思汗陵是这片土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坐落在鄂尔多斯桥祥草原的伊金霍洛旗甘德利草原，这座陵园以三座蒙古包式大殿和廊房构成，象征着成吉思汗这位蒙古英雄的辉煌，陵园的设计充满了浓厚的蒙古民族艺术风格。
扩展资料东亚内陆高原。 东界大兴安岭，西界阿尔泰山脉，北界萨彦岭、肯特山、雅布洛诺夫山脉，南界阴山山脉，包括蒙古全部，俄罗斯南部和中国北部部分地区。
蒙古人之《马背上的情怀》
打开版图，在北部边疆你会看到一匹昂首长啸的“骏马”，那就是辽阔、美丽、富饶的内蒙古自治区。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有着辽阔的草原与浩瀚的大漠，这里有着热情奔放的游牧民族，这里同样有着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 早在远古时代，这里就曾是“恐龙之乡”，在人类登上了历史舞台后，这里出现了大窑文化、红山文化等一系列古人类的遗迹。 毫无疑问，这里是一片可以孕育勃勃生机、繁衍无限生命的土地。 马是游牧民族最忠诚的伙伴，蒙古牧民将马视为自己最重要的朋友。 蒙古马就是草原上的守护神，用它朴实的外表和宽厚的胸怀托起草原人民对未来的希望；世界上与马这种烈性动物相关甚密的人类，当属蒙古民族。 “马背上的民族”，钟情马、崇尚马、誉美马，是蒙古人源远流长而意趣深邃的特有遗风。 蒙古改首民族关于马有这样一个传说： 尘寰形成之后，人类使用工具长期劳动，四肢两端双双的分化成手和脚，然而，跑起来远不及四条腿动物，成了常受袭击的“受气包”。 生性好战的蒙古人心有不甘，想借助一种善跑的动物来逃脱各种危险。 他首先看中了老虎，可是“骑虎难下”不说，反把自己喂养的几头牛给它当了干粮，还有把自己搭进去的危险。 于是想了想：“迦，算了吧！”随后摒弃了对老虎的指望。 有一天，蒙古人看到一匹马被野兽追逐得万分危急，当即拿起木棒与野兽对抗，把马从险境中解救出来。 于是，马对人感激不尽，说：“不忘你给我的再生之恩。 ”之后又有一天，森林遭受火灾，人和马相随逃避，可是人凭两条腿跑得太慢，而大火很快就要扑来。 紧急时刻，聪明机敏的马对人说：“核帆数快骑到我背上吧！”人跨上马背，马急速逃奔出来，最后，人和马都保住性命。 从此，蒙古人和马成了相依为命的忠诚朋友。 马有一双鹰的锐目，炯炯迸射光芒，但它绝不像鹰那样搜寻弱小者的踪影；马像狮子长着鬣鬃，迎风飘动，十分威风，但它绝不像狮子那样茹毛饮血，狰狞可怖；马具有虎的威猛气势，一声长嘶，赫然而立，但它绝不像虎那样扑杀温良。 马对其主人有着羔羊般的和顺柔善，却无羔羊那样的怯懦；马对其主人有时像家犬般亲近服帖，却无家犬那样的奴卑。 马是无畏的！它不怕陡坡，敢于攀登；它不怕沟壑，善于飞跨；它不怕险障，勇于腾越。 马与主人情感笃厚！拿哥们儿的话说，它够朋友；拿商界的话说，它讲信义；拿牧人的话说，它有教徒式的虔诚。 蒙古人以爱马的真挚热烈感情，以不同角度，用最美丽、最亲切的语言编织出洋洋洒洒、零零总总的颂歌。 伴着马头琴的悠扬声调，有一篇 《骏马赞》 是这样形容的：马的步态花样极多，坐在走马的背上小跑起来，犹如飘上云朵、浮在水面、悠然自得。 在飞速驰骋时，也不像骑在驼峰中、牛背间、驴腚顶那样颠动，只要会骑，是蛮轻松、蛮舒适的。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马的兴衰一直与蒙古族荣辱水乳交融，蒙古族马文化与能征善战的蒙古民族一同载入史册。 对“马文化”概念的界定，各国民俗学者们认为，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动物民俗中的一类，即本意；二是指驯马人和骑马人的民俗，即引申意。 