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揽子增量财政政策如何发挥作用？专家解读→）
10月1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的有关情况。围绕“稳增长、扩内需、化风险”，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公布了四方面有针对性的增量财政政策。这些政策具体是什么内容，将如何发挥作用，通过一组专家解读来了解一下。
最大力度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腾出财力空间促发展
在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提出，要加力支持地方化解政府债务风险，较大规模增加债务额度，支持地方化解隐性债务。专家表示，这可以说是当天非常引人注目的政策。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 乔宝云：因为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使地方政府的财政空间比较小，实际上也受到了很多的约束，中央政府通过增加地方专项债的额度，可以让隐性债务更加透明，更加规范。当然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也会更低，也更有利于地方政府放下包袱，可以集中精力促进生产，保民生。
发布会上，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介绍了目前地方政府化债工作的情况。2024年安排1.2万亿元的额度，支持地方特别是高风险地区化解存量债务风险和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等。地方债务风险整体缓释，化债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增量政策的具体内容，需要等待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后才可以向社会做详尽说明。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 乔宝云：这一次整个力度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政策到此就为止了，它是一系列的政策，那么根据未来的这个政策的效果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财政部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政策。
进一步增加核心一级资本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在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提出，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为什么要发行特别国债，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能起到什么作用？
核心一级资本是商业银行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商业银行持续经营的“本钱”。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指出，在当前形势下，有必要通过适当方式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进一步增加核心一级资本。专家认为，这项政策，将有助于提升相关金融机构负债能力和水平，更好推动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 杨志勇：补充资本金可以进一步提高这些商业银行的信贷能力，因为银行要发放贷款，要为市场提供更多的资金，同时银行也要考虑到资本的充足性，那么这一次补充资本金就可以进一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服务的能力，可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目前，我国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经营整体稳健，按照国际最佳实践标准，主要指标均处于“健康区间”。截至2024年6月末，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平均为12.3%。专家认为，这次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也是为了适应国际更高的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首席教授 朱青：从商业银行的资本金管理上，因为国际上现在对一级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的充足率提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适应国际的要求，为了符合国际要求，作为国有银行，它的股东政府必须通过发行债务的这种手段来筹集一部分资金，充实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指出，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启动。相关部门已成立跨部门工作机制，各项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专家表示，目前财政、货币协同政策机制和补充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等政策叠加，未来财政、货币、金融等一系列宏观政策将发挥更多积极效应。
大力提高民生保障
助推房地产平稳发展
10月1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大篇幅介绍了对重点群体资助补助、保障性住房、基层“三保”等方面支持措施。那么为何要专门出台这些措施？对于老百姓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大对重点群体的支持保障力度，比如向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针对学生群体加大奖优助困力度等。
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首席教授 朱青：过去我们一说积极财政政策发力，往往是加大基建投资的力度，那么这次我们也适度在消费领域进行了尝试。用于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 白彦锋：财政充分发挥了兜底兜实民生保障支出的责任。这个政策既注重当前的消费能力的培育，也注重加大教育的支出力度，这样提高我们经济增长的后劲。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消费需求不足，因此改善民生、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是当前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 杨志勇：增量财政政策不只是在发挥宏观经济的逆向调节的作用，我们也注意到在逆向调节的同时，也看到了这个政策它更多地注意改善民生，我们讲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它是表现在众多方面的，它在改善民生的作用，在这一次增量财政政策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此外，财政部还重点发布了一批利于房地产平稳发展的增量措施。专家表示，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之一，而住房和民生又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房地产不单单是一个行业的发展，既连接到政府，也连接到民生，更连接到经济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 乔宝云：财政部通过比如发行专项债，鼓励地方政府可以适度收储一些住房作为保障性住房，然后也可以在适当的范围里边收储土地，这样对于保证房地产行业稳定，特别是房价的止跌企稳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总台央视记者 朱继华 田琪永 李厦 杜雷鸣 天津台）
支持我国政府推行一揽子宏观(货币)政策 实现经济复苏的是哪个机构?
