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第一视点丨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写在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召开之际）
11月19日至22日，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在浙江乌镇举行。世界互联网再次迎来“乌镇时间”。
2014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亲临现场发表主旨演讲、视频致辞、贺信等不同形式关心乌镇峰会的举办。
2015年，在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近十年来，网络技术不断革新，世界互联网大会“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追求没有改变。立体展示数字经济助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实践，推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以文明交流互鉴助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乌镇峰会，凝聚起共识，也探索出路径。
面向下一个10年，我们从乌镇出发，从一个个真实故事里找寻时代课题的答案。
乌镇盛装迎盛会。记者 王志杰 摄
互联互通，以发展数字经济助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
曾在浙江工作多年，多次来过乌镇的习近平主席，2015年来到乌镇出席互联网大会，既感到亲切熟悉，又感到耳目一新。
“乌镇的网络化、智慧化，是传统和现代、人文和科技融合发展的生动写照，是中国互联网创新发展的一个缩影，也生动体现了全球互联网共享发展的理念。”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说。
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亲自推动下发展壮大起来的，乌镇成为永久举办地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下确定的。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从乌镇出发走向全世界。
十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向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视频致辞、贺信中，一以贯之强调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从“集思广益、增进共识、加强合作，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的希望，到“中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的愿景，再到“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起手来，顺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既是回答时代课题的必然选择，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呼声”的呼吁……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把握发展方向，为全球网络空间注入了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如今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浙江，20多年前，互联网还远远没有普及。2003年，杭州每百户居民家用电脑拥有量仅45.37台，联入互联网的只有不到2户。
2003年新年伊始,西子湖畔迎来一场瑞雪。1月16日，新落成的省人民大会堂，迎来了新世纪新一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刚到浙江工作不久的习近平同志作了省政府工作报告。
“数字浙江”的构想，让代表委员们眼前一亮——“数字浙江是全面推进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基础性工程……”
会上，还宣布浙江要打造“百亿信息化建设”工程，促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要逐步进入浙江的城市社区、小镇乡村……
“数字浙江”激荡起的互联网风潮，很快吹到了古老宁静的水乡乌镇。
2003年初，乌镇二期保护与开发工程启动，西栅开始了一场基础设施大改造。
“我们要把网线铺进乌镇的青石板下，提供快速上网。”在西栅宋家厅的老屋里，时任乌镇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管理委员会主任陈向宏展开畅想。
当时，西栅景区定位为度假游。既然是“度假”，那就要想方设法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游客在乌镇住得下来。
美丽的西栅景色。乌镇景区供图
“互联网，是拉近乌镇与世界距离的最好载体。”陈向宏手绘下西栅老街的一张张设计图，设想通过历史街区保护和再利用，打造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乌镇。
得益于“数字浙江”在全省的全面推进，2007年春节，改造基本完成的乌镇西栅景区，有线网络全部入户，免费无线网络基本覆盖。
那一年，乌镇人高才荣在西栅景区管理一家民宿，4个房间全部开通了宽带网络。当时，国内有的酒店上网，还要按小时收费。
“景区提醒的两件事让我印象很深，一是给客人做一碗番茄炒蛋不能少于4个蛋，二是上网无论有线、无线一律免费。”高才荣说，当时他对网络一窍不通，但已经有许多客人通过乌镇旅游公司官网预订民宿。这给他带来了不少生意。
许多从北京、上海来的游客都很惊讶，浙江的一个古镇竟有如此便捷的网络。高才荣开始学着申请QQ、注册邮箱，好友列表也越来越长，不仅有全国各地的，还有美国、泰国、马来西亚的游客朋友。
2014年11月，高才荣见证了第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家门口举行。“互联网让乌镇走向了世界。我们上一辈肯定想不到，古镇不仅吸引了全世界的游客，还有互联网的‘大咖’们。”高才荣说。
“小梧桐”出征乌镇。记者 倪雁强 王志杰 摄
十年间，中国的宽带网络已基本覆盖所有行政村，5G基站遍布城乡，建成全球规模最大、覆盖最广、性能优越的网络基础设施。中国互联互通的经验，正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
“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缩小数字鸿沟，在互联网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更多国家和人民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时的倡导，中国一直在践行。
2Africa国际海缆系统登陆点。受访者供图
“要致富，先修路。”来自肯尼亚偏远山村的大学生凯文，加入到中国移动国际有限公司，为家乡修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信息高速公路”——2Africa。
2Africa，是由中国移动与美洲、欧洲以及中东等地的国际运营商，共同合作的海缆互联互通项目，全长超4.5万公里。
今年6月，凯文来到上海，参加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向全球客户介绍了这个项目。“海缆项目完成后能将33个国家链接起来，为非洲提供低成本、高质量信息传输通道。”凯文说。
在山村长大的凯文，被数字科技的力量深深触动。在肯尼亚内罗毕的大学学完通信工程专业后，凯文加入了中国移动。
2020年，2Africa项目启动，凯文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来自全球各国的工程师，共同为互联互通的目标努力，凯文感到互联网真正跨越了国界。
“我觉得应该为家乡做贡献，让网络密切联系，通过联系改变人们的生活。”凯文相信，2Africa正式投用时，非洲大陆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与世界紧密相连，充满无限可能。
乌镇智慧景区。乌镇景区供图
共建共享，推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成果更好惠及人民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目的就是要让互联网更好地造福人类，让更多国家和人民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走出一条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数字经济活力迸发、数字治理精准高效、数字文化繁荣发展、数字安全保障有力、数字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数字发展道路”，习近平主席向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时强调。
以浙江为例，互联网在改善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关键作用被充分激发。去年3月，世界银行的专家从华盛顿赶到浙江来调研。“挑剔”的专家们，集中考察了浙江10余个政务服务数字化案例。两个月之后，浙江省政务服务数字化的经验在世界银行官网刊出，全文长达1.4万字。
“在省级层面实施网上政务服务的经验，为中国其他省份和世界其他经济体提供借鉴。”报告中这样写道。浙江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来提高行政效率和改善用户体验，让专家们印象深刻。
