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都是经过科举考试而得名，一旦有所成就，他们就会按照一些规矩成家立业。
王衡是明代时期著名的词作家和书法家，因幼时聪颖，学习成绩非常突出，在很早的时候就参加了考试，可惜因为家庭原因而放弃入试，直到他39岁的时候以榜眼及第，被授予翰林院编修。
王衡一生的主要作品很多，如《郁轮袍》《没柰河》《再生缘》《真傀儡》等都是他的一些代表作品，他也是明代南剧的代表人物。
在书法方面，王衡的书风清秀遒劲，笔法严谨，在早年时就师法颜真卿和，在楷书方面以颜体为本，得以宽博之气，而行书则以苏东坡为师法对象，得其清冽之气。
明代书法家云：“辰玉虽不沾沾论书，王衡书法乃眼白一世，鲜所许可，其天骨既尔秀绝，而盘旋唐、晋间，功力兼至，或以为学苏子瞻，子瞻实不能尽辰玉也。”
可见王衡书法是得前人之骨气，也得晋人之神韵，他把书写的功力和韵力相加，形成个性鲜明的书法风格。
明代娄坚在《学古绪言》中谓其：“天授即优，功力日深，小自指顶而上，至径可二寸，皆极娟好，更饶风骨，又大而四五寸，或大至尺余，皆不烦绳削而趣溢出，更假之年，只可追蹑北宋名迹。”
这是说明王衡在书写上的用笔方法，尤指他在书法功底是何等了得。只不过，他只活了47岁，不然的话，北宋书法遗韵会在他的手中得到演绎。
王衡一生四娶，元配时在少年，没几年就夭亡，后继娶，又亡，再娶，还亡，一个个夭亡，给他的精神带来了极大的打击，“以致惊饵含钩、爱河翻浪、穷而始悔、悔之而无可奈何不敢专恨命也。”
他一生育有四子五女，孙子九人。
由于家庭感情上的接连打击，加上他一生在官场上的不如意，患上头疾多年，离开官场后回到太仓老家，于47岁时医治不能，父亲之前一年而亡。
王衡的书法成就虽然不是名气很大，但他在继承唐宋之技法能力上却胜人一筹，正如娄坚所说，用指顶可写二寸，这种写法在先贤中是很少见的。
再有就是得前人遗韵方面颇有自法，所写作品都非常接近晋韵与北宋遗韵，这是他在书法学习中所见闻的智慧与能力，否则是很难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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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资料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 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 诗词开豪放一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少负才名，博通经史。 宋嘉佑二年（1057年）进士，曾官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等职。 他一生坎坷，多次被贬官放逐。 他在宋神宗时曾受重用，然因新旧党争，屡遭贬抑，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官；又因作诗“讪谤朝政”，被人构陷入狱。 出狱后贬黄州。 此后几经起落，再贬惠州、琼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从此随缘自适，过着读书作画的晚年生活。 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死于常州。 苏轼为人正直、性旷达，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 他讲自己书法创作过程时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 ”他又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 苏轼的字看似平实、朴素，但有一股汪洋浩荡的气息，就像他渊厚的学问一样，神龙变化不可测。 他长于行书、楷书， 笔法肉丰骨劲， 跌宕自然， 给人以“大海风涛之气”、“古槎怪石之形”的艺术美感。 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 黄庭坚他在《山谷集》里说：“其书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苏）为第一”。 明董其昌盛赞他“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 传世书迹有《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 回答者：WTW - 秀才 二级 4-28 20:17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 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 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 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 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 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一，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 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 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 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 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 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 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 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 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 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 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 二、名震京城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 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 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 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 )，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 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 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 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 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 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 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 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 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 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 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 