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1月21日报道 据路透社11月20日报道，欧洲芯片制造商意法半导体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让-马克·谢里20日宣布了与中国代工企业华虹公司合作的新计划，称在中国拥有当地制造能力对其竞争地位至关重要。
谢里的这一宣布正值欧洲、美国和中国要求增加本地芯片制造之际，且许多芯片公司正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扩展业务，以服务亚洲市场。
但谢里表示，中国是最大和最具创新性的电动汽车市场，中国市场对其公司来说不可或缺，且仅从外部进行竞争是不可能获胜的。
谢里说：“如果我们把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让给工业或汽车领域的另一家公司，那么中国公司将成为其本土市场的主宰。如此巨大的中国国内市场将成为中国公司在其他国家竞争的绝佳平台。”
谢里还说，意法半导体公司正在将其从中国市场学到的最佳实践和技术应用于西方市场。他说：“传教士的故事结束了。”
意法半导体公司20日表示，它正与华虹公司合作，以期在2025年底前在深圳生产40纳米制程的微控制器单元。
意法半导体公司制造部门负责人法比奥·瓜兰德里斯说，公司决定在中国生产芯片的其他原因还包括当地供应链的成本效益、兼容性问题以及政府限制风险。
此外，在其他任何地方生产芯片都意味着将错过中国快速的电动汽车发展周期。他说：“他们速度更快。如果你不在那里，你就无法及时作出反应。”（编译/林朝晖）
意法半导体有限公司标志（路透社资料图片）
综合分析外国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报业的作用与影响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报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技术，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以下是他们在中国近代报业中的作用和影响：1.介绍了西方思想和观念：外国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思想和观念，例如民主、人权、平等、自由等。 这些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具有革命性质，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2.传授了印刷技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印刷技术，使得报纸能够更快速地传播，增加了人们获取信息和交流的渠道。 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化传承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3.拓展了社会视野：外国传教士经常将社会新闻和国际新闻放在报纸的头版，扩大了中国读者对世界的了解和视野。 这有助于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促进国际化视角的发展。 4.培养了新型记者和：外国传教士培训了一批中国学生，他们成为了一批新型的记者和。 这些人在中国的报纸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报业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总的来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报业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化传承。
简述“西学东渐”在明代的表现？
近现代的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侵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华民族在晚清迎来了危局。 甲午战争前后，一系列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西方，抬眼望世界。 而实际上，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早在明清之际就已经展开了，但是为什么一直到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文人士大夫才开始想起学习西方？为什么在此之前的西学东渐未能帮助中国完成从封建农业国到强大现代国家的转变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问题。 中国近现代的大变局，其本质是由西方引起的，但是在客观上，是明清时期中国封建集权王朝未能跟随时代潮流，导致两个文化体系难以对话和互相进步。 这一点鲜明的体现在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上。 之所以说“西学”，这是因为它们在地理位置上更偏向于西方，而且当时的西方人以天主教传播为动力，带来了一系列西方的思想、知识和文化。 虽然这些东西看来是西方所有的文化核心了，但是这仍然不是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且当时的中国人也没有清楚地对传入的新东西作出宗教与世俗的划分，“天学”、“天教”、“西学”这样的名词成为人们指称新文化通用的术语，这就决定了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实际上是两个文化维度上，并不能互相理解的对牛弹琴，他们在对更深层的内容理解上存在偏狭，从而导致了西学东渐只是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次，未对中国造成实质的影响和变动。 。 “西学东渐”这一活动开始于1700年。 这一时期的西方已经步入了文艺复兴，达到了世俗神权的绝对统治，人的本性和本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而宗教变成人们世俗的约束，成为普遍的信仰，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尽管在经济总量上，它们当时还不能和明清时候的封建王朝国家相比，但是他们一开始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明清王朝急需赶上新的世界潮流。 而在此时进行的西学东渐让中国有了引进西学的客观需要和可能。 同时，西方各国陆续进行资本主义，并积极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其触角也伸展到中国。 因此，这一时期的大批的教会人员来华传教，他们带着种种复杂的目的，希望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找到更多可能性。 在这些众多传教士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进入明朝的利马窦。 他将西方的科学，如几何学、农业学、宗教思想等一并带来中国，影响了当时的士大夫。 利马窦本人为了更好的在中国扎根，他努力研究汉学，学习中国文化，了解这一个庞大帝国人员的思想 、主张和观念风俗，因此他主张融通儒理，介绍西方学说。 所以，在和当时的士大夫交往上，他游刃有余，左右逢源，而其身上带有的西方神秘色彩也吸引了不少士大夫的注意。 他热衷并依赖于封建上流社会，通过他们扩大影响力。 当然，这种传教方式的选择绝不是出于主观上的喜好，而完全是对中国社会的适应。 利玛窦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交友录》，将西方的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呈现于中国人的面前，使中国人对其产生了一定的认同感，他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当地其他教士，帮助他们适应中国的环境，以求其接纳。 他著名的神学书《天主实义》将天主比作佛教，以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的内容来“套”他们的教义。 这些使作为传教士、神学家的利马窦，非常成功地以非传教士的人世间贤明者的风范，赢得了晚明士林的尊敬。 利马窦等数百名西方传教士，从南到北，深入中国各地。 从当时宫廷中的皇帝、王公和大臣，到不少的思想家和学者，乃至社会各阶层，无不受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 以传教士为媒介，使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到欧洲的数学、天文、历史、地理、水利、大炮、机械等科技文化知识。 