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注意看上面这幅画，是齐白石在王雪涛的画边题字：蓝已青矣。盖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意，即白石认为雪涛之画已在自己之上。这当然是白石老人的自谦和对晚辈的厚爱之辞，但这也足以说明白石对雪涛的欣赏。
著名美术评论家郎绍君先生认为：“王雪涛花鸟画，大略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约30-40年代)作品多水墨淡色，秀劲而清雅，可以明显看出新罗与王云的影响。
中期作品(约50-60年代中)，在坚持以水墨设色的同时，加重了色彩的分量，相对于早期作品，趋于厚重鲜丽，笔墨更加精纯，已经没有摹仿前人的痕迹，呈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
晚期作品(约70-80年代初)，用笔趋于粗壮老辣，施色更加浓艳，渐失中期作品的精整。但三个时期也有一以贯之的因素，这些因素与时代审美趣味的转移、画家的内在气质都有深刻的联系。这些因素，似可“真”、“丽”、“活”和“巧中见拙”来概括。”
王雪涛的画家体会
基本功的锻炼要扎实，花鸟画是以描绘花卉、禽鸟来表现自然界的生命力，体现欣欣向荣的生气，从而给人以健康的艺术感染。 它描绘的对象是大自然，因此培养对自然界的生命力，训练观察力的敏锐是主要的。 不少前人也是这样作的。 传说一位画家，为了体验草虫的形态，经常趴在草丛中观察，以至露水打湿了衣裳，可见观察之认真。 我小时生活在农村，对自然界中的一情一景十分偏好，幼时养成的观察和写生习惯，对我一直影响很大。 要认真地了解物象的结构、特点、习性和生活规律。 画时才能作到心手相应。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有些人对所谓“写意花鸟画”有一定的误解，以为“写意”者，不必求其形似，只图练习笔墨，这是把对现实的观察、提炼、概括与不必研究对象的生活习性和结构特点混为一谈，其结果便是把生动、多样、变化丰富的大自然，不是画得千篇一律，就是非驴非马。 有些画出自不注意观察人的手笔，是一眼可以看出的，这是画不好画的。 花鸟画的源泉是生动的大自然，而不是他人的笔墨，提炼与概括也要源于对自然的观察。 因此对自然界的观察是训练心眼的基本功。 不注意对物写生，把握不住对象形体的特征，就失去了艺术再现的能力。 写生不是画虫鸟标本，不但要能准确刻划形象，而且特别要强调概括能力和捕捉对象瞬间的动态，我对自己的速写总是以这样来要求。 手眼的敏捷是速写要解决的问题，画面的生动，离不开速写的锻炼。 默写比速写更重要，我讲的默写，实际是默记。 凭眼睛看，用脑子记。 速写再快，也常局限于一时一物，而认真观察后印在脑子里的形象，则更为完整、生动，待到运用时自然发于笔端。 我的老师王梦白是近代画家中十分注意写生的，其主要方法是默写。 他喜欢看描写动物的影片，有一次一起看电影，见到猴子结成一串下来喝水，他很激动，不断捏我的手，让我注意观察。 他的猴子画得很好，抓得住神气，有生活气氛。 今天的美术发展，已远非过去的任何时代所能比拟，不少青年绘画者得到过造型能力以及色彩、速写等方面的锻炼；如果把速写的技巧与默写、默记结合起来，对于对象的特征和生活环境的掌握就会更深入一步。 默写的能力提高了，也有助于速写时捕捉对象的瞬间动态。 默写的好处很大，也更难。 临摹是重要的，早在六朝的谢赫就列为“六法”之一而得到重视。 