“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对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寄予希望。
4年多来，杭州城市大脑不断迭代升级，形成了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社会治理“一网共治”为核心的城市大脑2.0版。
今年9月，第九届杭州国际友城市长论坛上，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24座城市的市长、市长代表共聚杭州。
作为国际旅游城市，杭州每年迎来数千万人次的游客，有交通拥堵、环境压力。杭州市市长姚高员介绍了“城市大脑”，比如在智慧交通领域，“城市大脑”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大模型等技术赋能，能实时动态调整红绿灯的时长。现在杭州在全国50个主要城市的交通拥堵指数排名，从第33位下降到第44位。
这让在场的外国市长们都非常感兴趣。意大利威尼斯市市长代表劳拉·芬卡托说：“现在威尼斯每年游客超过了3000万人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我想按照您的建议，给杭州送去一些游客。”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副校长沈自力在智慧教室为吉尔吉斯斯坦教师开展师资培训。受访者供图
数字技术改变了城市治理方式，也为世界各个角落的企业、群众提供了更多高品质的公共服务。
去年，乌镇峰会发布的“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精品案例”中，就有一个名为“智慧教室”的项目。
在“山地之国”吉尔吉斯斯坦，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就留下了跨越山海阻隔，培养水电、电气等技术人才的智慧教室。
今年7月，这个智慧教室“走进”了两批师生，一批来自智慧教室所在的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技术大学，另一批则远在中国的浙江水利水电学院，中吉两地的老师和学生们，尝试远程互动授课，探讨水利水电技术转化。
“智慧教室，是思想交流、技术培训与友谊养成的平台。”去年12月，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副校长李政辉第一次来到吉尔吉斯斯坦，帮助建设智慧教室与实验室。望着中亚连绵的山脉、蜿蜒的河流，他说：“这是全世界水利人，可以一展拳脚的地方。”
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技术大学校长米兰·契尼巴耶夫，常会走进智慧教室看一看。教室里功能齐全的数控中台，让远程授课、多屏互动、直播录课等全部可以实现。“现在学校的学术研讨、毕业生答辩等重要活动都放在了智慧教室，有毕业生羡慕地说，真想再读一年。”契尼巴耶夫说。
一间由数字技术打造起来的教室，让智慧与技术不断碰撞，打开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正如李政辉设想的，河流、阳光，将不再只是风景，还将成为驱动这个国家运转的不竭动力。
乌镇的龙翔中心幼儿园。受访者供图
互联网之光，不仅在遥远国度播下了智慧火种，也照亮着乌镇孩子们的未来。
清晨，在乌镇首个智慧化幼儿园——乌镇龙翔中心幼儿园，憨态可掬的晨检机器人代替老师与孩子们互动，并对他们进行健康测量。
只见6岁的毛毛喊了句“你好，小宝”，机器人立马跑过来和他互动，还唱着歌跳起舞来。
温馨轻松的氛围背后，暗藏科技。大概过了5秒钟，毛毛的妈妈郭娟娟手机就“嘀”一声，收到了孩子的体检信息，体温、身高、体重等健康数据一目了然，这让在附近工厂上班的郭娟娟十分放心。
近年来，浙江沿着“数字浙江”的擘画，乘着乌镇峰会东风，形成了一系列因网而生、因网而兴的便民、惠民、利民举措。
全国青少年信息素养大赛总决赛在乌镇举办，1.5万余名青少年到乌镇拥抱互联网文化；2024抖音创大会落户桐乡濮院时尚古镇，1.2万名抖音头部创向全球呈现桐乡网事；一年一度的乌镇戏剧节，搭建起国际戏剧交流的桥梁……数字文明，早已浸润乌镇肌理。
直通乌镇产业园。记者 王志杰 摄
开放合作，以文明交流互鉴助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开放与合作，是互联网的魅力所在。在乌镇峰会上，不管是“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精品案例”发布展示、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颁奖典礼、“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等重要活动，还是全球互联网发展、数字化建设的展示，都生动呈现着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丰富的内涵。
“我们倡导文明互鉴，构建更加平等包容的网络空间。”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时说。
一张虚拟的网，能让相隔万里的中国山核桃和墨西哥石臼找到“共鸣”。
2022年，在盛产山核桃的杭州临安白牛村，村党委书记金土根收到了一封来自墨西哥的信，字迹像小学生，“因为白牛村，我找到了一生挚爱的事业……”落款署名：安德智。
金土根想起来，这是个留着络腮胡的墨西哥小伙，来过好几趟。安德智总是抱着个笔记本，跑到村里一家家做山核桃的电商，记录着他们怎样把当地传统的农产品做成更多人喜爱的零食。
安德智有许多亲友在墨西哥中部的山村。那里，村民们靠手工打磨一种火山岩材质的石臼为生计。过去，一个石臼卖200比索，约9美元，微薄的收入仅能维持温饱。
2019年，从中国留学回到家乡，安德智给山村带来一点小小的“中国震撼”。安德智学着白牛村人，教本地匠人制作产品官网、商品目录，开设在线店铺、使用社交媒体。
没想到“触网”之后，天南海北的买家将山村的石臼视为“精妙绝伦的艺术品”。一个普通石臼售价70美元，精磨版的价格更高，销到了印尼、南非和比利时。
安德智说，互联网让传统的手工艺有了新生命，也为年轻一代寻回了工作的价值。此后，他在墨西哥成立了一家培育本地“数字乡村”的公司，并找到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全球数字经济人才项目组合作，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开启了“墨西哥数字乡村”项目，将“电商村”的模式复制到墨西哥。只用了两年时间，“墨西哥数字乡村”项目就培训了400多名大学教师、8000多名在校大学生。“我很喜欢成为中墨之间的桥梁。”安德智说。
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现场。记者 李震宇 王建龙 倪雁强 摄
网络空间孕育着新的商业文明，也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创造了舞台，拓展一片新的天地。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时强调，要运用世界互联网大会等窗口加强文化交流传播，不断提升中国文化感染力和中华文明影响力。
今年乌镇峰会，浙江举办博览会推介会，全新推出江南文化、古镇文化等6条主题采风线路，多维度地展现浙江的文化之美，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来乌镇，享受一场现代与传统结合的“China Travel”，对全球游客来说充满着吸引力。
水乡乌镇吸引了大批网红、播客、自媒体人。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今年，“China Travel”火爆网络。一个个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博主，上传在中国旅行的视频图文，打开了国外社交平台的“流量密码”。
开放平等的网络空间，正在让世界认识一个亲切而又真实的中国。
今年夏天，英国博主克里斯和家人来到广州旅游，在凌晨的街头，他们拖着大包小包，迷了路。当地一位市民主动上前帮助，领着克里斯，找到了酒店。
这样一件中国人看起来最平常不过的事，克里斯用视频完整记录下来，并上传到了视频平台，获得了10余万的点击观看。“中国很友好，治安真好。我可不敢在所在的城市凌晨一个人走。这和一些媒体上看到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一位北美的网友留言。
这个夏天，克里斯游历了广州、深圳、杭州、厦门等城市。广州塔、西湖醋鱼……如“流水账”一般被剪进了克里斯的视频里，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引来频频点赞。
“有这么多网友关注，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克里斯说。
这不是偶然现象。“China Travel”越来越多地成为外国旅行博主的爆款主题，不缺网络流量。
美国旅行博主“萨米和汤米”发布的中国旅游视频，获得了100多万播放量及3万多点赞。巴基斯坦博主杰伊关于西安的旅游视频也获得了120万播放量，成为他一年中最火的视频……互联网，正在打破许多人之前对中国的刻板成见。
“China Travel”的风，从线上吹到线下，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把目光和镜头对准了中国。更多人来到中国，感受一个更加真实可感、立体多元的中国。
“China Travel”持续圈粉，背后是中国持续开放的理念和政策。近年来，面对“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的逆风逆流，中国始终展示着更主动开放的态度。
“中国愿通过互联网架设国际交流桥梁，推动世界优秀文化交流互鉴，推动各国人民情感交流、心灵沟通。”习近平主席曾在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说。
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开放合作。网络空间，承载着人类的无限憧憬。乌镇峰会进入“新十年”，期待各方在对话交流中促进共商，在务实合作中推动共享，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社会热点问题的哲学思考。