这一引申意的马文化概念，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以不同文化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人类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诸环节。 马的物质文化。 从历史的角度看，亚洲人发明马的物质属性以来，马被人类重视的原因，首先是马最初成为游牧民族所依赖的交通运输工具；其次是马变为游牧民族狩猎的快速扑猎工具；其三是马的速度被跳跃到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和民族文化教育等一系列领域中发挥主要作用。 经过这个转变，关于人类对马的物质发明，就大范围的迅速发展起来了。 世世代代在草原上过游牧生活的蒙古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生活用具等均反映了马背生活，久而久之马文化就变成了民族文化。 比如，游牧生活所需的蒙古袍、蒙古靴子等民族服装；马鞍、套马杆等马具就是典型的马背文化之组成部分。 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当中马是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有了马才能够了解辽阔的大草原的内涵，才能够准确轿迅挑选出下一次游牧的理想草场；有了马才能使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分散居住的游牧民得以相互来往和交流。 蒙古袍和蒙古靴子最适合在寒冷的冬天骑马奔跑，骑马时蒙古袍能盖住整个腿部挡风遮寒，并对马减少风所带来的阻力和负担。 在草原野外过夜时，马鞍是最适用的用具，把鞍垫（蒙古语为Tohoom）垫在底下，枕鞍架就可以安心的睡觉，既不着凉，又不受风（鞍架两边的高出部分可以挡风）。 套马杆除套马之外，还有很多间接作用，比如草原上见到插在地上的套马杆就表明年轻美丽的姑娘和健壮善良的小伙子在那里谈恋爱，草原上的人们见到了这种情景就绕道而行。 酸马奶是草原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天然绿色保健品，亦是招待贵客的一种营养丰富香甜可口的消暑良饮。 蒙古族人民长期饮用酸马奶，在酸马奶制作、医药作用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酸马奶有驱寒、舒筋、活血、健肺和健胃等功效。 每年七、八月份牛肥马壮的时候，是酿制马奶酒和酸马奶的季节。 勤劳勇敢的蒙古族妇女将马奶收贮于皮囊中，每日搅拌数千次，数小时后便乳脂分离，发酵成酸马奶。 这时举行“马奶节”，亲戚朋友都欢聚在一起，共饮马奶，长辈们说着祝福词，是草原人们贺丰收、相互交流的时光。 蒙古族牧民在长期的游牧实践中发现了酸马奶的许多独特之处和医疗保健作用，创立了蒙古医学的“酸马奶疗法”。 蒙医典籍中记：“酸马奶是味酸、甘、涩；酸能开胃、助消化、祛温、行气；甘能健身补虚、疏通食道、治伤、接骨和解毒，并增强五官生理功能；涩可治血热、化淤血、消肥胖、祛腐生皮和润滑皮肤”。 马的民间信仰。 有史以来，人类日常生活、商贸、战争中，马一直成为忠诚的伴侣，尤其是蒙古族人民非常喜爱马，甚至当做最崇拜的偶像之一“神骏”，因此，在草原上人们的心目中马是一个神圣的动物。 尤其是那些有特征的骏马，譬如一根杂毛都没有的纯白马、有特殊花纹毛色的马都受到主人的爱护和重视。 同时，当地的牧民们都认为马是苍天派来的使者，它象征着草原更加美丽富饶、象征着牧民善良纯洁的心情，祝福牧民的生活更加繁荣富强。 