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 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 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 《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 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 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 三、反对变法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 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 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 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 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 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 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 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 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 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 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 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 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 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 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 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 《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四，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 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 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 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 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 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 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 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 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 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 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 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 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 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 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 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 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 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 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 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 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 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 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 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 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 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 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 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 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 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 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 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 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 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 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六、诗人之死 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 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 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 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 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 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 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 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 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 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 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 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 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 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 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 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 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 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 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 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 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 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 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
清朝三大才女是谁?
1清朝才女谢方端谢方端,阳春岗美轮水村人，生于公元1724年，卒于1513年，时年89岁，是廉吏谢仲玩的长女。 谢方端幼年丧母，随父宦游，聪慧善读，二三过辄，记诵不忘，少时读书并跟其父学声韵，青年时期喜爱工诗填词，出口成章，学有所长，写作不辍，曾著有词赋一本和《小楼吟稿》一书(词赋现已遗失，《小楼吟稿》一书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在广东享有盛名。 清乾隆43年广东督学李调元及翰林院编修官冯敏昌分别为《小楼吟稿》一书作序、作传，赞美她的才学和为人。 谢方瑞在青少年时，遍游海南及两湖地区，阅览了不少名山胜景，见识了无数世态炎凉，阅历深厚。 这些都为她日后写作积累了夯实的材素。 虽然谢方端长期随父客居在外，但她对故乡却怀有很深的感情，在她的手稿中，能找到很多赞美的诗篇，现在读来也很动人，有一次，她离家十载，随父远从湖南常宁到阳江坐船回家，舟泊村边，即赋《轮水舟中》一首，以景生情，寄托了赤子之心： 轻舟遥泊小桥边，桑梓名园在眼前。 漠漠山云岚入画，悠悠溪水绿生烟。 桔花香近幽人屋，渔唱声喧弹子船。 十载归宁疏过问，山川风物尚依然。 她对她的父亲也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不单是对父母那份养育之恩的感激，更重要的是她敬重父亲为官46年，一生清廉的高尚品德。 父亲一生的清廉在她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送舍弟方则旋里》诗中曰：“耄年姊妹难为别，廉吏儿孙莫厌贫。 犹有诗书遗泽在，可将家传早铺陈。 ”她为其父归州盗案一事拒不会印(审)，被乾隆皇帝在武昌召见，欣喜若狂，连忙《喜赋》： 廿载劳劳郡县？，大江南北号循良。 铜章不枉铃封奏，丹韶须宣到武昌。 万里辨奸天子？，九重谆问小臣光。 遥知扬对彤墀下，旋惹炉香满绮裳。 谢方端年轻时与当地三甲新楼村文人刘宗衍结婚。 夫妻爱好诗词音乐，常与之唱和，可是好景不长，而立之年丧夫，遗下两子及两代遗孀靠其瞻养。 这时她苦操家业，“育子成材，夜纺授经，四时不辍。 ”晚年随长子刘芗谷(优贡生，曾任番禺等10州教谕，后为钦州府教授)生活，居于官署。 闲居中热心教人诗文，培桃李，所到之处，受人尊敬，常称她为学者，为慈母，在她80余岁，从官府返乡颐养时“诸生送行盈道路，有的追送30余里，挥泪而别。 ” 2清朝才女殳默。 字斋季，一作季斋，小字墨姑，一作默姑，浙江嘉善人。 丹生女。 生而奇慧，九岁能诗，刺绣刀尺，无不入妙。 习小楷，摹画李公麟白描大士，爱管夫人画竹一幅，与同卧起。 年十六未字卒。 著闺隐集。 《槜李诗繋》3陈端生 （1751—约1796） 弹 词 女 作 家 。 字 云 贞 ， 浙 江 钱 塘 （ 今 杭 州 ） 人 。 嫁 淮 南 范 秋 塘 。 范 以 科 场 案 （ 一 说 继 母 控 忤 逆 ） 谪 戍 。 端 生 在 家 奉 侍 ， 撰 《 再 生 缘 》 弹 词 。 后 范 遇 赦 归 ， 未 至 家 而 陈 卒 。 《 再 生 缘 》 共 20 卷 ， 陈 写 至 17 卷 ， 未 竟 而 卒 ， 余 3 卷 由 另 一 女 作 家 梁 德 绳 续 稿 。 最 后 由 女 作 家 侯 芝 整 理 为 80 回 本 。 有 道 光 二 年(1822) 宝 仁 堂 刊 本 ， 其 后 又 有 多 种 刊 本 、 石 印 本 和 铅 印 本 。 此 作 经 改 编 为 苏 州 弹 词 书 目 ， 有 一 定 影 响 。 浙江钱塘人.著有<绘影阁诗集>(失传),弹词小说<再生缘>(一至十七卷). 其祖父陈兆仑(句山)曾任太仆寺卿,<续文献通考>纂修官. 父玉敦,母汪氏.端生刚写<再生缘>时未满十八岁,於北京. 到完成十六卷时还未满二十岁,当时在山东登州.她因生母去世而搁笔,二十二岁嫁范氏.夫妻感情不差,后因范氏应顺天乡试,倩人代笔被破获,发配伊犁为奴.三十三岁时在亲友的催促下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写下第十七卷,从此不复有作.凡是看过京剧《孟丽君》的人都会对那个女扮男装，科考中了状元，并被皇帝选作驸马的奇女子留下深刻印象。 但不知有多少人知道这出京剧名剧乃是根据清朝女作家陈端生（1751-约1796）的弹词小说《再生缘》改编的。 孟丽君的传奇故事之所以受人瞩目，有两个因素。 第一，故事的主人公用特殊的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观念和女性社会身份观念。 这样的观念突破是由女性作家来完成的，更为小说的社会和思想意义再加一层特殊色彩。 因此，在西方汉学界已将其归入“女性主义小说”一类，甚至有学者专门从现代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第二，故事的叙事方式非常特别。 相较于西方小说的情节安排，中国传统小说比较缓慢和松散，读完一回，不必急着读下一回，可以几天以后再接起来读。 即便《红楼梦》，也是如此。 《再生缘》则不然，其故事情节安排非常近似于西方小说，一环扣一环，一个惊险接着一个惊险，让人急于要知道后事如何，片刻都不想放下（金大侠的小说也是如此）。 抛开其内容和思想性不谈，仅就其故事情节布局一端而言，在清代的时候就有如此特别的女性作家出现，也足够让我们当代的人无比惊讶。 还有一点很特别，《再生缘》如《红楼梦》一样，是一部未完成稿。 陈端生只写了前十七卷，便与世长辞，留下一段遗憾在人间。 约三十之后，许宗彦和梁德纯夫妇感原“半途而废了前生”，续作了后三卷，成为二十卷全本。 虽然续书不如原著佳好，但能将这段故事补全，也是很大的贡献。 这部小说有弹词原著和散文体改编本（74回），有兴趣可以找来读，保证不会让你失望。 当然，如果读散文体改编本，就不会有文字习惯的隔阂。 《再生缘》的故事如此出名，而其的生平却鲜为人知。 这样的一位大才女，我以为是值得去了解一番的。 所幸陈寅恪先生晚年专“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写了近80页的长篇论文《论〈再生缘〉》，对前后两茬的生平勾沉索隐，使后人如我们在读小说的时候，能够“知人论世”，深明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与个人经历之间的关系。 与《柳如是别传》一样，陈先生的论文全是考证，一般人是看不懂，也不大爱看的，需得用普通人习惯的方式写出来，才有看头。 陈端生是杭州人。 江南何止出才子，也多出才女。 记得去年夏天去杭州玩，晚饭后在西湖附近散步，走至一处地方，看见一面短墙，上书“再生缘”三大字，占据整面墙。 当时即心有戚戚，在那里多停留了一会儿。 可惜那时太晚，未及弄清那是什么处所，或就是陈端生故居也未可知。 第二天临时有事，匆匆离开杭州，留下一个悬念。 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再去看个究竟。 陈家世代书香，陈端生祖父陈兆仑是雍正进士，著有《紫竹山房文集》，为当时人所推崇。 父亲陈玉敦中过举人，曾任云南、山东等地地方官。 陈端生的祖父是一个很开明的旧文人，曾写《才女论》一文，认为女性讽“习篇章”“多认典故”，“大启灵性”，对于“治家相夫课子皆非无助”，而且可使女子变得“温柔敦厚”因此得出结论：“才也而德即寓焉”。 虽然他眼里的才女最终目标还是作一个更称职的主妇，毕竟他把文化修养提到了有用的地位，至少为他的女性后人接受文化教育开了大门。 