全球化消费主义中的当代传媒问题 在公共性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热点的今天，在思想界文化界的当代转型中，全球化消费主义日益与当代文化中世俗化的东西互渗而成为特有的文化景观。 如果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了生产拜物教和消费拜物教，那么，后现代社会却出现了传媒拜物教。 当代传媒以跨国资本的方式形成全球性的消费意识，其文化霸权话语渐渐进入国家民族的神经之中。 于是，在倡导多元价值、多元社会的文化语境中，大众在多元主体之间，将个体感性差异性推到极端，甚至以个人的绝对差异性为由，割裂个人与他人的同一性， 在广告传媒和文化经纪人的操纵下日益以产品的市场需求取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对这种世界性的世俗化消费时尚，本世纪的思想家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值得关注。 1 一、现代公共传媒空间中的身体资本 20世纪思想史上的思想家，大都注重对现代人的精神和身体的内在关系加以研究，因为这有可能深入到对大众媒体所产生的心理文化根源的分析。 如何综合性反思身/心关系、个人/社会关系、文化/自然的关系，如何通过对身体视域的分析展示身体资本与当代传媒的关系，如何从身体性入手审视自我问题，成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切入角度。 但是仅仅研究自我还不行，因为自我和他者之间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只有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弄清自我和他者不仅有古典哲学的自我和他者，而且有心理科学的自我和他者（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还有解构的自我和他者（德里达、福柯、巴特等），甚至还有社会理论的自我和他者（布迪厄、吉登斯等），才能看到真正的问题之所在。 1.身体感与现代城市处境 在对价值理性的关注日渐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中，生命变成了一个感性本体论的范畴。 从世纪之初的尼采、狄尔泰、西美尔、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存在主义哲学以及福柯和拉康哲学，大都将生命作为理性化本质飘散以后的意义空白的填充物，于是，现代性标明这样一个事实：感性肉体取代了理性逻各斯，肉体的解放成为现代性运动中的重大母题。 在西美尔（Georg Simmel）看来，现代人深深陷入一个飞速发展而不可知的世界中，处在多种文化元素交错的语境中。 文化元素挤压着人，因为人不可能完全清理和吸收文化，同时人又不可能完全对抗文化，因为文化是人类发展所无法摆脱的境遇，也是人自己处身的周遭环境。 在文化的现代性中，人的本质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形式原则，而是充满肉体欲望和现代感觉的生命。 人体中的面部是内部统一最表面的尺度，同时也是在精神上获得整体美的关键。 从面部最丰富的精神性表现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变化。 人的形象是心灵和生理冲动合力所造成，那种忽略面部的精神性而只是注重肉体的表现性，将是心灵和肉体的双重衰退。 面部很容易表现出柔情、胆怯、微笑、憎恨诸感情谱系，它是观察内心世界的几何图，是心性所能臻达的最高表现域。 而身体相对于面部，尤其相对于眼睛而言，则居于较次要的地位，因而面部与躯体就犹如心灵和现象、隐秘和暴露那样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但是，今天的现代或后现代艺术已经从面容之美表现走向了躯体之力的表现，从精神意象的呈现走向了欲望肉体的展示。 身体成为肉体性、享受性和存在性的? っ鳎�持鸾ケ蝗馓逅�〈�R残恚�庖磺性绫晃髅蓝�谑兰椭�蹙脱灾辛恕?BR> 同样，身体距离也在现代人中被日益强调，甚至有加大人与其对象的距离的倾向。 人在现代生活的距离感中渴望获取一份相对独立的空间，这种强调距离使现代人害怕过分接触他者，而出现一种畏触感。 这种身体的畏触感，正表现出心灵的畏触感。 身体的距离感，使人在社会生活中穿上了厚厚的铠甲而将孤独变成了自己的身份证。 2这种现代心理特征，与其说是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距离扩大，不如说是在精神、在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方面出现了最明显的离心形式。 身体的痛苦和走向死亡的震撼，使得一切神话话语在现代人神经的高度敏感和麻木无感情两极间很难再度兴奋起来，心灵由于金钱的强势牵扯，已经很难能对真正的精神价值做出切实的判断。 现代感觉终于在金钱经济支配的大城市生活中树立起来，它在推动现代人去涉猎私人权利和私人空间当中，却开始挤压了公共空间和公共权利，随着这种身体空间感和生命时间感的进一步加固，由身体状态的审视所引发的现代文化的悲剧性，已经在本世纪的人的旋律中发出了不和谐音。 西美尔曾经深入思考并着手解决的现代性& quot;问题，如今已然膨胀为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问题。 如果我们仅仅将后现代性问题看作是新问题，而不了解这一问题的真实来源，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现代性问题上走进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迷思。 2.现代传媒中的身体资本 在现象学研究中的学者，最先注意并张扬身体的重要性的，是法国现代思想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他认为身体世界是艺术奥秘的谜底，因为身体既是能见的又是所见的。 身体的意义在于：我以我的整个存在在一种总体方法中知觉到，我把握住事物的一种独特结构，存在这种独特的方式就在瞬间向我呈现出来。 3肉体通过感觉的综合活动去把握世界，并把世界明确地表达为一种意义。 身体之眼注视着一切事物，也能注视自己，并在它当时所见之中，认出它表现的另一面。 所以身体在看时能自视，在触摸时能自触，是自为的见与感。 身体领会自身构成自我，并把自身改造为思想的形式，这也许就是身体的悖论。 现代艺术家让事物从身体里面走进去，灵魂又从眼睛中飘出来到事物上去游荡，因为他要不断验证他那超人的内在视力。 艺术的变形是艺术家肉身的确定和他们对外在世界把握的统一，只有通过这种变形，才能把握世界变化的瞬间，并把这种瞬间投向自我心灵。 4身体空间是思想居住的空间和支配的欲望，思想并不依附自我，而是依据身体来思考，即把思想统一于身体的? 匀环ㄔ蛑小H馓宥杂诹榛甓�裕�橇榛甑��目占浜退�衅渌�钟锌占涞拇嬖诜绞健R虼讼窒笱?quot;知觉论意味着：肉体穿透我们、囊括我们，使我们在新维度中去思考。 正因为肉体和艺术具有一种不解之缘，所以艺术总是一个有关光线、色彩、质感的逻各斯，一个通过表现肉体而传达不可言说思想的超概念谱系。 不妨说，关注知觉的重要意义在于身体的知觉与对对象的意义的感性遭遇，这使得我们能够明了现象学式的注视身体的社会存在意义--肉体通过感觉知觉的综合活动去把握感性世界，并把世界明确地表达为一种呈现的身体性意义。 这种对现代人的感性存在方式的延伸，无疑是一种进一步确证和诱惑。 3.身体资本与文化资本 在现代性社会，人们的思想、哲学和诗学对身体的关注，日渐为一些空洞的逻辑性话语所掩盖，因此，身体视域的隐没和回归，就已然成为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工作平台。 身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其不可分的关系，对身体的运用与塑型，显示了这种身体背后的权力压迫和文化资本的隐蔽性存在。 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者的资本，积聚着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 或许正是在身体成为资本的这种现代性图景中，身体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也可以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 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资本，也是象征的符号；身体是工具，也是自身控制和被控制被支配的他者（other），身体还是一种话语的形式。 在现代性状况中，在身体和社会之间，具有多种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身体的延伸和成长是通过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习性和场域所形成的文化圈而体现出其阶层的痕迹的。 习性被场域所塑型，而场域的一些特性又在身体上体现出来。 身体往往可以置换成经济资本，因为他通过购买、传递、交换等，可以使谦恭或倨傲的身体因习性、地位和品位不同，体现出不同的身体和身体姿态。 这成? �苯?quot;文化研究的关注点，即经济资本与身体形态，吃、喝、广告与大众文化等，都无不与个体身体紧密相关。 今天的文化艺术无一不与经济资本和身体形态发生紧密地联系，而体现了社会支配总关系。 布迪厄对身体的塑型和挤压所做的深刻揭示，对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文化控制对人的性情、心性、趣味和能力的习性获得，和更新社会的基本价值尺度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而他关于身体资本相对于其他资本是一种感性存在，以及身体资本合法化与制度化的问题，则直接呈现了当代人对自我的身体的迷恋的问题，值得深加关注。 以上思想家的看法，尽管侧重点不同，入思的角度有异，但其共同点在于，强调身体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将身体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的界限清晰地划出来。 可以说，身体在现代社会当中，空前地遭遇到时间和空间的分裂，遭遇到欲望的冲击和现实社会权力的压抑，感受到边缘化情绪性体验。 