但写意画的临摹却为不少青年朋友所忽视。 他们学画，也并非全然不临，但重视的多为画法问题，却未认真研究作品的精神气质。 临摹主要是要理解画理，既可忠实于原作，也可改动它的缺点。 林良的《双雁》，用笔洗练，章法饱满而完整，对之令人感到增一分减一笔都是不适宜的。 我在临摹时，自然而然的要求以努力忠于原作的画法去体会画家的用心。 相反的例子，如王一清的《双鹰》，也画得很好，只是两个鹰的头分向两侧而分散了画面，当我临画时，笔笔对临，但却把一个鹰的头部扭转过来，这样改动看来可使画面更为集中。 临摹要解决的问题必须明确，收获也就更多。 笔墨技巧要因其自然，笔墨是为表现对象服务的，要自然形成。 明朝人讲笔墨，讲用中锋的多，但其效果，正如黄宾虹所说，比较孤秃，行笔短促，显得太干涩。 画画时，什么笔锋都可通用，只要较好的表现对象即可，日久天长，自己的笔墨风格也就会自然形成；切记在画画的初始阶段就一味追求笔墨。 而放松对自然对象的生动表现。 笔墨掌握的难易顺序是笔、墨、水。 其实，水分淋漓的画法是较易表现的，而干枯见笔处才真正需要功力。 笔墨表现，对绘画意境有很大影响。 徐渭的画有好的一面，但也并不十分高超。 他善于以胶调墨作画，如《河蟹图》，任伯年也用这种方法。 用胶的方法比掌握水容易，效果比较润泽，缺点是墨色单调。 以王梦白的《石榴》和徐渭的《石榴》相比，则前者是形神兼备，一点雕琢气没有，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可见笔墨表现的重要。 探究中国画色彩运用的特点 不大了解的人常以为中国画笔墨可取，而色彩则不讲究，其实不尽然。 中国画的色彩是有传统、有特点的。 数千年前的彩陶艺术，至今能给人以美的感受，不仅因为图案和器形的完美结合，也因为绘制流畅线条的黑红色与陶器烧制后的表面色彩相协调，形成了色彩、图案与器形的统一。 其后，从战国、秦汉的漆器，汉代的壁画可以看出，美术创作中色彩的民族特点已经形成。 谢赫总结的“随类赋彩”说明千余年前色彩问题已经提高到理论问题而加以重视了。 不强调特定时间和环境下的视觉感受，采用高度概括的艺术加工方法来表现，是中国绘画色彩运用的特点。 表现的方法，一是墨与色相结合，或以墨代色；一是表现对象固有色为主。 墨画是色彩表现上的精练概括，所谓墨分五色，运用得好，很多时候可以起到使用色彩也达不到的艺术效果。 不少黑白照片的表现力很强，可以使颜色准确的色彩照片相形见绌。 也没有人认为卓别林的影片因为无声而成为缺憾。 在这里，黑白与无声成为艺术感染力的手段。 以墨来概括自然界的色彩就是中国画色彩表现一大特点。 同样，墨与色结合使用，时常也可以得到丰富的表现力和更好地表现特定的情感。 以色助墨、以墨显色，一向为人所重视。 齐白石以浓墨画白菜，旁边并列二个带有黑蒂的深红小辣椒，色彩感觉十分鲜明。 他画的黑白蜡台，插上红色蜡烛有着同样的效果。 红黑二色产生的艺术感染力，古代人就很熟悉，如中国的漆器、希腊的瓶画。 它有鲜明的对比，而又庄重饱满。 我自己也有一些感受。 牡丹是人所喜爱的一个花卉品种，唐代人赏牡丹成了长安、洛阳的一大风尚。 历来文人、画工以此为题写诗作画的很多。 然而封建文人是把它作为富贵象征来描绘的，今日人民对它的爱好、感受全然不同。 我曾试以墨色描画枝叶，衬托红色花头，突破了红花一定要绿叶来扶的格式，除却了柔媚富贵之气。 用色虽然减少，但整体效果突出而庄重；运用得好，色彩感觉未必是单调的，同时也更能在枝叶上发挥笔墨效果。 中国画的色彩表现与西洋画全然不同，虽说谁都了解中国画以表现对象固有色为主，问题就在于如何巧妙利用自然对象的固有色来丰富画面。 