同时。 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不仅仅是西学东渐，而且通过传教士的介绍和传播，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以及文学艺术、中医、园林、建筑等都大量传入西方。 事实证明，在利马窦等耶稣会士千方百计将基督教义灌输给中国人的同时，自己思想。 里也濡染上了中华文明的因子。 这种文化的互馈，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也表现了明末来华耶酥会士的传播宗教与文化交流并举的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和当时儒家士大夫的交往，并未深入到改变思想的层次，也没有对各自文化中的深层次问题做探讨和分析，利玛窦只是在一味的以中国传统思想来“讨好”晚明士大夫，而晚明士大夫也从未改变他们的想法和观点，只是在具体的对科学和世界的理解上有一定的改变，并未造成深层次的观念变革。 比如他来华时期编撰的书目，所拥有的思想并没有什么超出儒家思想的新内容，它固然可以使晚明士林一时获得精神的兴奋，但是其内容要么跟晚明社会现实太过遥远而显的不可能，要么就是完全照搬传统儒家思想进行新的演绎，对于当时晚明社会走出封建困境没有实质帮助。 这一点晚明的思想家李贽有着更为深刻的洞察。 明末思想家李贽提出了不拘泥于儒家和佛家的思想，主张在阳明心学强调个性解放的基础上，加强思想批判性，将裂变了的晚明思想推到主体性高昂的极至。 李贽思想与当时的西学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他既肯定利马窦对儒家文化的接受，也认识到了自己思想与天主教教义的分歧。 从当时整个文化北京来看，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明朝自开国以来，就以儒家思想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尤以南宋朱熹的理学作为最高思想法则。 明中后期心学兴起，大力提倡个性解放和道德践履，它们更将儒学推到了一个比朱学更加流于空疏的境地。 因此，这就造成了晚明社会动荡的思想局面，社会因儒家思想而变得死气沉沉、僵硬无比，诸多思想变革家提出的方案则将这一境况推向了更加糟糕的历史进程中，晚明的西学东渐似乎可以帮助当时的士大夫完成在思想上的变革和对社会清醒的认识，但是由于东西方文化的错位和巨大差异，这种交流还没有深入到这一层面。 晚明时期，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一些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已企图用程朱学来修正王学，把强调道德实践和注意经世致用作为治学的指导思想。 它们着意把西学中的理念和社会治理的思想主张相联系，在认识到天主教与儒学的差异的基础上，刻意强调中西在精神上的一致性。 徐光启和复社中的知识分子，激烈批判了空疏学风，提倡实学，讲求经世致用。 这也与西方文化的不断传入对久为封闭的中国产生的影响有关系。 而且，东林学者对王学末流师心自用的主观意识泛滥的批判所表现出来的思想风貌和方法，与天主教具有一致性，因此东林学者很容易肯定和接受天主教。 但是他们仍然未能领会其中真正带有现代化意义的启蒙思想，而是着眼于对封建统治的修修补补。 明王朝灭亡后，当时的思想家将这一历史经验教训归结于思想上的问题，他们认为明朝的程朱理学和儒家僵化的体制有问题，因此他们在深刻的历史教训上，不遗余力地批判程朱理学和传统儒家思想中讲话大部分。 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 他们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革中，对明朝的灭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梁启超说：“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也其动机及其内容。 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 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敞之后，……炎武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 ”梁启超认为，顾炎武之所以能有如此高超的变革思想，有对晚明时局深刻而又细致的看法，是和他受到当时西学东渐的“崇实”精神相联系的，这种精神是兴除利弊的经世精神，放眼世界的科学精神，是承东林之绪而深受西学影响的结果。 顾炎武完成了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接受西学思想进步的一面，反思传统社会的弊端和不合理之处，看到了社会问题，但是他出发的根本点在于寻求合理的王朝灭亡解释，并且他遗民的思想让他对明亡耿耿于怀，寻找社会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对社会真正的关心，而是出于自我的精神需要。 他简单粗暴的否定程朱理学和儒家，未能在如何变革上提出具体有力的举措，思想体系不完整，他看到了问题，却没有办法找到问题背后真正的关键和解决办法。 与明王朝接纳西学不同，清朝统治者的愚昧和保守，大量晚明来中国的传教士被驱赶出国境。 康熙年间实行海禁，乾隆皇帝更是在中西思想交流上严格控制，推行海禁，严厉禁绝任何思想的传播和集会组织，致使中国封建社会直到鸦片战争前，一直在闭关锁国的愚昧状态下蹒跚不前。 但是，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冲突仍然贯穿于有清一代，形成清代思想学术的一大特色。 清代的西学传播和明代有着显著不同，明朝时期的西学传播杂乱无章，难以形成体系，但是传播规模大，影响深远。 但在清朝，西方宗教伦理与科学知识已完全划开，有人称前者为西教，称后者为西学。 明代西学更带有学术性和超越性的思想，而到了清朝，世俗和经验的知识成了影响中国社会的最主要因素。 清代西学的传播仅仅局限于皇宫大内之间，西学传教士和士大夫来往很少，他们只为皇帝服务，所传播和影响的地区也仅限于皇宫一人，皇帝对他们的态度则多傲慢，因他们传教的目的和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间，再加上满汉对立，从而加重了非我族类的排外色彩，传教士既不为士大夫所尊重，又不能取信于皇权，地位十分尴尬。 入清后，传教士才能的蜕化和西学中国化速度的加快，使西学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吸引力大大降低，西学传入的规模和内容均较明末有所不及。 康熙皇帝曾身体力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但是他仅仅把它当作个人的娱乐消遣，也未曾大规模推广，再加上当时西方的殖民侵略活动引起清朝的重视，开始渐渐不信任西学。 但这些只是在表面上的原因，其真正的原因，还在于 “西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价值体系难以相互认同。 中国文化基因中并不缺乏外来文化思想的影响，比如佛教的传播和接纳，反映了中国文化思想中包容的一面，但是这种包容，是以皇权稳固作为根基、以文化价值体系认同作为根本的。 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儒道佛三家并尊的文化价值体系，已经在明清之际得以固化，很难有大的改变。 而传教士本身自我也有一套成熟的体系与之对抗，而非融合，两者显示出了根本的对立，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是重视理论的探讨，而不重视宗教形式如何。 天主教传入中国时，宗教的形式早已确立，教条已确定，具有强烈的
急用~~~~~~~~詹天佑和宋庆龄的资料~~~~~~~