因此，个人身心与制度的断裂，理性与社会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人身体的多种流动变化的踪迹。 于是，重生命感觉性，重灵肉分离性，重视精神游戏性，成为了当代审美文化和媒体的重心。 尤其是大众传媒直接刺激和消费身体性的东西，使得远距离的身体控制成为可能。 于是，大众文艺节目、体育盛典和政治狂欢等大众化的节日，成为今日现代高度发展时期的身体欲望话语的再生产。 这样，身体与自我的问题，身体与他者的问题，变成今日的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 肉体已取代了灵魂，灵魂在肉体中沉睡，已然成为今日艺术所关注的救赎与解放的问题。 无疑，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对身体的私人空间前所未有的重视，对过去那种唯理性的否定感性生命的做法，确有纠偏作用。 但是这种跟着欲望走又少了一份沉重，少了一种社会价值的内在焦虑感。 这需要我们从沉重的肉体的考察，进一步进入并延伸到当代大众传媒的文化解释和正负面价值判断上。 二、全球化消费主义中的第三世界媒体 就现代而言，进入大众传媒就进入了公共空间。 如何在这公共空间中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成为一个当代性问题。 如果说，在印刷资本主义风靡之时，文化走出了贵族的城堡而进入到大众生活，大众文学作为一种新型权力话语进入世界逻辑中，并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使得文化传播成为一种世俗性的便捷方式。 那么，伴随着数码复制的新传媒方式的出现，一种新的大众生活交流方式已然来临，同时也将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1.全球化与消费主义 耶鲁四人帮的主将之一米勒(J. Hillis Miller)深切地感到，全球化既是已经发生也是正在发生的事，它不仅导致许多新的构成性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组织和各种新的社会群体，而且新的电子群体或电脑空间群体的发展，新的人类感性，导致感知经验变异并产生新的电脑空间个人的发展。 在这一日益彰显的状态中，传媒文化以其强大力量淹没日渐衰退的书本文化，新的电子阅读方式在文学研究域引起了变革，电脑写作使文学研究文本永远不能完成，网上杂志的增加正在改变文学研究的出版合法性条件。 这些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即刻性的记忆，改变了文学作品对批评家的存在方式。 除了这些因为高科技的发展而引发的人类文化文本存在的方式的改变而外，米勒还从政治文本角度提出，伴随着民族/国家衰落而出现的一种情况，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和全世界文学的研究所取代。 5米勒的问题在于，他看到了全球化中生命存在方式的读取变化和意义关联的变化，并注意到文化研究成为全球化中的一种软体伸张的空间，但是，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这里历史记忆的丧失不仅成了文化和多元文化诸多被涂抹的记录，而且成为一种没有聚焦的泛文化的文化叠加。 更无法说明在全球化扩张中，东方或第三世界在面对先发展的强势文化时，具有怎样的命运和转机。 因而，问题的提出是尖锐的，但是问题的解决总是被延宕的。 如果说，米勒的全球化观点代表了第一世界的基本看法，那么当前颇有影响的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全球化观点，则代表了第三世界对全球化的警惕。 在《五十年足够了！》6中阿明申说道：新的全球化没有取消民族国家的存在，却侵蚀着民族国家经济管理的效率。 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建立在两个空间的重合上，即决定再生产和积累的空间与政治和社会管理空间的重合。 在这种观念支配下，阿明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当代社会的管理》7中进一步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生产过程的全球化。 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中心，拥有资本、生产技术、营销网络并攫取绝大部分利润，其他国家则只是充当全球化生产的劳动力。 因此，全球化将资本主义逻辑无情地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工业化并不能阻止全球化进程，只是加速自己被中心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所统治。 真正解决危机的办法是，抛弃自由主义乌托邦，改变贫富日益悬殊的不平等趋势，使民族国家负起发展的责任。 阿明的看法，表达了第三世界学者对全球化语境中的后殖民问题的关注，同时也表明，全球化从来不是? 挥谢坝锇匀ǖ模�∏∠喾矗��蚧�乃汲北旧砭褪堑谝皇澜缍缘谌�澜绶⒄沟囊桓鲅现氐奶粽剑���彩窃谡�尉�梦幕��椒矫娴亩嘀秩��侵稹?nbsp; 2.无回应的对话与不沟通系统 法国著名思想家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注意到当代人缺乏交流、闭锁心灵和充满误解误读的现状，使其将思考的焦点放在后现代信息传播的主渠道--电视的研究上，从而为当代信息播撒和心灵整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重视的文化视点。 鲍德里亚声称，人类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类像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和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像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而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 在他看来，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 后现代的类像时代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 任何商品化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 在后现代大众传媒（甚至数码传媒）时期，大众媒体重新界定着传播的形式和内容，并打破了表层与深层意义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 传媒以一种真实的内爆使出现于屏幕的内容等同于在场的真实，这种超真实使人不经意地停留在画面的切换上。 废品信息的无休止出现，各种意图意象的纷至沓来，人们在消费时尚、工作选举或参加社会活动中，受到传媒不断的鼓动和诱惑，大众由此而逐渐滋生一种对立厌恶情绪。 于是，冷漠的大众变成了忧郁沉默的一群，一切信息意义和诱惑均内爆于其中，就好像被黑洞吞噬了一样--社会也因缺乏反馈而消隐，不同阶级、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文化形式之间，以及媒体的符号制造术与真实本身之间的各种界限均已经内爆。 镜头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论模式，因为符号已不再指涉外在的真实世界，而仅仅指涉符号本身的真实性和产生符号体系本身的真实性。 而且，在传媒多频道全天候的持续播出中，人不断接受储存很多芜杂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却无法处理，并因超负荷的信息填塞而导致信息膨胀焦虑症和信息紊乱综合症。 电视终于将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品味、不同阶层的人，连结在传媒系统中，并在多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价值认同都整合为同一观念模式和同一价值认同。 这种传媒介入所造成的私人空间公众化和世界类像化&quo t;的家庭化，导致了卫视的世界一体化。 在我看来，鲍德里亚剖析了后现代传媒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胁，并进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这种对全球化传媒体系对人类的重塑作用的揭示，无疑打开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 同时，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审理，推进到对后现代理论本身的审理，认为其理论模式已经被后现代化，理论不再是反思和划定边界，而是为了迎合当今时代的快速、时髦、肤浅和片断化特征。 理论在这种自我蒸发中变成了一种超级商品，成为无思时代兜售和宣扬最时髦消费意识和人生态度的一种谎言工具。 但是，他对后现代传媒同样抱有矛盾态度，这使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全球化趋势只能加以认同，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后现代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影响。 这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矛盾心态，指明了后现代哲人的有限性和拒绝超越性。 3.后殖民氛围与消费主义问题 大约，在全球化理论中最让第三世界心仪的，就是进入一种迷乱的后现代性消费时尚中，而大众传媒在这种消费浪潮中，扮演了人间指南的意识形态角色。 莱斯理·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在《文化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中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系统就是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第三世界以向人们推销消费主义为己任，这种时尚性的消费主义不断生产并诱导出需求冲动，并化强迫为自动，使得第三世界的人们去消费。 