西洋画中总结的色彩规律对了解这一点是有帮助的。 白色的玉簪上落上一个瓢虫，活跃了过于淡雅的色调，对比之下也更增添了花的晶莹。 生就有着两种颜色的螳螂，在一幅画上为赭黄色可能更谐调；另一幅中，画成石绿色，则在对比之下可能更突出。 色彩的巧妙运用可以为画面增添音乐感和韵律。 我画过一幅“鸢尾”，其上补什么飞虫颇费不少脑筋，主要从色彩上考虑，添加了飞蛾才觉比较满意。 整幅画是所谓偏冷一些的温色调，比较明快、淡雅，同时又不过分的使用了对比，造成统一而悦目的效果。 整体色调是由画在泥金底上的草绿和青紫的花形成的，而花头与飞虫的红翅造成对比。 同时青紫、灰红、黄绿三种色调又能协调为一体，色彩感觉就丰富些。 借助外国的色彩经验，用来丰富以表现固有色为主的传统技法，我看很值得钻研。 引人生情的意境创造，从总的方面讲，中国绘画传统是注重写意的，如同京剧艺术一样。 不拘于机械的再现对象，更要把握对象的精神气质，着意于创造意境以感染观者。 清末广东居窠，居廉的草虫有写生功夫，但缺少内在的精神，形同标本，也就失却了感人的意境。 中国画讲画理、画情、画趣。 一幅画的内容是好的，但总要有情趣才能打动人心。 要画得引人生情，善于体现自然界中不大为人注意，或者是可能会发生的一种机趣，从而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感受和回味想象的余地。 雏鸡争食是生物的自然现象，而在齐白石笔下的“他日相呼”则倾注着人类的情感，和使人联想无穷的意境。 一支咬破了草笼爬于其外的纺织娘，有时不是比藏在瓜藤中的更多一番情趣吗？夸张的手法在花鸟画中使用最多。 鸟类由于眼睛的视角广阔和体态的灵活，一般眼球的转动是很少的。 但八大山人的鸟，眼睛是会说话的，这在他生活的时代，或可说是代他自己在说话吧。 我画过的许多鸟，眼眶往往大于真实，眼球也随视线而转动，在与前者不同的意境中，则体现了生机，在情感上具有了一种拟人的味道。 有些人很重视夸张，但却作得过分，看上去不舒服，这在于没有了解到，夸张是要根据意境创作出发，仍是借助于形态而传神的，夸张与漫画不可等同。 刻意表现自然界的生机勃勃，抓取生活中的瞬间来表现动势，是意境创作的重要因素。 飞鸟固然有着千姿百态，但欲飞将落的瞬间，可能会使人想到一种闻声索侣或觅食才归的意趣。 寓动于静则是含蓄表现动势的另一种方式。 踞伏草中的雏鸡动态很小，但在空灵数笔的脖颈上和转折有力富有弹性的背部曲线上，蕴藏着力量，不难使人想象，在它灵活的躯体上可能预示着的动势。 总之，感人的意境是要倾注感情去探索的。 章法布局归于立意 布局结构决定整幅作品的基本形式。 古人强调意在笔先，立意就是总纲，其基本思想就是用什么去打动人心。 立意饱满方可气脉一贯，即使面对小幅纸，也要站着画才能纵观全局。 由于中国画工具纸张和创作上的特点，不能要求有百般推敲而成的草图。 在经营构图时，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我初次见到有人剪贴的办法设计构图时，真使我惊讶不已，谈何意境呢？花鸟画要求画前有腹稿，但它只能确定大致面貌，重要的在于落笔后能随机应变。 石涛讲“一画”，在画法上，这初始的“一画”决定风貌，笔笔相随，才能贯通一气，这或可称之为“始于一”。 这样的画气脉流畅、结构完整。 不可不顾落笔后的实际情况而坚持原有的构图设想，以致使画面零乱，这是不同于西画的重要特点之一。 中国绘画注重线条，构图中以线型的安排为主，大致可有主、辅、破线三种类型。 主线是确定型式的主导，辅线加强主线的气势，而破线一方面打破单调的布局，同时又以对比的方式再次突出主线。 