所以，这种特征的马从小就不能套马杆、不架马鞍、更不能骑乘，把它当作草原的圣物骏马（蒙古语意为Onggon Mori）。 蒙古族用马奶当作圣洁、辟邪之物，譬如，老母亲用勺子把酸马奶向天洒散，祝福远出的孩子和亲戚朋友一路平安。 草原上的蒙古族人民每年举行一次庆贺牧业大丰收的传统盛会——那达慕大会，其中必有的一个项目就是赛马。 据史料记载，在草原上举行赛马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娱乐活动，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草原游牧生活，马的训养给草原牧民的生活带来了革命性的转变。 譬如，草原五畜中马跑得最快，一天就能跑到人徒步走路10天的路程，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和放牧时节省劳动力等。 在草原放马的过程中，套马是一项难度比较大的技术。 所以，牧民们找最快的马训练成套马专用马。 因此，草原上的牧人们都希望得到几匹跑得最快的马，这样牧马人聚到一起时比一比谁的马跑得最快。 马的造型艺术。 民间信仰、民间文学和民间文艺都属于民众创造的无形文化。 现在，民俗学界把民间造型艺术分成十二生肖动物系列、吉祥动物系列、生活系列三类。 在北方游牧民族生活中关于马的民间造型艺术很多。 在蒙古族居住地区广泛流行的画《无畏》中马在暴风雨中站在悬崖边上大无畏表情。 该绘画描绘在草原上的恶劣环境条件下，游牧人民勇敢的面对生活，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面貌。 同时，也表明游牧人民的聪明智慧性格。 那木苏瑞的《八骏图》是在绿色的大草原上8匹金黄色骏马安静地生息，该画是盼望安静幸福的草原游牧生活的生动写照。 听着悠扬的马头琴，品着爽口的马奶酒，啖着醇香的奶酪、牛肉干，看着一眼望不到边的羊群……这是牧民们最惬意的生活。 歌颂马，歌颂其灵魂，歌颂其无畏、忠诚、刚烈、坚韧的精神世界，没有蒙古马的草原，是没有灵魂的一片空廓！
史籍中记载的蒙古帝国对北极地区的认知与探索
蒙古帝国在历史的篇章中，对北极的探索远超时代的想象。 尽管史书上鲜有直接的记载，但一些线索揭示了他们早在1239年就已对北极诸岛，如格陵兰，有所了解，其中海东青的存在就是证据。 他们甚至向西方基督教王室，如要求腓特烈二世提供猎鹰，这可能是他们对欧洲西北部航海路线的间接认知。 逗茄肆拔都的一次提及，提及了他山轿对猎鹰的熟知，这无疑暗示了他对北极猎鹰的了解，可能借此为他们探索欧洲西北海域提供了线索。 太宗窝阔台在1241年的官方考察行动中，尽管目标被模糊地称为“日不落之山”，但推测其指向阿拉斯加的麦金利山（63°N, 151°W），那里的昼夜交替短暂，符合古人对“永恒光明”理念的想象。 在唆鲁禾帖尼的航海活动中，马可波罗的描绘中，元代船只展现出了先进的技术，使用坚固的枞木建造，配备了大小船只为印度群岛远航的队伍，每艘船至少有200名训练有素的水手。 这些船只可能就是蒙古帝国探索北极的载体，展现了他们对海洋航行的远见和实力。 据史书记载，唆鲁禾帖尼的船队曾深入北极海域，搭载数千名船员进行大规模的考察。 这可能是为了更深层次的地理探索，而非简单的内陆河纳晌运输。 在大航海时代尚未到来之际，元朝或许已经建造了能够挑战北冰洋的帆船，借助洋流和风向规划出通往未知海域的航线。 刘好礼甚至可能抵达了北极圈的边缘，元军足迹甚至触及了堪察加半岛的深处。 《元史》中提及的“狗国”戍军，实际上可能暗示了对北极边疆的戍守与认知，这揭示了蒙古帝国对北极地域的深入理解。 然而，更多的历史档案等待我们去挖掘，以揭示蒙古帝国那超越时代的北极探索之旅的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