广告作为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渠道，已然成为诱导性消费提供信息的现代行为。 对第三世界大众媒体以及它们和广告的关系的透视，有助于观察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运行方式，因为对媒体帝国主义的逻辑确认可以把握文化帝国主义的基本轨迹。 在斯克莱尔看来，广告作为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渠道，常常将自己装扮成提供多种信息的正面行为。 但是对第三世界大众媒体以及其与广告的关系的研究表明，这种在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展开的方式，恰恰掩饰了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内在运行。 广告的类型在国家和国家之间尽管有些微差别，但是商品和服务广告的绝大多数都与消费相关。 媒体帝国主义在逻辑上是由文化帝国主义所导出的，并通过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来达到，因为它制造了使人服从于霸权文化的条件，并且限制了对它进行有效抵抗的可能性。 8 对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理论的审理表明，媒体资本主义的全球文化扩张已经失控，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蔓延之势。 因而，文化媒体帝国主义正在制造当今世界新的一元话语--全球化话语--全球资本主义即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扩张。 一般而言，跨国公司生产信息，地方媒体负责传播信息，但是从根本上说是跨国资本控制着整个系统，它通过操纵金融领域主要是广告业，给地方媒体系统强加上一个生产－财经的钳形攻势，尽管这也容易导致民族主义和公众力量的有敌意的反弹。 新的传媒技术加速跨国化的过程，但也使得其他新的传媒形式产生，这些形式又不断造成跨国化的对立面--民族主义，使得拒绝跨过传媒的霸权空间，批评本土版本的消费主义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成为第三世界的一种无选择的选择。 于是，当代消费主义不仅被理解为一个全球问题，而且被认为与后殖民霸权有关。 不妨说，斯克莱尔对媒体文化帝国主义和全球消费主义的批评，受到了赛义德、汤林森的影响，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独特角度，即从第三世界的角度看消费主义的全球化问题，强调媒介在全球化体系中已经成为一种霸权话语，传媒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在电子信息网络中担任着对全球一体化状态的塑型的角色。 这种后殖民话语批判，使得这个问题对进入消费怪圈中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有可能重新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消费语境，弄清消费主义的背后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 4.全球话语中的大众传播网络 当代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世界体系分析和全球资本主义》9中强调：从表面上看，现代化理论的预言似乎已经实现：市场经济取得了胜利，国家似乎放弃了早先那种对经济的干预，并进而将那些数十年前视为不可动摇的公有企业私有化，同时，技术理性已经成为各个社会的文化和知识价值的决定因素。 在文化上，随着技术理性占据支配地位，反启蒙的宗教价值开始复兴，同时还伴随着成为时尚的消费拜物教。 作为现代化理论核心的目的论已经过时，并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不再意味着自发地接受欧美社会的价值或把欧美式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榜样。 根据眼前的世界现状，资本主义对普遍富裕的许诺只不过是乌托邦，与其说是一种现实，远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奢望。 全球资本主义传播网络的显著特征，是无中心化，即将任何国家或地区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变得日益困难，高技术联盟使全球化成为世界性播撒式的。 跨国公司与网络媒介相联系，已经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 生产的跨国化使全球前所未有地统一化和分散化，全球在经济社会文化上开始同质化和分散化。 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模式，而脱离了其特定的欧洲历史渊源或地域模式。 与经济和政策的分散化一致，文化也分散化--多元文化主义。 在这种多元文化主义中当代传媒成为播撒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直接途径。 三、对全球化消费主义传媒的反思 思想者的描述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一个工作平台。 在我看来，当代传媒所面对的全球化语境的类像化空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全球话语中的传媒权力播撒化等，成为困扰思想者的当代问题。 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公共空间中自我处身性的解决途径和方式。 不妨说，现代性思想家注意的是：现代性带来的精神迷乱，和人在城市化的大工业生产中的存在渺小感和虚无感，进而关注身体安顿状况，以及人与自我间的身体距离。 这一基本意向也使得现代性社会理论讨论的主要问题往往是基于主体性的问题--主体间性、主客体的关系、存在状况分析等等。 但是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过渡中，主体逐渐转化为自我（甚至感性个体）问题，并且往往以赤裸裸感性方式与普遍性焦虑相交织经验--躁动、预期和失望成为个体经验的混杂。 因此，自我、身体、感觉、私人性等后现代的热门话题，与全球化中的大众传媒有着重要联系，甚至直接就是其结果或表征。 这无疑使得对大众传媒的认识，更加复杂更加需要细心厘定。 处于后现代全球化思潮中的当代人，正在受到网络传媒的超乎寻常的影响。 这种全球化话语权力夹带着全球一体化网络和消费主义时尚的诱惑，使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社会形成一个后殖民权力角逐场域。 进入这个场域，就意味着必须在跨国媒介和传媒暴力中重新寻找和安顿自己的肉身--沉重的肉身。 这使得问题已然不同于现代性中的人的主体失落问题，而具有了后殖民时代的新的问题关联域。 不难看到，跨国传媒的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东方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潜移默化的认同，它意味着在后现代主义张扬多元主义的旗号下人们却追新求新而导致新的一元，这种消费主义的一元性排斥其他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 这种传媒文化的膨胀和过剩生产，使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精神日益成为民族精神中的癌症，也使一种丧失了思想的生活状态成为当代精神的常态。 由传媒所代表的文艺类像表明，当代文化以自我身体暴露的方式回缩到冷漠绝缘的纯客观描述，从而使当代传媒性格更为乖张而且漂浮。 正是对性、暴力的玩味，对犬儒主义生活方式的认同，使当代传媒在日益多元化的同时，又往往使人面对选择而无能为力。 媒体的暴力问题由此变得尖锐起来。 对媒介的暴力、词语的暴力、权力消费的暴力，最好抱以充分的警惕性。 对此，阿帕杜莱认为：以好莱坞和香港电影工业为中介，创造了新的雄风与暴力文化(cultures of masculinity and violence),它们反过来又刺激了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中愈演愈烈的暴力。 这种暴力推动了遍及全世界的不道德的武器贸易的迅速发展。 在电影里，在公司和国家的保安部门，在恐怖主义活动中，在警察和军事行动中，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AK-47和Uzi枪，这对我们是一个有用的提示，技术装备表面上的统一性掩盖着日趋复杂的形势，暴力形象和在某个想像的世界中建构共同体的渴望，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挂上钩的。 10媒介的暴力已然说明媒介就是一切--媒介不仅表现暴力，而且因为独霸而自身成为整合调节人和整个社会的权力。 当它成为人和社会的唯一中介时，就成为媒介暴力的一元独霸。 传媒的意识形态已造成新的文化霸权，它意味消费观念和生命价值体系。 词语暴力尤其是野性的词语暴力，媚态词语暴力，性与肉欲词语暴力对家园的排斥、对精神的排斥、对人的排斥的词语暴力，尤需加以警惕。 银幕的暴力，同样需加置疑。 电影无疑是充满魅力的，银屏无疑是充满感性的，肥皂剧无疑是在进行无情的抒情的，所以许多人把时间消磨在上面，不知不觉被格式化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尺度和为人处世态度。 