草虫虽小，在花鸟画中却并非是点缀，体态短小的一只蝉，有时可以视为一块必要的墨色；而生性敏捷的螳螂，在构图中往往是作为有折曲的线型来对待的，连那长长的触须，是低是扬，也要安排得当，细心的人仔细琢磨是不难领会的，至于疏密、聚散、动静、虚实等等，只起丰富主体的效果。 金农的梅花有功力。 但过于散漫一片，章法上是失败的。 规律要注意总结，但不可为法使。 只需刻意于画的中心，古人称之为气的结点，笔笔都要考虑这个中心，章法自然奇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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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王雪涛 非常贵 30万以上每平尺
这幅东风浓艳“百丛媚萼，一干枯枝，墨则雨润，彩则露鲜，动静如生，悦性弄情，工而入逸，斯为妙品。 ”书画家徐渭这句话中的每个字皆可作为对王雪涛作品的诠释。 观赏王雪涛的画，会立刻为他画面灵动的气韵所慑住，反复细玩，却是余味不尽。 王雪涛作为现代中国杰出的花鸟画大师，对我国小写意花鸟绘画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继承宋、元以来的优秀传统，取长补短，所作题材广泛，构思精巧，形似神俏，清新秀丽，富有笔墨情趣。 他创作上主张“师法造化而抒己之情，物我一体，学先人为我所用，不断创新” ，他在传统固有色中融入西洋画法讲求的色彩规律，以求整体色彩对比协调，为画面增添韵律，摆脱了明清花鸟画的僵化程式，创造了清新灵妙，雅俗共赏的鲜明风格。 王雪涛善于描绘花鸟世界的丰富多彩和活泼生气，又精于表现画家的心灵感受和动人想象。 他在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其花鸟画已达到一个艺术高峰，至今无人出其右。 王海涛的花卉画广吸外国的色彩经验，用法丰富以表现固有色为主的传统技法。 他长时期进行写生，使其画面丰富多彩，趣味淳厚，激发了生命的机运。 王雪涛热爱自然的一蔬一木，在他的笔下，充分表达造物所赋予自然界每一个体生存的尊严，充满欣悦之情而活生生地呈现在观者的眼前。 此幅《东风浓艳》即为他花卉画的典型佳作。 牡丹是历代大家所喜爱的一个花卉，唐代人赏牡丹成了长安、洛阳的一大风尚，文人、画工以此为题写诗作画的诸多，封建文人更将它作为富贵象征来描绘的。 此幅《东风浓艳》是王雪涛于创作顶峰时期在自家庭院的偶然之笔，画家以墨色描画枝叶，衬托红色花头，突破了红花一定要绿叶来扶的格式，除却了柔媚富贵之气。 用色虽然减少，但整体效果突出而庄重；运用得好，色彩感觉未必是单调的，同时也更能在枝叶上发挥笔墨效果。 画家以画幅中的留白活跃了过于浓艳的色调，对比之下也更增添了花的晶莹。 此幅画中色彩的巧妙运用为画面增添音乐感和韵律，整体色调是由红艳的牡丹花与青绿的墨业形成，同时青紫、灰红、黄绿三种色调又能协调为一体，色彩感觉丰富而协调。 观其绘画，会震惊于他对于“观物”的精细，以及对于描绘对象造型的把握，非常生动而美妙。 清代的邵梅臣曾说：“作画得形似易，得神为难，写意得神更难，青藤老人言，学之二十年，见白纸尚不敢着墨。 其难可知矣!”而王雪涛却深得画中精髓：他将中国画结构的基本规律概括为“主线、辅线、破线”相辅相生的关系，并加以引伸。 在一幅墨笔牡丹画稿上曾题曰：“破墨法”，并注“泼误破”，将中国画的基本法则中章法、布局概括为“引、伸、堵、泄、回”，这看似简单的“五字诀”，却都是源自中国画的基本立意之“气”而生成。 