詹天佑詹天佑，字眷诚，江西婺源人。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在一个普通茶商家庭。 儿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 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 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 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 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目睹北美西欧科学 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 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 ”他怀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6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 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 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 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满腔热忱地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 但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 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 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 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 ”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 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 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 ‘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 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从战后到1888年，詹天佑儿经周折，转入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刚上任不久，詹天佑就遇到了一次考验。 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 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 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 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詹天佑是一个认真踏实的人，他分析总结了三个外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后，身着工作衣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P116）密测量。 夜晚，借着幽暗的油灯，又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反复分析比较，最后才确定桥墩的位置，并且大胆决定采用新方法——“压气沉箱法”来进行桥墩的施工。 詹天佑果然成功了滦河大桥建成了。 这件事震惊了世界：一个中国工程师居然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 詹天佑初战告捷后，立刻遇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 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 英俄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 英俄使臣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 ”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 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 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 ”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 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 詹天佑带着测量队，身背仪器，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 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 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 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应该出于工程人员之口。 ”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复勘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 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 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迭，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 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 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 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 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 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 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 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 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 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又继任了粤汉铁路督办兼总工程师。 这时，美国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要他亲自去美国参加授衔仪式。 为了全力参加祖国铁路建设，他放弃了这一荣誉。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 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 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詹天佑从事铁路事业三十多年，几乎和当时我国的每一条铁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 到晚年，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19年病逝。 周恩来同志曾高度评价詹天佑的功绩，说他是“中国人的光荣”。 宋庆龄宋庆龄，海南文昌县人。 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 宋庆龄青年时代追随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 她七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 宋庆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宋庆龄大事年表1893年 1月27日诞生于上海。 1907年 离上海到美国留学。 1913年 夏，毕业于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获文学士学位。 1914年 接替宋蔼龄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1915年 10月25日，与孙中山在东京结婚。 1918年 8月，同孙中山迁居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住宅。 辅佐孙中山著书立说。 1922年 6月16日，陈炯明叛变。 勇敢地留在总统府，掩护孙中山脱离险境。 1924年 1月20-30日，在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向国内外介绍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 1926年 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演说。 