这种银屏单向注入的暴力是潜移默化的，批评者必得用批评的武器划破银屏或感性诱惑，看到银屏背后的欲望生产和再生产的潜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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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消费主义中的当代传媒问题在公共性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热点的今天，在思想界文化界的当代转型中，全球化消费主义日益与当代文化中世俗化的东西互渗而成为特有的文化景观。 如果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了生产拜物教和消费拜物教，那么，后现代社会却出现了传媒拜物教。 当代传媒以跨国资本的方式形成全球性的消费意识，其文化霸权话语渐渐进入国家民族的神经之中。 于是，在倡导多元价值、多元社会的文化语境中，大众在多元主体之间，将个体感性差异性推到极端，甚至以个人的绝对差异性为由，割裂个人与他人的同一性， 在广告传媒和文化经纪人的操纵下日益以产品的市场需求取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对这种世界性的世俗化消费时尚，本世纪的思想家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值得关注。 1一、现代公共传媒空间中的身体资本20世纪思想史上的思想家，大都注重对现代人的精神和身体的内在关系加以研究，因为这有可能深入到对大众媒体所产生的心理文化根源的分析。 如何综合性反思身/心关系、个人/社会关系、文化/自然的关系，如何通过对身体视域的分析展示身体资本与当代传媒的关系，如何从身体性入手审视自我问题，成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切入角度。 但是仅仅研究自我还不行，因为自我和他者之间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只有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弄清自我和他者不仅有古典哲学的自我和他者，而且有心理科学的自我和他者（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还有解构的自我和他者（德里达、福柯、巴特等），甚至还有社会理论的自我和他者（布迪厄、吉登斯等），才能看到真正的问题之所在。 1.身体感与现代城市处境在对价值理性的关注日渐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中，生命变成了一个感性本体论的范畴。 从世纪之初的尼采、狄尔泰、西美尔、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存在主义哲学以及福柯和拉康哲学，大都将生命作为理性化本质飘散以后的意义空白的填充物，于是，现代性标明这样一个事实：感性肉体取代了理性逻各斯，肉体的解放成为现代性运动中的重大母题。 在西美尔（Georg Simmel）看来，现代人深深陷入一个飞速发展而不可知的世界中，处在多种文化元素交错的语境中。 文化元素挤压着人，因为人不可能完全清理和吸收文化，同时人又不可能完全对抗文化，因为文化是人类发展所无法摆脱的境遇，也是人自己处身的周遭环境。 在文化的现代性中，人的本质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形式原则，而是充满肉体欲望和现代感觉的生命。 人体中的面部是内部统一最表面的尺度，同时也是在精神上获得整体美的关键。 从面部最丰富的精神性表现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变化。 人的形象是心灵和生理冲动合力所造成，那种忽略面部的精神性而只是注重肉体的表现性，将是心灵和肉体的双重衰退。 面部很容易表现出柔情、胆怯、微笑、憎恨诸感情谱系，它是观察内心世界的几何图，是心性所能臻达的最高表现域。 而身体相对于面部，尤其相对于眼睛而言，则居于较次要的地位，因而面部与躯体就犹如心灵和现象、隐秘和暴露那样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但是，今天的现代或后现代艺术已经从面容之美表现走向了躯体之力的表现，从精神意象的呈现走向了欲望肉体的展示。 身体成为肉体性、享受性和存在性的? っ鳎�持鸾ケ蝗馓逅�〈�R残恚�庖磺性绫晃髅蓝�谑兰椭�蹙脱灾辛恕?BR> 同样，身体距离也在现代人中被日益强调，甚至有加大人与其对象的距离的倾向。 人在现代生活的距离感中渴望获取一份相对独立的空间，这种强调距离使现代人害怕过分接触他者，而出现一种畏触感。 这种身体的畏触感，正表现出心灵的畏触感。 身体的距离感，使人在社会生活中穿上了厚厚的铠甲而将孤独变成了自己的身份证。 2这种现代心理特征，与其说是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距离扩大，不如说是在精神、在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方面出现了最明显的离心形式。 身体的痛苦和走向死亡的震撼，使得一切神话话语在现代人神经的高度敏感和麻木无感情两极间很难再度兴奋起来，心灵由于金钱的强势牵扯，已经很难能对真正的精神价值做出切实的判断。 现代感觉终于在金钱经济支配的大城市生活中树立起来，它在推动现代人去涉猎私人权利和私人空间当中，却开始挤压了公共空间和公共权利，随着这种身体空间感和生命时间感的进一步加固，由身体状态的审视所引发的现代文化的悲剧性，已经在本世纪的人的旋律中发出了不和谐音。 西美尔曾经深入思考并着手解决的现代性& quot;问题，如今已然膨胀为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问题。 如果我们仅仅将后现代性问题看作是新问题，而不了解这一问题的真实来源，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现代性问题上走进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迷思。 2.现代传媒中的身体资本在现象学研究中的学者，最先注意并张扬身体的重要性的，是法国现代思想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他认为身体世界是艺术奥秘的谜底，因为身体既是能见的又是所见的。 身体的意义在于：我以我的整个存在在一种总体方法中知觉到，我把握住事物的一种独特结构，存在这种独特的方式就在瞬间向我呈现出来。 3肉体通过感觉的综合活动去把握世界，并把世界明确地表达为一种意义。 身体之眼注视着一切事物，也能注视自己，并在它当时所见之中，认出它表现的另一面。 所以身体在看时能自视，在触摸时能自触，是自为的见与感。 身体领会自身构成自我，并把自身改造为思想的形式，这也许就是身体的悖论。 现代艺术家让事物从身体里面走进去，灵魂又从眼睛中飘出来到事物上去游荡，因为他要不断验证他那超人的内在视力。 艺术的变形是艺术家肉身的确定和他们对外在世界把握的统一，只有通过这种变形，才能把握世界变化的瞬间，并把这种瞬间投向自我心灵。 4身体空间是思想居住的空间和支配的欲望，思想并不依附自我，而是依据身体来思考，即把思想统一于身体的? 匀环ㄔ蛑小H馓宥杂诹榛甓�裕�橇榛甑��目占浜退�衅渌�钟锌占涞拇嬖诜绞健R虼讼窒笱?quot;知觉论意味着：肉体穿透我们、囊括我们，使我们在新维度中去思考。 正因为肉体和艺术具有一种不解之缘，所以艺术总是一个有关光线、色彩、质感的逻各斯，一个通过表现肉体而传达不可言说思想的超概念谱系。 不妨说，关注知觉的重要意义在于身体的知觉与对对象的意义的感性遭遇，这使得我们能够明了现象学式的注视身体的社会存在意义--肉体通过感觉知觉的综合活动去把握感性世界，并把世界明确地表达为一种呈现的身体性意义。 这种对现代人的感性存在方式的延伸，无疑是一种进一步确证和诱惑。 3.身体资本与文化资本在现代性社会，人们的思想、哲学和诗学对身体的关注，日渐为一些空洞的逻辑性话语所掩盖，因此，身体视域的隐没和回归，就已然成为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工作平台。 身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其不可分的关系，对身体的运用与塑型，显示了这种身体背后的权力压迫和文化资本的隐蔽性存在。 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者的资本，积聚着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 或许正是在身体成为资本的这种现代性图景中，身体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也可以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 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资本，也是象征的符号；身体是工具，也是自身控制和被控制被支配的他者（other），身体还是一种话语的形式。 在现代性状况中，在身体和社会之间，具有多种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身体的延伸和成长是通过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习性和场域所形成的文化圈而体现出其阶层的痕迹的。 习性被场域所塑型，而场域的一些特性又在身体上体现出来。 身体往往可以置换成经济资本，因为他通过购买、传递、交换等，可以使谦恭或倨傲的身体因习性、地位和品位不同，体现出不同的身体和身体姿态。 这成? �苯?quot;文化研究的关注点，即经济资本与身体形态，吃、喝、广告与大众文化等，都无不与个体身体紧密相关。 今天的文化艺术无一不与经济资本和身体形态发生紧密地联系，而体现了社会支配总关系。 布迪厄对身体的塑型和挤压所做的深刻揭示，对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文化控制对人的性情、心性、趣味和能力的习性获得，和更新社会的基本价值尺度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而他关于身体资本相对于其他资本是一种感性存在，以及身体资本合法化与制度化的问题，则直接呈现了当代人对自我的身体的迷恋的问题，值得深加关注。 以上思想家的看法，尽管侧重点不同，入思的角度有异，但其共同点在于，强调身体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将身体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的界限清晰地划出来。 