王雪涛不但将五点运用于自身的创作同时也以这五点评述大多数古人、近人和今人之作，甚至西洋画家作品。 1933 年白石翁为雪涛书画合璧册上题道：“雪涛仁弟近画大似白阳、复堂流辈，因题一绝句……吾贤下笔如人意，羡汝成名鬓未丝”。 1935 年，白石又在雪涛摹白阳山人卷上书跋：“前朝白阳山人长于花草，一时名振后人，师之者众，皆能栩栩自许。 得其笔姿秀雅者，惟吾贤”。 足见雪涛在技法上，不落前人窠臼自成一家的迅速成长过程，同时亦可看出齐白石对王雪涛脱胎于自己画技、别图新径的喜悦与鼓舞。 但从30 年代以后雪涛似乎已全然脱离了白石“画风” 一事来看，可谓雪涛深深得其画理，自寻险路攀爬，而师生情谊几无间隙矣。
白齐石的个人资料
齐白石（1864年1月1日—1957年9月16日），原籍安徽宿州砀山，生于湖南长沙府湘潭（今湖南湘潭）。 原名纯芝，字渭青，号兰亭。 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白石山翁、老萍、饿叟、借山吟馆主者、寄萍堂上老人、三百石印富翁。 他是近现代中国的绘画大师，也是世界文化名人。 早年从事木工行业，后以绘画为职业，五十七岁后定居北京。 他擅长绘画花鸟、虫鱼、山水、人物，其笔墨雄浑滋润，色彩鲜明亮丽，造型简练生动，意境淳朴厚实。 他所绘制的鱼虾虫蟹，充满自然趣味。 齐白石还精通书法，尤其擅长篆隶，其书法风格取法于秦汉碑版，行书别具古拙之趣，篆刻自成一家，同时他还善于写诗文。 他曾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 他的代表作品有《蛙声十里出山泉》《墨虾》等。 他还著有《白石诗草》《白石老人自述》等。 齐白石，中文名齐白石，外文名Qibaishi，别名原名纯芝，字渭青，号兰亭，国籍为中国，民族为汉族。 他的妻子是胡宝珠，儿子有齐子如、齐良末、齐良迟等。 他还是新凤霞的学生，周铁衡、王雪涛等人的老师。 齐白石生平经历丰富。 1864年1月1日（农历癸亥年一八六三年冬月二十二日），齐白石生于湖南长沙核裤府湘潭白石铺杏子坞星斗塘。 名纯芝，字渭清，又字兰亭。 27岁改名璜，字频生，别号白石山人，又号寄园。 1870年，从外祖父周雨若读书，常用习字本、账薄纸作画。 1878年，拜周之美为师学习雕花木工。 在做木工的业余时间，以残本《芥子园》为师，学习花鸟、人物画。 1888年，齐白石拜民间艺人萧芗陔为师学画肖像。 1889年，他又拜胡沁园、陈少蕃为师学诗文，得到胡沁园的帮助，脱离木工生活，专习绘画，为人作肖像以养家。 1894年，齐白石与王仲言等七人结“龙山诗社”，被推选为社长。 后与黎松庵等结“罗山诗社”，一起吟诗、作画、摹刻金石。 1899年，他拜湘潭名士王闿运为师学习诗文。 同年刊印第一套印谱《寄园印存》，印学丁敬、黄易，规矩精密，可以乱真。 1900年，齐白石居住于莲花峰下梅公祠，自称“百梅书屋”，并在院内盖一小屋，名“借山吟馆”。 他致力于绘画和作诗。 1902年，应夏午诒邀请，赴西安教画。 在西安，他结识了樊樊山，得以观赏樊所藏八大山人、金农等名家书画。 这一年，他的花鸟画风发生重大变化，走上了写意画的路径。 1903年，齐白石从西安到北京，结识了曾熙、李瑞荃等人。 期间，夏午诒拟向慈禧太后推荐齐白石做内廷供奉，但他坚决辞谢了。 夏天，他从北京经过上海，回到湖南，这是他“五出五归”的第一次远游。 1904年，齐白石随王闿运赴江西，游历庐山、南昌等地，并刊印《白石草衣金石刻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