陈端生和她妹妹陈长生都以文学才情见长，当受益于祖父的开明思想。 陈端生母亲汪氏出身也不一般，是曾任云南府和大理知府的汪上堉之女。 汪上堉中过进士，他的女儿有文化，再自然不过。 由他的女儿教育出来的陈端生很有文才，也不奇怪了。 另外，身为杭州人的陈端生却将《再生缘》故事起点放在云南，并将男女主人公很多活动之地放在云南首府，很叫人纳闷。 知道了她母亲的家庭背景，一切便都有了解释。 想必陈端生小时候听母亲讲过很多关于云南的事情，而且深深被吸引，对云南产生了很多幻想和神秘感。 写小说时自然就从神秘的云南开始了。 又或许云南离固执传统的京城很远，人们的思想不那么受拘束，汪氏传给子女的观念很开明，陈端在审视社会传统观念的时候方能没有拘束，才写得出《再生缘》那样的作品。 反观 mm，似乎是个旁证。 陈玉敦和汪氏似乎没有儿子，只有有仨女儿，端生为长，庆生为次，长生最幼，但庆生早夭，实际上生活中只有姐妹俩作伴。 端生和长生姐妹都文采斐然。 端生自不待言，有《再生缘》为证。 长生也不逊色。 当时江南一带世风开明，男女之防并不严格，她妹妹长生就是当时文豪袁枚的“女弟子”之一。 长生后嫁与曾任翰林院编修的叶绍楏（琴柯），又是另一桩文化联姻。 叶家有一特征，女性都富于才思和诗艺，其水平之高，令当时人称奇。 袁枚就曾评论说，“吾乡多闺秀，而莫盛于叶方伯佩荪家。 其前后两夫人，两女公子，一儿妇（指长生），皆诗坛飞将军也。 ”（《随园诗话补遗》三）（从江南女子都多才多艺，又好群聚吟咏，可知《红楼梦》所叙述的姐妹结社，并非曹雪芹的杜撰或理想，那的确是当时世家大族中很普遍的现象）家里或生活环境中只有女性的环境的确很难培养男性比女性强的定势思维，因为做出事情让你感动或者崇拜的不是姐姐就是妹妹，要不就是母亲。 这一点，我家的情况可为旁证。 因此，陈端生能打破传统思维方式，写出《再生缘》，大概也与女性（而且是有才华的女性）围绕身边的家庭环境有关。 《再生缘》前十六卷是在陈端生十八、九岁时写的。 那时她还待字闺中。 虽然有人说她的祖父很节俭，家里显得很寒碜，但毕竟官位很高，不至于是普通贫民那样的穷困。 动笔之时是在1768年秋天： 闺帷无事小窗前，秋夜初寒转未眠。 灯影斜摇书案侧，雨声频滴曲栏边。 闲拈新思难成句，略捡微词可作篇。 今夜安闲权自适，聊将彩笔写良缘。 这是《再生缘》开篇所述，说明了写作的季节，具体时间大约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九月。 那年陈端生虚岁十八岁。 古今才女都早熟，张奶奶也是十几岁就出名了。 象我们这样老大不小还没成才的，就该心安理得地作平凡人了。 一笑。 陈端生动笔写《再生缘》时，家住北京外廊营（mm 空了替我找找外廊营现在何处）。 此时她祖父正在京城作官，全家都在北京陪侍。 九月间刚好她的祖母以及伯父母等都回杭州去了，而她的父亲因为“留京供职”，陈端生一家却没有回南。 陈端生现在应该比平时空闲一些，而且家中环境也相对安静些，是写作的好时机。 很可注意的是，陈端生和曹雪芹（1717-1763）差不多同时代，曹雪芹去世的时候，陈端生十二岁。 六年后她在北京开始写作《再生缘》，《红楼梦》已经在北京流传多年。 陈端生是否有缘读过《红楼梦》呢？陈先生说她未必读过《红楼梦》，也许有道理，但也未必没读过。 如果读过，才女陈端生会如何看才女林妹妹，又如何看大观园中诸姐妹及其命运呢？ 陈端生的写作没有什么功利色彩，最早的读者大概只有母亲和妹妹，但她写得非常勤奋，常常挑灯夜战。 陈端生说她在天气寒冷的冬天还依然惦记着写作： 仲冻天气已严寒，猎猎西风万木残。 短昼不堪勤绣作，仍为相续《再生缘》。 又说： 书中虽是清和月，世上须知岁暮天。 临窗爱趁朝阳暖，握管愁当夜气寒。 她之所以那么努力地写作，完全是被按捺不住的写作冲动所驱使，与林妹妹所说“无奈诗魔昏晓侵”的情形相似。 写作冲动来的时候，作家自己想挡也挡不住，想是有神助的。 古今中外的名著大概都是这样的产物，光靠后天勤奋努力是不行的。 当时的写作活动非常愉悦，陈端生描述到： 姊妹联床听夜雨，椿萱分韵课诗篇。 隔墙红杏飞晴雪，映榻高槐覆晚烟。 午绣倦来犹整线，春茶试罢更添泉。 第二年的正月，陈端生的祖父离开北京回杭州，但陈端生父亲还在京中作官，姐妹俩和母亲都继续留在北京。 到五月，一共八个月左右的时间，她已经写完前八卷。 八月，父亲任职山东登州府，全家都跟随父亲前往。 登州府治所在今天的蓬莱市。 蓬莱临海，风景优美，加之又有神话传说，在那里的生活让才女陈端生感到非常舒适与安逸： 地临东海潮来近，人在蓬山快欲仙。 空中楼阁千层现，岛外帆樯数点悬。 陈端生的生活很惬意不难想象。 除去自然风光很美丽之外，她家在那里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地方长官，而且是京官外放，享有特殊待遇，自不待言。 那种全府第一家的优越感，是在北京找不到的。 不过，优越舒适的物质生活并没有侵蚀陈端生的精神追求。 在蓬莱这段时间，她继续勤奋写作。 她的写作速度很快，可以说这是她的创作高潮期。 她在登州住了约七个月时间，就写完了九到十六卷。 陈先生推测她那么勤奋的写作可能还跟她母亲身体不好有关。 她怕母亲看不到书写完，就离开人世。 很不幸的是她的写作高潮也随着十六卷的完成而结束。 因为这之后，陈端的创作中断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也就是十年以后，才重新提笔，续写了第十七回。 此是后话。 写完十六卷，陈端生有一段感叹光阴荏苒的伤春词： 起头时，芳草绿生才雨好， 收尾时，杏花红坠已春消。 良可叹，实堪嘲， 流水光阴暮复朝； 别绪闲情收拾去，我且待，词登十七润新毫。 流水光阴一词出典《牡丹亭》，也就是黛玉也曾伤感过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陈先生说曹雪芹仅仅是揣摩女子心态，“间接想象之文”，而陈端生却是“直接亲历之语”，故《再生缘》之词更值得玩味。 我以为这一点相似，至少可以让不相信可在人间找到杜丽娘、林妹妹那样多愁善感的尤物的人可以相信了。 陈端生写完十六卷之后没有接着写，因为她母亲病了，而且到七月，母亲便病故了。 算了算年龄，她母亲去世的时候不会超过五十岁，以今天的寿命论，尽及中年。 想必陈母也是一位才女，所以才会那么不寿。 陈端生说：“自从憔悴堂楦后，遂使芸缃彩华捐。 ”母亲其实就是她的第一知音。 她这段写作时期，读者也只有母亲和妹妹。 陈端生姐妹与母亲关系很密切，不仅生活上有母亲何护照顾，而且母亲教她们读写，姐妹俩有才华全赖母亲的督课之功。 陈端生曾经那么勤奋地写《再生缘》主要原因是为了愉悦母亲。 母亲去世恐怕是陈端生生命中的第一次失去。 人在世上，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失去知音，尤其对于有才华，需要有人来欣赏，来鼓励的人来说，知音比谁都重要，更何况那知音就是你的慈母。 母亲不在了，怎么还有心情写作呢？ 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六年（1770）夏天，大约因为父亲离任，她和家人返回杭州老家。 回南先从蓬莱乘车到德州，再从德州乘船，走水路，一路舟车劳顿，让娇弱的陈端生走得很辛苦。 当时交通不如如今发达，再是富贵的人，也要经历颠簸之苦。 这一年，陈端生已经二十岁了。 回到杭州，似乎也没精力恢复写作，只是对旧稿作了一些修改润色。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大概都是相亲备嫁时期，中间还好事多磨，费了一些周折。 三年后，陈端生二十三岁，终于嫁与名家子范菼为妻。 当时范菼是诸生，尚未中举。 但是，范菼已经年过三十，很可能已有婚姻，陈端生是继娶，并非原配。 范菼是陈端祖父好友范璨之子，浙江秀水人，与陈端生母亲是同乡。 他家世代住在湖州，与端生妹长生夫家近邻。 范陈两家联姻似乎顺理成章。 范璨是雍正年间的进士，曾任湖北巡抚、安徽巡抚、资政大夫、工部侍郎等高官。 陈端生嫁给他儿子，也是门当户对。 所以陈端生的物质生活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她和丈夫情投意合，很是幸福美满。 她如此描述婚后的生活： 幸赖翁姑怜弱质，更忻夫婿是儒冠。 挑灯伴读茶汤废，刻烛催诗笑语联。 锦瑟喜同心好合，明珠蚤向掌中悬。 日子过得很顺心，但写作却没有回到以前的状态。 虽然丈夫也可能是她的知音，但此知音殊非彼知音，人与人之间的契合是因人而异的。 不是那个特定的人，特定的灵感是出不来的。 但是，婚姻幸福与继续产生写作灵感比，我以为幸福更重要。 陈端生一定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她在幸福生活中没有产生非写不可的冲动。 