可以说，身体在现代社会当中，空前地遭遇到时间和空间的分裂，遭遇到欲望的冲击和现实社会权力的压抑，感受到边缘化情绪性体验。 因此，个人身心与制度的断裂，理性与社会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人身体的多种流动变化的踪迹。 于是，重生命感觉性，重灵肉分离性，重视精神游戏性，成为了当代审美文化和媒体的重心。 尤其是大众传媒直接刺激和消费身体性的东西，使得远距离的身体控制成为可能。 于是，大众文艺节目、体育盛典和政治狂欢等大众化的节日，成为今日现代高度发展时期的身体欲望话语的再生产。 这样，身体与自我的问题，身体与他者的问题，变成今日的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 肉体已取代了灵魂，灵魂在肉体中沉睡，已然成为今日艺术所关注的救赎与解放的问题。 无疑，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对身体的私人空间前所未有的重视，对过去那种唯理性的否定感性生命的做法，确有纠偏作用。 但是这种跟着欲望走又少了一份沉重，少了一种社会价值的内在焦虑感。 这需要我们从沉重的肉体的考察，进一步进入并延伸到当代大众传媒的文化解释和正负面价值判断上。 二、全球化消费主义中的第三世界媒体就现代而言，进入大众传媒就进入了公共空间。 如何在这公共空间中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成为一个当代性问题。 如果说，在印刷资本主义风靡之时，文化走出了贵族的城堡而进入到大众生活，大众文学作为一种新型权力话语进入世界逻辑中，并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使得文化传播成为一种世俗性的便捷方式。 那么，伴随着数码复制的新传媒方式的出现，一种新的大众生活交流方式已然来临，同时也将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1.全球化与消费主义耶鲁四人帮的主将之一米勒(J. Hillis Miller)深切地感到，全球化既是已经发生也是正在发生的事，它不仅导致许多新的构成性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组织和各种新的社会群体，而且新的电子群体或电脑空间群体的发展，新的人类感性，导致感知经验变异并产生新的电脑空间个人的发展。 在这一日益彰显的状态中，传媒文化以其强大力量淹没日渐衰退的书本文化，新的电子阅读方式在文学研究域引起了变革，电脑写作使文学研究文本永远不能完成，网上杂志的增加正在改变文学研究的出版合法性条件。 这些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即刻性的记忆，改变了文学作品对批评家的存在方式。 除了这些因为高科技的发展而引发的人类文化文本存在的方式的改变而外，米勒还从政治文本角度提出，伴随着民族/国家衰落而出现的一种情况，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和全世界文学的研究所取代。 5米勒的问题在于，他看到了全球化中生命存在方式的读取变化和意义关联的变化，并注意到文化研究成为全球化中的一种软体伸张的空间，但是，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这里历史记忆的丧失不仅成了文化和多元文化诸多被涂抹的记录，而且成为一种没有聚焦的泛文化的文化叠加。 更无法说明在全球化扩张中，东方或第三世界在面对先发展的强势文化时，具有怎样的命运和转机。 因而，问题的提出是尖锐的，但是问题的解决总是被延宕的。 如果说，米勒的全球化观点代表了第一世界的基本看法，那么当前颇有影响的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全球化观点，则代表了第三世界对全球化的警惕。 在《五十年足够了！》6中阿明申说道：新的全球化没有取消民族国家的存在，却侵蚀着民族国家经济管理的效率。 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建立在两个空间的重合上，即决定再生产和积累的空间与政治和社会管理空间的重合。 在这种观念支配下，阿明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当代社会的管理》7中进一步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生产过程的全球化。 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中心，拥有资本、生产技术、营销网络并攫取绝大部分利润，其他国家则只是充当全球化生产的劳动力。 因此，全球化将资本主义逻辑无情地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工业化并不能阻止全球化进程，只是加速自己被中心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所统治。 真正解决危机的办法是，抛弃自由主义乌托邦，改变贫富日益悬殊的不平等趋势，使民族国家负起发展的责任。 阿明的看法，表达了第三世界学者对全球化语境中的后殖民问题的关注，同时也表明，全球化从来不是? 挥谢坝锇匀ǖ模�∏∠喾矗��蚧�乃汲北旧砭褪堑谝皇澜缍缘谌�澜绶⒄沟囊桓鲅现氐奶粽剑���彩窃谡�尉�梦幕��椒矫娴亩嘀秩��侵稹?nbsp;2.无回应的对话与不沟通系统法国著名思想家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注意到当代人缺乏交流、闭锁心灵和充满误解误读的现状，使其将思考的焦点放在后现代信息传播的主渠道--电视的研究上，从而为当代信息播撒和心灵整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重视的文化视点。 鲍德里亚声称，人类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类像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和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像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而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 在他看来，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 后现代的类像时代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 任何商品化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 在后现代大众传媒（甚至数码传媒）时期，大众媒体重新界定着传播的形式和内容，并打破了表层与深层意义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 传媒以一种真实的内爆使出现于屏幕的内容等同于在场的真实，这种超真实使人不经意地停留在画面的切换上。 废品信息的无休止出现，各种意图意象的纷至沓来，人们在消费时尚、工作选举或参加社会活动中，受到传媒不断的鼓动和诱惑，大众由此而逐渐滋生一种对立厌恶情绪。 于是，冷漠的大众变成了忧郁沉默的一群，一切信息意义和诱惑均内爆于其中，就好像被黑洞吞噬了一样--社会也因缺乏反馈而消隐，不同阶级、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文化形式之间，以及媒体的符号制造术与真实本身之间的各种界限均已经内爆。 镜头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论模式，因为符号已不再指涉外在的真实世界，而仅仅指涉符号本身的真实性和产生符号体系本身的真实性。 而且，在传媒多频道全天候的持续播出中，人不断接受储存很多芜杂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却无法处理，并因超负荷的信息填塞而导致信息膨胀焦虑症和信息紊乱综合症。 电视终于将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品味、不同阶层的人，连结在传媒系统中，并在多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价值认同都整合为同一观念模式和同一价值认同。 这种传媒介入所造成的私人空间公众化和世界类像化&quo t;的家庭化，导致了卫视的世界一体化。 在我看来，鲍德里亚剖析了后现代传媒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胁，并进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这种对全球化传媒体系对人类的重塑作用的揭示，无疑打开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 同时，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审理，推进到对后现代理论本身的审理，认为其理论模式已经被后现代化，理论不再是反思和划定边界，而是为了迎合当今时代的快速、时髦、肤浅和片断化特征。 理论在这种自我蒸发中变成了一种超级商品，成为无思时代兜售和宣扬最时髦消费意识和人生态度的一种谎言工具。 但是，他对后现代传媒同样抱有矛盾态度，这使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全球化趋势只能加以认同，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后现代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影响。 这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矛盾心态，指明了后现代哲人的有限性和拒绝超越性。 3.后殖民氛围与消费主义问题大约，在全球化理论中最让第三世界心仪的，就是进入一种迷乱的后现代性消费时尚中，而大众传媒在这种消费浪潮中，扮演了人间指南的意识形态角色。 