应该是我国的国企。 今年以来，各国为应对疫情出台了一系列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为全球经济稳定和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有效应对疫情，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先后出台了多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措施。 从国内看，我国应对疫情的宏观政策力度是合适的，政策精准发力，宣布的政策全部及时落地、充分落实，取得了显著谈模成效。 一是有效控制了疫情，这是经济复苏的基本前提。 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两项直握侍带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普段芦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财政部门创新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发行了抗疫特别国债，支持抗疫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
中央定调适当提高赤字率，超万亿特别国债可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短期冲击巨大，重新将经济拉回正轨，宏观政策必须加码，其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配合财政刺激拉动需求。 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将研究推出包括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以及刺激消费等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 其中，由于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并不纳入财政赤字率，因此这三方面举措相对独立，被外界视为应对此次疫情的财政政策“三板斧”。 国泰君安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高瑞东告诉第一财经，这是疫情暴发以来，财政政策相关的最强表态。 疫情冲击主要拖累总需求，这种情境下，货币政策相当于是用“绳子推车”，所以需要财政政策发力。 作为拉动主需求的关键推手，财政政策将在一揽子宏观政策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货币政策起着配合作用，通过引导利率下行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居民利息负担，从而提振企业家投资动力和居民消费信心。 赤字率将破3%衡量财政政策扩张程度，一个十分关键的指标是财政赤字率，赤字率越高，财政扩张力度越大。 财政赤字率是指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而我国财政赤字特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收入的部分。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也被称为扩张性财政政策，而由于近些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赤字率波动向上，前几年曾触及3%顶点，去年为2.8%。 此次政治局会议明确了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多位接受第一财经采访的财税专家预计，财政赤字率将突破3%，但超过3.5%可能性较小。 “我国赤字率一直不突破3%，是因为将它作为财政安全的一个心理防线，实际上来自欧盟的3%红线并不科学合理，欧盟一些国家也早已突破这一红线，为更好应对疫情冲击，短期赤字率可以突破3%，但也不宜过高，应该不会超过3.5%。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施正文告诉第一财经。 摩根士丹利伏数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则对第一财经表示，今年的预算赤字率可以提升至3.5%，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来为新基建提供融资保缺誉首障，并针对中小民营企业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倾向于赤字率定在3.2%。 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也认为，今年赤字率大概率将突破3%。 2020年名义GDP预计将达到107.05万亿元，如果赤字率按3%算，那么财政赤字规模为亿元。 如果赤字率按3.2%测算，赤字规模为亿元。 而2019年财政赤字规模拟定为亿元。 因此，如果按最保守的财政赤字率3%测算，财政赤字规模将首次突破3万亿元，相比上一年增加4515亿元。 财政赤字规模扩大的原因，一方面是收入减少，其中一部分是受疫情冲击，地方财政收入短收，今年前两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9.9%，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速-18.6%。 另一部分是今年新出台超过1万亿元的减税降费新政策，主要目的是减轻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负担，这也造成财政减收。 另一方面，财政支出不减反增，比如应对此次疫情各级财政支出超千亿元，扶贫攻坚支出力度也较大等。 发行特别国债将支持新基建等投资特别国债规模或是万亿级由于特别国债不纳入财政赤字，因此它是财政政策扩张的特殊手段，历史上也仅仅用了两次。 第一次是，财政部于1998年8月向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了2700亿元长期特别国债，所筹集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第虚衫二次是2007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决定：批准发行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约2000亿美元外汇，作为即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资本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毛捷教授告诉第一财经，此次特别国债可能与前两次比较相似，用于补充应对经济发展重大挑战的资本金，但也存在一些差别：一是此次特别国债不用于定向补充国有金融资本，而是为疫情影响下顺利开展“新基建”等补充资本金；二是此次发行特别国债的目标不是降低金融系统风险，也不是专门针对流动性和通胀压力，而是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一起服务于补短板、筑牢经济新增长点。 明明认为，此次发行特别国债具有支持特定项目的特殊意义，面对百年一遇的疫情以及全球经济增长受其影响而大幅下行的背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可支持新基建、民生建设等，支持银行补充资本金、加大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等，以及其他财政补贴等，在降低融资成本的同时，对于基建投资、促进消费都有积极作用。 