但是，她完成了另一种创作，婚后一年生一女，后数年产一子。 人在世上获得幸福并不难，难的是如何长久地守住幸福。 这似乎是让绝大多数人都很难解的难题，因为幸福总是那么易逝，而不幸却往往是那么顽固。 富家小姐又嫁得名家子的陈端生怎么也想不到，厄运会突然降临她的头上。 陈端生的夫君尚未中举，更未中进士，以他的家世、社会关系、以及与陈端生的婚姻各方面论，都是免不了考取功名这个大俗的。 所以陈端生说：“亨衢顺境殊安乐，利锁名缰却挂牵”。 是啊，明明有好日子过着，怎么不好啊？可在那种社会风气下，那种家庭环境中，是挣脱不了“利锁名缰”。 可是对于陈端生的丈夫，那“利锁名缰”中的“利”和“名”都竹篮打水一场空，“锁”和“缰”却成了实实在在的现实。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顺天乡试中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科场舞弊案，一个叫陈七的人是主犯，陈端生的丈夫范菼竟然也牵连其中！案情大致是，在乡试中，主考官当场抓获几个夹带字条和冒名顶替替人代考的考生。 陈七是主犯，他被抓获后供出范菼。 同场犯案的还有旗人两兄弟。 陈先生考证说，范菼并非陈七的同伙，而是被诬陷的。 陈七很可能来头不小，因为正式文件中一直没有具体说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只以排行称呼。 恐怕是说出真名字会带累名头更大的人。 办案人员也葫芦僧判葫芦案，放走了真正的同伙，而让范菼顶罪。 此次科场事件是乾隆年间少见的大案，致使龙颜大怒。 乾隆下诏重罚七个案犯。 陈七判绞监候（应该就是绞刑缓期执行了），其他六人则发配新疆伊犁服役。 范菼自然没有机会再见到陈端生，便押解到新疆去了。 夫君被发配到新疆，对陈端生的打击之大，无论如何估计也不过分。 首先是恩爱夫妻被拆散了，多愁善感的陈端生哪里受得了。 陈端生夫君流放那年，她二十九岁，婚后生活只有六年。 对于今天的人们，六年的婚姻也许已经长得受不了了，而对于那时常人都白头偕老的人来说，六年却恐怕还好像在新婚当中。 何况陈端生夫妇的确婚后生活确实很和谐。 这样看不到希望的生离，与死别有什么两样。 陈端生痛苦难当是再自然不过了： 一曲惊弦弦顿绝，半轮破镜镜难圆。 失群征雁斜阳外，羁旅愁人绝塞边。 从此心伤魂杳渺，年来肠断意尤煎。 未酬夫子情难已，强抚双儿志自坚。 日坐愁城凝血泪，神飞万里阻风烟。 这样的伤心悲痛若换了普通人，也许心有所感，却是说不出来。 那伤痛是会轻很多。 陈端生偏是极其善感，而且极其善于表达。 那种善感和善表达就无异于自嗜伤口，会使伤痛更痛。 这就是古今才女才子比常人更多痛苦的缘故。 陈端生要是她故事里的孟丽君，丈夫被流放了没关系，她可以女扮男装，出去成就一番事业，最后感动皇帝，把丈夫还给她。 她要是柳如是，敢做敢为，可以想办法打通关节，把丈夫救回来。 可惜，在现实生活里，她什么都不是。 面对从天而降的灾难，她只能“搔首呼天欲问天，问天天道可能还？”陈端生之无助，无奈，实在令人人潸然泪下。 失去丈夫是一层灾难，而当时恐怕还有另一层灾难，她和范家所有人都会受政治上的牵连。 因为当时乾隆不但处罚了犯禁的七人，其中两家的家长还因管教子弟不严，而受到革职处罚。 中国的政治一向是出了问题处理起来极其严厉，在风口浪尖的时候，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恐怖。 记得十几年前，邻居家的先生因为出了什么事，跑到国外去了，邻居家也被警察蛮横地查抄一气。 那时邻居抱着未满周岁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警察抄家，不敢说半个字。 我想她心里一定是怕极了，因为不知道那事会怎么影响她的生活、工作和前途，还有她家人的生活、工作和前途，更别说还有孩子的将来了。 作为范氏的家人，能够平安熬过这场灾难，就已经需要付出很多艰辛端。 因此，陈端生亲友当时都三缄其口，没有人敢在文字中留下丝毫关于范菼的消息，所以现在的人研究陈端生的这段经历非常缺乏资料。 只有陈端生自己敢于怀念一个被皇帝发配到边疆的罪犯，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写出来，该是有超人的勇气，冒了极大的风险。 在这一点上，她的确是有些离经叛道精神的。 但是，无论陈端生如何声嘶力竭地呼唤上天，上天只帮助那些能够帮助自己的人，对孤立无援的弱女子如陈端生，似乎上天并不那么怜悯。 她的丈夫一去十年，到她去世也没有回家。 这是后话。 陈端生所经历的这一切，我今天写起来，不过就是一两页纸罢了，可在当时是怎样的煎熬，若是陈端生自己来写，怕是几百页纸都写不尽。 可惜她除了在《再生缘》的第十七卷里边间插着提了几句，并没有详细写。 陈端生现在的情况很象是《红楼梦》里的李纨，可她比李纨更艰难。 李纨的丈夫是病逝，所谓“寡妇失业”，获得很多人同情，也有老太太的撑腰。 陈端生不是寡妇，她的丈夫还活着，但却背着发配边疆罪犯的沉重十字架。 不知道范家的人际关系是怎样的，据她自己说，翁姑都很怜惜她。 可是，旧时的大家族并不止有翁姑，还会有其他人。 若是有那么些小人，她该是最容易被人嚼舌头根子，被排挤的对象。 不过，陈端生还是有坚强的一面。 从她所说的“强抚双儿志更坚”一句发狠的话，就可以看出，她的神经很粗。 这其中有也有她妹妹的支持和帮助，容后再写。 因此，陈端生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除了养育儿女，还在文化圈子里活跃着。 当年写《再生缘》前十六卷是在北京和山东，读者只有母亲和妹妹。 她回到杭州老家后，《再生缘》却很快在浙江一省传开： 惟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偏相传。 龆年戏笔殊觉笑，反胜那，沦落文章不值钱。 闺阁知音频赏玩，庭帏尊长尽开颜。 谆谆更嘱全始终，必欲使，凤友鸾交续旧弦。 不但“闺阁知音”和“庭帏尊长”都在争读她的《再生缘》，大家还意犹未尽，催促她继续下下去，让大家看到最后的结局。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再生缘》的故事情节一环扣一环，惊险连着惊险，开始看了就放不下，当时那么多人传看，并催促陈端生继续写，一点也不奇怪。 《红楼梦》那么优秀的作品，在曹雪芹生前并不那么广为流传，他的成名是在身后。 陈端生却不是，她在生前就已经遐尔闻名，还有很多《缘》迷紧跟着、紧盯着她。 这是陈端生的幸运。 虽然当时写作对于一个 女子来说，什么实际的好处都没有，但才子爱胜名，才女求知音。 有那么多人首肯她的文字，那是比金钱更珍贵的财富。 《红楼梦》中诸姐妹听宝玉说把自己的文字拿到外边去显摆，都很担心。 陈端生却对自己的作品流传出去不但不介意，还很得意，她骨子里似乎确实有一种“螃蟹”基因。 因为读者的响应很热烈，她觉得有义务继续写下去： 知音爱我休催促，在下闲时定续成。 白芍霏霏将送腊，红梅灼灼欲迎春。 向阳为趁三竿日，入夜频挑一盏灯。 仆本愁人愁不已，殊非是，拈毫弄墨旧如心。 其中或有错讹处，就烦那，阅者时加斧削痕。 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早春二月，陈端在母亲去世十二年、丈夫被流放四年后终于重新开始续写《再生缘》。 这十二年的停笔，正象她说的“悠悠十二年来事，尽在明堂一醉间”。 “明堂一醉”是指郦明堂（孟丽君）的性别引起皇宫中人们的怀疑，被灌醉了酒，正要脱靴查验是否小脚。 正在惊险之际，故事却停了，而且一停就是十二年。 谁也想不到的是，这十二年的时间空白，却是用陈端生自己的悲欢离合来填补的。 外人不知其中的辛酸，陈端生自己却再清楚不过，所以忍不住地长嘘短叹。 当然，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写作心境和生活环境都已经大变，正如她自己说的，“仆本愁人愁不已，殊非是，拈毫弄墨旧如心，”写作的速度已经大不如前，所以陈端生续完《再生缘》的弘愿并没有实现，她只写了第十七卷一卷，就再没有继续写。 陈端生男，1945年5月生，浙江衢县人。 高级工程师。 197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 现任职于广西蒙山县科委。 早年在电机厂工作期间曾成功地设计了5、20及200KW等三次谐波励磁的发电机。 近年来申请了一些专利。 例如：透镜式汽车灯，造价低、无散射光。 缩光器，可高效率地把电光源发出的散射复色光转变成能聚集成细小光束的缩光束，它是高能量密度的廉价的复色光流，其春功率及效率远超过激光器。 它的捡色器能在它产生缩光的过程中极为方便地捡出任意频段的单色光（即单色缩光）。 将它应用于激光器，不仅可使谐振器具片状、堆状结构，而且还有激发光的捡色、激发光的循环使用及余光利用系统，从而可使现行激光器在功率及效率两个方面皆能获突破性大提高。 将它应用于望远镜，不仅可使其在结构上极其轻巧，而且还能大幅度地提高角放大率及亮度。 变相变压器，能方便地把单相交流电转变成符合供电质量要求的三相交流电，从而可实现以单一条电线来输送电能的愿望。 电动机断线运行监护器，造价特低且可用同一规格的监护器监护从小到大所有规格的三相电动机，方便、可靠、耐用。 主要著述有：《论质数及其对》（文中不仅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而且解开了一系列与质数有关的难题－－例如求质数的公式等）。 《浅论三相交流电输变系统的改革》（文中提出了两相三线及单相单线两个全新的输电系统）。 《与光学反射相关的几何线、面》（文中指出了二次函数曲线的不立表计算而直接画出的画法，准确而快捷）。
