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异闻录 或互文性的游戏 青春的胸口

《松江异闻录》这本小说集由七个悬疑故事构成,却并不仅仅是一个个解谜游戏。毋宁说,小说是一场互文性的饶有深意的游戏,诚如小说封面印着的这句话:七个互文的短篇,一场怅然的大梦。文学批评家克里斯蒂娃在提出“互文性”时说,“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在《松江异闻录》这部小说集中,类型与类型之间彼此转化,文本与文本之间彼此穿插,一切坚固的屏障都在松动,都在解构与重塑。

《松江异闻录》里几乎每一篇小说,都嵌套着其他文体形式,将不同的文学体裁信手拈来,糅合成一个又一个故事。小说集第一篇《鲁迅遗稿》,虚构的鲁迅遗稿《杨贵妃》,是孟弧等人解谜的谜面;《大地之歌》中西洋乐章与中国唐诗的对应,是徐涵秋需要破译的秘密;《不可能的任务》里对于叶月同学的考研面试,糅合着叶月创作的小说文本;《我,机器人》中对于陈翔死因的探寻,穿插着陈翔创作的小说,结尾又以附录的形式穿插着陈翔导师的论文片段《AI:当代文学的末路与未来》,隐隐回应小说对于主体性的探讨;《千禧年》中穿插着主人公写于千禧年前后的日记,这本日记是DM公司所谓“回到过去”技术所依赖的文本……值得注意的是,黄平小说中的文本穿插,与故事走向紧密结合,成为小说制造叙事悬疑的技术手段,有效避免了因文体混杂而产生的叙事割裂。

《松江异闻录》书封

在单篇小说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七篇小说之间的互文。《英魂阵》中的国文教师许英,同时也是《不可能的任务》里叶月的情报联络人。《英魂阵》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32年,此时的“许英三十岁左右的年纪”;而在《不可能的任务》里,许英则“四十多岁的样子”。《不可能的任务》将时间设定在1943年年初,两个文本时间相隔约十年,许英也年长了十岁。无独有偶,《大地之歌》中有一位国文老师,名叫徐涵秋。在《英魂阵》里,许英曾托人将校徽送回大夏大学,虽然小说结尾处并未交代这枚校徽的归属,但通过《大地之歌》里一模一样的校徽介绍和徐涵秋的自述,读者不难推断出徐涵秋应该就是校徽的“接棒人”。在《不可能的任务》中,徐涵秋的名字又隐隐出现,许英藏书于东京的书店,名为“寒秋书店”,许英化名“寒秋先生”。许英与徐涵秋,是革命同志,还是同一个人?刻意留下一处神秘的空白。

而在更多的篇目中,王平的身影总是时隐时现。《鲁迅遗稿》中王平心机用尽,如愿以偿地获得了“盛唐学者”称号。通过小说中的细节可以得知,这一年是2019年。几年后,他从华东师大调到大夏大学,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中的学院领导,也是这场推免面试的主考官。在《我,机器人》中,通过女儿王般若的回忆,读者得知王平在五十五岁时凭借批判AI评上了“盛唐超级学者”。而最后一篇《千禧年》则将王平成为学者之前的教育经历,隐藏在刘建云的日记中,“以前闵中的师弟王平考上了华师大中文系,到时托他打听打听”。与此同时,《不可能的任务》以2021年王平线上面试学生叶月为“现实时间”,插入叶月写作的抗战小说,从而串联起不同历史时段的所有文本。借助这场创意写作专业的推免面试,几个文本之间彼此交叉,达成互文。

因此,小说集《松江异闻录》看似是一个个独立故事的无规则排列,但更像是一组被打乱了顺序的密码,等待着读者去发现和还原。阅读完整本小说,除了一个个离奇反转的故事,读者也可以通过文本碎片大致拼凑出王平的一生。在此基础上,黄平在后记和访谈里提到的“长篇短写”,不仅可以指向叙述速度与叙述篇幅,也可以理解为互文在短篇小说集里发挥的文本串联和整合效果。

《松江异闻录》这种互文性,增强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使小说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以及独特的阅读吸引力,从而提升了小说的魅力。但《松江异闻录》所展现的互文性,并非要和up主分个高下,正如黄平在后记中所说:“这种写法并不仅仅是试图从短视频那边拉回来几个读者,至少有几篇作品,是有寓意的,寓意还颇为沉重。”