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7年 3月10-17日，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7月14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站在坚持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立场上与叛徒们决裂。 8月1日，支持南昌起义。 和毛泽东等22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蒋、汪集团背叛革命，号召革命人民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 1929年 4月，离德国柏林回国。 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的国葬仪式。 行前发表《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 1932年 12月，与鲁迅、蔡元培、杨铨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 1933年 9月30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大会。 1934年 4月20日，与何香凝等1779人联名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要求发动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 1936年 春，促成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之行。 5-6月间，与沈均儒、邹韬奋等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7年 2月中旬，同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团结抗日。 6月下旬，同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抗议蒋介石非法逮捕进步人士。 1938年 6月14日，邀集中外著名人士，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医疗救济和儿童福利工作。 1941年 12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 在香港沦陷前，乘最后一架班机离港抵渝，继续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1945年 9月，在重庆上清寺桂园张治中住所同毛泽东会见。 12月，离重庆回到上海。 组织中国福利基金会（即保卫中国同盟的后续组织），从事妇女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支持进步组织和民主力量。 1946年 7月23日，在上海发表声明，要求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 1948年 春，迁居到林森中路1803号住宅（即今淮海中路1843号上海宋庆龄故居）。 1949年 9月，受中共中央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2月，被推荐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1950年 4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 当选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8月，宣布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在妇女保健和少年儿童文化教育方面进行实验性、示范性的工作。 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 11月23日，出席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1951年 9月18日，在北京接受1950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 旋将10万卢布的奖金全部献出，交给中国福利会作为创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之用。 11月26日，出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大会。 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 1952年 年初，创办《中国建设》杂志，亲自指导该刊的、出版工作，把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全世界人民，以增进世界人民对新中国的友谊和了解。 10月，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当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12月11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1953年 1月13日，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 4月25日，出席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当选为中华全国民方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1954年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副委员长。 12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 1月，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 12月，访问印度。 1956年 1-2月，访问缅甸和巴基斯坦。 8月，访问印度尼西亚。 1957年 9月，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全国妇联第三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11月，随同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活动。 1959年 4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61年 5月11日，在上海寓所会见毛泽东。 1963年 4月，从上海到北京，居住在后海北沿46号住宅（即今北京宋庆龄故居）。 1964年 2月，同周恩来、陈毅一起访问锡兰。 1965年 1月，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66年 11月12日，在北京参加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大会，并发表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讲话。 1975年 1月13日，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78年 2月，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9月，出席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当选为全国妇女联合名誉主席。 1981年 5月8日，在北京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同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同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同月29日，因患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于晚8时18分在北京寓所逝世。 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决定举行国葬。 6月4日，根据宋庆龄的遗嘱，她的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