王羲之生平事迹
王羲之(三○三-三六一)，字逸少，因曾为右军将军，故又称‘王右军’。 琅邪国临沂县(今山东省临沂市)人。 中国古代杰出的书法艺术家。 他承续钟繇、张芝，变革古法，创立今体，并把今体书法推向文人书美的极致，被后世尊为一代‘书圣’。 王羲之系出琅邪王氏，父王旷，母亲姓氏不可考(据清康熙年间王国栋编《王氏宗谱》(现藏北京图书馆)，羲之母亲系河东安邑卫氏，因系孤证，暂不从。 )。 琅邪王氏自西汉时由琅邪皋虞迁至临沂，至西晋羲之伯曾祖王祥、曾祖王览始成为‘士族’。 西晋末年，司马氏政权外受北方新起势力刘渊的威胁，内则‘八王之乱’甫定，元气大伤，政局岌岌可危。 羲之父亲王旷献策琅邪王司马睿移镇江南以求自保和发展，并与羲之从伯王敦、王导(又《世说新语·赞誉》刘孝标注：‘按王氏谱，羲之是敦从父兄子。 ’今从《晋书·王羲之传》。 )辅佐司马睿渡江。 后王旷率兵北征，战败后下落不明。 王导、王敦拥立司马睿登基，建立东晋王朝，名重一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称，居江南王、谢、郗、庾四大家族之首。 但此后，王敦起兵反叛，王导晚年昏聩，琅邪王氏势力日渐衰落。 王羲之五岁随家族过江，入住建邺(今南京)乌衣巷。 不久父亲失踪。 年幼的他虽身在名门大族，却‘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晋书·王羲之传》)。 特殊的环境养成了他骨鲠孤傲的性格，以致成年后，太尉郗鉴在王氏诸少中选婿，羲之东床坦腹，满不在乎，郗鉴大为欣赏，以女妻之。 约于明帝太宁三年(三二五年)，王羲之按当时贵族子弟出仕惯例，起家为秘书郎，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至永和十一年(三五五年)誓墓不仕，王羲之先后任临川太守、征西幕府参军、江州刺史、护军将军、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职。 有晋一代，玄学兴盛，清谈成风，士族子弟及各级官吏浸淫于清谈，崇尚风流，不以政务为要。 王羲之从‘事君行道’出发，认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晋书·谢安传》)，无论是在朝中为官，还是出使外任，均亲理政务，勤求民隐，于种种弊政深切痛恨。 在护军将军任上，他深入调查，力欲纠治营中弊端，发布《临护军教》，提出‘公役均平’。 在会稽内史任上，他针对吏治腐败与赋役黑暗，努力推行慎选°吏与均平赋役之策。 在连年大旱、民生困顿之际，不等朝廷下令，果断开仓赈灾，救民于危难。 王羲之‘清贵有鉴裁’(《晋书·王羲之传》)。 东晋偏安江南，收复北土的呼声终朝不绝，并成为政要权力之争的砝码。 王羲之洞察时政，对历次北伐之举、将帅人选有着清醒的认识。 永和八年(三五二年)，殷浩为与桓温对抗，上疏请求北伐。 羲之以为此举必败，便致书竭诚劝阻，殷浩不听，终致大败。 羲之怅惋不已。 永和十一年，骨鲠气傲的王羲之，不堪忍受上司扬州刺史王述的百般刁难，率子女在父母墓前誓墓不仕，从此退出官场。 但他在优游山林之余，仍关注朝臣进退，深以国事为念。 在东晋政坛上，王羲之可谓勤谨务实、体察民情的良吏，但处于君昏政暗、‘虚谈废务’的时代，他难以有所作为，故而政绩不显。 然而作为一名杰出的书法艺术家，他为中国书法艺术树立了一座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书法乃琅邪王氏家族世代相传之艺术。 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从伯王敦、王导，叔父王�ND447�等，都有书名。 尤其是王�ND447�，多才多艺，‘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南朝王僧虔《论书》)。 王羲之受家学熏陶，得自卫夫人、王�ND447�等名家指点，一经启蒙便乐此不疲，勤习苦练，表现出极高的习书天赋。 他苦苦临习王导赠予的钟繇《宣示表》，从中领悟书法艺术的真谛，为日后辉煌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羲之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在这一时期，新的审美观念和标准在文人个性自觉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古拙浑朴之美向妍丽飘逸转换，各种艺术形式在要求表现自我情志的同时，开始追求形式的妍美。 文学、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的一大批极富天才、敢于创新的文学家、艺术家，冲破传统的樊篱，以‘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气概，建立了新的体式法度，开拓出文学艺术的新境界。 王羲之就是书法领域中最杰出的代表。 在王羲之以前，汉字书体上承汉魏，已开启今体草、行、楷书的体式，但以钟繇、张芝为代表的书体，尚未脱尽隶意，稚拙古朴。 王羲之顺应书体发展的趋势，引入时代审美意趣，在精研钟、张书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改革。 楷书变横向取式为纵向取式，端庄匀整。 行书脱尽隶意，欹侧取妍，遒媚紧敛，势巧行密，笔法上中锋侧锋互用，运笔迅疾，便于书写，加强了书法的艺术性和实用性。 草书则改章草的作书缓慢、多波挑、笔势不连贯为今草的运笔自由、笔势连贯、减省笔画而不失字形。 至此，草、行、楷书体式定型，汉字书体的发展基本完成。 王羲之不仅完成了汉字书体的定型，而且完成了中国书法艺术变质为妍的重大转变。 王羲之于书法艺术堪称备精诸体。 唐张怀�NF146�《书断》列其隶书(即楷书)、行书、章草、飞白、草书为神品，八分为妙品。 行书《兰亭序》被奉为天下第一行书，楷书《乐毅论》、《黄庭经》亦被尊为极致。 王羲之妍美流便、飘逸洒脱的书风，千余年来令无数书家心驰神往。 梁武帝评其书是‘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梁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 唐太宗则赞叹‘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的书法对后世影响甚大。 以临摹他的书作或师其笔意自成一家的书法名家，有陈隋智永，唐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孙过庭、怀素、张旭，五代杨凝式，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赵孟�NFDA2�、鲜于枢、柯九思，明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黄道周、王铎，清刘墉等。 清中叶后，包世臣、康有为提倡北碑，一时北碑南帖抗衡于世。 但习碑者亦尊崇王羲之包括王献之在内的‘二王’法书。 自唐时起，王羲之书法作品随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频繁而东渡日本，对日本的书体书风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今仍被视若珍宝，研究学习者不绝。 王羲之的书法真迹，自东晋末，经南朝至隋朝，历经战乱，佚失、毁灭者甚多。 到唐初，由于太宗高价收购，共得二千余纸，其中不乏赝品。 部分名作，太宗甚至令响拓高手冯承素等摹出副本，分赠宠臣。 后不少真迹殉葬昭陵，部分则由皇族自内府窃出，终致散佚。 