莱斯理·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在《文化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中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系统就是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第三世界以向人们推销消费主义为己任，这种时尚性的消费主义不断生产并诱导出需求冲动，并化强迫为自动，使得第三世界的人们去消费。 广告作为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渠道，已然成为诱导性消费提供信息的现代行为。 对第三世界大众媒体以及它们和广告的关系的透视，有助于观察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运行方式，因为对媒体帝国主义的逻辑确认可以把握文化帝国主义的基本轨迹。 在斯克莱尔看来，广告作为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渠道，常常将自己装扮成提供多种信息的正面行为。 但是对第三世界大众媒体以及其与广告的关系的研究表明，这种在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展开的方式，恰恰掩饰了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内在运行。 广告的类型在国家和国家之间尽管有些微差别，但是商品和服务广告的绝大多数都与消费相关。 媒体帝国主义在逻辑上是由文化帝国主义所导出的，并通过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来达到，因为它制造了使人服从于霸权文化的条件，并且限制了对它进行有效抵抗的可能性。 8对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理论的审理表明，媒体资本主义的全球文化扩张已经失控，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蔓延之势。 因而，文化媒体帝国主义正在制造当今世界新的一元话语--全球化话语--全球资本主义即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扩张。 一般而言，跨国公司生产信息，地方媒体负责传播信息，但是从根本上说是跨国资本控制着整个系统，它通过操纵金融领域主要是广告业，给地方媒体系统强加上一个生产－财经的钳形攻势，尽管这也容易导致民族主义和公众力量的有敌意的反弹。 新的传媒技术加速跨国化的过程，但也使得其他新的传媒形式产生，这些形式又不断造成跨国化的对立面--民族主义，使得拒绝跨过传媒的霸权空间，批评本土版本的消费主义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成为第三世界的一种无选择的选择。 于是，当代消费主义不仅被理解为一个全球问题，而且被认为与后殖民霸权有关。 不妨说，斯克莱尔对媒体文化帝国主义和全球消费主义的批评，受到了赛义德、汤林森的影响，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独特角度，即从第三世界的角度看消费主义的全球化问题，强调媒介在全球化体系中已经成为一种霸权话语，传媒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在电子信息网络中担任着对全球一体化状态的塑型的角色。 这种后殖民话语批判，使得这个问题对进入消费怪圈中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有可能重新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消费语境，弄清消费主义的背后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 4.全球话语中的大众传播网络当代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世界体系分析和全球资本主义》9中强调：从表面上看，现代化理论的预言似乎已经实现：市场经济取得了胜利，国家似乎放弃了早先那种对经济的干预，并进而将那些数十年前视为不可动摇的公有企业私有化，同时，技术理性已经成为各个社会的文化和知识价值的决定因素。 在文化上，随着技术理性占据支配地位，反启蒙的宗教价值开始复兴，同时还伴随着成为时尚的消费拜物教。 作为现代化理论核心的目的论已经过时，并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不再意味着自发地接受欧美社会的价值或把欧美式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榜样。 根据眼前的世界现状，资本主义对普遍富裕的许诺只不过是乌托邦，与其说是一种现实，远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奢望。 全球资本主义传播网络的显著特征，是无中心化，即将任何国家或地区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变得日益困难，高技术联盟使全球化成为世界性播撒式的。 跨国公司与网络媒介相联系，已经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 生产的跨国化使全球前所未有地统一化和分散化，全球在经济社会文化上开始同质化和分散化。 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模式，而脱离了其特定的欧洲历史渊源或地域模式。 与经济和政策的分散化一致，文化也分散化--多元文化主义。 在这种多元文化主义中当代传媒成为播撒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直接途径。 三、对全球化消费主义传媒的反思思想者的描述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一个工作平台。 在我看来，当代传媒所面对的全球化语境的类像化空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全球话语中的传媒权力播撒化等，成为困扰思想者的当代问题。 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公共空间中自我处身性的解决途径和方式。 不妨说，现代性思想家注意的是：现代性带来的精神迷乱，和人在城市化的大工业生产中的存在渺小感和虚无感，进而关注身体安顿状况，以及人与自我间的身体距离。 这一基本意向也使得现代性社会理论讨论的主要问题往往是基于主体性的问题--主体间性、主客体的关系、存在状况分析等等。 但是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过渡中，主体逐渐转化为自我（甚至感性个体）问题，并且往往以赤裸裸感性方式与普遍性焦虑相交织经验--躁动、预期和失望成为个体经验的混杂。 因此，自我、身体、感觉、私人性等后现代的热门话题，与全球化中的大众传媒有着重要联系，甚至直接就是其结果或表征。 这无疑使得对大众传媒的认识，更加复杂更加需要细心厘定。 处于后现代全球化思潮中的当代人，正在受到网络传媒的超乎寻常的影响。 这种全球化话语权力夹带着全球一体化网络和消费主义时尚的诱惑，使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社会形成一个后殖民权力角逐场域。 进入这个场域，就意味着必须在跨国媒介和传媒暴力中重新寻找和安顿自己的肉身--沉重的肉身。 这使得问题已然不同于现代性中的人的主体失落问题，而具有了后殖民时代的新的问题关联域。 不难看到，跨国传媒的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东方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潜移默化的认同，它意味着在后现代主义张扬多元主义的旗号下人们却追新求新而导致新的一元，这种消费主义的一元性排斥其他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 这种传媒文化的膨胀和过剩生产，使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精神日益成为民族精神中的癌症，也使一种丧失了思想的生活状态成为当代精神的常态。 由传媒所代表的文艺类像表明，当代文化以自我身体暴露的方式回缩到冷漠绝缘的纯客观描述，从而使当代传媒性格更为乖张而且漂浮。 正是对性、暴力的玩味，对犬儒主义生活方式的认同，使当代传媒在日益多元化的同时，又往往使人面对选择而无能为力。 媒体的暴力问题由此变得尖锐起来。 对媒介的暴力、词语的暴力、权力消费的暴力，最好抱以充分的警惕性。 对此，阿帕杜莱认为：以好莱坞和香港电影工业为中介，创造了新的雄风与暴力文化(cultures of masculinity and violence),它们反过来又刺激了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中愈演愈烈的暴力。 这种暴力推动了遍及全世界的不道德的武器贸易的迅速发展。 在电影里，在公司和国家的保安部门，在恐怖主义活动中，在警察和军事行动中，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AK-47和Uzi枪，这对我们是一个有用的提示，技术装备表面上的统一性掩盖着日趋复杂的形势，暴力形象和在某个想像的世界中建构共同体的渴望，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挂上钩的。 10媒介的暴力已然说明媒介就是一切--媒介不仅表现暴力，而且因为独霸而自身成为整合调节人和整个社会的权力。 当它成为人和社会的唯一中介时，就成为媒介暴力的一元独霸。 传媒的意识形态已造成新的文化霸权，它意味消费观念和生命价值体系。 词语暴力尤其是野性的词语暴力，媚态词语暴力，性与肉欲词语暴力对家园的排斥、对精神的排斥、对人的排斥的词语暴力，尤需加以警惕。 银幕的暴力，同样需加置疑。 电影无疑是充满魅力的，银屏无疑是充满感性的，肥皂剧无疑是在进行无情的抒情的，所以许多人把时间消磨在上面，不知不觉被格式化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尺度和为人处世态度。 这种银屏单向注入的暴力是潜移默化的，批评者必得用批评的武器划破银屏或感性诱惑，看到银屏背后的欲望生产和再生产的潜台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