小说集中,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当下的知识分子,通过互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英、徐涵秋将他们的知识与推理用于破解日本的阴谋、破译纳粹的秘密,随时准备为国家和人民牺牲。而《鲁迅遗稿》中的三位学者,却不约而同地幻想将传国玉玺交给子虚乌有的日本财团,从而“自愿”跳进王平的圈套,沦为一出笑剧。而同为知识分子的王平,如此大费周章地设计剧本,也仅仅只是为了评上“盛唐学者”,追求个体的名利。

然而,当下的知识分子王平,却瞧不起民国时的同校前辈许英。深陷在荒诞的学术科层制中的王平,对许英的评价是“一辈子都没写过几篇论文,连基本的学术规范都不懂”。同样是大学教授的小说黄平,借互文对知识分子群体展开反讽式书写。尽管黄平刻意将讥讽的人物命名为吴远行(无原型)或许构(虚构),但小说的驱动,依然是来自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体验和反思。

除了对于当下知识分子的消解,小说中的互文,也抹除着虚构与历史的界限。《松江异闻录》里叙述人伪托的明万历年间刻本《异闻录》,《英魂阵》题记中叙述人自称发现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档案,模糊着档案和小说之间的界线,也模糊着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同样,《千禧年》楔子中虚构的直捣黄龙之战,被煞有介事地记录进《宋史》。借此将虚构性还给“历史”,显露出历史叙述的不可靠。

最后,互文还展现出小说对人之主体性的思考。在《我,机器人》中,陈翔选择用写作抵抗人的数字化、机器化和程序化,而当他发现写作未必是自由意志的体现时,陈翔的主体性彻底崩溃了,于是他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克里斯蒂娃所构想的互文性,是让文本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随意地与其他文本碰撞,进而衍生出无数文本。然而,这种形式上的互文性,AI已然实现。通过互文性的不断拆解,是能够达致真正的自由,还是沦为无意义的游戏?《我,机器人》中,陈翔苦苦写作的同名小说《我,机器人》,安排机器人重访四大名著的经典现场:秋风五丈原、真假美猴王、冷月葬诗魂、坐化六和寺。主人公陈翔是想用这种最彻底的互文,来追索主体性的真相么?

《松江异闻录》最终弥漫着一股怅然的情绪,无论是民国谍战亦或千禧爱情,似乎都归于“一场怅然的大梦”。怅然于权威的解构和真理的消逝,怅然于历史的虚无和主体的迷茫,怅然于一切坚固的都已烟消云散。然而,叶月的手枪里不会有无穷无尽的子弹,流星雨也不会开启时空的裂隙。但叶月在保研推免这场“厮杀”中感受到的压抑、刘建云对青春往事与校园恋情的遗憾,却是可想可感的。此时,让我们再重温那个令小说人物头疼不已的问题——写作能抵抗主体性的消逝吗?不一定。因为主体这一概念或许就是文本性的,但是文本性的未必就是虚幻的,在文本与文本的互动和撞击中,总有什么是文本之外的真实。

《松江异闻录》黄平

故而我们来到《松江异闻录》的结局,在《千禧年》这篇小说结尾,主人公刘建云对抗遗忘的方式,是将流星雨的秘密,记录在恋人程菁赤裸的胸口。看得出黄平非常珍爱这一篇,在创作谈中,他将小说集的前六篇小说视为“想象”,将第七篇《千禧年》视为“经验”。这当然不是说《千禧年》这场神秘的流星雨或穿越古今的爱情有现实经验依据,而是指超越“想象”也即超越文本性的存在之真实,不可被符号化的身体性的经验。这也即意味着,第七篇小说《千禧年》所挪用的校园青春,对于黄平而言不仅仅是一种类型,而是一种凭借,一种超越想象的想象,一种捍卫经验的经验。这也能解释,小说中为什么叠印着两所大学:大夏大学(《鲁迅遗稿》《英魂阵》《大地之歌》《不可能的任务》《我,机器人》)与吉林大学(《我,机器人》《千禧年》)。以吉林大学,也即以黄平的青春眼光看来,大夏大学的世界,是一场异闻的连缀。相反,吉林大学总是和“雪”“冬夜”“往事”有关,和对于青春不断返顾的欲念有关,和一种本真性的不可化约的经验有关。黄平在后记中有一句话被频频征引:“激情有清澈的少年气,万物光亮,如夏日午后。”这句话的意蕴或许在此。

问题在于,世界已然沦为一场文本性的游戏,如同洪水漫过小说中的上海/松江府,在克苏鲁化的赤鱬游弋的深海里,千禧年的流星雨早已结束,以写作的方式,可以重新打开时空的裂隙么?在《千禧年》的结尾,早逝的恋人,化为校园里的雪中塑像。主人公最终放弃了一切逆转时空的努力,在佘山的别墅里,迎接着明万历二十五年那场洪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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