五代温韬发昭陵，陵内法帖全遭毁弃。 宋初，刻本丛帖出现，如《淳化阁帖》、《大观帖》等，内中多收王羲之、王献之书法，是以真迹亦或摹本为底本刻木刻石，无法详考。 由宋至清，丛帖更多。 至今，书于绢上及纸上的摹本约有三十余帖，大多藏于国内外(多在日本)博物馆、美术馆，部分为私人收藏，传世羲之书法精品，多在其中。 石刻拓本(如集王书圣教序、定武兰亭)及宋明清木刻丛帖中各帖，因真伪交杂，总数难以确定。 晋穆帝升平五年(三六一年)，王羲之因长年服散致疾，辞世而去，终年五十九岁，葬金庭(今属浙江嵊州)。 诸子遵其遗嘱，辞却朝廷‘金紫光禄大夫’的赠官。 王羲之有文集十卷，唐代散佚。 明张溥、清严可均各有辑本，均不全。 第一辑琅邪名族王羲之生活的东晋时期，以各郡大姓为基础的士族(或称世族)已经形成，并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王羲之属于琅邪王氏一族，西晋时，是琅邪国(郡)的第一大族。 东晋建立后，为侨姓(侨居江南的北方大族)之首。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 ’从宗敬下传到十五世为王翦，王翦与其子王贲、孙王离，三代为秦国大将。 秦二世时，关东豪杰起兵反秦，王离与章邯领兵镇压，在钜鹿被项羽打败，章邯投降，王离被俘。 当时秦法苛刻，王离二子只好逃亡避祸。 长子王元迁于琅邪郡，他的后裔被称为琅邪王氏。 次子王威迁于太原，后裔为太原王氏。 这两个王氏家族，从两晋直到唐代，是王姓中最显赫的家族。 王元下传四世，为王吉。 王吉自琅邪皋虞迁居同郡的临沂都乡南仁里，其后代从此自称琅邪临沂人。 王吉，字子阳，身历西汉昭帝、宣帝、元帝三朝，曾任益州刺史及博士谏大夫。 王吉下传四世至王仁。 仁，字少玄，东汉大将军掾。 《晋书·王祥传》称其曾任青州刺史。 生四子：谊、睿、典、融(此据《临沂王氏谱》。 清光绪三十四年版《金庭王氏谱》列王仁四子为：典、融、�NDE43�、谊。 )。 融生二子：祥、览。 琅邪王氏作为门阀‘士族’始于王祥、王览及同族兄弟王雄三人。 王祥晚年拜太保，官至一品，奠定了琅邪王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但入东晋后，子孙式微。 王览官至宗正卿，三品，其子孙显于东晋。 至于王雄一系，与祥、览一系同显名于西晋，其中王浑、王戎、王衍三人，一度官高权重，不久子孙式微，从政坛上消失(王雄的远祖及祖、父，已不可考，只知道他应是王祥、王览的同族兄弟，曾任幽州刺史。 生子戎，官至司徒。 次子�NFDB6�，平北将军。 �NFDB6�子衍，善清谈，率西晋十几万军马从洛阳东逃，途中被石勒围歼，全军覆没，他也被杀。 衍弟澄，曾任荆州刺史，为王敦所杀。 )。 祥、览的父亲王融，曾辟为公府掾，不就。 王祥诞生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一八五年)，母亲薛氏早逝，父续娶朱氏。 王祥自小即受继母虐待，然而却笃孝。 ‘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晋书·王祥传》)。 在这方面，有很多传说。 《晋阳秋》中提到：朱氏患病欲吃鲜鱼，时值寒冬，‘祥解衣剖冰求之，会有处冰小解，鱼出’。 萧广济《孝子传》也记载：朱氏想吃黄雀炙，让王祥去捉黄雀，王祥正在为难之际，黄雀纷至。 王祥成年后不久，父亲去世。 (据《晋书》，王祥死于晋泰始五年(二六九年)，享年八十五岁，逆推得知，他应当生于汉中平二年(一八五年)。 �一�说王祥薨于泰始四年，据此他当生于中平元年(一八四年)。 王览卒于晋咸宁四年(二七八年)，享年七十三岁，逆�推�得知，他应生于汉建安十一年(二○六年)。 王祥应比王览大二十一岁或二十二岁。 即使王览生下不久，他父亲王�融�就死去，那时王祥也已成年。 )家乡战乱(汉末遭乱，王祥扶母携弟避地庐江。 这场战乱，应该是指建安十一年至十二年(二○六年-二○七年)曹操征�海�贼管承，承走入海的一次战役。 )，王祥陪着继母和怀抱中的弟弟王览到朱氏的家乡庐江，隐居耕田达二十年之久(《晋书·王祥传》本作‘隐居三十余年’。 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的‘校勘记’据《考异》，认为三十当为二十之�误。 �应从之。 )。 其间，继母过世，他‘居丧毁瘁，杖而后起’，尽孝如对生母。 魏文帝曹丕黄初年间(二二○年-二二六年)，应徐州刺史吕虔之请出任别驾(政务方面的主要幕僚)，当时他约四十余岁(吕虔为徐州刺史，在魏文帝曹丕黄初年间。 考黄初共七年(二二○年-二二六年)，倘若黄初五年(二二四年)王祥为徐州别驾，亦只四十岁，本传说他‘年垂耳顺(六十岁)’才出为徐州别驾，误。 )。 吕虔曾是曹操手下得力的地方官之一，曹丕调升他为徐州刺史，加威虏将军。 吕虔用王祥为别驾，王祥率兵征讨境内反抗曹魏统治的‘寇盗’，全力施展治才，成效显著。 史传赞美在他治下‘教化大行’。 还流传下来一首民谣：‘海沂之康，实赖王祥。 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王祥一帆风顺，官运亨通。 曹魏一朝，由温令、大司农、太常升到三司之一的司空，又转太尉，加侍中。 封爵从关内侯、万岁亭侯晋升到睢陵侯，实封一千六百户。 并曾享受到一次特殊礼遇：魏废帝高贵乡公在位时，曾去太学视察，王祥为三老，面向南持杖凭几而坐，天子面向北，向他请教。 魏晋易代之际，王祥明哲保身，由曹魏重臣转而成为晋朝的开国元勋，擢升太保，封睢陵公。 王祥死于晋武帝泰始五年(二六九年)，享年八十五岁(《晋书·王祥传》作‘泰始五年薨’。 而《晋书·武帝纪》系其死于泰始四年四月。 《三国志·吕虔传》斐注引王隐�《晋�书》云：‘泰始四年薨’。 今暂从本传。 )。 死前曾立下遗嘱：‘夫言行可复，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 ’(《晋书·王祥传》)他以信、德、孝、悌、让五条教导子孙，惟独不提封建王朝最重视的‘忠’。 他的子孙和王览的子孙，按此遗嘱行事，历晋、宋、齐、梁、陈而总有人能适应形势，仕于新朝，保持士族地位达三百年之久。 祥五子，其中王夏、王烈、王芬早死，王肇仕至始平太守，王馥仕至上洛太守。 王览声名不及王祥。 王祥任徐州别驾后，他应本郡之召为吏，但升迁不快。 曾任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太中大夫、光禄大夫。 死于咸宁四年(二七八年)。 览有六子：裁、基、会、正、彦、琛。 王裁，字士初，仕至抚军长史，一说仕至镇军司马，袭封父爵即丘子。 王基，字士先，仕至治书侍御史。 王会字士和，仕至侍御史。 王正字士则，即王羲之祖父，仕至尚书郎，系四百石小官。 五子王彦居官最高。 惠帝时，赵王司马伦篡位，齐王司马�NB545�等起兵讨伐，彦时为兖州刺史，隶属成都王司马颖部下，为先锋，大胜于温县，与卢志等人俱封为开国公侯(事见《晋书·成都王颖传》。 依同封五人的次序，王彦应是封侯，封地及食邑户数不可考。 据《王览传》，王彦的�最�后官职为中护军。 )。 据《王氏谱》(思贤讲舍刻本《世说新语》后所附二十六家谱中的琅邪王氏谱。 后文言及王棱、王侃时提到的《王氏谱》，亦指�此�谱。 )，他没有后代。 王览第六子琛，字士玮，仕至国子祭酒，早卒。 琛长子王棱(王棱，《晋书》中有时写作王�NB179�，应以作棱为是。 )，东晋元帝时为豫章太守，被堂兄王敦杀害。 次子王侃，仕至吴国内史。 《王氏谱》中，亦未记二人的子孙。 王裁、王基、王会、王正的后代，在东晋王朝的开创与巩固中立有大功，从而冠盖不绝。 第二辑兴于江左在王羲之降生前以及他的幼年时代，王氏家族中有三个人决定了全族的命运，即王旷(王正长子)、王导(王裁长子)和王敦(王基次子)。 王旷，王羲之父亲，生年不详。 《全晋文》王旷小传记他‘惠帝时侍中，出为丹阳太守’。 侍中直接服务于皇帝，‘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 皇帝出宫，正员侍中负玺陪乘，次直侍中(其他三员)护驾。 侍中又是表示荣誉的加官，王旷应该几经升迁，才获此职。 但惠帝司马衷是白痴。 其妻贾南风(史称贾后)淫虐，大臣贾模、裴�NFDB7�、张华商议废后，立谢淑妃。 贾后用计废谢淑妃所生太子，又派人杀了他。 赵王司马伦以此为借口废贾后，专擅朝政，引起诸多同姓王的不满，从此开始了有名的‘八王之乱’。 永康二年(三○一年)正月，司马伦废惠帝自立为帝，改元‘建始’。 尊司马衷为太上皇。 四月，司马伦兵败，被齐王司马�NB545�、成都王司马颖等所杀。 司马衷被迎回宫中再做皇帝，并且改元‘永宁’。 王旷久在皇帝身边，深感方兴未艾的朝廷权力之争的险恶，于是积极谋求外任。 