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晚间，贵阳银行发布了2024年三季报。果然不出投资者所料，贵阳银行又交出了营收净利双降的成绩单。
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贵阳银行实现营业收入109.37亿元，同比下降4.4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70亿元，同比下降6.81%。
对比近几年的三季报可以发现，109亿的营收，与2019年三季报的108亿不相上下；而39.7亿的归母净利润，还低于2019年三季报43亿，仅略高于2018年三季报的37亿。
这说明，贵阳银行的营收净利指标，已经双双跌回了5年前。
财经众议院注意到，业绩跌回5年前的贵阳银行，却连换了四任行长。从2018年底算起，先后有李忠祥、罗佳玲、夏玉琳、盛军担任行长，但贵阳银行的业绩却始终未见有明显起色。
这5年，固然有经济下行、净息差下降等外部不利因素，但处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中，有些银行却逆势实现营收净利增长的业绩，因此，将业绩徘徊不前完全归因于外部环境并不客观。
业绩的下降也是一张多米诺骨牌。贵阳银行20%左右的分红率，引发股东不满，在今年股东大会上，多项议案遭遇大比例反对票；上了“四重保险”的一笔高达4亿的贷款，最终还是打了水漂，业绩交流会上投资者对其管理水平的质疑在所难免。
贵阳银行，亟需改变。
三季报营收净利双降
营收下降，净利下降更快，贵阳银行所遭遇的困境，正是其营收结构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利息净收入依旧是贵阳银行的主要营收。2023年，贵阳银行的利息净收入占总营收比例长期徘徊在90%上下，今年前三季度降至80%左右，但仍然占比较高。
而在一些业绩具有韧性的银行，利息净收入占营收比重已经降到6成左右，比如，杭州银行、宁波银行。
从贵阳银行净息差来看，今年前三季度净息差为1.80%，而上年同期为2.14%，净利息收入的下降在所难免。
前三季度，贵阳银行的利息净收入为86.71亿元，同比减少15.61%，拖累营收同比下降4.42%。
贵阳银行今年三季报39.7亿的归母净利润，也是其自2019年三季报以来，首次跌破40亿元大关。
实际上，由于净利的下滑，加之分红率不高，在今年5月17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多项议案引发投资者不满。
数据显示，2023年度贵阳银行实现净利润为54.52亿元，加上账面未分配利润254.81亿元（上年结余未分配利润257.46亿元，因发放优先股现金股利减少未分配利润 2.65亿元）后，2023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309.33亿元。贵阳银行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2.9元人民币（含税）。分配的现金股利占当年归母净利润52.97亿元的20.02%。
股东大会上，《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审议结果显示，反对票的比例为3.5308%。5%以下股东，反对票的比例6.97%。
而在股东大会审议的11项议案中，有4项议案均遭到了超过10%的反对票。
此外，今年7月30日晚间，贵阳银行的一则诉讼进展公告曾引发媒体广泛关注。
贵阳银行一笔本息近4亿元的贷款，设置了高达4重的保障，既有抵押和担保，包括地产、公司股权及在建工程，还有公司股东的个人担保，但一分钱也没有收回。
贵阳银行公告称，“经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已发现的财产均已处置完毕，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在三季报中，贵阳银行再次公告了重大诉讼进展，称2024年7月收到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四任行长接力
与业绩5年回到原点相对应，从2018年底开始，贵阳银行行长进入频繁更换期。
2018年11月，贵阳银行时任行长李忠祥宣布因工作调动原因辞职。同年12月，原贵阳市金融办主任罗佳玲接任新行长。
半年后的2019年6月，罗佳玲任职资格还未得到监管部门批复就已提出辞职。2019年7月9日，原监事长张正海当选董事长，原70后副行长夏玉琳升任行长。
2021年5月19日，行长夏玉琳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员及行长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此后，夏玉琳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媒体报道的一则司法判决文书上。
夏玉琳辞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贵阳银行就确定了新行长人选。2021年6月16日，贵州银行发布公告称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盛军先生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的议案》。7月30日，盛军的行长任职资格得到监管层核准。
这意味着，从2018年11月至今，贵阳银行先后经历了李忠祥、罗佳玲、夏玉琳和盛军共4位行长。
公开资料显示，盛军出生于1970年2月，曾任中国工商银行贵州分行信贷管理部总经理、信贷与投资管理部总经理，中国工商银行贵州铜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贵州六盘水分行行长、党委书记等职位。
而与盛军搭班子担任董事长的张正海，具有监管背景，由监事长转任董事长，不过，张正海出生于1965年11月，还有一年将达到60岁的退休年龄。
张正海与盛军能否联手打破贵阳银行业绩增长的魔咒，业界拭目以待。