多位财税专家认为，此次特别国债将达到万亿元。 明明认为，此次特别国债总的规模将不低于2007年的1.55万亿元，在全球疫情的干扰下，不排除总量在1.8万亿～2万亿元附近，但是会分批（期）发行，参考过往，2007年特别国债一共分了八期，2020年第一期规模或将围绕在5000亿～6000亿元，同时项目上也将更加丰富，例如抗疫特别国债等。 毛捷认为，此次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如果过小可能影响政策效果，保守估计在2万亿元以上。 地方专项债超3万亿地方政府专项债也不纳入一般公共预算赤字范围，近些年为了稳投资补短板，专项债规模不断攀升，去年达2.15万亿元。 而不少专家预计今年专项债规模将突破3万亿元。 明明认为，新增专项债反映政府对经济预期的态度，预计2020年规模约为3.35万亿～3.5万亿元，甚至不排除接近4万亿元规模。 上海财经大学郑春荣教授告诉第一财经，由于地方专项债偿债来源于地方政府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而这部分收入增长幅度有限，因此专项债规模可能不会有大幅增长。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不宜过度扩大地方专项债规模，这可能造成对市场投资的挤出效应。 目前，财政部已经提前下达了2020年1.29万亿元专项债。 截至3月20日，全国各地发行专项债亿元，占提前下达额度的79%。 这些资金全部用于铁路、轨道交通等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农林水利，市政和产业园区等领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前两个月约554亿元专项债用于项目资本金，这更好地发挥了稳投资补短板效果。 国君宏观预测，如果2020年全部专项债都主要投向基建，而非像往年那样大部分用于土储和棚改，将推动全年基建投资增速达到10%左右。 郑春荣认为，此次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此外疫情也暴露出我国医疗、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领域仍有提升空间。 从稳增长和补短板角度看，预计上述几大领域将成为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投向的主要方向之一。 财政部部长刘昆今年2月份撰文称，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整体上面临减收增支压力，财政运行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单纯靠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行不通，必须向内挖潜，坚持优化结构、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提高政策和资金的指向性、精准性、有效性，确保财政经济运行可持续。 货币政策重在降贷款市场利率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政治局会议关于货币政策的表述，将“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摆在首位。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们看来，会议释放了明确信号，定调接下来货币政策调控最核心的任务：降贷款市场利率。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分析师温彬认为，后续可能通过降低存款基准利率的方式为LPR（贷款市场利率报价）下行创造空间。 市场认为，短期内4月上旬或许就是“降息”的关键窗口。 野村证券预计，未来几周央行可能会分别下调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和1年期MLF中标利率各25个基点。 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世界经济产生更剧烈的冲击，降息幅度将分别扩大至50个基点。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该如何协调？章俊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货币财政协调推进稳增长过程中，应以财政为主，货币配合。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也撰文分析，对中国而言，货币政策将继续宽松，但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对冲手段。 货币政策的主要作用是流动性纾困，实体经济因疫情所受损失，仍需财政政策补贴来缓解压力，因此当前政策选择上，财政政策优先度或将高于货币政策。 明明告诉第一财经，目前疫情对经济影响主要体现在居民收入和企业盈利下降，需要增加财政支出，支持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 而货币政策要配合财政刺激，为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发行提供好的融资环境，进而拉动实际需求。
98年我国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背景，采取的措施以及产生的效果？
我不怎么喜欢随便找几个超长的答案给人看就是为了拿分. 我最不擅长答这样的问题了.. 您要是有疑问或者是看不下去这种东西的话．．愿意帮你用简洁的语言总结一遍.1、1998年以来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199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在1997年下半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东南亚发生严重金融危机，国内市场出现需求疲软和生产过剩,需求不足成为经济中的主要矛盾，加上东亚危机对出口的影响，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低谷期。 到1999年第一季度GDP增长8.3%。 4月份全国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3.5%和2.2%。 通货紧缩从1997年10月开始持续运行。 环比指数也加速下降。 生产资料价格8月份比上年同期下降3.28%, 比上月下降3.73%。 导致更多的企业亏损、员工下岗。 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幅均大幅下降，出口同比下降7.3%。 为此，从1998年初以来，中国政府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决定将适度从紧政策调整为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这种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和措施包括：(1)定向募集特种国债注入国有商业银行补充其资本金,为稳健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奠定优化的资产结构基础；(2)增发国债定向用于公共工程建设投资，并希望由此带动银行配套贷款的发放，以扩大投资需求；(3)增大中央财政预算赤字规模，以加大政府支出来扩大社会需求；(4)调整企业的出口退税率，以刺激出口来扩大需求。 