永宁元年十二月，朝政大权在握的齐王司马�NB545�的三个儿子封王：冰为安乐王，英为济阳王，超为淮南王。 按往例，王国由内史全权治理，王旷被任命为济阳内史(王旷为济阳内史，他书不载，只《隋书·经籍志》于《晋平北将军牵秀集四卷》下有长注，附其他各家，最后一句为‘济阳内史王旷集五卷，录一卷，亡’。 考以济阳为封国者，只有司马�NB545�的儿子司马英，他封王只有一年，故王旷为�济�阳内史的时间可以考出。 但是，这一记载有可疑之点二：�依《隋书·经籍志》体例，凡有诗文集著录的，都写�最�后一任官职。 如王旷，应写淮南内史而不应写济阳内史。 故此处疑济阳二字有误。 �司马�NB545�三子中，冰为乐安�王，�超为淮南王，乐安、淮南都是郡名，故他们是郡王。 而济阳却是县，不应司马英独封县王。 既为孤证，又有疑点，�权�用此资料，而作说明如上。 )。 司马�NB545�掌政后，骄奢专权，任用亲信，大修府第，引起朝野的不满。 远驻长安的河间王司马�，以自己和司马颖的名义上表声讨司马�NB545�，并且要求在洛阳任骠骑大将军的长沙王司马�NFDB6�就地捉拿司马�NB545�。 司马�NFDB6�借此发兵攻占皇宫，拥皇帝攻打司马�NB545�。 交战三天，司马�NB545�战败，被斩于阊阖门外。 三个儿子司马英、司马冰、司马超被革去王位，幽禁于金墉。 王旷济阳内史一职自然被罢免。 以后这一段，史料对王旷的记载是一小片空白。 永兴二年(三○五年)他已经在扬州丹阳太守任上了。 据《晋书·惠帝纪》，永兴二年(三○五年)八月，‘扬州刺史曹武杀丹阳太守朱建’。 又十二月‘右将军陈敏举兵反，自号楚公，矫称被中诏，从沔汉奉迎天子；逐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太守王旷’。 可知王旷大约在这一年(三○五年)的八月或稍后就任丹阳太守，四个月后被陈敏逐走(《资治通鉴》卷八十六怀帝永嘉二年二月‘敏自率万余人讨卓’条，在‘正以顾丹阳、周安丰尔’一句下，胡三省注：‘敏以顾荣为丹阳太守。 ’知王旷让出丹阳太守后，陈敏令顾荣接替他。 )。 在朝廷纷争中，司马�把皇帝劫持到长安。 在关东的东海王司马越起兵反对司马�，琅邪王司马睿被司马越任命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 曾任司马越参军的王导，投奔司马睿，任平东司马。 司马越打败司马�，派人把皇帝从长安迎回洛阳，后又将其毒死，立皇太弟司马炽为帝。 永嘉元年(三�七年)，以太傅司马越辅政。 ‘八王之乱’到此进入尾声，它的后遗症是北方出现了几处称兵割据的动乱中心，留下西晋王朝灭亡的隐患。 永兴元年(三○四年)，匈奴族首领刘渊自称汉王，年号‘元熙’，攻下并州的太原、泫氏、屯留、长子、中都，与西晋的并州刺史刘琨屡次争夺各郡县。 永嘉元年，东莱人王弥起兵反晋，活跃于青、徐二州，太傅司马越征青州刺史王敦为中书监。 王敦竟然委弃公主而逃(《晋书·王舒传》：‘及敦为青州，舒往依焉。 时敦被征为秘书监，以寇难路险，轻骑归洛阳，委弃公主。 ’《王敦传》作：‘永嘉初，征为中书监。 于时天下大乱，敦悉以公主时侍婢百余人配给将士，金银宝物散之于众，单车还洛。 ’按永嘉初为三○七年，天下虽乱，从青州经琅邪至徐州，再去洛阳，道路尚通。 王敦委弃公主，单车而走，其原因不明，嗣后未再提公主事，似已死去。 )，回到家乡。 在一片混乱中，琅邪王司马睿决策南迁，被任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建邺。 从睿渡江者达百族之众。 后司马睿登基建立东晋王朝，使晋朝已断的国祚又延续了一百余年。 在司马睿决策南迁的过程中，王旷起了重要作用。 《晋书·王羲之传》载：‘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 ’晋人裴启《语林》(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考证，裴启于三六二年撰《语林》，正值王羲之逝世的第二年，时羲之子凝之、徽之、操之、献之俱在，夫人郗璇及内弟郗�NC924�，王导的几个儿子亦健在，此资料应属实。 又，在有关王旷的资料中，惟有此条记王旷字世宏(�ND447�字世将，彬字世儒)，亦可见资料之珍贵。 裴启《语林》后不传，此条录自《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四。 )对此事有极具体的记载：‘大将军、丞相诸人在此时闭户共为谋身之计。 王旷世宏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 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 ”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 ’这里，大将军指王敦，他晚年任大将军，虽然后来因造反而开棺戮尸，文献(尤其在小说中)资料习惯称他为大将军，同时，称王导为丞相。 永嘉元年九月，琅邪王司马睿及追随他渡江的各大家族到达建邺，并开始重组安东将军府。 军府中，容纳了一些江南名族，如以贺循为吴国内史，顾荣为司马，纪瞻为军祭酒，周�NFDB8�为仓曹属等，但也容纳了一些北方南来的名族子弟，如河东裴�(裴�，《晋书·裴楷传》作裴邵。 因此文引自《三国志》，故从《三国志》作裴�。 )。 《三国志·裴潜传》裴松之注引《晋诸公赞》：‘(裴)康子纯……次质……次�，有器望。 晋元帝为安东将军，�为长史。 侍中王旷与司马越书曰：“裴�在此，虽不治事，然识量弘淹，此下人士大敬附之”。 ’由王旷向司马越介绍安东军府中新进人士，可知他参加了军府组织工作。 大约在永嘉二年(三○八年)初，王旷任淮南内史。 惠帝元康元年(二九一年)以后，扬州十一郡，九郡在江南，只有淮南、庐江两郡在江北。 司马睿督扬州江南诸军事，还想掌握江北的要冲以屏障江南，便要表自己的亲信王旷掌握淮南郡的兵马，以分驻淮南的镇东将军周馥的兵权。 永嘉三年(三○九年)，汉刘渊部下王弥和刘聪攻壶关。 壶关是并州尚掌握在东晋手中的有限地区之一，依汉、晋兵力对比而言，势难守住。 但是掌握朝政的司马越却派兵去救壶关。 他放下离壶关较近的兖州、徐州兵马不调，偏派王旷率兵前往。 四月，王旷率将军施融、曹超，领兵三万渡河，准备长驱直入。 将军施融有作战经验，他劝王旷：胡兵围壶关，这里到壶关山高道险，能到得壶关，也只利于一战而胜，否则无法退回；万一胡兵路上设伏，我们道路不明，又是孤军深入，怕要吃亏。 不如退回河南，凭借大河防守，看清形势，再作打算。 王旷不听，反而斥责施融胆怯，阻挡兵马前进。 结果，大军在壶关南面的长平遭遇刘聪伏兵包围。 这是战国时秦将白起包围赵括四十万兵马的地方，王旷仓促迎敌，结果是全军大败，施融、曹超战死，王旷下落不明(以今日所见资料，除为伪托羊欣的《笔阵图》外，没有记载王旷北援上党失败后事迹的任何公私史料。 依理推断，《晋书》只记施、曹二将战死，显然是王旷未战死，也未逃回。 倘若如今人之所谓失踪，当时不封赠，以后知其死，�也�当有赠官，而文献资料都只记其最后的官职淮南内史。 《晋书》不为他立传，似乎由于司马睿有意隐讳其事，或《王氏谱》中消去了有关素材，甚至羲之《誓墓文》中也未说父亲因何而死，死于何时，因此成为疑案。 )。 从此，东晋王朝一切大事件中，他再也没有出现过。 第二年，淮南内史已经换上裴硕。 此后，王导、王敦一文一武，帮助司马睿先在扬州，后陆续在荆州及江州站稳脚跟。 永嘉五年(三一一年)匈奴族刘曜攻陷洛阳，俘晋怀帝司马炽。 六年，司马邺被立为太子，建行台于长安。 又次年(三一三年)四月，司马邺被拥立为皇帝，改元‘建兴’。 因为兵少力弱，无力控制长江以南，便以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 建兴三年(三一五年)，又加司马睿为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 这年九月，刘曜攻长安，司马邺投降。 西阳王司马�NC62C�、王导等劝司马睿即皇帝位，司马睿因司马邺尚在，不便称帝，只称晋王，然而却大赦，改元，封拜百官，俨然是一朝皇帝登基。 王导被任命为骠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书监，录尚书事。 王敦为大将军、江州牧。 建武元年(三一七年)十二月，刘聪杀司马邺。 次年(三一八年)三月，司马睿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兴’，文武增位二等。 王导、王敦拥立司马睿即位有功，受到司马睿的极度宠信，甚至在他登御床时，也要王导同坐。 此时，王氏家族盛极一时，成为江左第一大族，有‘王与马，共天下’之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