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九五”后三年取得明显成效，促进了投资、消费和出口，1998年和1999年分别拉动GDP增长1.5—2个百分点。 到2000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已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宏观经济出现重要转机。 2000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8.2%，经济初步回升。 若没有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能是5%和6%。 也就是说，积极财政政策对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拉动是2.2到3.2个百分点。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中国经济摆脱通货紧缩的影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中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薯毕：1．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还不明显。 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需求起到了明显的拉动作用，但投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它最终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及产出还需要看消费需求的状况。 1996年以后，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买方市场在中国逐渐形成，社会总需求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而不是卖方——短缺市场下的供给和投资需求。 出于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增发的国债资金投向具有明显的局限性，1998年1000亿元国债中有近7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行业的产业关联度小，其产业扩张不能很快地带动整体产业扩张。 基本建设项目资金回收较慢，建设周期一般较长，难以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对民间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明显。 2．政策运行中的问题。 一是部份国债项目缺少科学论证，配套资金不足。 不少地方把争投资、上项目作为目的，只注重争取到建设资金，对于项目立项、可行性、投资效益、偿债能力等蚂做问题缺乏足够的科学论数物芹证，因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预算不足、项目缺位，影响了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有些还很严重。 二是存在挪用和挤占国债资金现象，产生不良影响。 目前在基本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需支出的规划论证费等各类费用越来越多，间接挤占了国债资金。 因管理而导致的挪用现象也不在少数。 三是公共支出的增加，也会出现西方国家那样的“挤出效应”，出现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争夺资源市场的现象。 四是地方政府的还债能力并非完全确定。 3．可能带来财政风险。 一是1998年中国仅内债发行规模就达6500多亿元。 相当于当年预算内收入的70%左右。 债务依存度已达到40%以上，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已达到73.95%，大大超过20%的国际警戒线。 同时，国债投入基础设施。 难以在短时期内见效，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为财政危机埋下阴影。 二是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 实质是金融资产和国债的置换。 可能会使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转换为国家债务。 构成国债的潜在危机。 4．当扩张性财政赤字政策筹集安排了大量政府投资资金。 造成其他融资投资领域的资金减少时,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却未切实地做到增加货币供应量，这必将导致其他融资投资领域资金的融资成本上升，造成其他领域投资下降。 产生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行及效应机理说明，依靠大量扩张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绝非长久之计。 这不仅因为依赖高税收、高债务和高强度的财政扩张政策的效应相当有限度，更由于政府投资活动的效率低于民间投资。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功能不仅主要体现在能够筹集使用多少资金，而是在如何带起更多的市场性的民间投资。 在目前“挤出效应”已经显现的情况下，财政投资应转换角色，从简单的调集资源公共投资，转变为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协同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一道，降低民间融资投资成本，支持、鼓励民营部门扩大投资。 资料来源：朱延福：《宏观经济学》，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510-511页。 在过程中进行了适当修改。 2、 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 1961年当一个记者肯尼迪总统为什么主张减税时，肯尼迪回答：为了刺激经济。 他的目的是实行减税，减税增加了消费支出，扩大了总需求，并增加了经济的生产和就业。 虽然税收变动会对总需求有潜在的影响，但也有其他影响。 特别是，通过改变人们面临的激励，税收还会改变物品与劳务的供给。 肯尼迪建议的一部分是投资税减免，它给投资于新资本的企业减税。 高投资不仅直接刺激了总需求，而且也增加了经济长期的生产能力。 因此，通过较高的需求增加生产的短期目标与通过较高的总供给增加生产的长期目标是相对称的。 而且，实际上当肯尼迪提出的减税最终在1964年实施时，它促成了一个经济高增长的时期。 自从1964年减税以来，决策者不时地主张把财政政策作为控制总需求的工具。 正如布什总统企图通过减少税收扣除来加快从衰退中复苏。 同样，当克林顿总统1993年入主白宫时，他的第一批建议之一就是增加政府支出的一揽子刺激。 他宣布的目的是帮助美国经济更快地从刚刚经历的衰退中复苏。 但是，一揽子刺激最后遭到了失败。 许多议员认为克林顿的建议太晚了，以至于对经济没有多大帮助。 此外，一般认为减少赤字鼓励长期经济增长比短期总需求扩张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